第六十五章 共伯和摄政
周厉王见此非常高兴，告诉召公说：“我能消除百姓对我的议论，百姓再不敢有怨言。”
召公说：“这只是把他们的话堵塞回去而已。堵住百姓的嘴巴，要比堵住河流的害处更严重。水蓄积太多，河流一旦决口，所伤害的人一定很多；不让百姓说话，道理也是一样。所以，治水的人要疏通河流，使流水畅通；治理百姓的人要开放言论，使百姓敢说话。
因此天子治理国政，要使上至公卿、下到列士都能进献讽喻朝政得失的诗篇，乐官进献所映民情的乐曲，史官进献前代得失利弊的史书，太师进献有劝戒意义的文辞，然后由盲人乐师朗诵和宣读。百官可以直接进谏言，平民则可以把意见辗转上达天子，左右近臣要尽规谏的责任，内亲外戚要考察和弥补天子的过失，乐师和太史要负责教导、诲育天子。老臣汇集、整理各方面意见，然后君王斟酌考虑衡量取舍。这样政事施行起来就很顺当，不会违背常理。
百姓有嘴巴，就如同土地有山川，人类财富用度都从这里产生。百姓有嘴巴，又好比土地有饶田沃野，百姓衣服粮食也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百姓把话从嘴里说出来，善事加以推行，恶事加以阻止，这是能够产生财用衣食。百姓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什么，心里考虑好就去做。如果堵住他们的嘴巴，那么赞同你的，跟随你的能有几个呢？”周厉王却根本听不进任何劝阻。
百姓对周厉王十分痛恨，百官也在监督之下尸位素餐，周中央政权前所未有的虚弱。
bc842年，周厉王十一年，西戎此时再次入侵周境，对周境居民大肆掠夺，甚至侵入周都槐里（犬丘，又名废丘，陕西咸阳兴平市东南）周边。周国贵族不想为厉王出力，不复之前对付淮夷时的群策群力，周厉王也无力回天，贵族们乘机抵毁厉王无能。这次战败，使得之前对淮夷之战胜利的影响荡然无存，国人彻底失望。
bc841年，周厉王十二年，镐京的国人在部分贵族的暗中策动下集结起来，手持武器，汇成汹涌的洪流向王宫冲去，要杀周厉王。周厉王闻讯仓惶逃离镐京，沿渭水一直逃到彘(属霍国，山西临汾霍州市)。
国人攻进王宫，没有找到周厉王，转而寻找太子（姬）靖。召穆公将太子靖藏了起来，国人围住召穆公家，要召穆公交出太子。召公说：“先前，我多次劝谏君王，但君王不听，所以才造成这次的灾难。如果现在杀害太子，君王不会认为我把他当作仇人而发泄怨恨吗？事奉君主的人，即使处在危险之中，也不能仇恨怨怼，即使有责怪，也不能发怒，更何况是事奉天子呢？”召穆公被迫用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靖，国人杀召穆公之子，太子靖得以幸免遇难。
墨翟《墨子》：“暴王桀、纣、幽、厉，兼恶天下之百姓，率以诟天侮鬼，其贼人多，故天祸之，使遂失其国家，身死为僇于天下，后世子孙毁之，至今不息。”
司马迁《史记》：“幽厉昏乱，既丧酆镐。”
《王逸正部》：“幽、厉礼乐崩坏，诸侯力政，转相吞灭，德不能怀，威不能制。”
为了维护政权，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会杀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为什么周厉王则独享此名？在这里不妨把周厉王与历史上的另几位著名昏君比较一下，就会发现问题：
人们对桀、纣的结论是有具体内容的：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纣“好酒淫乐，嬖于妇人”、“以酒为池，县肉为林”。追求个人靡烂的生活，是一切昏暴帝王的共同点，然而对于周厉王，《国语》只载其“虐”，没有一种记载涉及到其个人生活的奢侈腐化、滥用民力的情况。
到清代，魏源的说法更集中地概括幽、厉二王的情况，《诗古微》说：“幽厉之恶，无大于亲小人，而幽则艳妻、奄寺，皆倾惑柔恶之人；厉则疆御、掊克、皆爪牙刚恶之人”。古人称西周昏王，向以幽厉并称，而以幽居前，于贬损之中，尚稍有区别，因为周幽王的罪恶比周厉王具体得多。魏源说的“疆御”，指的是周厉王的卿士、主管军事征伐的虢公长父；所说的“掊克”，指的是周厉王另一卿士、主管财政的荣夷公。称二人为“爪牙刚恶之人”，倒说明周厉王的这两个心腹在推行改革时的坚决态度。
周厉王是一个面对“积重难返局面”的改革家，他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方面都进行改革。但他的对立面是强大的旧贵族，加之他没有经验，改革牵涉到太多人的利益，以至于贵族不满，连“国人”也反对。他进行了一场失败的改革，但他的经验教训对后代的改革者是大有益处。
共伯和，统治时间：bc840--827年。
共国，为姬姓诸侯国，位于河南新乡辉县市。共国的国君为伯爵，姬姓，名和。
暴乱之后，朝政陷入一片混乱，厉王不得能到众臣和国人的支持，太子姬静“被杀”，实际是召公之子代死，但是不能声张。而召公、周公二位相国虽有实权，但并不想得到篡位的名声，所以尽管暂时主持朝政，但还是希望尽快选出新主。
这种情况下，召公与周公召集众多姬姓诸侯宗亲，会商处置办法，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公推素有德声的共伯和摄行天子事（号为共和）。
bc840年，周厉王十三年，共和元年，共伯和正式摄政，而厉王因居于彘，这里有汾水，被降封为汾王，实际上是被软禁于这里。
bc839年，周厉王十四年，共和二年，犬戎之一部皞狁部侵入宗周(丰镐、镐京)境内，劫掠镐京周围的财物及人口，甚至逼近镐京西城墙，被大臣武公派多友击退。
召公说：“这只是把他们的话堵塞回去而已。堵住百姓的嘴巴，要比堵住河流的害处更严重。水蓄积太多，河流一旦决口，所伤害的人一定很多；不让百姓说话，道理也是一样。所以，治水的人要疏通河流，使流水畅通；治理百姓的人要开放言论，使百姓敢说话。
因此天子治理国政，要使上至公卿、下到列士都能进献讽喻朝政得失的诗篇，乐官进献所映民情的乐曲，史官进献前代得失利弊的史书，太师进献有劝戒意义的文辞，然后由盲人乐师朗诵和宣读。百官可以直接进谏言，平民则可以把意见辗转上达天子，左右近臣要尽规谏的责任，内亲外戚要考察和弥补天子的过失，乐师和太史要负责教导、诲育天子。老臣汇集、整理各方面意见，然后君王斟酌考虑衡量取舍。这样政事施行起来就很顺当，不会违背常理。
百姓有嘴巴，就如同土地有山川，人类财富用度都从这里产生。百姓有嘴巴，又好比土地有饶田沃野，百姓衣服粮食也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百姓把话从嘴里说出来，善事加以推行，恶事加以阻止，这是能够产生财用衣食。百姓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什么，心里考虑好就去做。如果堵住他们的嘴巴，那么赞同你的，跟随你的能有几个呢？”周厉王却根本听不进任何劝阻。
百姓对周厉王十分痛恨，百官也在监督之下尸位素餐，周中央政权前所未有的虚弱。
bc842年，周厉王十一年，西戎此时再次入侵周境，对周境居民大肆掠夺，甚至侵入周都槐里（犬丘，又名废丘，陕西咸阳兴平市东南）周边。周国贵族不想为厉王出力，不复之前对付淮夷时的群策群力，周厉王也无力回天，贵族们乘机抵毁厉王无能。这次战败，使得之前对淮夷之战胜利的影响荡然无存，国人彻底失望。
bc841年，周厉王十二年，镐京的国人在部分贵族的暗中策动下集结起来，手持武器，汇成汹涌的洪流向王宫冲去，要杀周厉王。周厉王闻讯仓惶逃离镐京，沿渭水一直逃到彘(属霍国，山西临汾霍州市)。
国人攻进王宫，没有找到周厉王，转而寻找太子（姬）靖。召穆公将太子靖藏了起来，国人围住召穆公家，要召穆公交出太子。召公说：“先前，我多次劝谏君王，但君王不听，所以才造成这次的灾难。如果现在杀害太子，君王不会认为我把他当作仇人而发泄怨恨吗？事奉君主的人，即使处在危险之中，也不能仇恨怨怼，即使有责怪，也不能发怒，更何况是事奉天子呢？”召穆公被迫用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靖，国人杀召穆公之子，太子靖得以幸免遇难。
墨翟《墨子》：“暴王桀、纣、幽、厉，兼恶天下之百姓，率以诟天侮鬼，其贼人多，故天祸之，使遂失其国家，身死为僇于天下，后世子孙毁之，至今不息。”
司马迁《史记》：“幽厉昏乱，既丧酆镐。”
《王逸正部》：“幽、厉礼乐崩坏，诸侯力政，转相吞灭，德不能怀，威不能制。”
为了维护政权，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会杀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为什么周厉王则独享此名？在这里不妨把周厉王与历史上的另几位著名昏君比较一下，就会发现问题：
人们对桀、纣的结论是有具体内容的：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纣“好酒淫乐，嬖于妇人”、“以酒为池，县肉为林”。追求个人靡烂的生活，是一切昏暴帝王的共同点，然而对于周厉王，《国语》只载其“虐”，没有一种记载涉及到其个人生活的奢侈腐化、滥用民力的情况。
到清代，魏源的说法更集中地概括幽、厉二王的情况，《诗古微》说：“幽厉之恶，无大于亲小人，而幽则艳妻、奄寺，皆倾惑柔恶之人；厉则疆御、掊克、皆爪牙刚恶之人”。古人称西周昏王，向以幽厉并称，而以幽居前，于贬损之中，尚稍有区别，因为周幽王的罪恶比周厉王具体得多。魏源说的“疆御”，指的是周厉王的卿士、主管军事征伐的虢公长父；所说的“掊克”，指的是周厉王另一卿士、主管财政的荣夷公。称二人为“爪牙刚恶之人”，倒说明周厉王的这两个心腹在推行改革时的坚决态度。
周厉王是一个面对“积重难返局面”的改革家，他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方面都进行改革。但他的对立面是强大的旧贵族，加之他没有经验，改革牵涉到太多人的利益，以至于贵族不满，连“国人”也反对。他进行了一场失败的改革，但他的经验教训对后代的改革者是大有益处。
共伯和，统治时间：bc840--827年。
共国，为姬姓诸侯国，位于河南新乡辉县市。共国的国君为伯爵，姬姓，名和。
暴乱之后，朝政陷入一片混乱，厉王不得能到众臣和国人的支持，太子姬静“被杀”，实际是召公之子代死，但是不能声张。而召公、周公二位相国虽有实权，但并不想得到篡位的名声，所以尽管暂时主持朝政，但还是希望尽快选出新主。
这种情况下，召公与周公召集众多姬姓诸侯宗亲，会商处置办法，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公推素有德声的共伯和摄行天子事（号为共和）。
bc840年，周厉王十三年，共和元年，共伯和正式摄政，而厉王因居于彘，这里有汾水，被降封为汾王，实际上是被软禁于这里。
bc839年，周厉王十四年，共和二年，犬戎之一部皞狁部侵入宗周(丰镐、镐京)境内，劫掠镐京周围的财物及人口，甚至逼近镐京西城墙，被大臣武公派多友击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