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盟津会盟
帝辛四十七年（周武王六年，bc1055），内史向挚出走投奔周国。
帝辛自从与东夷的大规模会战开始之后，耗费将近20年时间，东征、南伐，倾全国之力以期灭掉百年来的大患。到了周武王六年的时候，才基本告一段落。
相传商军曾组织象队参战，经多次激烈战斗，终将东夷平定，俘虏众多夷人，以补充奴隶和兵员。特别是讨伐徐夷的胜利，把商朝的国土扩大到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沿海。帝辛对东南夷方各部的用兵，保卫了商朝的安全。
帝辛统一东南以后，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向东南传播，推动了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郭沫若在一首诗里说：“但缘东夷已克服，殷人南下集江湖，南方因之惭开化，国焉有宋荆与舒。”毛泽东在评价帝辛时说：“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统一东南，把东夷和平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
从帝乙到帝辛，商与东夷包括之前与夷方之战是一场漫长的、消耗极大的苦战，也使武乙之后已走下坡路的商朝国力大损。加速了商朝的灭亡，为居心叵测的周国取代商朝留下了可乘之机，故有“纣克东夷而陨其身”之说。
此时商王朝所有的精华已消耗殆尽，虽然是战胜者，俘虏、财货无数，但帝国已成空架子。在击败东夷之后，东夷各部依然叛服不定，所以商的主力（闻仲、飞廉统帅）不得不依然镇守在江淮一带，商朝内地一直比较空虚。
故而，以帝辛之英明强势，只能将周人在西部征伐视若不见，而是极力地消化战果，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抚平战争的创伤。而此时商朝内部的重要大臣都主张勤修德政，不要再与东夷残部交战，而帝辛的打算与他们不同，好不容易取得的战果不能付之流水，不想从东南撤军。一旦撤军，东夷又将死灰复燃，而且帝辛也对宗室亲贵们的立场抱以怀疑态度。
而商朝内地的空虚情况起初作为最高机密，并不为周国所知，直到内史向挚来投奔，周国才发觉有了可乘之机，但不能轻举妄动，必须作好万全准备，在商国无准备的情况之下发动突袭才有可能成功。
帝辛四十八年（周武王七年，bc1054），夷羊现身；二日并出。
夷羊，古指神兽、怪兽，也有说指土神，朝代将终的时候才会出现。二日并出表示新的王出现了，后世的说法天无二日指的就是百姓只能有一个主宰。而当时周国已经被帝辛赐予了九锡，建了灵台辟雍，说明周国作为外戚诸侯称王得到帝辛的默许。
这些似乎也是商朝亡国的征兆。
帝辛五十一年（周武王十年，bc1051）冬十一月戊子，经过四年的准备之后，姬发与姜子牙想继续完成姬昌的复仇大业，东征商国。
姬发率大军在周控制区视察防务，先西行至毕（程之北，陕西咸阳）祭奠文王陵墓，然后转而东行。在中军竖起写有父亲西伯昌名字的神主牌，用车子载着，置于中军，姬发自称“太子发”，表示是奉文王之命进行征伐，不敢自己专行。姬发昭告各官，要求大家谨敬虔信，自己承袭先人的德业，还明定赏罚，以更好地完成任务。
军队出师之际，被尊称为“师尚父”的姜子牙左手拄持黄钺，右手握秉白旄誓师，说：“苍兕苍兕，统领众兵，集结船只，迟者斩首。”
伯夷与叔齐拦住了正从毕开拔的大军，他们二人叩马而谏说：“以臣子身份来讨伐君主这能算作仁吗？”武王的卫兵要杀害他俩，军师姜尚劝解说：“这是讲义气的人呀，不要杀害他们。”就把他俩扶走了。
这次行动，一直到达孟津（河南洛阳孟津县），是武王即位后第一次大规模出师。此次观兵显然带有演习的性质，这便于熟悉地形和路线，以利于以后大军渡河北伐，也可试探商朝的虚实和诸侯的反应。诸侯都以为周将伐商，纷纷前来会盟，不期而至的有八百诸侯。人心向周、帝辛孤立无援的形势已形成，诸侯均力劝姬发立即向朝歌进军。诸侯都说：“是讨伐纣的时候了！”
但姬发和姜尚则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商汤时有1800诸侯之多，所以未足一半，商朝仍有追随者。在军队渡过黄河后又下令全军返回，可见周对商的忌惮。姬发说：“你们不知天命。”因时机还未完全成熟，还是班师回朝了。这次灭商预演，史称“孟津之会”或“孟津观兵”。
这次姬发与诸侯的会盟居然并没有被帝辛知道，可见商朝内部的统治已经因为伐东夷和内部斗争而受到严重削弱。
同年，帝辛对王室宗亲的猜忌已经达至顶峰，以箕子被软禁，比干被杀，微子出奔告终，而这三人在诸侯中都有威望，商朝内部统治经历了严重的分化后，摇摇欲坠。诸侯也对帝辛彻底失去期望。
箕子，名胥余，文丁的儿子，帝乙的哥哥，纣王的伯父，官太师，封于箕（辽西地区）。爵为子，故称箕子。哲学家、政治家、殷商思想文化的代表。
箕子与微子、比干，在殷商末年齐名，并称“殷末三仁”，在孔子《论语·微子》中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
箕子作为儒家前驱，其思想上承大禹，下开周公“明德保民”和孔子的“仁”。
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见微知著。
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衰象初显的时候，外表上轰轰烈烈，其实内囊却上来了，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史记宋微子世家载“纣为象箸而箕子唏”，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夫商之季世，纪纲之废，道德之堕极矣。”（王国维语）商朝的灭亡决不单单是纣王一个人的过失，而是整个国家民族沉迷在令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堕落习俗里面去了，如历代王朝末世一样。
帝辛自从与东夷的大规模会战开始之后，耗费将近20年时间，东征、南伐，倾全国之力以期灭掉百年来的大患。到了周武王六年的时候，才基本告一段落。
相传商军曾组织象队参战，经多次激烈战斗，终将东夷平定，俘虏众多夷人，以补充奴隶和兵员。特别是讨伐徐夷的胜利，把商朝的国土扩大到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沿海。帝辛对东南夷方各部的用兵，保卫了商朝的安全。
帝辛统一东南以后，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向东南传播，推动了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郭沫若在一首诗里说：“但缘东夷已克服，殷人南下集江湖，南方因之惭开化，国焉有宋荆与舒。”毛泽东在评价帝辛时说：“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统一东南，把东夷和平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
从帝乙到帝辛，商与东夷包括之前与夷方之战是一场漫长的、消耗极大的苦战，也使武乙之后已走下坡路的商朝国力大损。加速了商朝的灭亡，为居心叵测的周国取代商朝留下了可乘之机，故有“纣克东夷而陨其身”之说。
此时商王朝所有的精华已消耗殆尽，虽然是战胜者，俘虏、财货无数，但帝国已成空架子。在击败东夷之后，东夷各部依然叛服不定，所以商的主力（闻仲、飞廉统帅）不得不依然镇守在江淮一带，商朝内地一直比较空虚。
故而，以帝辛之英明强势，只能将周人在西部征伐视若不见，而是极力地消化战果，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抚平战争的创伤。而此时商朝内部的重要大臣都主张勤修德政，不要再与东夷残部交战，而帝辛的打算与他们不同，好不容易取得的战果不能付之流水，不想从东南撤军。一旦撤军，东夷又将死灰复燃，而且帝辛也对宗室亲贵们的立场抱以怀疑态度。
而商朝内地的空虚情况起初作为最高机密，并不为周国所知，直到内史向挚来投奔，周国才发觉有了可乘之机，但不能轻举妄动，必须作好万全准备，在商国无准备的情况之下发动突袭才有可能成功。
帝辛四十八年（周武王七年，bc1054），夷羊现身；二日并出。
夷羊，古指神兽、怪兽，也有说指土神，朝代将终的时候才会出现。二日并出表示新的王出现了，后世的说法天无二日指的就是百姓只能有一个主宰。而当时周国已经被帝辛赐予了九锡，建了灵台辟雍，说明周国作为外戚诸侯称王得到帝辛的默许。
这些似乎也是商朝亡国的征兆。
帝辛五十一年（周武王十年，bc1051）冬十一月戊子，经过四年的准备之后，姬发与姜子牙想继续完成姬昌的复仇大业，东征商国。
姬发率大军在周控制区视察防务，先西行至毕（程之北，陕西咸阳）祭奠文王陵墓，然后转而东行。在中军竖起写有父亲西伯昌名字的神主牌，用车子载着，置于中军，姬发自称“太子发”，表示是奉文王之命进行征伐，不敢自己专行。姬发昭告各官，要求大家谨敬虔信，自己承袭先人的德业，还明定赏罚，以更好地完成任务。
军队出师之际，被尊称为“师尚父”的姜子牙左手拄持黄钺，右手握秉白旄誓师，说：“苍兕苍兕，统领众兵，集结船只，迟者斩首。”
伯夷与叔齐拦住了正从毕开拔的大军，他们二人叩马而谏说：“以臣子身份来讨伐君主这能算作仁吗？”武王的卫兵要杀害他俩，军师姜尚劝解说：“这是讲义气的人呀，不要杀害他们。”就把他俩扶走了。
这次行动，一直到达孟津（河南洛阳孟津县），是武王即位后第一次大规模出师。此次观兵显然带有演习的性质，这便于熟悉地形和路线，以利于以后大军渡河北伐，也可试探商朝的虚实和诸侯的反应。诸侯都以为周将伐商，纷纷前来会盟，不期而至的有八百诸侯。人心向周、帝辛孤立无援的形势已形成，诸侯均力劝姬发立即向朝歌进军。诸侯都说：“是讨伐纣的时候了！”
但姬发和姜尚则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商汤时有1800诸侯之多，所以未足一半，商朝仍有追随者。在军队渡过黄河后又下令全军返回，可见周对商的忌惮。姬发说：“你们不知天命。”因时机还未完全成熟，还是班师回朝了。这次灭商预演，史称“孟津之会”或“孟津观兵”。
这次姬发与诸侯的会盟居然并没有被帝辛知道，可见商朝内部的统治已经因为伐东夷和内部斗争而受到严重削弱。
同年，帝辛对王室宗亲的猜忌已经达至顶峰，以箕子被软禁，比干被杀，微子出奔告终，而这三人在诸侯中都有威望，商朝内部统治经历了严重的分化后，摇摇欲坠。诸侯也对帝辛彻底失去期望。
箕子，名胥余，文丁的儿子，帝乙的哥哥，纣王的伯父，官太师，封于箕（辽西地区）。爵为子，故称箕子。哲学家、政治家、殷商思想文化的代表。
箕子与微子、比干，在殷商末年齐名，并称“殷末三仁”，在孔子《论语·微子》中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
箕子作为儒家前驱，其思想上承大禹，下开周公“明德保民”和孔子的“仁”。
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见微知著。
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衰象初显的时候，外表上轰轰烈烈，其实内囊却上来了，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史记宋微子世家载“纣为象箸而箕子唏”，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夫商之季世，纪纲之废，道德之堕极矣。”（王国维语）商朝的灭亡决不单单是纣王一个人的过失，而是整个国家民族沉迷在令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堕落习俗里面去了，如历代王朝末世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