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武丁征虎方
武丁三十二年（bc1302）夏天，武丁派妇好伐鬼方。双方相持不下，位于南方的虎方（南蛮的一支，故南巢地，安徽寿县）趁机启图攻打商朝，正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武丁为解除商朝背后的虎方的威胁，发动了旨在解除后方威胁的荆楚之战。
此战由武丁亲自挂帅，发动了大规模南讨，征服了汉南地区的曾国等二十多个方国，战果辉煌，史载：“达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
为了巩固胜利成果，商王武丁率兵亲临盘龙城（湖北武汉黄陂区），立南使，加强南戍的力量，以震慑南邦虎方。
甲骨文中作为国族名称的虎，有虎侯和虎方二种记录，虎侯是商王的近臣，其领地在王畿之内的庸，商王也时常到虎地视察，虎方则是商王朝以外的方国。
虎王为被大禹击败的三苗后裔苗瑶族为中心的南蛮建立的政权之一，其范围包括长江以南、南岭以北、鄱阳湖--赣江流域以西、洞庭湖--湘江流域以东的地区（古三苗聚居地区）。吴城是虎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这个王国已经筑起了土城（即吴城，江西宜春樟树市）、创造了文字，是一个强大的政治集团，以长江为天然屏障，阻止了商朝的南进，使得本地区的商代文化自成系统、独立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南土青铜文化。吴城文化和费家河类型商文化便是虎方的考古学文化。这两个类型商文化均带有浓厚的中原商文化因素，又具有鲜明的地方土著特色，是一支自成系统的南土土著青铜文化，而且中原因素和地方特色所占的比例在地理分布上又有差别，愈往北，中原因素愈浓，愈往南，土著特色愈明显，这一特征与虎方既与商王朝有接触，又没有被臣服的事实正好相符。
商王为了征伐虎方，卜问是向先祖大（太）甲还是祖丁、祖甲举行告祭才能得到保佑，取得胜利。太甲、祖丁、祖甲都是商王朝的名君，被视为战神，商王因战事向他们举行告祭，仅见于征伐鬼方、土方等少数劲敌，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虎方也很强大，商王对此很慎重，而且，卜辞中伐虎方仅此一条，这是因为商王武丁此次伐虎方之役失利，以后的商王不敢贸然行事，这正是甲骨文中伐虎方之事少见的原因所在。
由“蚩尤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的记载，可知虎方的采矿业早在夏初就已产生，其渊源甚早，铜岭j号竖井也是目前国内乃至国际上最早的采铜遗存。虎方丰富的铜矿资源和源远流长的采矿术正是其青铜文化繁荣发达的深厚的基础。
虎方青铜冶铸术的一个特点是红铜与青铜并用。红铜器也称紫铜器，一般也认为是冶铜原始阶段的特征，可是，在青铜冶铸水平高度发达的虎方，商周时期仍很盛行。如湖南出土的大铜铙、江西吴城出土的铜鼎足等器物，铜的含量都在90%以上，有的甚至超过99%，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大钺上还使用了错红铜装饰工艺，这是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错金技术实物。红铜熔点低，难以成形，虎方先民却制造了造型精美，器型高大的红铜器，从一个侧面说明他们已掌握了很高的冶铜技术。
殷人对觚爵的迷信程度，众所周知，但是在虎方发掘的器物中，缺少觚爵类酒器，从深层向我们表明：虎方与中原殷人并非同族，分属不同的政治集团，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
进入商代晚期的虎方，已产生了国家政权，统治者为了加强和神化自己的统治，引进了中原地区的礼仪制度，礼器便是统治者通过对祭祀的独断实现神权统治的保障。
文字是人类文明产生的重要标志，商代的虎方，已有自己的文字系统。其构形与结体方式与同期中原地区甲骨文、金文中的同类字完全相同，属同一文字系统。
在夏末商初，中原文字传入此地，使这里的文化开始发生变化，至商代晚期，中原文字系统已在这里推广，为下层人民所接受。
综上所述，在彭蠡以西、洞庭以东的平原地区，继“三苗”而起的是虎方文化。虎方的陶器群、铜器群与中原商文化有质的差异，无论是下层群众使用的陶器的组合，还是上层统治者使用的青铜礼器的组合，都与中原殷商民族习惯的组合明显不同，这种差别并不是同一种文化空间分布上的差异，而是创造这两种文化的主人所遵循的礼制不同的写照，是民族同共体不同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虎方文化不是商文化，至多只能称为商代文化。不过，虎方文化中还是带有浓厚的中原商文化因素，尤其是在青铜容器和文字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这可能是虎方在上层建筑方面向中原学习的结果，这也是经济发达而上层建筑落后的民族在国家形态上的一种特征。
商代的虎方，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统治者为了加强和神化自己的统治，借鉴中原殷商民族先进的上层建筑，以适应本地区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的需要，当然，虎方统治者对中原文化的借鉴、吸收是有选择的，以不改变本地的社会风俗习惯为前提条件。虎方晚商段文化中土著因素占主导地位，这一现象又向我们表明他们已消化了中原的先进文化因素，成功地完成了政治体制的移植，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国力日渐壮大。
最近的考古材料表明，商王朝势力退出江汉平原后，虎方有可能乘机北进。湖北武汉市阳逻县香炉山遗址出土的早商段文物与中原殷商文化完全一致；晚商段文物则带有明显的南土地方文化因素。
虎方文化的推定，对我们正确认识商代文明无疑是很有帮助的。过去学术界流行的观点是商文化铁板一块，在哪里发现了商式文物，就把它划入商王朝的版图。近十几年来的田野考古出土材料表明商文化周围分布着很多与其平行发展的地方土著文化，如北方的夏家店文化、西方的光社文化，西南的三星堆文化、南方的虎方文化、东方的岳石文化等。商文化是多元的，并非只有中原一个中心，中原商文化与周边方国文化相互交流、相互促进，从而形成了灿烂的殷商文明。
此战由武丁亲自挂帅，发动了大规模南讨，征服了汉南地区的曾国等二十多个方国，战果辉煌，史载：“达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
为了巩固胜利成果，商王武丁率兵亲临盘龙城（湖北武汉黄陂区），立南使，加强南戍的力量，以震慑南邦虎方。
甲骨文中作为国族名称的虎，有虎侯和虎方二种记录，虎侯是商王的近臣，其领地在王畿之内的庸，商王也时常到虎地视察，虎方则是商王朝以外的方国。
虎王为被大禹击败的三苗后裔苗瑶族为中心的南蛮建立的政权之一，其范围包括长江以南、南岭以北、鄱阳湖--赣江流域以西、洞庭湖--湘江流域以东的地区（古三苗聚居地区）。吴城是虎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这个王国已经筑起了土城（即吴城，江西宜春樟树市）、创造了文字，是一个强大的政治集团，以长江为天然屏障，阻止了商朝的南进，使得本地区的商代文化自成系统、独立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南土青铜文化。吴城文化和费家河类型商文化便是虎方的考古学文化。这两个类型商文化均带有浓厚的中原商文化因素，又具有鲜明的地方土著特色，是一支自成系统的南土土著青铜文化，而且中原因素和地方特色所占的比例在地理分布上又有差别，愈往北，中原因素愈浓，愈往南，土著特色愈明显，这一特征与虎方既与商王朝有接触，又没有被臣服的事实正好相符。
商王为了征伐虎方，卜问是向先祖大（太）甲还是祖丁、祖甲举行告祭才能得到保佑，取得胜利。太甲、祖丁、祖甲都是商王朝的名君，被视为战神，商王因战事向他们举行告祭，仅见于征伐鬼方、土方等少数劲敌，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虎方也很强大，商王对此很慎重，而且，卜辞中伐虎方仅此一条，这是因为商王武丁此次伐虎方之役失利，以后的商王不敢贸然行事，这正是甲骨文中伐虎方之事少见的原因所在。
由“蚩尤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的记载，可知虎方的采矿业早在夏初就已产生，其渊源甚早，铜岭j号竖井也是目前国内乃至国际上最早的采铜遗存。虎方丰富的铜矿资源和源远流长的采矿术正是其青铜文化繁荣发达的深厚的基础。
虎方青铜冶铸术的一个特点是红铜与青铜并用。红铜器也称紫铜器，一般也认为是冶铜原始阶段的特征，可是，在青铜冶铸水平高度发达的虎方，商周时期仍很盛行。如湖南出土的大铜铙、江西吴城出土的铜鼎足等器物，铜的含量都在90%以上，有的甚至超过99%，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大钺上还使用了错红铜装饰工艺，这是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错金技术实物。红铜熔点低，难以成形，虎方先民却制造了造型精美，器型高大的红铜器，从一个侧面说明他们已掌握了很高的冶铜技术。
殷人对觚爵的迷信程度，众所周知，但是在虎方发掘的器物中，缺少觚爵类酒器，从深层向我们表明：虎方与中原殷人并非同族，分属不同的政治集团，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
进入商代晚期的虎方，已产生了国家政权，统治者为了加强和神化自己的统治，引进了中原地区的礼仪制度，礼器便是统治者通过对祭祀的独断实现神权统治的保障。
文字是人类文明产生的重要标志，商代的虎方，已有自己的文字系统。其构形与结体方式与同期中原地区甲骨文、金文中的同类字完全相同，属同一文字系统。
在夏末商初，中原文字传入此地，使这里的文化开始发生变化，至商代晚期，中原文字系统已在这里推广，为下层人民所接受。
综上所述，在彭蠡以西、洞庭以东的平原地区，继“三苗”而起的是虎方文化。虎方的陶器群、铜器群与中原商文化有质的差异，无论是下层群众使用的陶器的组合，还是上层统治者使用的青铜礼器的组合，都与中原殷商民族习惯的组合明显不同，这种差别并不是同一种文化空间分布上的差异，而是创造这两种文化的主人所遵循的礼制不同的写照，是民族同共体不同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虎方文化不是商文化，至多只能称为商代文化。不过，虎方文化中还是带有浓厚的中原商文化因素，尤其是在青铜容器和文字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这可能是虎方在上层建筑方面向中原学习的结果，这也是经济发达而上层建筑落后的民族在国家形态上的一种特征。
商代的虎方，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统治者为了加强和神化自己的统治，借鉴中原殷商民族先进的上层建筑，以适应本地区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的需要，当然，虎方统治者对中原文化的借鉴、吸收是有选择的，以不改变本地的社会风俗习惯为前提条件。虎方晚商段文化中土著因素占主导地位，这一现象又向我们表明他们已消化了中原的先进文化因素，成功地完成了政治体制的移植，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国力日渐壮大。
最近的考古材料表明，商王朝势力退出江汉平原后，虎方有可能乘机北进。湖北武汉市阳逻县香炉山遗址出土的早商段文物与中原殷商文化完全一致；晚商段文物则带有明显的南土地方文化因素。
虎方文化的推定，对我们正确认识商代文明无疑是很有帮助的。过去学术界流行的观点是商文化铁板一块，在哪里发现了商式文物，就把它划入商王朝的版图。近十几年来的田野考古出土材料表明商文化周围分布着很多与其平行发展的地方土著文化，如北方的夏家店文化、西方的光社文化，西南的三星堆文化、南方的虎方文化、东方的岳石文化等。商文化是多元的，并非只有中原一个中心，中原商文化与周边方国文化相互交流、相互促进，从而形成了灿烂的殷商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