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九章 摇撼江西
沈葆桢的投降开启了传统知识阶层对我所经营的“太平天国”的认同，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然而就在我任命沈为总制时，全国上下对此却一片哗然，很多人“义愤填膺”，站出来指责沈氏夫妇背弃忠义、认贼父。曾国藩、左宗棠等一干大儒叫得最凶，清廷为此还特地重新启用了之前在景德镇被我挫败的左宗棠，让他继续领导楚军在江西与我战。
然而左宗棠已经被贬到福州去了，一时半会儿不能集结，湘军主力现在又全在武汉那边，所以乘势拿下抚州和吉安，从南面拱卫我的江西根据地成为了我的当务之急。
于是稳住了鹰潭城后，我立即集结大军重返抚州，之前我曾经留了一支大约一万人的部队在抚州城下监视江西巡抚耆龄的一举一动，正是由于这支人马的存在使得耆龄没敢支援鹰潭，现在耆龄正和他那八千守军龟缩在城内。
我当即指挥大军一齐开往抚州城下，就在周国虞请示我是不是要率部合围这座城时，刘继盛笑着说道：“依卑职看殿下不如留南门给那耆龄突围，然后殿下率一支人马在道上设伏，这样那耆龄必能手到擒来。”
“好主意，反正我看这耆妖早就没胆了，他一定不会死守城池。”我笑着说道。
结果与我预想的基本一样，耆龄抢在我的大军即将赶来之际率领几百骑人马又一次以“南下视察”为由逃离了抚州，为了向朝廷表明自己是因公不在抚州而不是主动弃守，他特地留了自己的两员心腹副将继续负责抚州城的防务。
然而没了统帅，抚州的防御意志也瞬间瓦解，其中一位副将许生昌认为大势已去主张投降，另一员副将林保则坚决反对投降；二人僵持不下；林保竟率部下袭杀了许企图继续负隅顽抗，而许的部下则大为惶恐与不满，他们当夜送了降书与我约定第二天晚上打开城门。
于是我向刘继盛征求意见，刘继盛的情报显示前两天在抚州城内的清军确实发生了火并，林保杀了同僚许生昌，闹得许的部下人心惶惶，看来这封降书是真的。
于是我喜出望外，立即命令周国虞整军准备入城，又令赖文光率部五千在南面树林里埋伏以防城内的清军突围；第二天晚上抚州城果然城门大开，就在我还在临阵犹豫是否有诈时周国虞已经率部一马当先冲了进去，很快全城就被喊杀声充斥。见到守城清军已是溃败之势我终于放心了，传令全军加紧扑灭抵抗稳定全城局势。
事实上抚州城里也没有发生什么抵抗，甚至连巷战都没有出现。那副将林保早率领亲信千余人马从南门突围出去了。
城南的树林里赖文光率部杀出把企图逃跑的清军拦腰截断，一阵厮杀之后林保部留下几百具尸体，仓皇地逃走了。这一晚我军用一场大胜告诉抚州城也告诉了沈葆桢谁才是这里的真正主人。
于是我把沈葆桢一家接到了抚州，把抚州知府衙门改装成了沈的赣南总制府，由沈坐镇抚州为我管理赣中根据地。之所以让沈葆桢在这里守着是为了让他从南面拱卫南昌，这样一来清军要想图谋南昌从背面必经我九江，从南面必由我抚州；林启荣、沈葆桢一北一南基本上可以宣告了我江西属地的安全。
然而我还是不放心，毕竟抚州南面还有大片开阔的土地，既然来了不一并打下来实在是太过可惜，于是我分兵三路，由我本人和周、赖二人各领一路人马南下，沿途的县城纷纷投降，几天的功夫我军主力已在赣南重镇吉安城外会师。
大概是知道我此行的目的是打吉安，耆龄逃走时虽路过但根本没有进吉安城，他直接去了更南面的赣州，吉安城对于将要到来的战事是有准备的，但吉安知府手中只有千余守军，守城无疑是螳臂当车。
于是对于这座城市我也不废话，围攻三天后城下，知府自尽，全军进占吉安城。
现在江西境内的清军只剩下散兵游勇了，各部极度分裂再也组织不起来了，而清军的据点也只剩下最南面的赣州城和东边的上饶城两处了，大部分江西清军尤其是沈葆桢部都在此次军事行动中覆灭，全省境内残余的清军总数不超过两万。
“殿下您是否要继续南下进攻赣州一举肃清妖军呢？”周国虞激动地问道。
吉安的府衙内，诸将惬意地商讨着接下来的计划，连日的胜利让大家都信心十足，不少人难免滋生了骄躁之气。
“刘宰辅意下如何？”我把头转向了刘继盛。
“殿下，诸位将军，据卑职的情报所显，现在曾妖头和他的湘军主力已经在武汉地区集结了，其总数不下十万，且有东犯我九江之势，所以卑职以为我军如果继续南下恐战线过长且不利于与湘军战，所以卑职主张留部分人马固守新下的地盘，然后我军主力回师北面再战湘军。”刘继盛说道。
“卑职也同意刘宰辅的看法，江西最富庶的地区已被我军掌控，那耆妖已不成气候，北面的曾妖头才是我们真正需要考虑的！”赖文光说道。
“二位说得有道理，诸位没有异议的话我们明日就起程回去。”我说道。诸将都表示赞同。
于是这次江西之役算是圆满结束了，我率领得胜之师经由抚州、南昌返回九江，至于赣中根据地，则交给了沈葆桢和朱洪音二位替我经营，天地会、边钱会之类的周边反清势力纷纷来投，在这一地区又为我增添了一支一万多人的守备力量，朱洪音、沈葆桢等负责指挥他们守备我的江西根据地我也算放心。
俗话说“打江山易守江山难”，现在虽打下了大片地盘，但要想将之发展成为我最有力的后援地就还需用心经营，所以我在南昌府召集了包括朱洪音、沈葆桢等江西地方官吏进行商讨。
“殿下，依卑职之见我们应当没收那些大户人家的钱财土地，将之分给广大的贫穷百姓！”朱洪音说道，说完还狠狠地瞪了一旁的沈葆桢一眼，毕竟这里只有沈出身于地主阶级，农民起义出身的朱洪音自然对他不屑。
这样的冷遇沈葆桢早有预料，所以他并不在意朱洪音的敌意，“殿下不可啊，朱总制的想法太过简单，殿下您明鉴，如果这么做我军将大大得罪一大部分读书人，那时他们必会联合起来反对我们；所以卑职以为殿下虽有心扶助贫困，但还应循序渐进，不能指望一蹴而就，要尽量顾及各方面阶层的感受。”沈葆桢缓缓说道。
朱洪音见此状况更为愤怒了，他厉声说道：“沈总制，我们这里是太平天国，我们不同于你原来的那满清妖孽政府，我们奉行的是‘等贵贱均贫富’，清妖那套在这里不兴！”
朱洪音还欲再说，我立即挥手阻止，说道：“两位说得都有道理，但眼下我们正与清妖争夺全国政权，‘太平天梦’这一理想不可能马上实现，所以本王认为还是沈总制的看法较为合理。”
我不是经济学家，但也能看出来沈葆桢为前江西按察使、广信知府，在具体治理方面要强于草莽出身的朱洪音，于是我选择了赞成沈葆桢。
其实对于这里的经营我早有预想，在大家争执不下时，我拿出了自己的想法一锤定音，它的名字叫《土地改革兼社会福利法令》，这一法令自然是抄袭毛主席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早年在江西实行的政策，宣布土地为国家所有；由于长年战乱现在有大量无主土地，所以我要将这些土地分配给农民们，让他们恢复生产，而地主的土地我也暂不没收，只要大户人家愿意效忠于我，我可以让他们保留资产，但他们要承担更多的赋税，即向富人征更多税；比起太平军一来就背井离乡举家逃离，我的政策显然更能让大户人家们接受。由此我的政府掌握了更多财政后将用一部分发展社会福利，扶助贫困赈济之用，剩余的将用来发展近代工业。
“殿下，这真的是您想出来的吗？”沈葆桢、刘继盛、周竹岐等一干读书人都对我的这一法令赞叹不已，在当前这个两军交战势不两立的混乱局势下，我的这一法令无疑更能有效缓解社会矛盾，既能博得广大贫民的支持，也不至于让地主阶级站在完全对立面，比起什么《天朝田亩制度》自然是高明太多，更具实用性。
见众人都没有什么大的异议，我立即把这份文件交给沈葆桢予以实施，于是我任命沈葆桢为江西省省长。之前太平天国的地方官制是围绕总制建立的较为复杂的体系，据说其出于《周礼》，反正我对此始终搞不明白也不想去搞明白；在有了自己的地盘后我重新订立了地方官制，以总制治军，以省长治理日常行政与管理。
我调朱洪音为赣南三城总制负责赣南防务，由他本人坐镇吉安城以防南面的和东面的清军来犯，总理鹰潭、抚州和吉安三座军事重镇；沈葆桢则坐镇南昌做这个“省长”，来具体实施我的这个《土地改革兼社会福利法令》，负责为我经营管理。
稳定了江西根据地，我在日后与曾国藩、李秀成等实力较量时也就更有底气了。安排完了工，我便上刘继盛那里看看情报，情报显示曾国藩和他的湘军主力已经抵达了武汉，他们在武汉地区大量集结，稳定了那里的防御，正图谋东进；李秀成、李世贤兄弟挥师东征，由丹阳、镇江进入了苏常，并很快攻克常州，正在全力向苏州进军。
这些新闻大都在我意料之中，其中一条新闻令我略有震惊，即江南大营的统帅和春在江苏浒墅关自缢身亡，也算是为之前的屡战屡败以死谢罪，和春死了，张国梁退守无锡惠山大营继续与李氏兄弟对抗，现在也就他能延缓苏常之地落入李氏兄弟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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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左宗棠已经被贬到福州去了，一时半会儿不能集结，湘军主力现在又全在武汉那边，所以乘势拿下抚州和吉安，从南面拱卫我的江西根据地成为了我的当务之急。
于是稳住了鹰潭城后，我立即集结大军重返抚州，之前我曾经留了一支大约一万人的部队在抚州城下监视江西巡抚耆龄的一举一动，正是由于这支人马的存在使得耆龄没敢支援鹰潭，现在耆龄正和他那八千守军龟缩在城内。
我当即指挥大军一齐开往抚州城下，就在周国虞请示我是不是要率部合围这座城时，刘继盛笑着说道：“依卑职看殿下不如留南门给那耆龄突围，然后殿下率一支人马在道上设伏，这样那耆龄必能手到擒来。”
“好主意，反正我看这耆妖早就没胆了，他一定不会死守城池。”我笑着说道。
结果与我预想的基本一样，耆龄抢在我的大军即将赶来之际率领几百骑人马又一次以“南下视察”为由逃离了抚州，为了向朝廷表明自己是因公不在抚州而不是主动弃守，他特地留了自己的两员心腹副将继续负责抚州城的防务。
然而没了统帅，抚州的防御意志也瞬间瓦解，其中一位副将许生昌认为大势已去主张投降，另一员副将林保则坚决反对投降；二人僵持不下；林保竟率部下袭杀了许企图继续负隅顽抗，而许的部下则大为惶恐与不满，他们当夜送了降书与我约定第二天晚上打开城门。
于是我向刘继盛征求意见，刘继盛的情报显示前两天在抚州城内的清军确实发生了火并，林保杀了同僚许生昌，闹得许的部下人心惶惶，看来这封降书是真的。
于是我喜出望外，立即命令周国虞整军准备入城，又令赖文光率部五千在南面树林里埋伏以防城内的清军突围；第二天晚上抚州城果然城门大开，就在我还在临阵犹豫是否有诈时周国虞已经率部一马当先冲了进去，很快全城就被喊杀声充斥。见到守城清军已是溃败之势我终于放心了，传令全军加紧扑灭抵抗稳定全城局势。
事实上抚州城里也没有发生什么抵抗，甚至连巷战都没有出现。那副将林保早率领亲信千余人马从南门突围出去了。
城南的树林里赖文光率部杀出把企图逃跑的清军拦腰截断，一阵厮杀之后林保部留下几百具尸体，仓皇地逃走了。这一晚我军用一场大胜告诉抚州城也告诉了沈葆桢谁才是这里的真正主人。
于是我把沈葆桢一家接到了抚州，把抚州知府衙门改装成了沈的赣南总制府，由沈坐镇抚州为我管理赣中根据地。之所以让沈葆桢在这里守着是为了让他从南面拱卫南昌，这样一来清军要想图谋南昌从背面必经我九江，从南面必由我抚州；林启荣、沈葆桢一北一南基本上可以宣告了我江西属地的安全。
然而我还是不放心，毕竟抚州南面还有大片开阔的土地，既然来了不一并打下来实在是太过可惜，于是我分兵三路，由我本人和周、赖二人各领一路人马南下，沿途的县城纷纷投降，几天的功夫我军主力已在赣南重镇吉安城外会师。
大概是知道我此行的目的是打吉安，耆龄逃走时虽路过但根本没有进吉安城，他直接去了更南面的赣州，吉安城对于将要到来的战事是有准备的，但吉安知府手中只有千余守军，守城无疑是螳臂当车。
于是对于这座城市我也不废话，围攻三天后城下，知府自尽，全军进占吉安城。
现在江西境内的清军只剩下散兵游勇了，各部极度分裂再也组织不起来了，而清军的据点也只剩下最南面的赣州城和东边的上饶城两处了，大部分江西清军尤其是沈葆桢部都在此次军事行动中覆灭，全省境内残余的清军总数不超过两万。
“殿下您是否要继续南下进攻赣州一举肃清妖军呢？”周国虞激动地问道。
吉安的府衙内，诸将惬意地商讨着接下来的计划，连日的胜利让大家都信心十足，不少人难免滋生了骄躁之气。
“刘宰辅意下如何？”我把头转向了刘继盛。
“殿下，诸位将军，据卑职的情报所显，现在曾妖头和他的湘军主力已经在武汉地区集结了，其总数不下十万，且有东犯我九江之势，所以卑职以为我军如果继续南下恐战线过长且不利于与湘军战，所以卑职主张留部分人马固守新下的地盘，然后我军主力回师北面再战湘军。”刘继盛说道。
“卑职也同意刘宰辅的看法，江西最富庶的地区已被我军掌控，那耆妖已不成气候，北面的曾妖头才是我们真正需要考虑的！”赖文光说道。
“二位说得有道理，诸位没有异议的话我们明日就起程回去。”我说道。诸将都表示赞同。
于是这次江西之役算是圆满结束了，我率领得胜之师经由抚州、南昌返回九江，至于赣中根据地，则交给了沈葆桢和朱洪音二位替我经营，天地会、边钱会之类的周边反清势力纷纷来投，在这一地区又为我增添了一支一万多人的守备力量，朱洪音、沈葆桢等负责指挥他们守备我的江西根据地我也算放心。
俗话说“打江山易守江山难”，现在虽打下了大片地盘，但要想将之发展成为我最有力的后援地就还需用心经营，所以我在南昌府召集了包括朱洪音、沈葆桢等江西地方官吏进行商讨。
“殿下，依卑职之见我们应当没收那些大户人家的钱财土地，将之分给广大的贫穷百姓！”朱洪音说道，说完还狠狠地瞪了一旁的沈葆桢一眼，毕竟这里只有沈出身于地主阶级，农民起义出身的朱洪音自然对他不屑。
这样的冷遇沈葆桢早有预料，所以他并不在意朱洪音的敌意，“殿下不可啊，朱总制的想法太过简单，殿下您明鉴，如果这么做我军将大大得罪一大部分读书人，那时他们必会联合起来反对我们；所以卑职以为殿下虽有心扶助贫困，但还应循序渐进，不能指望一蹴而就，要尽量顾及各方面阶层的感受。”沈葆桢缓缓说道。
朱洪音见此状况更为愤怒了，他厉声说道：“沈总制，我们这里是太平天国，我们不同于你原来的那满清妖孽政府，我们奉行的是‘等贵贱均贫富’，清妖那套在这里不兴！”
朱洪音还欲再说，我立即挥手阻止，说道：“两位说得都有道理，但眼下我们正与清妖争夺全国政权，‘太平天梦’这一理想不可能马上实现，所以本王认为还是沈总制的看法较为合理。”
我不是经济学家，但也能看出来沈葆桢为前江西按察使、广信知府，在具体治理方面要强于草莽出身的朱洪音，于是我选择了赞成沈葆桢。
其实对于这里的经营我早有预想，在大家争执不下时，我拿出了自己的想法一锤定音，它的名字叫《土地改革兼社会福利法令》，这一法令自然是抄袭毛主席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早年在江西实行的政策，宣布土地为国家所有；由于长年战乱现在有大量无主土地，所以我要将这些土地分配给农民们，让他们恢复生产，而地主的土地我也暂不没收，只要大户人家愿意效忠于我，我可以让他们保留资产，但他们要承担更多的赋税，即向富人征更多税；比起太平军一来就背井离乡举家逃离，我的政策显然更能让大户人家们接受。由此我的政府掌握了更多财政后将用一部分发展社会福利，扶助贫困赈济之用，剩余的将用来发展近代工业。
“殿下，这真的是您想出来的吗？”沈葆桢、刘继盛、周竹岐等一干读书人都对我的这一法令赞叹不已，在当前这个两军交战势不两立的混乱局势下，我的这一法令无疑更能有效缓解社会矛盾，既能博得广大贫民的支持，也不至于让地主阶级站在完全对立面，比起什么《天朝田亩制度》自然是高明太多，更具实用性。
见众人都没有什么大的异议，我立即把这份文件交给沈葆桢予以实施，于是我任命沈葆桢为江西省省长。之前太平天国的地方官制是围绕总制建立的较为复杂的体系，据说其出于《周礼》，反正我对此始终搞不明白也不想去搞明白；在有了自己的地盘后我重新订立了地方官制，以总制治军，以省长治理日常行政与管理。
我调朱洪音为赣南三城总制负责赣南防务，由他本人坐镇吉安城以防南面的和东面的清军来犯，总理鹰潭、抚州和吉安三座军事重镇；沈葆桢则坐镇南昌做这个“省长”，来具体实施我的这个《土地改革兼社会福利法令》，负责为我经营管理。
稳定了江西根据地，我在日后与曾国藩、李秀成等实力较量时也就更有底气了。安排完了工，我便上刘继盛那里看看情报，情报显示曾国藩和他的湘军主力已经抵达了武汉，他们在武汉地区大量集结，稳定了那里的防御，正图谋东进；李秀成、李世贤兄弟挥师东征，由丹阳、镇江进入了苏常，并很快攻克常州，正在全力向苏州进军。
这些新闻大都在我意料之中，其中一条新闻令我略有震惊，即江南大营的统帅和春在江苏浒墅关自缢身亡，也算是为之前的屡战屡败以死谢罪，和春死了，张国梁退守无锡惠山大营继续与李氏兄弟对抗，现在也就他能延缓苏常之地落入李氏兄弟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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