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0四章 四类份子的俩组长
我经历的最大的一次批斗会，是批判当时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的批斗会，那是在南口工厂的大操场进行的，那个操场好大好大，至少要有二十亩地吧，那个台子搭的也好大好大，台子两边有大幅的漫画，一边是红卫兵拿着笔掷向正在狂奔乱跑的彭真，一边是工、农、兵手里拿着自己的工具和武器，齐齐对准了被踩在脚底下的彭真。
那次来的人太多太多了，全南口地区工厂的工人、机关的职员、解放军，还有几个公社的农民……
批斗会有时在白天,有时在晚上。
批斗会如果在白天，接受完了批斗后，四类分子们就要去参加义务劳动，义务劳动干什么？主要是清扫街道。
我们这里是半山区，街道上有永远也清扫不完的石头子儿。
五、六十岁和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和老头儿用竹耙子，把石头子儿搂成一小堆儿，然后由年壮一点的老头儿把它们抬到村外边去，在我们没有加入四类分子队伍时是这样，在我们哥俩加入了四类分子队伍后，往村外边抬石头子儿的这个任务的首选之人自然就是我们哥俩了。
抬石头子儿是用荆条筐，荆条筐本是抬粪的，一筐粪有一百五、六十斤，而一筐石头子儿就要有二百多斤了，得亏我的肩膀早在喂猪时被泔水桶压出来了，抬石头子儿我并没有感觉有多吃力。
全村的四类分子有二十多个，专门管理四类分子的机构“治保委员会”为了便于管理四类分子，在四类分子中设立了一个组长一个副组长。
组长是个大个子，个头儿超过一米八，虽然当时他有五十七、八岁了，可是身体却异常硬朗，就是因为他有了这个异常硬朗的身子骨儿，他能带着大家去干活，才让他当了组长。
副组长岁数更大一点，有六十多岁，他本是个身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的先生，可是却让他当了副组长，为何让他当副组长？是因“治保委员会”看中了他能“写”，四类分子交待问题时他能做记录。
两个组长一武一文，一文一武相互弥补。
武的虽然是武，但他甭管跟什么人说话都满脸堆笑，虽然他满脸堆笑，但没有一个人说他好，都说他是个“笑面虎”。为何说他是个“笑面虎”，因为他是个地主分子，说他是个地主分子，可他在南桃花村却没有一亩地，没有地，怎么还说他是地主呢？
原来啊，他本来不是这个村的人，他是西边山里老解放区的，老解放区土地改革搞得早，土地改革的风声弄得他惶惶不可终日，听说土地改革不但分地还要杀人哪！而他哪？因为自己有几十亩山坡地，山坡地上又有些山杏、核桃，家里还有两头骡子，还有一头驴，完了秋，把自己的家里出产的核桃、杏瓤子，驮到南口果局子卖了，卖了自家的山货，又去搜罗别人家的山货，用自家的骡子再驮到南口果局子卖了，挣些差价，日子过得自是足不愣的，你家日子过得好，就蔫了吧叽的过得好吧，甭瞎招摇，可是他哪，天生是个爱招摇的主儿，而且是个“气人有笑人无”的主儿，免不了对着穷人瞎显摆，话里话外牙祭别人不会过日子，自己的人品自己知道，自己得罪的人自己更知道。一天晚上，一个至近的亲族告诉他：“贫农团开会啦！过一两天要斗你哪！你啊！早叠铺儿吧！”他听了这话不敢怠慢，夜里起来，把骡子和驴的四个蹄子用棉花裹上，外边包了些布，用绳子把布牢牢的捆在牲口蹄子上，让大人孩子骑在牲口上，鸦雀无声的走出了大山沟，翻过一道梁又一道梁来到了南桃花村，南桃花村离南口敌占区有七里，那里住着国民党暂编第三军，他知道这里已不是共产党的管区，于是他就租房住在了这里。
他带出来的钱是有数的，一家子六七口子人张着嘴要吃饭，他知道坐吃山空海要甘，于是他卖掉了一头骡子，打了一挂“铁瓦车”，有买卖做买卖，没买卖跑运输。
村里猛然来了这么一户人家，村里人出于好奇，断不了跟别人打听这家人的底细，这家人在这个村子原来也有亲戚朋友，如果没有亲戚朋友，他如何上这个村子来呢，亲戚朋友今儿一句，明儿两句，慢慢就泄露了这一家人的根底。
到了一九四八年底，南口解放了，南桃花村来了共产党的工作队，建立了贫农团，依靠贫农团搞土改，他的来龙去脉自然也让工作队了解了个清楚明白。
搞土改定成份，按解放前三年的土地、资产，虽然他在南桃花村没有产业，可是三年前在他老家有产业，而且肯定是产业很多，而且他原来肯定作恶多端，不然，他为什么要跑出来呢？于是乎，就把他定成了个逃亡地主。
于是，人们把他所有的笑都看成了阴险、奸诈的笑，人们想像在他笑的背后，不定隐瞒着多少恶毒的伎俩，和阴险狡诈丑陋不齿的勾当呢？
人们对他的笑并不买账，但是他由于笑已经习已为常，不管人家买帐还是不买帐，他还是要笑，他不但对治保主任说话要笑，对生产队长说话要笑，对贫下中农说话要笑，就是对他管辖下的地、富、反、坏说话还要笑。
治保主任也真会选人，正组长说话甭管跟谁都满脸陪笑，而副组长说话甭管跟谁也满脸陪笑。
同是满脸陪笑，但是副组长的满脸陪笑，人们虽然没有恭维他，但也没有褒贬他什么，并没有说他是什么“笑面虎”。
为何没有说他是笑面虎，其一，他本是这个村土生土长的，他的根基大家是明了的。
副组长的祖先是随皇上入关的旗人，祖先给他们上辈留下了许多土地，他这辈儿是哥儿六个，他在哥儿六个中排行最小，人称“老先生”。他姐姐嫁给了北京，姐夫在北京开着西药房，在包头有分号，姐夫在北京支应着北京一摊子，包头那摊子弄不过来，在老先生十八、九岁的时候，被姐夫召到包头给姐夫支应包头那摊子，后来姐夫在包头给他成了家。
可就在那年，老先生父母双双故去，在老爷子弥留之际给哥六个分了家，每人分了六十亩土地。
十个手指头不会一边齐，他的五个哥哥原本，身不担担、手不提篮，精神异常空虚，空虚了就去找刺激，有的学会了抽大烟、有的学会了耍钱，先后败了家。
败了家，生活无着，又想起了老兄弟的那六十亩地。
一次老先生过年回家探亲，三个哥哥不约而同找老兄弟言道：“老兄弟啊！哥哥现在是吃不上饭了，你那六十亩地就不要让别人种了，我们给你种吧。”
老先生言：“你们种就你们种吧，别人种是人家愿意给我多少给我多少，反正是别把地荒了就是了，你们种呢，还是那样，别把地荒了就是了，但是别的啥，你们就什么也不要说了，反正我也不缺那个。”
于是那哥儿仨，一人种了老兄弟二十亩地，一直种到了解放那年。
解放了，来了土改工作队，三个哥哥，怕把自己成份划高了，都推说自己种的那二十亩地不是自己的地，而是老兄弟的地。
如此一来，老先生虽然没种那六十亩地，但按他们家的人口的人均土地占有量，已够了富农，如此就把老先生划成了富农。
到了一九五六年，包头的西药房公私合营了，本来老先生可以做为药房的一名员工，继续上班，可一报成份，他是富农，药房没有雇用他，他只好携家眷回了老家。
也是天无绝人之路，五十年代，党和国家念及农村缺医少药，把散落在犄角旮旯有治病能力的人组织起来了，成立了“农村医疗联合营业所”，从此以后，老先生就到了这个“农村医疗联合营业所”来上班了。
老先生从小做买卖，养成了见人三分笑的习性，到了“联营”，来看病的人都是老乡亲，笑得眉眼儿更加舒展了。
你别看老先生的几个哥哥不成气候，可是他父亲年轻时可是有气候的，是百八十里地之内的“能”人儿，老先生的父亲人称“忠先生”，他“能”到什么程度呢？光绪年间重修花塔庙，花塔庙主持请他当总监理、总工程师，瓦、木、石，“做”照着图纸施工，那儿有做不下去的活儿，找到总监理总工程师，那监理和工程师，就会叽哩嘎咔乒乓五四的给做出模样。
老先生的父亲“忠先生”不但瓦、木、石匠的活儿样样精通，他还会油漆、彩绘，花塔庙保留至今的油漆、彩绘当初都是在他的监理下完成的。
忠先生可谓是多才多艺，但以上这些并不是他最喜欢和最擅长的，他最喜欢和最擅长的是什么呢？
是行医、把脉，给人瞧病，老先生自幼耳闻目染，年过十岁就跟着他爸学着给人瞧病，到了十七、八岁，医术虽然比他爸，还差着那么好大一截哪，但是家里来个把病人，号脉，他能号出个八、九不离十儿，药剂子也能下个八、九不离十儿。
如果他接着茬儿跟他爸往下学，那在中医这方面的造诣可就不可估量了，可到了十九岁这年，他姐夫请他到包头给他支应西药房那摊子。
她就暂时放下了中医改学西医了。
西药有西药的名儿，西药的名儿是什么，西药的功效是什么，都是用那些洋字码子标出来的，一般的中国人看这，如看天书，看不出究竟写的是什么。
可是老先生看得出来，老先生不用翻译，能够直接从那些洋瓶子洋匣子外面写的洋字码子看出里边装的药是管什么用的。
老先生与众不同的技能是从自己掌管西药房时练出来的。拥有这样技能的人在中国，二、三、四十年代是稀缺的，就是到了五十年代还是稀罕的。
五十年代的农村分乡分镇成立了“联营”，中国过去的农村哪有西医啊？百分之百都是中医，可是“联营”的药呢，却是中西合璧，乍进联营的人没有懂西医的，只有老先生，不但懂，而且懂得还特别精道，自然老先生就成了联营里的主力。
西医有西医的精妙之处，身体哪儿红肿高大，打上几针青霉素，青霉素把病菌杀死了，病也就好了。
而中医呢？也有西医望尘莫及的地方。
两口子干了架，婆媳生了气，气得鼓肚子翻肠，气得肚中积了气，不吃饭饿得慌，吃一点就撑得慌，这样的病西医无医可医，无药可治，可这样的病在中医手里，可是个手拿把攥不费吹灰之力的事儿，吃一点“开胸顺气舒肝和胃”，再不行来几剂汤药……
在中医的理论里，有寒、火、气之说，这寒呀、火呀、气呀一没了，这病也就没了，这西医呢，大多病都归结成有炎症，这炎一消了，病也就好了。
可西医的消炎针往往治不了中医所说的由寒、火、气所引起的病。
而在农村，这种由寒、火、气引起的病又很多很多。
老先生自幼本来就跟自己的父亲“忠先生”学过中医，可谓是门里出身。中医这点子事是心里装着的。
他在联营里，看来的病人适合西医的用西医方法治，适合中医的用中医方法疗，联营里的先生，哪位也没有他治好的病人多。联营的领导看他医术好，给他派了两个年轻的徒弟。
时间一年一年的过，眼看到了一九六五年，全国各部各门一个指示来了大四清，四清工作团来到了桃花公社，南桃花村的联营此时已变成了公社卫生所，不用查，老先生是明黵的富农分子，富农分子怎能占领社会主义的医疗阵地，于是乎，老先生就被清理出了卫生所。
老话儿说得好，家有千贯，不如有一技在身，老先生虽然被清理出了卫生所，但是他药到病除的名声在乡亲们中却清除不掉。
他回到家里，有的人追到家里，找他号脉讨方子。
此时村里成立了合作医疗，设立了“赤脚医生”，赤脚医生，自然没有老先生的医术高。有那胆大的就建议把老先生请到合作医疗来，一来给乡亲们看病、二来带赤脚医生。
于是乎，村里合作医疗只花工分就使起了这位医道高明的老先生，村里的乡亲们高兴，而老先生本人也高兴，因为虽然没有挣钱，但却不用到田里受风吹日晒，汗流浃背之苦。
可是好景不长，来了文化大革命，这文化大革命跟那四清可不一样啊！是一场“群众运动”，那口号喊得越“先进”越好，有人说“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老先生治病虽好，但他究竟是个富农分子，被打倒的剥削阶级，能给社会主义好好服务吗？他们恨死社会主义了，岂能让他们在那么重要的地方呆着呢？贫下中农出身的赤脚医生虽然没有老先生医术高，但他们究竟是贫下中农，江山是贫下中农的，为什么这样重要的阵地不让贫下中农去占领呢？
于是那保举老先生到合作医疗来工作的那位胆儿大的人，在这种义正词严的训斥下挨了批判，再也没法为老先生担保了。
那次来的人太多太多了，全南口地区工厂的工人、机关的职员、解放军，还有几个公社的农民……
批斗会有时在白天,有时在晚上。
批斗会如果在白天，接受完了批斗后，四类分子们就要去参加义务劳动，义务劳动干什么？主要是清扫街道。
我们这里是半山区，街道上有永远也清扫不完的石头子儿。
五、六十岁和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和老头儿用竹耙子，把石头子儿搂成一小堆儿，然后由年壮一点的老头儿把它们抬到村外边去，在我们没有加入四类分子队伍时是这样，在我们哥俩加入了四类分子队伍后，往村外边抬石头子儿的这个任务的首选之人自然就是我们哥俩了。
抬石头子儿是用荆条筐，荆条筐本是抬粪的，一筐粪有一百五、六十斤，而一筐石头子儿就要有二百多斤了，得亏我的肩膀早在喂猪时被泔水桶压出来了，抬石头子儿我并没有感觉有多吃力。
全村的四类分子有二十多个，专门管理四类分子的机构“治保委员会”为了便于管理四类分子，在四类分子中设立了一个组长一个副组长。
组长是个大个子，个头儿超过一米八，虽然当时他有五十七、八岁了，可是身体却异常硬朗，就是因为他有了这个异常硬朗的身子骨儿，他能带着大家去干活，才让他当了组长。
副组长岁数更大一点，有六十多岁，他本是个身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的先生，可是却让他当了副组长，为何让他当副组长？是因“治保委员会”看中了他能“写”，四类分子交待问题时他能做记录。
两个组长一武一文，一文一武相互弥补。
武的虽然是武，但他甭管跟什么人说话都满脸堆笑，虽然他满脸堆笑，但没有一个人说他好，都说他是个“笑面虎”。为何说他是个“笑面虎”，因为他是个地主分子，说他是个地主分子，可他在南桃花村却没有一亩地，没有地，怎么还说他是地主呢？
原来啊，他本来不是这个村的人，他是西边山里老解放区的，老解放区土地改革搞得早，土地改革的风声弄得他惶惶不可终日，听说土地改革不但分地还要杀人哪！而他哪？因为自己有几十亩山坡地，山坡地上又有些山杏、核桃，家里还有两头骡子，还有一头驴，完了秋，把自己的家里出产的核桃、杏瓤子，驮到南口果局子卖了，卖了自家的山货，又去搜罗别人家的山货，用自家的骡子再驮到南口果局子卖了，挣些差价，日子过得自是足不愣的，你家日子过得好，就蔫了吧叽的过得好吧，甭瞎招摇，可是他哪，天生是个爱招摇的主儿，而且是个“气人有笑人无”的主儿，免不了对着穷人瞎显摆，话里话外牙祭别人不会过日子，自己的人品自己知道，自己得罪的人自己更知道。一天晚上，一个至近的亲族告诉他：“贫农团开会啦！过一两天要斗你哪！你啊！早叠铺儿吧！”他听了这话不敢怠慢，夜里起来，把骡子和驴的四个蹄子用棉花裹上，外边包了些布，用绳子把布牢牢的捆在牲口蹄子上，让大人孩子骑在牲口上，鸦雀无声的走出了大山沟，翻过一道梁又一道梁来到了南桃花村，南桃花村离南口敌占区有七里，那里住着国民党暂编第三军，他知道这里已不是共产党的管区，于是他就租房住在了这里。
他带出来的钱是有数的，一家子六七口子人张着嘴要吃饭，他知道坐吃山空海要甘，于是他卖掉了一头骡子，打了一挂“铁瓦车”，有买卖做买卖，没买卖跑运输。
村里猛然来了这么一户人家，村里人出于好奇，断不了跟别人打听这家人的底细，这家人在这个村子原来也有亲戚朋友，如果没有亲戚朋友，他如何上这个村子来呢，亲戚朋友今儿一句，明儿两句，慢慢就泄露了这一家人的根底。
到了一九四八年底，南口解放了，南桃花村来了共产党的工作队，建立了贫农团，依靠贫农团搞土改，他的来龙去脉自然也让工作队了解了个清楚明白。
搞土改定成份，按解放前三年的土地、资产，虽然他在南桃花村没有产业，可是三年前在他老家有产业，而且肯定是产业很多，而且他原来肯定作恶多端，不然，他为什么要跑出来呢？于是乎，就把他定成了个逃亡地主。
于是，人们把他所有的笑都看成了阴险、奸诈的笑，人们想像在他笑的背后，不定隐瞒着多少恶毒的伎俩，和阴险狡诈丑陋不齿的勾当呢？
人们对他的笑并不买账，但是他由于笑已经习已为常，不管人家买帐还是不买帐，他还是要笑，他不但对治保主任说话要笑，对生产队长说话要笑，对贫下中农说话要笑，就是对他管辖下的地、富、反、坏说话还要笑。
治保主任也真会选人，正组长说话甭管跟谁都满脸陪笑，而副组长说话甭管跟谁也满脸陪笑。
同是满脸陪笑，但是副组长的满脸陪笑，人们虽然没有恭维他，但也没有褒贬他什么，并没有说他是什么“笑面虎”。
为何没有说他是笑面虎，其一，他本是这个村土生土长的，他的根基大家是明了的。
副组长的祖先是随皇上入关的旗人，祖先给他们上辈留下了许多土地，他这辈儿是哥儿六个，他在哥儿六个中排行最小，人称“老先生”。他姐姐嫁给了北京，姐夫在北京开着西药房，在包头有分号，姐夫在北京支应着北京一摊子，包头那摊子弄不过来，在老先生十八、九岁的时候，被姐夫召到包头给姐夫支应包头那摊子，后来姐夫在包头给他成了家。
可就在那年，老先生父母双双故去，在老爷子弥留之际给哥六个分了家，每人分了六十亩土地。
十个手指头不会一边齐，他的五个哥哥原本，身不担担、手不提篮，精神异常空虚，空虚了就去找刺激，有的学会了抽大烟、有的学会了耍钱，先后败了家。
败了家，生活无着，又想起了老兄弟的那六十亩地。
一次老先生过年回家探亲，三个哥哥不约而同找老兄弟言道：“老兄弟啊！哥哥现在是吃不上饭了，你那六十亩地就不要让别人种了，我们给你种吧。”
老先生言：“你们种就你们种吧，别人种是人家愿意给我多少给我多少，反正是别把地荒了就是了，你们种呢，还是那样，别把地荒了就是了，但是别的啥，你们就什么也不要说了，反正我也不缺那个。”
于是那哥儿仨，一人种了老兄弟二十亩地，一直种到了解放那年。
解放了，来了土改工作队，三个哥哥，怕把自己成份划高了，都推说自己种的那二十亩地不是自己的地，而是老兄弟的地。
如此一来，老先生虽然没种那六十亩地，但按他们家的人口的人均土地占有量，已够了富农，如此就把老先生划成了富农。
到了一九五六年，包头的西药房公私合营了，本来老先生可以做为药房的一名员工，继续上班，可一报成份，他是富农，药房没有雇用他，他只好携家眷回了老家。
也是天无绝人之路，五十年代，党和国家念及农村缺医少药，把散落在犄角旮旯有治病能力的人组织起来了，成立了“农村医疗联合营业所”，从此以后，老先生就到了这个“农村医疗联合营业所”来上班了。
老先生从小做买卖，养成了见人三分笑的习性，到了“联营”，来看病的人都是老乡亲，笑得眉眼儿更加舒展了。
你别看老先生的几个哥哥不成气候，可是他父亲年轻时可是有气候的，是百八十里地之内的“能”人儿，老先生的父亲人称“忠先生”，他“能”到什么程度呢？光绪年间重修花塔庙，花塔庙主持请他当总监理、总工程师，瓦、木、石，“做”照着图纸施工，那儿有做不下去的活儿，找到总监理总工程师，那监理和工程师，就会叽哩嘎咔乒乓五四的给做出模样。
老先生的父亲“忠先生”不但瓦、木、石匠的活儿样样精通，他还会油漆、彩绘，花塔庙保留至今的油漆、彩绘当初都是在他的监理下完成的。
忠先生可谓是多才多艺，但以上这些并不是他最喜欢和最擅长的，他最喜欢和最擅长的是什么呢？
是行医、把脉，给人瞧病，老先生自幼耳闻目染，年过十岁就跟着他爸学着给人瞧病，到了十七、八岁，医术虽然比他爸，还差着那么好大一截哪，但是家里来个把病人，号脉，他能号出个八、九不离十儿，药剂子也能下个八、九不离十儿。
如果他接着茬儿跟他爸往下学，那在中医这方面的造诣可就不可估量了，可到了十九岁这年，他姐夫请他到包头给他支应西药房那摊子。
她就暂时放下了中医改学西医了。
西药有西药的名儿，西药的名儿是什么，西药的功效是什么，都是用那些洋字码子标出来的，一般的中国人看这，如看天书，看不出究竟写的是什么。
可是老先生看得出来，老先生不用翻译，能够直接从那些洋瓶子洋匣子外面写的洋字码子看出里边装的药是管什么用的。
老先生与众不同的技能是从自己掌管西药房时练出来的。拥有这样技能的人在中国，二、三、四十年代是稀缺的，就是到了五十年代还是稀罕的。
五十年代的农村分乡分镇成立了“联营”，中国过去的农村哪有西医啊？百分之百都是中医，可是“联营”的药呢，却是中西合璧，乍进联营的人没有懂西医的，只有老先生，不但懂，而且懂得还特别精道，自然老先生就成了联营里的主力。
西医有西医的精妙之处，身体哪儿红肿高大，打上几针青霉素，青霉素把病菌杀死了，病也就好了。
而中医呢？也有西医望尘莫及的地方。
两口子干了架，婆媳生了气，气得鼓肚子翻肠，气得肚中积了气，不吃饭饿得慌，吃一点就撑得慌，这样的病西医无医可医，无药可治，可这样的病在中医手里，可是个手拿把攥不费吹灰之力的事儿，吃一点“开胸顺气舒肝和胃”，再不行来几剂汤药……
在中医的理论里，有寒、火、气之说，这寒呀、火呀、气呀一没了，这病也就没了，这西医呢，大多病都归结成有炎症，这炎一消了，病也就好了。
可西医的消炎针往往治不了中医所说的由寒、火、气所引起的病。
而在农村，这种由寒、火、气引起的病又很多很多。
老先生自幼本来就跟自己的父亲“忠先生”学过中医，可谓是门里出身。中医这点子事是心里装着的。
他在联营里，看来的病人适合西医的用西医方法治，适合中医的用中医方法疗，联营里的先生，哪位也没有他治好的病人多。联营的领导看他医术好，给他派了两个年轻的徒弟。
时间一年一年的过，眼看到了一九六五年，全国各部各门一个指示来了大四清，四清工作团来到了桃花公社，南桃花村的联营此时已变成了公社卫生所，不用查，老先生是明黵的富农分子，富农分子怎能占领社会主义的医疗阵地，于是乎，老先生就被清理出了卫生所。
老话儿说得好，家有千贯，不如有一技在身，老先生虽然被清理出了卫生所，但是他药到病除的名声在乡亲们中却清除不掉。
他回到家里，有的人追到家里，找他号脉讨方子。
此时村里成立了合作医疗，设立了“赤脚医生”，赤脚医生，自然没有老先生的医术高。有那胆大的就建议把老先生请到合作医疗来，一来给乡亲们看病、二来带赤脚医生。
于是乎，村里合作医疗只花工分就使起了这位医道高明的老先生，村里的乡亲们高兴，而老先生本人也高兴，因为虽然没有挣钱，但却不用到田里受风吹日晒，汗流浃背之苦。
可是好景不长，来了文化大革命，这文化大革命跟那四清可不一样啊！是一场“群众运动”，那口号喊得越“先进”越好，有人说“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老先生治病虽好，但他究竟是个富农分子，被打倒的剥削阶级，能给社会主义好好服务吗？他们恨死社会主义了，岂能让他们在那么重要的地方呆着呢？贫下中农出身的赤脚医生虽然没有老先生医术高，但他们究竟是贫下中农，江山是贫下中农的，为什么这样重要的阵地不让贫下中农去占领呢？
于是那保举老先生到合作医疗来工作的那位胆儿大的人，在这种义正词严的训斥下挨了批判，再也没法为老先生担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