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粒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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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美丽的田野

    mon feb 01 06:12:17 cst 2016

    回到老家的第二天早晨,大叔领着我、小叔和凤姑来到了学校。刚一进学校的院子,我们就碰到了一位女老师。后来知道她是教小学生的老师,玉叔的同学姓王。王老师中等的身材很匀称,五号头衬托着白净的脸,还有两个小酒窝,笑起来很好看。她一见到我们就主动打招呼:“哟!大队人马的这是干么来啦?”

    玉叔笑着说:“俺是无事不登三宝殿。都说名师出高徒。俺给你送两个学生来。收不收啊?”

    “好啊!不怕误人子弟你就送。”

    大叔转向我说:“飞,这是你们的王老师,快叫老师!”

    我一点头:“王老师好!”

    “哎!你好!这谁的孩子呀?志玉!”

    “是俺大哥的孩子。夜里刻才来。俺嫂子捎信说:‘以前的时候,大人上班和孩子上学都在一个院。现在他们那的部队缩编,她和俺大哥要到别的工厂上班。离得远顾不上孩子,说是家来呆两年,等大了再回去。’这不只好麻烦你们来了。”

    “麻烦么呀?你跟校长打个招呼,一定行!”

    大叔到办公室和校长说好了。从此,我在凤姑的陪伴下,在老家的小学借读。

    这里的学校与我们沈阳的子弟小学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在高高的一处宅院的外面,东面和南面是庄稼地,西面和北面有两个大水湾。上房十间,南屋三间都是青砖房。小叔一般大的初中班和老师的办公室在上房。而我们这些小蹦豆子在南屋。初中的教室还很像样,有较好的黑板和桌子板凳。小学生的教室就太次了,桌子和板凳是砖垒的墩子搭的木板,黑板是水泥抹的,黑板漆陈旧的有点看不太清粉笔字。

    上小学的孩子大大小小有五六十个。都在一个教室上课,也都是王老师一个人教。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有老师嘱咐的话,有凤姑和小山、小岭的围护,淘气的孩子还不大歧视我。十天半个月一过,几个特别淘气的开始蠢蠢欲动了。他们不时地拿话敲打我。什么‘臭迷子’、‘小秃子’、‘大老肥’。‘臭迷子’、‘小秃子’是在骂我。而大叫:‘大老肥!’是在说我爸的绰号。

    我可不是好欺负的,我与他们对骂!当我从小山和小岭的嘴里知道:晚辈不兴直呼长辈的名讳,乱喊家里大人的绰号,那是在骂人的时候。再上学我就把家里的菜刀带去,想与骂我的小子们大战一场。凤姑发现了我的‘武器’,立刻收缴。其他的人们得知后再也不敢骂我了。事后叔叔们和老师还是知道了此事,耐心地把我教导了一番。凤姑形影不离地看护,家里家外人的教导,我渐渐地也学乖了。

    一天傍晚,我吃到了使我至今难忘的食物,那是一碗香香的,滑滑的,厚厚的粥饭。好吃极了!我一边吃着格外香甜的粥饭,一边问奶奶:“奶,这是啥粥啊?这么好吃。”

    奶奶乐呵呵地说:“那是麦馇粥。是才分的麦子碾的。好吃吧?”

    我又问道:“你这是咋做的?”

    奶奶没说话她转身进了屋,再来到我面前时,一手抓着麦子,另一手抓着麦馇子给我看。奶奶问:“你看,它们一样不?”

    我看到麦子是饱满的黄色颗粒,麦馇子是压扁了的黄白厚片,我对着奶奶摇了摇头。

    奶奶说:“你见了咱门外的碾子没?”

    我说:“见着了!”那是一个又大又厚的石质圆盘,在它的中心有个碗口粗细的孔,同样粗细的一个木桩牢牢地嵌在里面。厚重的木框把笨重的石磙子(碾子)框住,在木框的一边有个圆孔套在木桩上。用它碾粮食的时候,把粮食均匀地铺在圆盘上,把结实的木杠子用绳索绑在木框上,推动碾子把粮食碾成米、馇子或是面。

    在麦收后的许多天里,婶子们先后给我送来包子、饺子和糖饼等等好吃的。要知道在那个年月,白面只有在过年过节和来客人的时候才吃,走亲戚窜门也不过带上十个馍馍。

    渐渐地我就知道了这里的人们,是怎样淳朴、善良、勤劳而又节俭。

    在每个家庭里,晚辈孝敬着长辈,长辈爱护着晚辈。女人们把好吃的先敬给长辈,长辈再留给小孩。妈妈和奶奶们自己每日里吃的是清茶淡饭。家家户户都相敬如宾和和睦睦,很少有打架的。在人与人的相处中都很友善,遇到什么事都直言不讳有商有量。当然,偶尔也能听到,婶子和大娘为了丢失东西,而到房顶上骂大街。

    每天从早到晚,这里的人们就忙个不停。所有的大人孩子们,小的八、九岁十来岁,老的六、七十岁,只要是能动的人就没有闲着的。用玉叔的话说:“人生来就应该干活。只有干才能活!你不干,我不干,他也不干,吃喝穿戴可就都没了......”

    就拿我奶奶家来说吧!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大家就起来了。奶奶里里外外忙着做早饭。

    二叔和小叔用独轮小车到湾里取土,他们俩一个推一个拉,把推回来的土一是用来垫宅基地,好准备以后盖房子。二是为了垫猪圈积攒农家肥。

    大叔挑起扁担到村前的水井上去挑水,水井离家有七、八十米,每天往返都要挑十趟左右,才能把水缸挑满。

    那个年月每家的粮食都很少,人的口粮才将将够吃。家里养的鸡、羊、猪、狗、兔,除了喂一点麦麸子,最多的都是喂谷糠和草。所以,凤姑每天早晨一起来就得去割草,回来好喂猪还要把猪圈垫上一层新土好积肥。

    等大家吃过早饭,奶奶在家忙家务。玉叔到生产队去干活。二叔、小叔、凤姑和我就去上学了。傍晚放学后,继续去割草,回来喂猪、垫猪圈一直忙到天黑。晚饭后,男人们到生产队去记工分。女人们在家纺线织布做针线。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

    那个年月种庄稼可比现在辛苦得多。那个时候的农民一年也挣不了多少钱,二、三十户的生产队,甚至几百户的大队也照样是没钱。生产队每年的经费很少,除了买种子、农药和必备的农具以外,就没什么钱了。想买化肥和除草剂,对不起,没钱!当然,那个年月还没有除草剂。种庄稼靠的全是农家肥,这里有生产队牛马圈里的粪土。再就是各家各户猪圈里的粪土。

    在华北平原都有春播和秋种。春天播种棉花、玉米、高粱、谷子和大豆等等;秋后还要播种冬小麦。而在夏天收完小麦以后,马上就要栽种红薯(地瓜)。因为红薯的生长周期短产量大。所以,很适合插种。而当时红薯在那个地区、就是主粮之一。

    过去在东北地区到了冬天,农民就很少干活开始猫冬了。而在河北老家的冬天里,我看到农民们照样下地干活。大多是打土坷垃,整理农田,或是兴修运河和水渠。

    大人们很忙,孩子们也没闲着的。他们除了帮家里干一些割草、拾柴和捡粪的一些活以外,在学校也同样参加劳动。

    收庄稼的时候,学校组织学生们到地里去捡遗落的粮食,做到颗粒归仓。或是在播种的时候,到地里帮助播种。我在学校第一次参加劳动,就是跟大家一起到地里去捡落下的麦穗。过些天又去帮助栽培红薯。

    栽培红薯的时候,先是到生产队里去取秧苗。在暖窖里一位农民大伯,把席床子里的红薯秧苗掐下来,小心地放在篮子里。我们学生俩个人一伙,把满篮子的红薯苗抬到地里去。

    大人们在前面刨坑打底水(刨好碗大的土坑浇满水)。我们学生在后面待水下去后,用双手把一棵棵的红薯秧苗栽培好。我蹲着身子按着凤姑教的方法,吭哧,吭哧地老半天也没栽几棵,不大一会腰也酸了腿也麻了,被同学们落的老远。

    凤姑对着我喊:“飞儿!甭着急啊?我回过头来帮你!”

    从打我记事的时候起,就不知道啥叫节俭,而在回到老家以后的日子里,才真正知道节俭的。在那个年月,那个地方,任何东西都是宝贝。从那时候起,我才知道了什么是:“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人们全都保留着节衣缩食勤俭持家的中华美德。

    人们无比珍惜每一颗粮食。常年吃的是红薯、红薯面的窝头,还有少部分的棒子面饼子。 干重活的人吃干的,稍许清闲的人吃稀的,平常日子吃孬的,只有过年过节来客人才吃上一点细粮和炒菜。炒菜除了棉花籽油和盐以外,根本没有别的佐料。家里鸡下的蛋是用来卖钱的,最不济也用它换一些紧俏的商品。养的猪和羊是没有舍得杀的。养到年底全都用独轮车推去卖掉,换回了钱好过年和零用。每家过年割上个三斤、五斤的肉就不错了。

    在那里的老少人们,几乎所有的人从里到外穿的全是自己家里纺织的粗布衣裳。大人们去办重要的事情,相亲、进城和结婚的时候,才肯把仅有的洋布衣裳穿上。那真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每个人都够得上学习雷锋的标兵。

    再说每个人家除了有上学的学生,在夜里是舍不得点灯的。就是有学生也都尽量在天黑前把功课做完,为的就是节省点灯的煤油。学生们用的作业本,全是自己用大张的纸裁好了订的。纸张是紧缺的,除了学生用的作业本,再就是窗户上有糊上的纸。如厕要手纸呀?对不起!没有!那有预备好的土坯块,蹭一蹭就行了!在不断的耳濡目染中,渐渐地我也习惯了那里的生活方式。

    在红薯栽到地里以后不久,盼望已久的暑假终于来到了。放假没几天,二姑就打发二表哥来接我去他们家。

    二姑的家在四五里地以外,二姑和二姑父都有五十岁左右的年纪。家里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四个儿子当中老四比我大一岁,小表妹比我小两岁。当时大表哥不在家,二姑说:“你大哥和别人搭伙去沈阳买小鸡仔了。”

    在家里二姑父和二表哥每天到队里干活挣工分。三表哥、四表哥和小表妹都在上学,他们只要是有了空闲,就会帮着家里干各种活计。每当我要跟着兄妹干活的时候,姑姑、姑父和表哥们全都阻拦。

    每天二表哥去队里干活的时候,他就叫上我跟他去地里玩。他干的活是每天与另外一个人交替着看机井。我们来到了一片豆子地里,二表哥让我自己随便地玩,他不时地照看着柴油机和垄沟里的水。二表哥忙个不停,我也没闲着。一会追着水流顺着垄沟跑,一会到豆窠里抓蚂蚱。

    最有趣的还是看二表哥打田鼠。每到田鼠洞里灌满水时,肥嘟嘟的小田鼠就会拼着命地四处逃窜。二表哥气愤地说:“让你偷粮食!打死你!”他赶忙举起铁锹对它是穷追猛打。有时机警的田鼠从这个洞钻到另一个洞里以后,二表哥就锲而不舍地挖地三尺,直到把它打死才肯罢休。

    二姑父的气管不大好,需要常年吃药,所以,家里也是紧巴巴的。家里的细粮很少,除了留下过年过节的,就全在姑父的嘴里了。在我去的那些日子里,每当吃饭的时候,二姑只准许我跟着二姑父吃细粮,二姑和其他人吃的都是红薯面的窝头和咸菜。长辈那无限的深情厚谊和疼爱至今使我难忘......

    每当夜晚的时候,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二姑摸索着在纳着鞋底子;有病的二姑父早早地歇下了。在炕上的炕桌前,大我五岁的三表哥带着我们写作业。手不释卷的他特爱学习,酷爱历史和语文的他,时不时地对我们三个小的侃侃而谈。

    少儿时总觉得每个假期都过得飞快,二姑家的兄妹多,在无忧无虑的玩耍中,四十几天转瞬即逝,大叔来接我回家了。那个时候的我心想:“这要是总也不上学该多好!”

    新的学期开始了。一天下午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徐飞,你是沈阳来的。听说你一小还上过幼儿园。会的歌曲一定很多吧?”我有点得意地点了点头。

    老师接着问:“那你也常看到老师打拍子了。你会不会?”

    我老实地说:“会一点。”

    老师喜形于色地催促道:“那你做一个我看看!就来《东方红》吧!”

    我把双手抬起。嘴里唱道:“东方红,预备-- 唱!”双手随着快慢节奏划动起来。

    老师高兴地喊道:“好!好啦!从今天放学开始,你每天就带着大家唱歌。早晨上课前你带大家唱《东方红》,晚上放学前领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记住了?”

    初生的牛犊不怕虎。总想在人们的面前显露一些,这大概是儿童们特有的天性吧!在当天放学后,老师让我站在队伍的前面,领着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也不知道是同学们少见多怪,还是我的指挥不够标准,大家一边在唱,一边在偷偷地笑。

    “都别笑!严肃点!要不你们上来指挥!”老师在一旁帮着我维持秩序。

    在回家的路上,同学们怪腔怪调地说:“这是哪家的指挥呀?简直就是包菜馍馍......哈哈!”

    我急得脖子粗脸红地于他们争辩:“你知道啥?我们那的老师上课和上台演出,都是这样指挥的!少见多怪!”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也就没有人再笑话了。

    ...... ......

    不知不觉中天空变得格外的蓝,田地里的庄稼也呈现出诱人的成熟。所有的人们全都下到地里,开始了繁重而又喜悦的秋收秋种。枣儿变得格外的红。淘气的孩子们爬上枣树,他们争抢着最先品尝香甜的枣儿。这里的枣树到处都是,不怕你把它吃光了......

    忙碌的人们双手不停地飞舞,他们收割着谷子、玉米、绿豆、高粱、豆子和棉花。粮食全都运回去,把运回的粮食在场上晾晒干了,脱粒、扬场,打出来好交公粮分口粮。选好了地块撒上粪土耕出来,再耩上小麦。

    收棉花用不上大力气,是一件极其细致的活,要花费的功夫也最大。一棵棉花上结有十多个花,人们捡上老半天才能捡干净。好的棉花交给国家一部分,大家伙分一部分。剩下的棉花桃子,人们把它摘回去,扒开了去掉棉籽撕一撕再晒干它,虽说没有好棉花那样洁白、柔软和保暖,可奶奶和婶子大娘们照样把它当成宝,用来纺线织布做衣裳。

    红薯刨出来在地里就分到了各家各户。人们随着刨随着就分到个人家,人们就地把它镲成片,晒干了好收藏起来,做来年的口粮。红薯也留有一部分,把它下到窨子里,留着在冬天里吃。大锅里煳出来的红薯格外的香甜,每家每户把它当成主食。吃几块热乎乎的红薯,就着香油拌的咸菜丝,再喝上一碗金灿灿的棒子面粥,别提有多美啦!

    红薯秧子上的叶子,人们也舍不得扔。拿回家里把它洗净剁碎了,用小磨磨上点豆子,熬上一大锅小豆腐。再把红尖椒在灶坑里燎一燎剁成末,和葱末、香菜末、盐拌成佐料。拌在小豆腐里实在是好吃极了。至今回味起那美味来,仍旧是香味无穷......

    在这大忙的季节里,学生们也经常到地里去,帮着生产队里秋收。放学后,我也扛着铁锹背起粪筐,跟着凤姑和小山小岭他们去翻落在地里的红薯。带着耙子去玉米高粱地里楼柴火,或拿着镐头去刨玉米、高粱的茬子。虽说我感到很累。但是,也学会了不少的农活,长了许多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