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六章、中倭新关系 3
井伊直孝在天津呆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一个月的时间，头半个月他是在天津市的检疫中心度过的，后半个月他则是在天津市东游西逛无所事事。
不是井伊直孝不想尽快的和中国进行外交谈判，而是中国方面现在缺乏和倭国方面谈判的意愿。
虽然王书辉在理论层面上看待中倭之间的关系，但是以陈封为首的政府方面很快就对王书辉的观点进行了基于自己立场的理解。
在新中国建立的这四年多的时间里，新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虽然复兴党是一个非常新嫩非常幼稚的工业组织，但是复兴党毕竟是个近现代化的工业组织。这个以推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建立工业中国为核心理念的组织获得了领导中国的权力，掌握了中国绝大部分领土、资源和人口之后，在将近十年的工业化积累下，立刻就爆发出了巨大的力量。
截止到1637年年末为止，通过企业复制的方式，新中国的钢铁产量从1625年几个根据地的一百二十多万吨，爆发到六百多万吨。煤炭开采量，因为中国的主要煤炭产地在建国后都被复兴党所控制，从1625年的两百多万吨，爆发到了八百多万吨。
通过不到五年的时间，复兴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已经基本完成。一百七十多个国家重点项目顺利建成。
三十二条铁路，两座黄河大桥，以及全国范围内的主干公路在复兴党领导的几百万生产建设兵的努力下建设完成。六家拖拉机厂和三家汽车厂顺利投产。
在重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特别是在复兴党机械制造业爆发式发展的推动下，全国各种国营和私营的轻工企业蜂拥而起。
以五小工业为基础的地方工业体系，在复兴党地方组织的主持下在全国各地区基本建立了起来。地方五小工业和国家重点工业项目几乎是同时建设，交相辉映。
在工业化全面发展的同时，复兴党大力推动全国各地区的农业发展。在严密的军事化模式下，全国各地区的农业生产大部分进入到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大农业生产阶段。
随着大量国有农场的建成，被不断抽取人力资源的农业生产条件较差的人民公社和小农生产大量的被消灭。到1637年年末，新中国4千多万吨的粮食总产量中，百分之九十八的粮食产量，是由全部使用柴油和蒸汽动力的农业机械，优质良种，农药和化肥进行大农业生产的国营农场生产的。
可以说，用了不到五年的时间，处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之间的全国工农业生产体系，就被复兴党生拉硬拽的建立了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巨大生产力，每天都有大量的工业品被生产和堆积起来的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已经不再是怎么样进一步的提高产量的问题了，而是一个非常棘手的，怎么样有效的消化这些大量的被生产出来的工农业产品的问题。
虽然现在复兴党领导的中国每天都在投入建设各种大型的国家级工程项目，每天都在消耗着海量的工农业产品，但是对于复兴党政府来说，给那些仍旧在不停的积压的产品找销路才是他们目前最主要的问题。
毕竟就是对于王书辉本人来说，谁也没想到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新中国能够爆发出这样巨大的力量来。
所以说，目前的中国和完成了第一工业革命的英国遭遇的问题的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支持。
不同之处在于，当时完成了工业化的英国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原因，面对的是相对过剩的问题。而提早几百年完成了初步工业化的中国，因为生产力水平比当时的英国高，生产关系比当时的英国先进，面对则是一个真正过剩的问题。
只不过因为目前的复兴党政府还处于比较懵懂和稚嫩的阶段，还没有完全的掌握通过计划的手段有效的消化这样巨大生产力的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两者的相同之处就在于，都要面对一个怎样把过剩的产品投入到世界市场中去的问题。
17世纪的世界还不是19世纪的世界。十七世纪的复兴党政府也不是19世纪的英国政府。
17世界的世界虽然因为殖民主义的兴起开始了全球化的进程，但是因为这个时期地球上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还处于蛮荒阶段，所以全球市场还没有发展起来。
所以复兴党政府在这种情况下面临的问题就是，他们必须主动的引导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走向文明和开化，自己亲自动手去开发和发展全球市场。
面对这样一个复兴党人从来也没有遇到过的局面，面对这个王书辉自己也有些懵懂的状况，复兴党政府在各方面政策上的迟滞和迟缓，就是一种必然的现象。
可以说，复兴党中国面临状况的本质就是，具有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制度的复兴党中国，突然间就遭遇了一次典型意义上的经济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王书辉不向复兴党指出原始的殖民主义老路走不得，复兴党政府也不会去走原始的殖民主义的老路。复兴党政府里那些本来就有着帝国主义倾向的领导干部们，在理性上认清了原始的殖民主义道路走不通之后，立即就转向了殖民主义的更高阶段，开始把“自由贸易”这杆大旗挥舞了起来。
所以在和王书辉进行了交流之后，在复兴党政府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里，陈封主导的，“以一切手段打破世界范围内封建制度对全球自由贸易的束缚，建立全面自由开放的世界市场，给全世界各地区人民带去文明和进步”的，充满了中期阶段的殖民主义臭气的对外经济政策，在复兴党内的工业党人的支持下，成了复兴党的一个为期三年的经济实验计划。
王书辉本人对于目前阶段的情况还有些搞不太清楚。他觉得除了要做一些理论上的研究之外，他还应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考察和调研之后，再决定下一阶段中国的发展方向。
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完全可以让复兴党的这些正在开始成熟起来了的党员们在组织原则的约束下，进行下一尝试和试验。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复兴党的“以一切手段打破世界范围内封建制度对全球自由贸易的束缚，建立全面自由开放的世界市场，给全世界各地区人民带去文明和进步”的经济实验计划下，外交委员会开始制定针对倭国的外交政策。
自然而然的，在这个计划下，倭国的德川幕府作为一个封建主义的，对自由贸易有着极大抵触的，妄图抗拒“中华帝国带给倭国人民文明和先进”的反动政府，就成了复兴党的一个敌人。
在这种情况下，在天津苦等了一个多月，强忍下健康检查和卫生检疫“屈辱”的井伊直孝到达新京特区的时候，面对的就是一份中华帝国外交委员会准备的，充满了丧权辱国味道的条约。
中华帝国外交委员会给倭国德川政府准备的条约规定：
第一条：承认岛原地区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确认岛原地区的**。
第二条：因为倭国政府对萨摩藩侵犯中华帝国属国琉球犯罪行为的默许，倭国政府必须向中华帝国赔偿白银一千九百万两（按照现在的倭国人口每人一两）。
第三条：倭国割让北海道岛（中华帝国已经在事实上占据六七年的时间了）、九州岛和四国岛给中华帝国。
第四条：倭国向中华帝国开放江户、横滨、大阪、神户、下关五地为通商口岸。
第五条：为发展倭国商业，倭国海关交由中华帝国控制。
第六条：支持和帮助中华帝国在倭国（本州岛）建立四个海军基地和七个驻军基地，维护倭国各地治安和秩序。
第七条：倭国伪皇因为冒犯中华帝国权威，必须举族押往中国，接受中华帝国的惩罚。
第八条：……
…………
第二十一条：倭国政府全面放开中华帝国公民在倭国各地区的传教和布教。
井伊直孝在新京特区刚建成不久的外交宾馆刚刚住了一天，还没等他对新中国的一切，包括他从天津到新京特区坐的火车，以及他在沿途看到的连绵不绝的工厂等等各种奇景消化过来了呢，在到达新京特区的第二天，他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份像一块板砖直面而来的巨大打击。
作为倭国的贵族，井伊直孝的汉学修养是相当不错的。可是当他看到这份用汉语和倭语双语写成的条约文件的时候，他根本就无暇去探究这份条约里的汉语和倭语中他发现的很多细微的问题，而是双眼无神的看着坐在桌子对面的中华帝国外交委员会的干部，脑袋里一片空白。
要知道，一直以为自己把着中国这个天·朝上国的脉搏的井伊直孝，根本就想不到中华帝国会提出这种完全无法想象，在历史上从未有过，对于倭国完全是亡国灭种意义的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别说是想要求得中华帝国对幕府的帮助了，德川幕府现在面临的就是一个很可能灭亡的下场。
看着条约里割地赔款之类的文字，再看到倭国伪皇全族迁至中国服刑之类的条约要求，井伊直孝的脑袋根本就转不过弯来。还是在中华帝国的外交干部提出结束第一天的谈判，让工作人员把井伊直孝送回外交宾馆的时候，井伊直孝才愤怒的用颤抖的声音说出了一句：
“各位上国大人，各位还记不记得上国史书里有一句话，叫做‘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因为井伊直孝的汉语本来口音就很重，再加上他哆哆嗦嗦的声音，他的话就更让参加谈判的几个外交委员会的干部搞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了。
因为几个人听了井伊直孝的话之后立即凑在一起分析他在说什么，以至于这句话里本身的悲愤和诅咒的味道被消解的非常的严重。最后还是最先搞清楚井伊直孝说什么的外交委员会副主任郑建秋说道：
“你这位老先生要搞搞清楚历史再引经据典。不管是你这句话里的秦还是楚，都是已经灭亡了千年以上的封建政权。而且不管是秦还是楚，那也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和政权。你一个倭国人，难道还想以中国自居不成？”
郑建秋的话引起了几个参加谈判的外交委员会的干部的轻笑。井伊直孝不能理解帝国主义者对于落后国家和政权的轻蔑，根本就不明白他自己的这句话的笑点在哪里，所以他只能单纯的认为，会场上的笑声是中国人对于倭国的轻视和嘲笑。
井伊直孝作为倭国的精英人士，当然能够客观的判断倭国和中国之间巨大的实力差距。不说别的吧，就是那艘在海上救了他的中国商船，在整个倭国就没有任何的战舰和船只能够和它媲美的。而这样的巨舰巨炮，在中国的天津港里居然是最普遍最常见的小型船只。
但是即使是井伊直孝这样的倭国精英也有一种严重的认识局限。在他看来，自古以来的中国都是整个世界上最强大最富饶最先进的国家。中国和亚洲各国的关系就像一个富翁和一群乞丐一样，只有乞丐骚扰富翁求利的事情，哪有富翁剥削乞丐的道理呢？
而且从历史上看中倭关系，从来都是倭国站在主动的一方的。无论是唐王朝时代的倭国侵朝，还是万历时代的倭国侵朝，甚至就是几十年前的萨摩藩入侵琉球，从来都是倭国主动骚扰中国这个庞然大物，然而不到比较严重的情况，中国根本就不会对倭国进行理会。
所以现在井伊直孝面对这种完全颠覆常识的情况根本就不能形成什么有效的理解。
当然了，作为倭国人，井伊直孝就是真的对中国的强大有着理性的认知，但是他对于倭国本身的认知却是非常的非理性的。
对于他来说，他面对中华帝国提出的条约虽然感到愤怒和不解，面对中华帝国的实力虽然畏惧和惊恐，可是他却从个别特例出发，觉得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元朝都不能登陆神风保佑下的倭国，那么现如今的中华帝国就是再强大，肯定没不会真的威胁到一直被神风保佑着的倭国的。
井伊直孝这个倭国人就从来也没想过一个问题，既然萨摩藩能够被中国舰队消灭了，既然各地大名能够和中国展开走私贸易了，既然岛原的倭国人民的抵抗运动都能得到中华帝国的大力支持了，既然他本人都能从倭国达到中国了，那么那个所谓的神风，还有个毛的用处呢？
不是井伊直孝不想尽快的和中国进行外交谈判，而是中国方面现在缺乏和倭国方面谈判的意愿。
虽然王书辉在理论层面上看待中倭之间的关系，但是以陈封为首的政府方面很快就对王书辉的观点进行了基于自己立场的理解。
在新中国建立的这四年多的时间里，新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虽然复兴党是一个非常新嫩非常幼稚的工业组织，但是复兴党毕竟是个近现代化的工业组织。这个以推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建立工业中国为核心理念的组织获得了领导中国的权力，掌握了中国绝大部分领土、资源和人口之后，在将近十年的工业化积累下，立刻就爆发出了巨大的力量。
截止到1637年年末为止，通过企业复制的方式，新中国的钢铁产量从1625年几个根据地的一百二十多万吨，爆发到六百多万吨。煤炭开采量，因为中国的主要煤炭产地在建国后都被复兴党所控制，从1625年的两百多万吨，爆发到了八百多万吨。
通过不到五年的时间，复兴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已经基本完成。一百七十多个国家重点项目顺利建成。
三十二条铁路，两座黄河大桥，以及全国范围内的主干公路在复兴党领导的几百万生产建设兵的努力下建设完成。六家拖拉机厂和三家汽车厂顺利投产。
在重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特别是在复兴党机械制造业爆发式发展的推动下，全国各种国营和私营的轻工企业蜂拥而起。
以五小工业为基础的地方工业体系，在复兴党地方组织的主持下在全国各地区基本建立了起来。地方五小工业和国家重点工业项目几乎是同时建设，交相辉映。
在工业化全面发展的同时，复兴党大力推动全国各地区的农业发展。在严密的军事化模式下，全国各地区的农业生产大部分进入到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大农业生产阶段。
随着大量国有农场的建成，被不断抽取人力资源的农业生产条件较差的人民公社和小农生产大量的被消灭。到1637年年末，新中国4千多万吨的粮食总产量中，百分之九十八的粮食产量，是由全部使用柴油和蒸汽动力的农业机械，优质良种，农药和化肥进行大农业生产的国营农场生产的。
可以说，用了不到五年的时间，处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之间的全国工农业生产体系，就被复兴党生拉硬拽的建立了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巨大生产力，每天都有大量的工业品被生产和堆积起来的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已经不再是怎么样进一步的提高产量的问题了，而是一个非常棘手的，怎么样有效的消化这些大量的被生产出来的工农业产品的问题。
虽然现在复兴党领导的中国每天都在投入建设各种大型的国家级工程项目，每天都在消耗着海量的工农业产品，但是对于复兴党政府来说，给那些仍旧在不停的积压的产品找销路才是他们目前最主要的问题。
毕竟就是对于王书辉本人来说，谁也没想到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新中国能够爆发出这样巨大的力量来。
所以说，目前的中国和完成了第一工业革命的英国遭遇的问题的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支持。
不同之处在于，当时完成了工业化的英国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原因，面对的是相对过剩的问题。而提早几百年完成了初步工业化的中国，因为生产力水平比当时的英国高，生产关系比当时的英国先进，面对则是一个真正过剩的问题。
只不过因为目前的复兴党政府还处于比较懵懂和稚嫩的阶段，还没有完全的掌握通过计划的手段有效的消化这样巨大生产力的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两者的相同之处就在于，都要面对一个怎样把过剩的产品投入到世界市场中去的问题。
17世纪的世界还不是19世纪的世界。十七世纪的复兴党政府也不是19世纪的英国政府。
17世界的世界虽然因为殖民主义的兴起开始了全球化的进程，但是因为这个时期地球上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还处于蛮荒阶段，所以全球市场还没有发展起来。
所以复兴党政府在这种情况下面临的问题就是，他们必须主动的引导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走向文明和开化，自己亲自动手去开发和发展全球市场。
面对这样一个复兴党人从来也没有遇到过的局面，面对这个王书辉自己也有些懵懂的状况，复兴党政府在各方面政策上的迟滞和迟缓，就是一种必然的现象。
可以说，复兴党中国面临状况的本质就是，具有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制度的复兴党中国，突然间就遭遇了一次典型意义上的经济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王书辉不向复兴党指出原始的殖民主义老路走不得，复兴党政府也不会去走原始的殖民主义的老路。复兴党政府里那些本来就有着帝国主义倾向的领导干部们，在理性上认清了原始的殖民主义道路走不通之后，立即就转向了殖民主义的更高阶段，开始把“自由贸易”这杆大旗挥舞了起来。
所以在和王书辉进行了交流之后，在复兴党政府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里，陈封主导的，“以一切手段打破世界范围内封建制度对全球自由贸易的束缚，建立全面自由开放的世界市场，给全世界各地区人民带去文明和进步”的，充满了中期阶段的殖民主义臭气的对外经济政策，在复兴党内的工业党人的支持下，成了复兴党的一个为期三年的经济实验计划。
王书辉本人对于目前阶段的情况还有些搞不太清楚。他觉得除了要做一些理论上的研究之外，他还应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考察和调研之后，再决定下一阶段中国的发展方向。
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完全可以让复兴党的这些正在开始成熟起来了的党员们在组织原则的约束下，进行下一尝试和试验。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复兴党的“以一切手段打破世界范围内封建制度对全球自由贸易的束缚，建立全面自由开放的世界市场，给全世界各地区人民带去文明和进步”的经济实验计划下，外交委员会开始制定针对倭国的外交政策。
自然而然的，在这个计划下，倭国的德川幕府作为一个封建主义的，对自由贸易有着极大抵触的，妄图抗拒“中华帝国带给倭国人民文明和先进”的反动政府，就成了复兴党的一个敌人。
在这种情况下，在天津苦等了一个多月，强忍下健康检查和卫生检疫“屈辱”的井伊直孝到达新京特区的时候，面对的就是一份中华帝国外交委员会准备的，充满了丧权辱国味道的条约。
中华帝国外交委员会给倭国德川政府准备的条约规定：
第一条：承认岛原地区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确认岛原地区的**。
第二条：因为倭国政府对萨摩藩侵犯中华帝国属国琉球犯罪行为的默许，倭国政府必须向中华帝国赔偿白银一千九百万两（按照现在的倭国人口每人一两）。
第三条：倭国割让北海道岛（中华帝国已经在事实上占据六七年的时间了）、九州岛和四国岛给中华帝国。
第四条：倭国向中华帝国开放江户、横滨、大阪、神户、下关五地为通商口岸。
第五条：为发展倭国商业，倭国海关交由中华帝国控制。
第六条：支持和帮助中华帝国在倭国（本州岛）建立四个海军基地和七个驻军基地，维护倭国各地治安和秩序。
第七条：倭国伪皇因为冒犯中华帝国权威，必须举族押往中国，接受中华帝国的惩罚。
第八条：……
…………
第二十一条：倭国政府全面放开中华帝国公民在倭国各地区的传教和布教。
井伊直孝在新京特区刚建成不久的外交宾馆刚刚住了一天，还没等他对新中国的一切，包括他从天津到新京特区坐的火车，以及他在沿途看到的连绵不绝的工厂等等各种奇景消化过来了呢，在到达新京特区的第二天，他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份像一块板砖直面而来的巨大打击。
作为倭国的贵族，井伊直孝的汉学修养是相当不错的。可是当他看到这份用汉语和倭语双语写成的条约文件的时候，他根本就无暇去探究这份条约里的汉语和倭语中他发现的很多细微的问题，而是双眼无神的看着坐在桌子对面的中华帝国外交委员会的干部，脑袋里一片空白。
要知道，一直以为自己把着中国这个天·朝上国的脉搏的井伊直孝，根本就想不到中华帝国会提出这种完全无法想象，在历史上从未有过，对于倭国完全是亡国灭种意义的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别说是想要求得中华帝国对幕府的帮助了，德川幕府现在面临的就是一个很可能灭亡的下场。
看着条约里割地赔款之类的文字，再看到倭国伪皇全族迁至中国服刑之类的条约要求，井伊直孝的脑袋根本就转不过弯来。还是在中华帝国的外交干部提出结束第一天的谈判，让工作人员把井伊直孝送回外交宾馆的时候，井伊直孝才愤怒的用颤抖的声音说出了一句：
“各位上国大人，各位还记不记得上国史书里有一句话，叫做‘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因为井伊直孝的汉语本来口音就很重，再加上他哆哆嗦嗦的声音，他的话就更让参加谈判的几个外交委员会的干部搞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了。
因为几个人听了井伊直孝的话之后立即凑在一起分析他在说什么，以至于这句话里本身的悲愤和诅咒的味道被消解的非常的严重。最后还是最先搞清楚井伊直孝说什么的外交委员会副主任郑建秋说道：
“你这位老先生要搞搞清楚历史再引经据典。不管是你这句话里的秦还是楚，都是已经灭亡了千年以上的封建政权。而且不管是秦还是楚，那也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和政权。你一个倭国人，难道还想以中国自居不成？”
郑建秋的话引起了几个参加谈判的外交委员会的干部的轻笑。井伊直孝不能理解帝国主义者对于落后国家和政权的轻蔑，根本就不明白他自己的这句话的笑点在哪里，所以他只能单纯的认为，会场上的笑声是中国人对于倭国的轻视和嘲笑。
井伊直孝作为倭国的精英人士，当然能够客观的判断倭国和中国之间巨大的实力差距。不说别的吧，就是那艘在海上救了他的中国商船，在整个倭国就没有任何的战舰和船只能够和它媲美的。而这样的巨舰巨炮，在中国的天津港里居然是最普遍最常见的小型船只。
但是即使是井伊直孝这样的倭国精英也有一种严重的认识局限。在他看来，自古以来的中国都是整个世界上最强大最富饶最先进的国家。中国和亚洲各国的关系就像一个富翁和一群乞丐一样，只有乞丐骚扰富翁求利的事情，哪有富翁剥削乞丐的道理呢？
而且从历史上看中倭关系，从来都是倭国站在主动的一方的。无论是唐王朝时代的倭国侵朝，还是万历时代的倭国侵朝，甚至就是几十年前的萨摩藩入侵琉球，从来都是倭国主动骚扰中国这个庞然大物，然而不到比较严重的情况，中国根本就不会对倭国进行理会。
所以现在井伊直孝面对这种完全颠覆常识的情况根本就不能形成什么有效的理解。
当然了，作为倭国人，井伊直孝就是真的对中国的强大有着理性的认知，但是他对于倭国本身的认知却是非常的非理性的。
对于他来说，他面对中华帝国提出的条约虽然感到愤怒和不解，面对中华帝国的实力虽然畏惧和惊恐，可是他却从个别特例出发，觉得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元朝都不能登陆神风保佑下的倭国，那么现如今的中华帝国就是再强大，肯定没不会真的威胁到一直被神风保佑着的倭国的。
井伊直孝这个倭国人就从来也没想过一个问题，既然萨摩藩能够被中国舰队消灭了，既然各地大名能够和中国展开走私贸易了，既然岛原的倭国人民的抵抗运动都能得到中华帝国的大力支持了，既然他本人都能从倭国达到中国了，那么那个所谓的神风，还有个毛的用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