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节

种双重暴政的学说而外，其他一律都不得传播；但是印刷术却仍然能够散布出一道**而纯洁的光明。每个人都可能在沉默和孤寂之中从书上接受到那种教育，他们是不可能普遍地被腐蚀的；只要还有一角自由的土地，出版业在那里可以发行它的印张，这就够了。有那么大量的不同书籍、同一部书又有不同的印本和重印本，它们顷刻之间就可以重新成倍地增长，人们又怎么可能充分确凿地封闭起真理得以被引进来的所有门户呢当只不过是要毁掉一部手稿的几个抄本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消灭它的时候；当禁止一种真理、一种意见过了若干年之后就足以把它浸没在永远的忘却之中的时候，即使在那时候也都是很困难的事，而今天需要的却是保持永无休止的、不断更新的警惕和永不息止的活跃，那岂不是就变得不可能了吗即使假设人们能抛弃那些十分明显是直接伤害了异端裁判官的利益的真理，人们又怎么可能防止深入和传播那些包含有被查禁的真理不太被人察觉地在做着准备、并且有朝一日会把人们带到真理那里去呢人们能否不被迫摘掉虚伪的面具，就做到这一点而虚伪的灭亡几乎也正像真理之对错误的势力是同样地致命的。我们也将看到理性会战胜这类徒劳无益的努力；我们将在那种总是重新出现而且往往是残酷的战争之中，看到理性会战胜暴力和欺诈，会藐视屠夫们并抵抗**；在理性的全能的手下，将会逐一地粉碎那种宗教虚伪它要求人们对其宗教教条真心诚意地加以崇拜，以及那种政治虚伪，它卑躬屈节地劝诱人们和平地忍受对它有利的那些错误，而人民如果相信它的话在其中也会有助于他们使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地步。

印刷术的发明几乎恰好与其他两件大事的时间相吻合，其中的一件对人类精神的进步起了直接的作用，而另一件对全人类命运的影响则只要人类存在就不会终结。

我说的是土耳其人之攻占君士但丁堡，和新世界以及开辟欧洲与亚洲和非洲东部的直接航线的发现。

希腊文人逃避鞑靼人的统治，都到意大利来寻求避难。他们以他们原来的文字教人阅读古希腊的诗人、演说家、历史家、哲学家和学者；他们首先是成倍地增多了它们的手稿，随后很快地又成倍地增多了它们的各种版本。人们不再把自己局限于崇拜公认的被人称之为是亚里士多德学说的东西，人们在他本人的著作里面去寻求它真正都是些什么，人们敢于评判它并且反驳它；人们用柏拉图来反对亚里土多德；而相信自己有权选择一个主人，这就已经是开始摆脱羁绊了。

讲授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狄奥芳图斯、希波克拉底、甚至于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学和物理学的书籍，就复活了几何学和物理学方面的天才；而哲学家们反基督教的种种意见则唤醒了几乎是熄灭了的古代对人类理性的权利的观念。

大无畏的人们被爱光荣和对新发现的热情所引导着，推广了欧洲的宇宙边界，向她展示了新的天空并开辟了未知的土地。达伽马以不知疲倦的坚忍力在沿着漫长的非洲海岸航行之后，深入到印度；而哥伦布投身于大西洋的波涛，到达了那个横亘欧洲西部与亚洲东部之间的迄未为人所知的世界。

如果说这种情操它那动荡不息的活动一直囊括一切的对象预示了人类种种伟大的进步的话，如果说一种高尚的好奇心激动了航海的英雄们的话；那么一种卑鄙而残酷的贪婪心、一种愚蠢而凶残的狂想，就引导国王们和盗匪们要从他们的劳动之中坐享渔利。居住在那些新土地上的不幸的人们，根本就不被当作人看待，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这种偏见对于暴君们的腐蚀更有甚于对于受害者们，它扼杀了任何一种内疚之情，使这些从欧洲内部呕吐出来的野蛮而贪婪的人们肆无忌惮地纵情于他们对金钱和流血的无法熄止的渴望之中。有五百万人的骸骨，布满在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带来了他们的贪婪、他们的迷信和他们的恐怖的这些不幸的大地上。他们陈尸在这里直到一切世纪的终了，在抗议着宗教具有政治效益的那种学说：而今天，那在我们中间也还有它的护教者呢。

只是到了这个时代，人们才有可能认识自己所居住的地球，才有可能研究各个国度中由于自然原因或社会制度的长期影响而被改造了的人种，才有可能观察各种温度和各种气候的大地和海洋的物产。因而，这些物产向人们所提供的各种资源还远远不曾枯竭，它那广阔的领域甚至还远远无从设想，所有对这些事物的知识都能为科学增添新的真理并扫除被人相信的错误；商业活动给工业、给航海，并且由于一种必然的链索关系，也给所有的科学以及所有的艺术，都装上了新翅膀，这种活动也赋予了自由国家以抵抗暴君、赋予了被奴役的人民以打碎他们的枷锁至少是摆脱封建制度的枷锁的力量：这些发现的幸运的后果便是如此。然而，惟有到了欧洲放弃了她那种压迫别人而又可鄙的垄断性的商业体系的时刻，惟有到了她想起了各种不同气候之下的人们由于自然的愿望都是平等的并且都是兄弟，而绝不是天生来就是为了要喂养某些特权民族的虚骄和贪欲的时刻，惟有当她更好地明白了她自己的真正利益之后，还要号召所有的人都来共享她的**、她的自由和她的知识的时刻；惟有到了那个时刻，这些好处才能够补偿它们为人道所付出的代价。不幸的是，我们仍然必须追问，这场革命究竟是不是哲学进步的可敬的成果，还是它像我们所已经看到的那样，只不过是民族猜忌与过分的暴政之可耻的后果而已。

直迄这个时代，教士阶级的横暴一直都没有受到惩罚。备受压迫的人道以及备受侮辱的理性的种种抗议，都在血和火之中被扼杀了。支配着这些抗议的那种精神并没有熄灭，但是对恐怖的沉默却鼓动了新的丑事。终于，让僧侣们在酒馆中、在公共场所中推销赎罪券的丑事，就造成了一场新的爆发。路德一只手擎着圣书，另一只手则揭示教皇已经取消了其自身的赦免罪行与销售免罪券的权利；教皇长期以来对与他平等的主教们施行了肆无忌惮的**主义，早期基督徒的兄弟式的最后晚餐，已经在弥撒的名义之下变成了一种巫术活动和一种商品；教士们已沦于无法挽救的独身状态的腐化之中；这种野蛮而丑恶的法律扩及到那些僧侣们和修女们，他们的教权野心已经淹没并且玷污了教会；俗人的种种秘密都通过忏悔而被贡献给了教士们的阴谋和**；最后，在那些对面包、对人、对圣骨或对圣像的奢靡无度的崇拜中，就连上帝自身也得不到多少崇拜了。

路德向惊讶不已的人民宣布，这些颠倒黑白的制度根本就不是基督教，而是基督教的堕落和耻辱；他并且宣布，要忠诚于耶稣基督的宗教，就必须是从抛弃这些教士们的宗教而开始。他同等地运用了辩论术和学术研究作为武器，用同样有力的讥讽作为投枪。他同时以德文和拉丁文在写作。这已经不再是阿尔比派或冉胡斯的时代了，那些人的学说在他们自己教会的界限之外便不为人所知，所以十分容易受到中伤。而新使徒们的德文书籍，却同时深入到帝国所有的村落；而他们的拉丁文书籍，则把欧洲从迷信把它投入进去的那场可耻的迷梦之中挽救了出来。自己的理性虽已预见到了这些改革者但恐惧却使得自己保持沉默的那些人、虽受到了一种秘密怀疑的激动但甚至于对于自己的良心也战栗得不敢加以承认的那些人、那些更为单纯而从不知道整个神学荒诞的领域的人、那些从不曾反思过这类反对意见的人，他们都惊讶地获知，他们必须要在不同的意见之间作出抉择；所有的人都如饥似渴地投身于这些讨论之中，他们看到了，他们世俗的利益和他们未来的真福全都有系于此。

整个基督教的欧洲，从瑞典到意大利、从匈牙利到西班牙，一瞬间就被新学说的信徒们所布满了，而且这场改革本来是会使得居住在欧洲的各个民族都摆脱罗马的羁轭的，假如不是某些诸侯的错误政策又抬出了已经是太经常地压在君主们头上的那同一根神圣的权杖的话。

当时他们的政策而不幸的是，他们的继承者们今天还没有加以抛弃乃是为了获得新的国土而毁灭自己的国家，要以领土的广阔而不是以自己臣民的数目来衡量自己的权力。

因而，一心在争夺意大利的查理第五和法兰西斯第一两人，就都为了照顾教皇的利益而牺牲了本来应该对本国进行改革所可以带来的利益。

这位皇帝看到欧洲的诸候们都赞成那些可以扩大自己权力和自己财富的宗教见解，便自封为古老的滥用权力的保护人，希望着一场宗教战争会给他以一场侵占他们的国家和摧毁他们**性的机会。法兰西斯则想象着，烧死新教徒但保护他们在德国的领袖便可以保持教皇的友谊而又不致于失掉有用的盟友。

但这还不是他们唯一的动机；**主义也有它的本能；而这种本能就唤醒了国王们：人们一旦使宗教的偏见受到理性的检查之后，马上就会把它伸展到政治的偏见上去；他们明白了教皇的篡权之后，终于也要弄明白国王们的篡权；而对王权是如此之有利的对于教会滥用权力的改革，就会导致对于王权所赖以建立的种种更为压迫人的滥用权力的改革。因而任何一个大国的国王都不曾自愿地垂青于改革派。亨利第八遭到了教皇革除教门的打击，却继续迫害改革派；爱德华和伊丽莎白若想要依附教皇权威，就不能不宣布自己是篡位者，所以在英国就建立了一套与之极为近似的信仰和崇拜。大不列颠的新教国君们每当天主教会不以王冠的谋篡者的罪名来威胁他们的时候，就总是偏袒天主教。

在瑞典、在丹麦，路德教义的确立在国王们的眼里，只不过是为了确保驱逐信奉天主教的暴君而由他们自己取而代之的一种必要的防范措施罢了；而且我们已经在那个由一位哲学家君主所建立的普鲁士君主国里，看到了他的继承者掩饰不住要秘密地倾向于那种对国王们是如此之可爱的宗教。

宗教的不宽容对所有的教派都是共同的，它也激发了所有的政府都不宽容。教皇派迫害所有的改革教派；而各个改革教派尽管彼此互相革除教门，却又联合一致反对反三位一体论者；反三位一体论者则更加一贯得多，他们要使所有的教条都同等地不说是接受理性的、至少也要接受一种讲道理的批判的检验，他们并不想要自己有义务摆脱某些荒谬，只为的是要保存其他具有同样反叛性质的那些荒谬。

这种不宽容也为教皇主义的事业而服务。长期以来在欧洲、特别是在意大利，就有这样一类人，他们摒绝一切迷信，对一切崇拜都漠不关心而仅只服从理性，他们把宗教看作是人类的发明；他们尽管可以秘密地嘲笑它，但是谨慎和策略却要求他们表现出尊敬。

后来，人们把勇气推进得更远了；当人们在学院里运用被误解了的亚里士多德哲学来使神学玄奥的技术完善化，并自然而然地使得只能是荒谬的东西显得十分之巧妙时，有些学者就力图根据自己的真正的学说来建立一种对一切宗教思想都具有毁灭性的体系；按照这种体系，人的灵魂不外是随着生命而一道消失的一种能力，按照这种体系，除了自然界的必然规律而外，他们不承认有任何其他的天意、任何其他的世界统治者。他们受到了柏拉图主义者的驳斥，柏拉图主义者的见解接近于后来人们所称为的自然神论，而那在教会的正统看来，只能是更可怕的东西。

对酷刑的恐惧，很快就扼止了这种放肆的坦率。意大利和法兰西沾染了争取思想自由的殉道者们的鲜血。所有的宗派、所有的政府。所有各种类型的权威，惟有在反对理性这一点上，表现出是一致的。理性必须用一幅幕馒遮掩起来，瞒过暴君们的眼光，让它自己只能被哲学家的眼光所看透。

于是人们就不得不把自己关进那种秘密学说的怯生生的根据地之中，那种秘密学说是从来也不曾中止过拥有大量的信徒的。它特别是在政府首脑中间以及在教会的首脑中间传播着；到了宗教改革的时期，这些宗教的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原则就变成了诸侯们、大臣们和主教们的唯一信仰。这些见解甚至于腐蚀了哲学。实际上，这样的一种体系又能期待有什么道德可言呢它那原则之一就是：人民的道德必须依恃虚假的见解，启蒙了的人就有权去欺骗人民，只要是他们能向人民提供有用的错误，并把人民拘禁在唯有他们自身懂得如何从其中解放出来的那些枷锁之中。

假如人类天赋的平等、他们权利的根本依据，乃是一切真正道德的基础的话；那么对一种公然以鄙视那种平等和那些权利为其准则之一的哲学，还能希望什么呢毫无疑问，就是这种哲学也曾做到过有助于理性的进步，它曾默默地准备了理性的统治；但是，只要它是独自存在的，它就只能是以虚伪来代替狂热，并且就只能是败坏那些主宰国家命运的人们，哪怕是能把他们提高到超出偏见之上。

真正启蒙了的哲学家们与野心是格格不入的，他们把自己仅限于极端小心翼翼地来为人民解惑，而不允许自己把人民滞留在他们的错误之中；这些哲学家本来是会被引向拥护宗教改革的；然而由于发现到处都遇到同样的不宽容而大感失望，所以他们大多数人都不认为应该把自己卷入某种转变的困境之中，假如转变之后他们发现自己仍会受着同样的束缚。既然他们始终不得不装作是相信他们所摒弃的种种荒谬，所以他们就觉得，减少了一点点荒谬也并没有很大的好处；他们甚至于害怕由于自己背弃宗教会给自己加上一副心甘情愿的虚伪面貌；而他们继续依附于旧的宗教，却又以他们的名望而加强了旧宗教的权威。

鼓动了宗教改革家的那种精神，并没有导致真正的思想自由。每种宗教在它自己所统治的国度里，都仅只容许某些见解。然而由于这些不同的信仰之间是彼此相反的，所以很少有什么见解是不在欧洲的某些部分受人攻击或者为人拥护的。此外，各种新的宗教团体也被迫放松了一点教义的严格性。它们不可能把探讨的权利缩小在过分狭隘的界限之内而又没有重大的矛盾，因为它们就是根据那种同样的权利而确定自己分离出去的合法性的。如果它们拒绝给予理性以其全部的自由的话，它们却同意使它那座监狱不再那么狭隘了：枷锁并没有被打碎，但是它却没有那么沉重了而是更放松了。终于，在某种宗教已不可能压制所有其他宗教的那些国度里，就确立了统治教派的高做所敢于称之为宽容的那种东西，也就是说，某些人允许别人去相信他们的理性所接受的东西，去做他们的良心所吩咐他们要做的事，并对他们共同的上帝去做他们认为是最能使上帝高兴的礼拜。到了这时，人们才能够以或多或少是完全的坦率来拥护各种已获得了宽容的学说。

于是，我们就看到在欧洲产生了一种思想自由，但井非是对所有的人，而只是对基督徒；并且如果我们把法国除外，那么今天就唯有基督徒到处有着这种自由。

但是那种不宽容就迫使人类的理性去探索那些早已为人遗忘了的权利，或者说那些从来就未曾很好地为人理解过、也未曾为人所阐明过的权利。

有些慷慨志士激愤于看到人民被国工们、迷信的奴隶们或教会的政客们一直压迫到人民良心神龛的深处，终于竟敢要检查他们权力的基础；并且向人民揭示了这一伟大的真理：即他们的自由乃是一项不可转让的财富，根本就不存在有任何可以袒护暴政的规定、任何可能把一个民族和一个家族无可更改地绑在一起的约定；而所有的行政官，不管他们的头衔、他们的职务、他们的权力是什么，都是人民的公务员而不是他们的主人；人民保留从他们那里撤回惟有人民自己才能授予权威的权力，无论是当他们滥用权威的时候，还是甚至当人民不再认为保留他们的权威对自己的利益有用的时候；最后，人民还有惩治他们以及撤销他们的权利。

阿尔图修斯、郎盖以及后来的尼德汉、哈林顿等人所大胆宣扬并生气勃勃加以发挥的那些见解便是如此。

他们在向自己的时代致敬时，往往过分依赖文献，依赖权威，依赖前例；于是我们便看到，他们的见解更多地是有负于他们精神的高尚和他们性格的力量，而不是一种对社会秩序的真正原则的确切分析。

同时，另有一些更谨小慎微的哲学家们则让自己满足于在人民与君主之间建立一种权利与义务二者间的确切的相互关系、一种维持约定的平等责任。人们很可以废黜或者惩处一个世袭的首长，但只能是在他破坏了那个神圣的契约的时候，而这一契约并不因此就不对他的家庭继续存在了。这一学说抛弃了天赋权利drit

naturel，使一切都回到了人为权利dritpsitif，它得到了法学家和神学家的支持；它更有利于当权者的利益和野心家的谋划；它打击的主要是被赋予了权力的人们而非权力本身。从而它几乎普遍地被政论家们所遵循，并被采用作为革命和政治争端的根据。

［历史向我们表明，在这个时代很少有朝着自由的真正进步，但在政府中却有了更多的秩序和更大的力量，而在各个民族中间则对自己的权利也有了一种更强烈的，尤其是更正当的感情。法律被更好地编订出来，它们看来往往更不像是环境的与心血**的飘忽不定的产物；它们是由学者们所制订的，假如说它们还不是由哲学家们所制订的话。

激发了意大利各共和国、英国和法国的那些群众运动和革命，当然要吸引哲学家们注意到政治这一部分的内容，其中包括观察与预见宪法、法律政治体制对人民的自由、对繁荣、对国家的力量、对保存自己的**和自己的政府形式所可能起的作用。有些人，如摩尔和霍布斯，就模仿着柏拉图，要从某些普遍的原则中推导出一整套社会秩序的方案，并提出一种人们的实践必然会不断在趋近着的模型。另有些人，如马基雅维里，就从深入地考察历史事实之中寻找规律，人们按照这种规律就可以自诩能掌握未来。

［经济科学还不存在；君主们并不计算人口的数目而只计算兵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