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wed sep 28 21:34:00 cst 2016
第二十四章
一个月之后。
上级军委下达了全军通报，并在直属报刊刊发了这个英勇而又悲壮的故事。通报中追认了袁由、钱玉、崔卫为“革命烈士”，每人追记二等功一次。冒死赶回营区报危求援的新兵刘毅被评为二等功臣，记二等功勋一次。该线缆守护连队以及此次巡逻所有人员一并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戍边功名录！
也是在一个月以后，连长郭剑和五个受过伤的战士病愈回到了连队。回到了连队里，郭剑他们才知道还有三个战士牺牲了。郭剑愣是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两天未尽一粒米，第三天起来就趴在了办公桌子上写起了报告，一份是请求处分的报告，一份是要求退伍和转业的报告。
报告到了师长李伯奎的手里就给退回来了。师首长说，这不是胡闹吗？你们是不是还嫌事儿不够大是不？现在边防上这么缺人，像郭剑这样这样的年轻干部部队培养出来容易吗，不要受了一点儿打击就萎靡不振，军人就得拿出个军人的样子来。处分也不能给，这不是他郭剑的错，何况身为连队的一把手还亲自带队巡逻，身先士卒精神可嘉，这是老天爷的错，谁也抵挡不了的。
那五个战士在得知了三个战友牺牲的消息后，全部在顷刻间变了个人儿似的。从原来有说有笑的活泼鬼硬生生地变成了郁郁寡欢的大蔫兵，这或许就是幸存者对亡故者的一种悼念一种哀思吧？
连长郭剑拿到了退回手里的两份报告，又是默默地独自坐了一个上午。中午，郭剑带着五个回来的伤兵，手拿着烟酒爬上了连队后面山脊上，在埋葬着三个烈士的坟墓前，着着实实地跪了好长时间，也嚎啕大哭了很长时间。从山脊上回来后，郭剑一扫过去的阴霾，很快就恢复了坚忍不拔的军人英气。只是那五个战士的情况没什么好转，仿佛在一夜之间，悲伤之神一下子夺去了他们所有的笑语欢颜。战友们的牺牲，对他们的心灵打击真的是太大太深了，这些将是他们心底里一道难以愈合的创伤啊！
用战友的生命铭刻，用自己的遭遇凝结书写而成的刻骨铭心的回忆！
两个多月后，烈士钱玉的父亲钱大叔来信了。郭剑和孙启波心里都很高兴，老人还记着这里和这里的孩子们，可是打开书信看了以后，气得俩人对着拍起了桌子。原来，钱大叔回去以后，就隔三差五的去乡镇里的邮电局，可这俩月都过去了，銭一直未被取出来。邮政储蓄的人说没钱，要不给你办一个五年期的定期存折吧，就算是你把钱存在我们这里了，每年还有一百多块钱的利息呢！钱大叔在信里说，给明年庄稼地里预备化肥的钱都没有哩！
郭剑拍着桌子，像狮子一样的怒吼着，这群他妈的乌龟王八蛋们，连战士的抚恤金都敢扣压！苏磊！你去，把邮局里那帮兔崽子们都给我毙了去，快点儿！
苏磊看看连长，又看看指导员，慢吞吞地说，连长！我不敢！
还是指导员孙启波比较沉稳一些，发过了脾气之后，就跟着往连队送菜的车去了团里，直接找了团长徐银川。他一言不发的把钱大叔的信给了团长，徐银川看了后也是破口大骂。后来，徐团长拨了军线又转了地方线路，终于是拨通了陕西省太白县民政局的电话。经过协调，才靠着地方民政部门的压力把这抚恤金从邮局里取了出来。
一张《中国青年报》摊在了师长李伯奎的办公桌上，报纸是集团军政治处宣传科特意发给他的。报纸上的一幅大照片里，少尉苏磊正在手指着济南火车站里的军人售票窗口的特写镜头，大大的标题十分醒目：军人专用 何以专用？ 军人优先 何优之有？
李伯奎死死盯着照片里的小伙子，刚才集团军里政治处主任的话还在耳边回想着，李师长啊！你们师里边儿今年流年不顺啊，不是出大事儿就是出风头儿？要不，找个明眼人看看，也许就能杜绝这种状况吧？
这不是明摆着笑话我吗？李伯奎放下电话，陷入了深思中。
一周之后，一张调令下到了连队苏磊的手中。说是xxxx高山哨所缺少干部，要调一个聪明精干的人去，苏磊很合适，带着副连职务去任职！
苏磊隐约知道这其中的原因，他也不想问的太清楚，仔细的打好了自己的背包，收拾好了行装，在全连人的送别下上了车。
连长郭剑也大致知道真正的缘由，领导们不可能因为一张报纸一个报道而发怒，更何况苏磊说的是实情，没有做损坏部队损坏军人形象的事情。有意见也只能藏在心里了，他只是意味深长地拍了拍苏磊的肩膀，苏磊！到了那边儿，好好干！得空儿了，就回来看看我们啊？
苏磊嘴一咧，嘿嘿地笑笑，忘不了你们的！再说，咱们还是一个师，不是？
路过城镇的时候，苏磊特意去了一趟医院。进去看了看史亮，还买了好多的滋补品。对于自己调走的事儿他是一字未提，只是对史亮说，最近很忙，有空儿再过来看你！
史亮点着头，再过些日子，我就不想住这儿了，我要回连队去！你就可以来接我回去了！
苏磊勉强的笑笑，好咧！你啥时候出院可得提前通知我一声，我好赶过来！
离开了医院，苏磊乘车赶了两天，才到达了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孤独的哨所，说它孤独是因为它是全军海拔最高的哨所之一，而且哨所的周围方圆近百里无人居住，除了每月的配送补给的车辆，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哨所里有一个班十个战士，除了兵看兵，看大山，看雪谷，晚上只能看星星看月亮了。现在，来了一个少尉，还是干部，十个人立正后喊了句首长好，就不再言语了。他们在新兵下连后，就分配到了这座大山里，除了班长、副班长是两个老战士，其余的八个人都是新兵来的，他们在这哨卡上差不多呆了快两年了，这里的环境造就了他们缄默孤僻的性格。
苏磊放下了自己的行装，把这所有的人召集在哨所门前的国旗下，把自己介绍给大家。这是个人都眨巴着白眼仁儿，不懂这个干部为啥也到这个鬼地方来了。苏磊看着他们笑笑，来！咱们唱一支歌吧？
战士们的眼里才闪出点儿喜悦的亮光来。于是，一个干部和十个兵开始唱：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只因为我们都穿着朴实的军装！咱当兵的人---------！
歌声在冰寒的山谷里飞了出去，有些凄婉，有些悲凉！
新兵又来了。
团部说今年多分给你们连十个新兵，连长郭剑和指导员孙启波听了都没有露出来喜悦的表情。每周两次的例行巡逻查线仍然依旧，十个八个裹着大衣的出去了，又回来了。只是不同以往的是，每次巡逻前的夜里，从郭剑、孙启波到各个班排里，人人都不忘记看电视听广播，只为得到天气预报的消息。郭剑和孙启波还在每次出发前郑重地叮嘱出去巡逻的分队人员，一看天气不好就要撒腿就往回跑!这是一条单独额外的规定，有分队带队的班排长来掌握着。记住了，记好了，人命高于一切！郭剑咬着牙说。
那天，营长熊树根送新兵下连队来的时候，看见了马立功在和司务长说话。他很不满地瞪了马立功一眼，大概还在为着那次挨骂的事儿耿耿于怀愤恨在胸吧。马立功其实早就瞥见营长来了，他把头故意往西偏了偏，假装没看见，心里话说，咋地吧？我就骂你了，你又能如何？
熊树根心里想，好小子你，看见了你还假装没看见我！给你个坡儿下吧，你不识抬举！反正你在我手下，等着吧，早晚会收拾你的！
山东籍的那个探家的兵回来说，他回来时还专程又去了一趟沂蒙的袁由家。袁大娘境况很是不好，在部队回去后就患上了间歇性精神失常症。每天吃饭的时候，老是呆呆地望着自己带回去的儿子的筷子碗，要么自言自语地唠叨，要么疯疯癫癫地又哭又笑地，不知道她嘴里说些什么。还有就是，每天黄昏日落的时候，她都一个人拄着拐棍儿爬到村西口的山脊梁上，望着远远地下落的夕阳，大声地呼喊着儿子的乳名儿！
听说了这事儿，全连的战士都哭了。六班的九个战士集体表态，由副班长代笔书写了一封长信，从班长牺牲的那天起，这九个人就是你袁大娘的干儿子，从今以后，逢年过节每年都会至少有一个人去陪着干妈你过年过节！去一个俩的你别嫌少，九个都去了你也别嫌多！
袁梅替母亲回了信来，认下了这远隔几千里的九个小弟弟。指导员孙启波得知后，在早餐的食堂里给大家读了这封信件，连长郭剑带头鼓起了掌声。
苗娟得知儿子牺牲的消息是在一个月之后，在全军刊发的报纸报道里看到的。看了报道后，直接昏倒了，住进了医院里。崔征程也知道瞒不住了，只好一点点儿地仔细告诉了妻子所有的实情。没想到，听着听着苗娟又昏死过去了，吓得崔征程再也不敢提起半个字儿。出了院的苗娟，日渐消瘦，可能是因为思子心切，精神有疾，每天恍惚着度日。
崔部长眼看着妻子一天不如一天，只好向集团军里打了休假报告。搭乘了飞往首都北京的航班，带着妻子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去诊疗了。
尽管这样就医，苗娟的境况还是每况愈下。
第二十四章
一个月之后。
上级军委下达了全军通报，并在直属报刊刊发了这个英勇而又悲壮的故事。通报中追认了袁由、钱玉、崔卫为“革命烈士”，每人追记二等功一次。冒死赶回营区报危求援的新兵刘毅被评为二等功臣，记二等功勋一次。该线缆守护连队以及此次巡逻所有人员一并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戍边功名录！
也是在一个月以后，连长郭剑和五个受过伤的战士病愈回到了连队。回到了连队里，郭剑他们才知道还有三个战士牺牲了。郭剑愣是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两天未尽一粒米，第三天起来就趴在了办公桌子上写起了报告，一份是请求处分的报告，一份是要求退伍和转业的报告。
报告到了师长李伯奎的手里就给退回来了。师首长说，这不是胡闹吗？你们是不是还嫌事儿不够大是不？现在边防上这么缺人，像郭剑这样这样的年轻干部部队培养出来容易吗，不要受了一点儿打击就萎靡不振，军人就得拿出个军人的样子来。处分也不能给，这不是他郭剑的错，何况身为连队的一把手还亲自带队巡逻，身先士卒精神可嘉，这是老天爷的错，谁也抵挡不了的。
那五个战士在得知了三个战友牺牲的消息后，全部在顷刻间变了个人儿似的。从原来有说有笑的活泼鬼硬生生地变成了郁郁寡欢的大蔫兵，这或许就是幸存者对亡故者的一种悼念一种哀思吧？
连长郭剑拿到了退回手里的两份报告，又是默默地独自坐了一个上午。中午，郭剑带着五个回来的伤兵，手拿着烟酒爬上了连队后面山脊上，在埋葬着三个烈士的坟墓前，着着实实地跪了好长时间，也嚎啕大哭了很长时间。从山脊上回来后，郭剑一扫过去的阴霾，很快就恢复了坚忍不拔的军人英气。只是那五个战士的情况没什么好转，仿佛在一夜之间，悲伤之神一下子夺去了他们所有的笑语欢颜。战友们的牺牲，对他们的心灵打击真的是太大太深了，这些将是他们心底里一道难以愈合的创伤啊！
用战友的生命铭刻，用自己的遭遇凝结书写而成的刻骨铭心的回忆！
两个多月后，烈士钱玉的父亲钱大叔来信了。郭剑和孙启波心里都很高兴，老人还记着这里和这里的孩子们，可是打开书信看了以后，气得俩人对着拍起了桌子。原来，钱大叔回去以后，就隔三差五的去乡镇里的邮电局，可这俩月都过去了，銭一直未被取出来。邮政储蓄的人说没钱，要不给你办一个五年期的定期存折吧，就算是你把钱存在我们这里了，每年还有一百多块钱的利息呢！钱大叔在信里说，给明年庄稼地里预备化肥的钱都没有哩！
郭剑拍着桌子，像狮子一样的怒吼着，这群他妈的乌龟王八蛋们，连战士的抚恤金都敢扣压！苏磊！你去，把邮局里那帮兔崽子们都给我毙了去，快点儿！
苏磊看看连长，又看看指导员，慢吞吞地说，连长！我不敢！
还是指导员孙启波比较沉稳一些，发过了脾气之后，就跟着往连队送菜的车去了团里，直接找了团长徐银川。他一言不发的把钱大叔的信给了团长，徐银川看了后也是破口大骂。后来，徐团长拨了军线又转了地方线路，终于是拨通了陕西省太白县民政局的电话。经过协调，才靠着地方民政部门的压力把这抚恤金从邮局里取了出来。
一张《中国青年报》摊在了师长李伯奎的办公桌上，报纸是集团军政治处宣传科特意发给他的。报纸上的一幅大照片里，少尉苏磊正在手指着济南火车站里的军人售票窗口的特写镜头，大大的标题十分醒目：军人专用 何以专用？ 军人优先 何优之有？
李伯奎死死盯着照片里的小伙子，刚才集团军里政治处主任的话还在耳边回想着，李师长啊！你们师里边儿今年流年不顺啊，不是出大事儿就是出风头儿？要不，找个明眼人看看，也许就能杜绝这种状况吧？
这不是明摆着笑话我吗？李伯奎放下电话，陷入了深思中。
一周之后，一张调令下到了连队苏磊的手中。说是xxxx高山哨所缺少干部，要调一个聪明精干的人去，苏磊很合适，带着副连职务去任职！
苏磊隐约知道这其中的原因，他也不想问的太清楚，仔细的打好了自己的背包，收拾好了行装，在全连人的送别下上了车。
连长郭剑也大致知道真正的缘由，领导们不可能因为一张报纸一个报道而发怒，更何况苏磊说的是实情，没有做损坏部队损坏军人形象的事情。有意见也只能藏在心里了，他只是意味深长地拍了拍苏磊的肩膀，苏磊！到了那边儿，好好干！得空儿了，就回来看看我们啊？
苏磊嘴一咧，嘿嘿地笑笑，忘不了你们的！再说，咱们还是一个师，不是？
路过城镇的时候，苏磊特意去了一趟医院。进去看了看史亮，还买了好多的滋补品。对于自己调走的事儿他是一字未提，只是对史亮说，最近很忙，有空儿再过来看你！
史亮点着头，再过些日子，我就不想住这儿了，我要回连队去！你就可以来接我回去了！
苏磊勉强的笑笑，好咧！你啥时候出院可得提前通知我一声，我好赶过来！
离开了医院，苏磊乘车赶了两天，才到达了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孤独的哨所，说它孤独是因为它是全军海拔最高的哨所之一，而且哨所的周围方圆近百里无人居住，除了每月的配送补给的车辆，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哨所里有一个班十个战士，除了兵看兵，看大山，看雪谷，晚上只能看星星看月亮了。现在，来了一个少尉，还是干部，十个人立正后喊了句首长好，就不再言语了。他们在新兵下连后，就分配到了这座大山里，除了班长、副班长是两个老战士，其余的八个人都是新兵来的，他们在这哨卡上差不多呆了快两年了，这里的环境造就了他们缄默孤僻的性格。
苏磊放下了自己的行装，把这所有的人召集在哨所门前的国旗下，把自己介绍给大家。这是个人都眨巴着白眼仁儿，不懂这个干部为啥也到这个鬼地方来了。苏磊看着他们笑笑，来！咱们唱一支歌吧？
战士们的眼里才闪出点儿喜悦的亮光来。于是，一个干部和十个兵开始唱：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只因为我们都穿着朴实的军装！咱当兵的人---------！
歌声在冰寒的山谷里飞了出去，有些凄婉，有些悲凉！
新兵又来了。
团部说今年多分给你们连十个新兵，连长郭剑和指导员孙启波听了都没有露出来喜悦的表情。每周两次的例行巡逻查线仍然依旧，十个八个裹着大衣的出去了，又回来了。只是不同以往的是，每次巡逻前的夜里，从郭剑、孙启波到各个班排里，人人都不忘记看电视听广播，只为得到天气预报的消息。郭剑和孙启波还在每次出发前郑重地叮嘱出去巡逻的分队人员，一看天气不好就要撒腿就往回跑!这是一条单独额外的规定，有分队带队的班排长来掌握着。记住了，记好了，人命高于一切！郭剑咬着牙说。
那天，营长熊树根送新兵下连队来的时候，看见了马立功在和司务长说话。他很不满地瞪了马立功一眼，大概还在为着那次挨骂的事儿耿耿于怀愤恨在胸吧。马立功其实早就瞥见营长来了，他把头故意往西偏了偏，假装没看见，心里话说，咋地吧？我就骂你了，你又能如何？
熊树根心里想，好小子你，看见了你还假装没看见我！给你个坡儿下吧，你不识抬举！反正你在我手下，等着吧，早晚会收拾你的！
山东籍的那个探家的兵回来说，他回来时还专程又去了一趟沂蒙的袁由家。袁大娘境况很是不好，在部队回去后就患上了间歇性精神失常症。每天吃饭的时候，老是呆呆地望着自己带回去的儿子的筷子碗，要么自言自语地唠叨，要么疯疯癫癫地又哭又笑地，不知道她嘴里说些什么。还有就是，每天黄昏日落的时候，她都一个人拄着拐棍儿爬到村西口的山脊梁上，望着远远地下落的夕阳，大声地呼喊着儿子的乳名儿！
听说了这事儿，全连的战士都哭了。六班的九个战士集体表态，由副班长代笔书写了一封长信，从班长牺牲的那天起，这九个人就是你袁大娘的干儿子，从今以后，逢年过节每年都会至少有一个人去陪着干妈你过年过节！去一个俩的你别嫌少，九个都去了你也别嫌多！
袁梅替母亲回了信来，认下了这远隔几千里的九个小弟弟。指导员孙启波得知后，在早餐的食堂里给大家读了这封信件，连长郭剑带头鼓起了掌声。
苗娟得知儿子牺牲的消息是在一个月之后，在全军刊发的报纸报道里看到的。看了报道后，直接昏倒了，住进了医院里。崔征程也知道瞒不住了，只好一点点儿地仔细告诉了妻子所有的实情。没想到，听着听着苗娟又昏死过去了，吓得崔征程再也不敢提起半个字儿。出了院的苗娟，日渐消瘦，可能是因为思子心切，精神有疾，每天恍惚着度日。
崔部长眼看着妻子一天不如一天，只好向集团军里打了休假报告。搭乘了飞往首都北京的航班，带着妻子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去诊疗了。
尽管这样就医，苗娟的境况还是每况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