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大串联
wed aug 05 07:30:38 cst 2015
我们有了自己的组织了，我们各个都感觉得精神焕发，斗志昂扬，十多个人立即投入到了紧张的战斗。
团政委邹钦明领着几个人办我们的《燎原》战报，我负责刻写蜡纸，其余的人负责找宣传材料和油印、张贴战报。
团长胡松兵带领其他人张贴标语。不到一天的工夫，满校园，满大街都贴上了我们的标语。
可第二天一起来，却被撕得一张不剩。我们非常气愤，扬言要彻底炸烂敢于撕毁我们的革命大字报的顽固派的狗头。可后来不是被撕毁而是被很多不同组织的大字报覆盖。
我们的团长是一个非常冲动的人，而我们的政委却是一个非常冷静善于思考的人。在政委邹钦明的提议下，我们开了一个大会。大会决定直接找县委宣传部负责人，为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
第二天，我们倾巢出动。但当我们还未走进县委大门时，就被我校原红卫兵大队部的人围着，说我们是冲击政府机关，是反革命。周围还有很多不知从何处而来的陌生人，不断的起哄和漫骂。
无奈，我们只得败下阵来。
这时，大山以外已在进行全国大串联，大山内的龙门县还被封锁得如铁板一块。外来串联的大中学生不准进城，即使有进了城的被派出所或群众举报后，也会被送走。
一天晚上，又有一个省城来的造反派混进了县城，并找到了我们的团长。他带来了很多外面的消息，并建议我们走出大山去参加全国大串联。。
于是，我们决定串联去。愿意去的有8人，几乎是战斗团的所有干部。在我们外出串联期间，在校的人由周文之代团长，一切行动暂时停止。
第二天我们就各自回家准备行李、路费。
我回家后，说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我父亲很高兴，就把他卖小猪的钱给了我20元。
第三天我们就出发了。当时从县城坐客车到省会成都100公里，只要2元8角钱，我们都能拿得出。可是，县政府和城关派出所都派有人在车站把守，不准学生外出大串联。于是，我们就学老红军，背着行李悄悄地走出县城。
我是一个讲洒脱的人，我没带被盖，也没有带换洗衣服。听说北京很冷，穿了一件学校给我做的棉衣。有的人不仅带了些换洗衣服，而且还背上被盖。我们一路上唱着革命歌曲，说着些豪言壮语，路上遇到的行人都给我们招手致意。有一辆客车还停了下来，司机给我们说，他很想搭我们进城，但公司有规定：不准搭学生去串联。
走了50公里后，我们就被家在籍田的同学送到当时的籍田初中住了一宿。第二天，有四个人说走不动了，他们就坐车走了。我和邹钦明等四人坚持走到了省城郊区的琉璃场，实在太累了，我们就坐上了公交车，但售票员不收我们的钱。后来我们才知道，戴上一个红卫兵袖章就是毛主席的客人，大串联，学习各地的革命经验，更好地参加文化大革命是周总理支持的，所以，坐车、住宿、吃饭都由国家负责。
当我们四人到了省文化革命接待站时，乘车去的同学已办好了接待手续，我们被安排在成都盐道街中学接待站。接待站给我们安排了住宿，发了三天食堂就餐的饭票，并且，每人领到了一枚毛主席像章，别在胸前感到无比的荣耀。我们吃了饭后就到处看，这时我们才留意到了大标语上赫然写着：
“打倒李井泉（李井泉当时任西南局的党总书记和四川省委书记），解放大西南，李井泉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当天晚上，我们走到锦江宾馆时，听说里面在批判省长李大章。我们就跑进去，没有人看门，一路畅通无阻。我们看到个子高大的李大章和省政府几个头目低着头，接受红卫兵的批判，使我们大开了眼界。原来，不可一世的领导人物，也可以乖乖地听人民群众的批评。而在我们龙门县，连要求给受害群众平反都被围攻，看来，进行大串联实在是一着很高明的棋。当时，胡松兵团长就说。
我们每天在接待站吃过饭后，就一起到大街小巷看大字报和漫画。还跑遍了成都各大专院校，去看他们写的大字报，收集传单，晚上就在宿舍分类整理。
在省师范学院，我们碰到了从我们学校考上师范院校的几个学生。他们给我们介绍文化大革命的缘起，介绍运动发展的过程。
这一席话，使我们如醍醐灌顶，顿时醒悟。知道了为什么运动初期很多教师受到批判，很多学生和工人受到冲击。听完后，团长胡松兵就迫不及待地说：
“干脆就在成都收集几天资料，再到各机关单位和大学看他们是怎样打开局面的。学些经验后，我们就杀回龙门县大干一场算了，还去北京干啥？”
“我看，北京还是要去，因为那里随时都可以听到毛主席的声音和中央**的指示。要不就兵分两路，一半人去北京取经，一半人返回龙门闹革命吧？”政委邹钦明说。
“也对，这样更好些。”胡团长赞成地说。
三天过后，胡团长他们四个人就送我和邹钦明四人到火车北站。到站后我们就唱《朋友再见》分手，唱得慷慨激昂，很让路人羡慕，而且还有人跟着唱。可高兴过后却是一瓢冷水――我们登记的火车票还要等待，而要去北京的四人拿不到火车票。我们就走到进站口，想混进车站，但见管理很严格，没有车票的人无法进去。我们围着围墙转，看到有很多红卫兵在翻墙，而乘警并没阻止，翻不过的，有乘警还在帮他，生怕他摔到地下。我们四人都很胆小，没有勇气去翻墙。
他们三人就在商量怎么办，我很想去北京，就不甘心地继续往前走。走了几十米远，就看到有一间小屋里坐着两个铁路工作人员，他们也在谈论文化革命。小屋的后门后面就是火车道。
我下意识地走进小屋，想给他俩谈谈让我们从后门进站，到北京见毛主席的事。也许，我的突然造访，使他们不知所措，他俩并没搭理我，我就朝开着的后门走进了车站。
进站后，我才想到找邹钦明他们三人。我再返回时，那小屋后门紧闭。我一个人就这样离开了我们的组织，我觉得很后怕。怎么办？如果从大门出去，再回到我们的接待站，还可以找到他们，但万一找不到他们又怎么办？成都，我是第一次来，很陌生，可开弓没有回头箭，只得一个人硬着头皮赶车去北京了。
我们有了自己的组织了，我们各个都感觉得精神焕发，斗志昂扬，十多个人立即投入到了紧张的战斗。
团政委邹钦明领着几个人办我们的《燎原》战报，我负责刻写蜡纸，其余的人负责找宣传材料和油印、张贴战报。
团长胡松兵带领其他人张贴标语。不到一天的工夫，满校园，满大街都贴上了我们的标语。
可第二天一起来，却被撕得一张不剩。我们非常气愤，扬言要彻底炸烂敢于撕毁我们的革命大字报的顽固派的狗头。可后来不是被撕毁而是被很多不同组织的大字报覆盖。
我们的团长是一个非常冲动的人，而我们的政委却是一个非常冷静善于思考的人。在政委邹钦明的提议下，我们开了一个大会。大会决定直接找县委宣传部负责人，为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
第二天，我们倾巢出动。但当我们还未走进县委大门时，就被我校原红卫兵大队部的人围着，说我们是冲击政府机关，是反革命。周围还有很多不知从何处而来的陌生人，不断的起哄和漫骂。
无奈，我们只得败下阵来。
这时，大山以外已在进行全国大串联，大山内的龙门县还被封锁得如铁板一块。外来串联的大中学生不准进城，即使有进了城的被派出所或群众举报后，也会被送走。
一天晚上，又有一个省城来的造反派混进了县城，并找到了我们的团长。他带来了很多外面的消息，并建议我们走出大山去参加全国大串联。。
于是，我们决定串联去。愿意去的有8人，几乎是战斗团的所有干部。在我们外出串联期间，在校的人由周文之代团长，一切行动暂时停止。
第二天我们就各自回家准备行李、路费。
我回家后，说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我父亲很高兴，就把他卖小猪的钱给了我20元。
第三天我们就出发了。当时从县城坐客车到省会成都100公里，只要2元8角钱，我们都能拿得出。可是，县政府和城关派出所都派有人在车站把守，不准学生外出大串联。于是，我们就学老红军，背着行李悄悄地走出县城。
我是一个讲洒脱的人，我没带被盖，也没有带换洗衣服。听说北京很冷，穿了一件学校给我做的棉衣。有的人不仅带了些换洗衣服，而且还背上被盖。我们一路上唱着革命歌曲，说着些豪言壮语，路上遇到的行人都给我们招手致意。有一辆客车还停了下来，司机给我们说，他很想搭我们进城，但公司有规定：不准搭学生去串联。
走了50公里后，我们就被家在籍田的同学送到当时的籍田初中住了一宿。第二天，有四个人说走不动了，他们就坐车走了。我和邹钦明等四人坚持走到了省城郊区的琉璃场，实在太累了，我们就坐上了公交车，但售票员不收我们的钱。后来我们才知道，戴上一个红卫兵袖章就是毛主席的客人，大串联，学习各地的革命经验，更好地参加文化大革命是周总理支持的，所以，坐车、住宿、吃饭都由国家负责。
当我们四人到了省文化革命接待站时，乘车去的同学已办好了接待手续，我们被安排在成都盐道街中学接待站。接待站给我们安排了住宿，发了三天食堂就餐的饭票，并且，每人领到了一枚毛主席像章，别在胸前感到无比的荣耀。我们吃了饭后就到处看，这时我们才留意到了大标语上赫然写着：
“打倒李井泉（李井泉当时任西南局的党总书记和四川省委书记），解放大西南，李井泉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当天晚上，我们走到锦江宾馆时，听说里面在批判省长李大章。我们就跑进去，没有人看门，一路畅通无阻。我们看到个子高大的李大章和省政府几个头目低着头，接受红卫兵的批判，使我们大开了眼界。原来，不可一世的领导人物，也可以乖乖地听人民群众的批评。而在我们龙门县，连要求给受害群众平反都被围攻，看来，进行大串联实在是一着很高明的棋。当时，胡松兵团长就说。
我们每天在接待站吃过饭后，就一起到大街小巷看大字报和漫画。还跑遍了成都各大专院校，去看他们写的大字报，收集传单，晚上就在宿舍分类整理。
在省师范学院，我们碰到了从我们学校考上师范院校的几个学生。他们给我们介绍文化大革命的缘起，介绍运动发展的过程。
这一席话，使我们如醍醐灌顶，顿时醒悟。知道了为什么运动初期很多教师受到批判，很多学生和工人受到冲击。听完后，团长胡松兵就迫不及待地说：
“干脆就在成都收集几天资料，再到各机关单位和大学看他们是怎样打开局面的。学些经验后，我们就杀回龙门县大干一场算了，还去北京干啥？”
“我看，北京还是要去，因为那里随时都可以听到毛主席的声音和中央**的指示。要不就兵分两路，一半人去北京取经，一半人返回龙门闹革命吧？”政委邹钦明说。
“也对，这样更好些。”胡团长赞成地说。
三天过后，胡团长他们四个人就送我和邹钦明四人到火车北站。到站后我们就唱《朋友再见》分手，唱得慷慨激昂，很让路人羡慕，而且还有人跟着唱。可高兴过后却是一瓢冷水――我们登记的火车票还要等待，而要去北京的四人拿不到火车票。我们就走到进站口，想混进车站，但见管理很严格，没有车票的人无法进去。我们围着围墙转，看到有很多红卫兵在翻墙，而乘警并没阻止，翻不过的，有乘警还在帮他，生怕他摔到地下。我们四人都很胆小，没有勇气去翻墙。
他们三人就在商量怎么办，我很想去北京，就不甘心地继续往前走。走了几十米远，就看到有一间小屋里坐着两个铁路工作人员，他们也在谈论文化革命。小屋的后门后面就是火车道。
我下意识地走进小屋，想给他俩谈谈让我们从后门进站，到北京见毛主席的事。也许，我的突然造访，使他们不知所措，他俩并没搭理我，我就朝开着的后门走进了车站。
进站后，我才想到找邹钦明他们三人。我再返回时，那小屋后门紧闭。我一个人就这样离开了我们的组织，我觉得很后怕。怎么办？如果从大门出去，再回到我们的接待站，还可以找到他们，但万一找不到他们又怎么办？成都，我是第一次来，很陌生，可开弓没有回头箭，只得一个人硬着头皮赶车去北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