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子吟
fri apr 24 09:28:42 cst 2015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一个享受商品粮供应的城市户口可以被看作是优势群体的符号，如果有机会实现户口的农转非，等同于实现了鲤鱼跳龙门般地飞跃。我也深为父亲把我从会宁老家的农村户口转入一荒漠戈壁的城市户口而沾沾自喜。迁徙之前，我看望了一次家在县城的表姐，顺便瞻仰了刚落成不久的会师塔。会师塔飞檐吊脚，红墙碧瓦，拔地倚天。塔身由三个相对独立又无缝连接的分体组成，象征着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那时的我，心理幼稚也不好学问，仰首而望，只觉得它高大、巍峨，至于它的寓意及历史背景则并不关注。直到后来翻阅《关川冯家堡村志》的时候，看到我的太爷曾经以民运队队长的身份参与过红军西渡黄河的历史事件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我那极为普通的先辈竟然和伟大的红军有过这么紧密的联系；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会师塔对于会宁的意义并不只是一座地标性建筑那么简单。那一年，表姐的长女出生，如今，表姐的幺子都已成年，而我再也没有走进过会师塔。
其实早在八十年代初期，我就离开过会宁，随父到一个工人阶级聚集的地方生活了一段时间。那时父亲所在单位的驻地相对富庶，与会宁相距不远，相比我的会宁老家有天地之别。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电视，而且顿顿能吃白面馍馍，更要命的是那里不讲方言直接用普通话交流。当时的我聪慧伶俐也有点小虚荣，用半个月学会了普通话，用一个月忘记了会宁话，偶尔还会因为自己是会宁籍而倍感不幸。但是命运弄人，本有望成为未来技术精英的我，由于受到不可抗力的干扰，后来赌气返回了会宁关川的家。关川的河水又苦又咸，但是我家的水窖足够保我饮用；关川虽不富裕，黄土地上长出的甘八麦可是籽大粒圆，足以管我温饱；年衰的爷爷给我撑起遮风避雨的保护伞；苦命的妈妈对我又怜又恨。那次的逆向转身及时地帮我纠正了认识上的偏差即会宁县关川冯家堡村才是我的家。就这样，我在关川慢慢长大，直到再次离开。以后的日子里，我上过学堂进过工厂，但无论身在何方，都以会宁人为荣。
九十年代中期，我所在的单位开始鼓励员工离职，我也许是因为继承了做为大明朝守边将士的会宁始祖的那种不安分的基因之故，毅然成为所在单位的第一批下岗职工之一。外面的世界很大，大到我都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栖身。偶然的一次机会，我来到了新疆，以一个“盲盗”的身份寄居在了乌鲁木齐。住着一个月一百块钱的民房，拎着一个不装钱的皮包，四处寻找印在说明书上的产品的潜在买家。那时的公职人员从心里瞧不起我们这些体制外的社会人，特别是我这种受雇于名为外资实为私企的销售人员，他们把我这样的人统称为无固定职业的社会闲散人员，尽管我比他们爱岗敬业得多。少数自认为条件优越的本地人，更不把我们视为同类。我那时的同事基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在被一些半文盲但有很强优越感的人士莫名轻视的时候，经常会心里失衡，但我不会，因为我有全国著名的贫困县会宁给我积攒起来的强大的承受力。二〇〇〇年以后，人们的观念开始转变，像我这样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也有了一个好听的职业称谓即自由职业者。相对包容的乌鲁木齐接纳了我，我正式成为这里的一员。但是生活的压力依然很重，我一个外来移民又没有体制优势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步改善生存状态。为此，我和大多数人一样，为了五斗米而折腰，不管出门还是入户心里盘算的都是经济效益那一本账。此时我的弟、妹都已长大，他们各自觅得一处发展空间离家单飞。此后，家人团聚的机会越来越少，打电话慢慢变成了联络的主要方式。也不知从何时起，我和家人之间的问候变成了含有会宁味儿的普通话，妈妈讲的会宁话也常常跑调。但是这都不影响我对会宁籍的认同，以至于非常熟悉的朋友都以为我买错了回家的车票而不解，也常常因为我身份证上非会宁县的住址而疑惑。
二零零九年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年份。那一年长期困扰我的腰疾突然恶性发作，一度使我卧床不起，年中时又发生了七五事件，让我对生命的脆弱性有了非常感性的认识。那年年底我再也无法压制激烈上涌的思乡之情，拖着病体回了一趟会宁老家。再次踏上关川那片依然沉寂裸露的黄土地，我尽管思绪万千却无从谈起。我看到太爷的坟前荒草丛生，爷爷的墓地屲高坡陡。游子归来却未能光宗耀祖，面对先人，我惟有捧一抔黄土添加到坟冢之上聊以**。生我养我的关川沧桑依旧，伴我成长的老屋却已不在，新生的小子看我就像看过去。
返回乌市后，我开始思忖，此生除了挣钱改变生活之外，是否还能做点别的？困惑之间，身体又一次向我拉响了警笛，只不过这一次把腰痛换成了胃痛。在我躺在病床上等待病理化验结果的那个晚上，突然觉得生命的不确定性有可能明天就会在我的身上显现，我为什么不从现在就开始做自己早就想做而一直没有做的事情呢？即便那是一件费神劳力又希望渺茫的事。从此，以前不怎么上网的我把自己长久地挂到了网上，几十年不写文章的我开始奋笔疾书，本性腼腆的我也变得偏执激进。为了让我的姓氏用字加入字库，也为了我的骨肉宗亲既能享受信息化的便捷又不改姓，我开始全国范围的寻找同姓宗亲，也开始四处寻求同情和支援。由于我的姓氏属于罕见姓氏，同姓宗亲的数量又极其有限，这让习惯了以维护大多数人利益为原则的管理者以及旁观者们都不以为然，面对我们的合理诉求，有的人还会冷眼恶语。好在经过努力，我联络到了更多的同姓宗亲，大家集思广益不断地寻找突破口，最终找到了与此相关的管理部门，我族的困惑也得到了他们的同情，我姓氏加入字库的前景由黯淡也变得光明了起来。这是一段极其艰难、无助的时期，我因此成了很多人眼中的麻烦制造者，我在很多地方都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我被各社交平台驱逐已成了家常便饭。就在这时，我发现并进入新疆的会宁人这个群体，在这里，我得到了除本族宗亲之外最鼎力得支持和帮助。乡情胜亲情，素味平生的乡党很多都成了我现在的挚友。闲暇之余，会宁老乡经常三五相邀或洋芋煮土豆或秦腔对眉户，高兴得天上人间似的。在他们的熏染下，我的会宁话又一次回归正宗。
岁月流逝，青春渐老，当年的懵懂少年已经华发染鬓。曾经最想吃又最爱吃的肥肉如今变成了弃物，当年在会宁最讨厌最不爱吃的浆水面、搅团却成了美食。现在的我，如果接到一个吃搅团的电话，可以放下已经端起的碗筷，从乌鲁木齐奔向昌吉，心情好比去中南海吃国宴那般地激动。如此巨变，可与乡愁有关？
亩心振宇写于乌市
2015-04-21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一个享受商品粮供应的城市户口可以被看作是优势群体的符号，如果有机会实现户口的农转非，等同于实现了鲤鱼跳龙门般地飞跃。我也深为父亲把我从会宁老家的农村户口转入一荒漠戈壁的城市户口而沾沾自喜。迁徙之前，我看望了一次家在县城的表姐，顺便瞻仰了刚落成不久的会师塔。会师塔飞檐吊脚，红墙碧瓦，拔地倚天。塔身由三个相对独立又无缝连接的分体组成，象征着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那时的我，心理幼稚也不好学问，仰首而望，只觉得它高大、巍峨，至于它的寓意及历史背景则并不关注。直到后来翻阅《关川冯家堡村志》的时候，看到我的太爷曾经以民运队队长的身份参与过红军西渡黄河的历史事件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我那极为普通的先辈竟然和伟大的红军有过这么紧密的联系；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会师塔对于会宁的意义并不只是一座地标性建筑那么简单。那一年，表姐的长女出生，如今，表姐的幺子都已成年，而我再也没有走进过会师塔。
其实早在八十年代初期，我就离开过会宁，随父到一个工人阶级聚集的地方生活了一段时间。那时父亲所在单位的驻地相对富庶，与会宁相距不远，相比我的会宁老家有天地之别。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电视，而且顿顿能吃白面馍馍，更要命的是那里不讲方言直接用普通话交流。当时的我聪慧伶俐也有点小虚荣，用半个月学会了普通话，用一个月忘记了会宁话，偶尔还会因为自己是会宁籍而倍感不幸。但是命运弄人，本有望成为未来技术精英的我，由于受到不可抗力的干扰，后来赌气返回了会宁关川的家。关川的河水又苦又咸，但是我家的水窖足够保我饮用；关川虽不富裕，黄土地上长出的甘八麦可是籽大粒圆，足以管我温饱；年衰的爷爷给我撑起遮风避雨的保护伞；苦命的妈妈对我又怜又恨。那次的逆向转身及时地帮我纠正了认识上的偏差即会宁县关川冯家堡村才是我的家。就这样，我在关川慢慢长大，直到再次离开。以后的日子里，我上过学堂进过工厂，但无论身在何方，都以会宁人为荣。
九十年代中期，我所在的单位开始鼓励员工离职，我也许是因为继承了做为大明朝守边将士的会宁始祖的那种不安分的基因之故，毅然成为所在单位的第一批下岗职工之一。外面的世界很大，大到我都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栖身。偶然的一次机会，我来到了新疆，以一个“盲盗”的身份寄居在了乌鲁木齐。住着一个月一百块钱的民房，拎着一个不装钱的皮包，四处寻找印在说明书上的产品的潜在买家。那时的公职人员从心里瞧不起我们这些体制外的社会人，特别是我这种受雇于名为外资实为私企的销售人员，他们把我这样的人统称为无固定职业的社会闲散人员，尽管我比他们爱岗敬业得多。少数自认为条件优越的本地人，更不把我们视为同类。我那时的同事基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在被一些半文盲但有很强优越感的人士莫名轻视的时候，经常会心里失衡，但我不会，因为我有全国著名的贫困县会宁给我积攒起来的强大的承受力。二〇〇〇年以后，人们的观念开始转变，像我这样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也有了一个好听的职业称谓即自由职业者。相对包容的乌鲁木齐接纳了我，我正式成为这里的一员。但是生活的压力依然很重，我一个外来移民又没有体制优势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步改善生存状态。为此，我和大多数人一样，为了五斗米而折腰，不管出门还是入户心里盘算的都是经济效益那一本账。此时我的弟、妹都已长大，他们各自觅得一处发展空间离家单飞。此后，家人团聚的机会越来越少，打电话慢慢变成了联络的主要方式。也不知从何时起，我和家人之间的问候变成了含有会宁味儿的普通话，妈妈讲的会宁话也常常跑调。但是这都不影响我对会宁籍的认同，以至于非常熟悉的朋友都以为我买错了回家的车票而不解，也常常因为我身份证上非会宁县的住址而疑惑。
二零零九年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年份。那一年长期困扰我的腰疾突然恶性发作，一度使我卧床不起，年中时又发生了七五事件，让我对生命的脆弱性有了非常感性的认识。那年年底我再也无法压制激烈上涌的思乡之情，拖着病体回了一趟会宁老家。再次踏上关川那片依然沉寂裸露的黄土地，我尽管思绪万千却无从谈起。我看到太爷的坟前荒草丛生，爷爷的墓地屲高坡陡。游子归来却未能光宗耀祖，面对先人，我惟有捧一抔黄土添加到坟冢之上聊以**。生我养我的关川沧桑依旧，伴我成长的老屋却已不在，新生的小子看我就像看过去。
返回乌市后，我开始思忖，此生除了挣钱改变生活之外，是否还能做点别的？困惑之间，身体又一次向我拉响了警笛，只不过这一次把腰痛换成了胃痛。在我躺在病床上等待病理化验结果的那个晚上，突然觉得生命的不确定性有可能明天就会在我的身上显现，我为什么不从现在就开始做自己早就想做而一直没有做的事情呢？即便那是一件费神劳力又希望渺茫的事。从此，以前不怎么上网的我把自己长久地挂到了网上，几十年不写文章的我开始奋笔疾书，本性腼腆的我也变得偏执激进。为了让我的姓氏用字加入字库，也为了我的骨肉宗亲既能享受信息化的便捷又不改姓，我开始全国范围的寻找同姓宗亲，也开始四处寻求同情和支援。由于我的姓氏属于罕见姓氏，同姓宗亲的数量又极其有限，这让习惯了以维护大多数人利益为原则的管理者以及旁观者们都不以为然，面对我们的合理诉求，有的人还会冷眼恶语。好在经过努力，我联络到了更多的同姓宗亲，大家集思广益不断地寻找突破口，最终找到了与此相关的管理部门，我族的困惑也得到了他们的同情，我姓氏加入字库的前景由黯淡也变得光明了起来。这是一段极其艰难、无助的时期，我因此成了很多人眼中的麻烦制造者，我在很多地方都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我被各社交平台驱逐已成了家常便饭。就在这时，我发现并进入新疆的会宁人这个群体，在这里，我得到了除本族宗亲之外最鼎力得支持和帮助。乡情胜亲情，素味平生的乡党很多都成了我现在的挚友。闲暇之余，会宁老乡经常三五相邀或洋芋煮土豆或秦腔对眉户，高兴得天上人间似的。在他们的熏染下，我的会宁话又一次回归正宗。
岁月流逝，青春渐老，当年的懵懂少年已经华发染鬓。曾经最想吃又最爱吃的肥肉如今变成了弃物，当年在会宁最讨厌最不爱吃的浆水面、搅团却成了美食。现在的我，如果接到一个吃搅团的电话，可以放下已经端起的碗筷，从乌鲁木齐奔向昌吉，心情好比去中南海吃国宴那般地激动。如此巨变，可与乡愁有关？
亩心振宇写于乌市
2015-0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