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 权力到底是什么？
孟繁英到机关快到一年了，作为一名基层的公务员，充分体验了官场生活的平淡、枯燥、乏味、无所事事，以及被边缘化的痛苦。
多数时候自己只不过是个冷眼看客，靠听闻领导的掌故，品味主子与奴才之间角色转换的表演，来打发日子。
孟繁英的心中一直有个解不开的结：权力到底在哪里？
看遍了官场里的主子和奴才，既然入了官场，孟繁英绝对不愿成为“想当奴才而不得的”人。
没权，或者有权不会用，在机关里是会被人嘲笑，甚至被人欺负的。
即使为了争面子，也要把权力握在手里。那就只好成为“奴才”了。
但是，想当奴才也不是容易的。像付处长那样，不仅是多年历练的结果，也是天性使然。
孟繁英又犯了书呆子气，一定要从道理上把事情弄明白，才肯付诸行动。
于是开始涉猎许多经济和管理方面的书籍。
但经济和管理书籍中给出的关于权力的答案实在是太乱了。
把权力按不同标准划分成不同类别，没个统一的说法，也没有什么大的用处。
都说西方人对权力研究得透彻，而中国的国有企业一直存在着“产权不明晰”的问题。
实际上，孟繁英经过研究，能感受到东西方在权力研究方面是走了两个极端：
西方人在研究怎样细分制衡权力方面确实是很透彻的，三权分立的原则很早就提出来了，而且西方人从古希腊时就有分权、民主、共和的历史传统。
而中国人则在集权方面的研究更透彻，中国人从秦始皇开始，就在研究怎样最大限度地获取权力，当然也有分而治之的时候，但分而治之的目的仍然是怎样让权力最大化。
希腊故纸堆里找不到答案，孟繁英就随手找了两本厚黑学方面的书翻了翻，里面宣扬的主要是：
“古之成大事者，不外面厚心黑而已！”要达到“脸皮要厚而无形，心要黑而无色”的境界。
初看也似有些道理，但经不起仔细琢磨。
都去比脸皮厚，打了左脸，再给人右脸打，主子刚开始也许还觉得出气，但时间长了，也打烦了。不仅自取其辱，也是徒增主子的厌恶而已。
都去比心更黑，卖了朋友，再卖主去求荣，谁是傻子呢？
自以为聪明只能聪明一时，被所有人堤防着，会有好结果？最后成了过街老鼠，岂不是连生存都成问题，岂不成了玩火？
厚黑学在战乱时代用用还可以，那是一个需要打乱一切固有规则的时代，再死抱规则不放，肯定是找死，需要出奇兵，靠诡道。
而太平盛世，要靠正道，至少是为自己的利益制定规则，再利用规则去约束他人。
孙子兵法早就讲：“凡战者，以正和，以奇胜。”
如果在从众心理或“群体效应”的作用下，大家都去厚黑，跟都没去厚黑也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就像球场上看球时，大家都站起来，跟都没站起来的视野是一样的。
而且都去厚黑，必定是内斗不断，超越了上面主子的承受范围，只能是两败俱伤，反倒让渔翁得利。
手捧着《厚黑学》，孟繁英也不断地反问自己：
“为什么要那样做？值得吗？”
本来是个好人，要想磨炼得面厚心黑，必得有大的志向，或有深仇大恨，至少也是迫不得已，但在这太平盛世，这几种情况对孟繁英来说，都是不存在的。
磨炼得面厚心黑，那也必定是个痛苦的过程，能练到心安理得的程度，则必定经历多次痛苦挣扎，是个不断地失去尊严、不断地失去人格、不断地失去良心的过程。
最后，再无可失，也就麻木了，也就练成了。
但那是自己要的人生吗？没有别的选择了吗？
外国人对权力的研究并不实用，他们是把权力研究没了。
厚黑学对权力的研究也不可行，他们是把权力研究歪了。
孟繁英决定，自己得另起炉灶，还是要一切从主子的需求入手。离开“需求”这个根本，研究什么都是空中楼阁、缘木求鱼。
在官场，一旦当上主子，就想抓牢、巩固、扩大所有权力。
对人财物能产生影响，就有权力。
权力很多时候是别人赋予的，但有时候也是自己争取来的。
但这些权力归结到一起，在孟繁英看来，也就三种权力：话语权、知情权和收益权。
话语权：体现的是主子说一不二的权威，什么“一把手”、“一支笔”、“老大”、“大老板”都是在描述话语权。
话语权能用来主导奴才的思想，保证奴才的忠诚。
对于胆敢异议、顶嘴、非议者，定要给予教训，而对于有自己的一套思想体系、胆敢争夺话语权、甚至拉帮结伙、另立山头的，就要用炮打其司令部，甚至踏上亿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话语权发展到极端就是个人崇拜、独裁专制。
知情权：知悉奴才一切情况的权力。
奴才是怎样想的，怎样做的，有无朋党，有无短处。
也包括所管辖范围内的油水有多大，怎样分配，有无腐败行为。
主子对奴才多采用黑箱操作的模式，但主子却要求奴才对自己透明。
抓住奴才的小尾巴，有利于随时制服奴才。
打小报告者，恰好满足了领导对知情权的需求。
知情权发展到极端就是失去自由、特务统治。
收益权：从所管领域收取利益的权力。
当然，是否贪心地收取这份利益，取决于许多复杂因素，包括出身高低，包括监督制度等。
一般来说，低等主子捞财，中等主子既捞财又捞名，高等主子以捞名为主。
主子牢牢控制着人权：调动、奖惩、否决，撤职。
主子也牢牢控制着财物权：拖、拿、卡、要。
聪明又贪心的主子往往是在管辖范围内按比例收钱的。
即使不收钱，也不能让奴才当傻瓜耍，要让奴才知道，他的收益是主子赏赐的结果。
收益权发展到极端就是追逐名利、腐败亡国。
很多人忽略了话语权和知情权，一味强调收益权。
实际上，话语权和知情权才是根本，是收益权的保障。
有些大领导，尤其是伟人，特别是那些在艰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伟人，本身不太贪图享受，对收益权可能确实不太在意的。
但对于话语权和知情权，没有那个大领导不在意，甚至一句话冒犯到大领导，就可能导致杀身之祸。
收益权经常会受到各种制度的制约，但话语权和知情权不会受到制度的制约，而且是主子永远都需要的。
尤其是最高级别的主子，比如中国古代的皇帝，所有的收益几乎占尽，对收益权不大感兴趣，但对话语权和知情权的追求，则是始终如一的。
一旦失去话语权和知情权，领导立刻就会感到不安，明显感觉权力的基础不牢，即使获得再多的收益，主子还是时刻会感觉自己的权力有被篡夺的危险。
所以拍马屁和打小报告，从古至今，都在官场里畅通无阻，而且一直是成本极小、收效甚高的两个法宝，这是由主子的需求决定的。
有些自以为君子之人，往往不耻为之，实乃不明此中道理，反笑明事理者为小人。
有些人不明此理，“想做奴才而不得”时，只一味埋怨领导太贪，实际上是没搞清楚领导的需求。
真让他去给领导送礼，他连领导家在哪都不知道，送什么礼适合，领导能不能收，心里都没底。
经过一番艰苦探索，孟繁英终于觉得自己发现了权力的真谛：
西方社会是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三权分立，分权制衡。
中国官场是话语权、知情权、收益权三权合一，获取极权。
既然已经身在官场，既然已经吃透了权力的真谛，剩下的就是要知行合一、身体力行、用实践去检验自己发现的真理了。
此之谓“上士闻道，勤而行之”！
多数时候自己只不过是个冷眼看客，靠听闻领导的掌故，品味主子与奴才之间角色转换的表演，来打发日子。
孟繁英的心中一直有个解不开的结：权力到底在哪里？
看遍了官场里的主子和奴才，既然入了官场，孟繁英绝对不愿成为“想当奴才而不得的”人。
没权，或者有权不会用，在机关里是会被人嘲笑，甚至被人欺负的。
即使为了争面子，也要把权力握在手里。那就只好成为“奴才”了。
但是，想当奴才也不是容易的。像付处长那样，不仅是多年历练的结果，也是天性使然。
孟繁英又犯了书呆子气，一定要从道理上把事情弄明白，才肯付诸行动。
于是开始涉猎许多经济和管理方面的书籍。
但经济和管理书籍中给出的关于权力的答案实在是太乱了。
把权力按不同标准划分成不同类别，没个统一的说法，也没有什么大的用处。
都说西方人对权力研究得透彻，而中国的国有企业一直存在着“产权不明晰”的问题。
实际上，孟繁英经过研究，能感受到东西方在权力研究方面是走了两个极端：
西方人在研究怎样细分制衡权力方面确实是很透彻的，三权分立的原则很早就提出来了，而且西方人从古希腊时就有分权、民主、共和的历史传统。
而中国人则在集权方面的研究更透彻，中国人从秦始皇开始，就在研究怎样最大限度地获取权力，当然也有分而治之的时候，但分而治之的目的仍然是怎样让权力最大化。
希腊故纸堆里找不到答案，孟繁英就随手找了两本厚黑学方面的书翻了翻，里面宣扬的主要是：
“古之成大事者，不外面厚心黑而已！”要达到“脸皮要厚而无形，心要黑而无色”的境界。
初看也似有些道理，但经不起仔细琢磨。
都去比脸皮厚，打了左脸，再给人右脸打，主子刚开始也许还觉得出气，但时间长了，也打烦了。不仅自取其辱，也是徒增主子的厌恶而已。
都去比心更黑，卖了朋友，再卖主去求荣，谁是傻子呢？
自以为聪明只能聪明一时，被所有人堤防着，会有好结果？最后成了过街老鼠，岂不是连生存都成问题，岂不成了玩火？
厚黑学在战乱时代用用还可以，那是一个需要打乱一切固有规则的时代，再死抱规则不放，肯定是找死，需要出奇兵，靠诡道。
而太平盛世，要靠正道，至少是为自己的利益制定规则，再利用规则去约束他人。
孙子兵法早就讲：“凡战者，以正和，以奇胜。”
如果在从众心理或“群体效应”的作用下，大家都去厚黑，跟都没去厚黑也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就像球场上看球时，大家都站起来，跟都没站起来的视野是一样的。
而且都去厚黑，必定是内斗不断，超越了上面主子的承受范围，只能是两败俱伤，反倒让渔翁得利。
手捧着《厚黑学》，孟繁英也不断地反问自己：
“为什么要那样做？值得吗？”
本来是个好人，要想磨炼得面厚心黑，必得有大的志向，或有深仇大恨，至少也是迫不得已，但在这太平盛世，这几种情况对孟繁英来说，都是不存在的。
磨炼得面厚心黑，那也必定是个痛苦的过程，能练到心安理得的程度，则必定经历多次痛苦挣扎，是个不断地失去尊严、不断地失去人格、不断地失去良心的过程。
最后，再无可失，也就麻木了，也就练成了。
但那是自己要的人生吗？没有别的选择了吗？
外国人对权力的研究并不实用，他们是把权力研究没了。
厚黑学对权力的研究也不可行，他们是把权力研究歪了。
孟繁英决定，自己得另起炉灶，还是要一切从主子的需求入手。离开“需求”这个根本，研究什么都是空中楼阁、缘木求鱼。
在官场，一旦当上主子，就想抓牢、巩固、扩大所有权力。
对人财物能产生影响，就有权力。
权力很多时候是别人赋予的，但有时候也是自己争取来的。
但这些权力归结到一起，在孟繁英看来，也就三种权力：话语权、知情权和收益权。
话语权：体现的是主子说一不二的权威，什么“一把手”、“一支笔”、“老大”、“大老板”都是在描述话语权。
话语权能用来主导奴才的思想，保证奴才的忠诚。
对于胆敢异议、顶嘴、非议者，定要给予教训，而对于有自己的一套思想体系、胆敢争夺话语权、甚至拉帮结伙、另立山头的，就要用炮打其司令部，甚至踏上亿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话语权发展到极端就是个人崇拜、独裁专制。
知情权：知悉奴才一切情况的权力。
奴才是怎样想的，怎样做的，有无朋党，有无短处。
也包括所管辖范围内的油水有多大，怎样分配，有无腐败行为。
主子对奴才多采用黑箱操作的模式，但主子却要求奴才对自己透明。
抓住奴才的小尾巴，有利于随时制服奴才。
打小报告者，恰好满足了领导对知情权的需求。
知情权发展到极端就是失去自由、特务统治。
收益权：从所管领域收取利益的权力。
当然，是否贪心地收取这份利益，取决于许多复杂因素，包括出身高低，包括监督制度等。
一般来说，低等主子捞财，中等主子既捞财又捞名，高等主子以捞名为主。
主子牢牢控制着人权：调动、奖惩、否决，撤职。
主子也牢牢控制着财物权：拖、拿、卡、要。
聪明又贪心的主子往往是在管辖范围内按比例收钱的。
即使不收钱，也不能让奴才当傻瓜耍，要让奴才知道，他的收益是主子赏赐的结果。
收益权发展到极端就是追逐名利、腐败亡国。
很多人忽略了话语权和知情权，一味强调收益权。
实际上，话语权和知情权才是根本，是收益权的保障。
有些大领导，尤其是伟人，特别是那些在艰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伟人，本身不太贪图享受，对收益权可能确实不太在意的。
但对于话语权和知情权，没有那个大领导不在意，甚至一句话冒犯到大领导，就可能导致杀身之祸。
收益权经常会受到各种制度的制约，但话语权和知情权不会受到制度的制约，而且是主子永远都需要的。
尤其是最高级别的主子，比如中国古代的皇帝，所有的收益几乎占尽，对收益权不大感兴趣，但对话语权和知情权的追求，则是始终如一的。
一旦失去话语权和知情权，领导立刻就会感到不安，明显感觉权力的基础不牢，即使获得再多的收益，主子还是时刻会感觉自己的权力有被篡夺的危险。
所以拍马屁和打小报告，从古至今，都在官场里畅通无阻，而且一直是成本极小、收效甚高的两个法宝，这是由主子的需求决定的。
有些自以为君子之人，往往不耻为之，实乃不明此中道理，反笑明事理者为小人。
有些人不明此理，“想做奴才而不得”时，只一味埋怨领导太贪，实际上是没搞清楚领导的需求。
真让他去给领导送礼，他连领导家在哪都不知道，送什么礼适合，领导能不能收，心里都没底。
经过一番艰苦探索，孟繁英终于觉得自己发现了权力的真谛：
西方社会是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三权分立，分权制衡。
中国官场是话语权、知情权、收益权三权合一，获取极权。
既然已经身在官场，既然已经吃透了权力的真谛，剩下的就是要知行合一、身体力行、用实践去检验自己发现的真理了。
此之谓“上士闻道，勤而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