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坡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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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_第27章 早春1

事后才听说,当我和女友在越洋电话里聊到忘形,进而牵扯出校园里陈年往事时,她的儿子从房门背后探出头,一脸怪笑地偷听。

我吓一跳,忙问孩子今年多大了。回答是十四岁。

十四岁,一个多么纯净而青翠的年龄,像乍暖还寒的早春里,料峭枝头上抽出的第一点绿。曾躲在残冬荒芜背后的骄羞,等到春回大地的那天,点发芽,芽生叶,叶连枝,在路人还未会意前,牵丝攀藤地绿了一树。

孩子放下功课不做,电脑不玩,一整晚拉着他母亲的手。让妈妈再和他说说当年的事情。

那时,我们正是孩子现在的年纪。从各个小学里会考出来的尖子,被汇集到省重点中学。

中学比原来只有一栋楼的小学大了许多。经过像城墙一样厚重的大门,沿着笔直漫长的林荫道,经过大礼堂,办公楼,走到三栋三进的教学楼教室坐下,少说也要十几分钟。一到课间操时间,初中高中六个年级两千名学生,排列散开在操场上,前后左右的人,黑压压一片看不见首尾,让人感觉到如同在军营中的渺小。

初到学校,谁也不认识,但周围大部分人的表情看上去都有点像礼堂前鲁迅的雕塑,微蹙着眉,不怒自威地带着寒气。比如分来我们班的班主任,明明才从师大毕业比我们大不了太多的年轻人,却天天穿着扣子扣到脖子的灰色中山装,似乎非得整个老气横秋的造型才能顺利融入周围的环境。加上和他矮小身材不成比例的扁长脑袋,我们背地里都管他叫草履虫,一种来自上古的单细胞动物。

就我们班的情形看,同学们脸上被传染到秋风扫落叶的表情,倒也不全是草履虫的过错。面对天天做不完的功课,还有没完没了的考试,谁还能笑得出来。 为了防止我们分心,音乐,图画之类无用的课早停了,加入了历史,生物,政治等科目。要命的是每门课的老师都把他们自己教的那门课当做学生生活中的唯一,在反复重申了这门学科的重要性之后,布置了一大堆功课后走人,剩下我们在n堆功课的总和下苦苦挣扎。

“在你们这个年纪,只有读书才是最重要。吃得苦中苦,才能成为人上人。 “ 每位老师都向我们传递着同样的信息,而他们口的好前程无一例外指的就是六年后考上大学。面对这样苦口婆心的劝导,当然谁也提不出任何置疑和辩驳。

手机,电脑, ipod, ipad,全是后来才有的事,当时在学校里最负争议的话题是学生是否可以带手表来上课。因为手表具备报时的功能的同时还会让同学们的注意力分散。像这样的争论丝毫引不起我的兴趣。日子对我而言,无非是读书睡觉,再读书再睡觉无止无休地重复。既然从出生起,我的生存目标被已经大人们定为考大学。那么直到上大学之前的所有时间根本不属于我自己。我能做的,只有乖乖等待十八岁之前这段漫长时间早点度过。

草履虫常常告诫我们说,在为将来出人头地而分秒必争的求学期间,任何兴趣爱好都是有害的。学校虽然没有明文禁止,但男女生之间说话,除了交收作业,让前面挡路的人让开这些不得已的简短交谈之外极少发生。用草履虫的话说,那叫有效地防止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交朋友,即使在同性之间,也是有危险的。关于这一点,莎莎和我的交往成了最好的例证。

班里那么多同学,莎莎和别人不太一样,至少我能一眼看出来。精致小巧的五官和光洁细白的皮肤,让她看上去像瓷做的洋娃娃。虽然全班女生都被要求剪成了短发,但她的头发上却别着蜻蜓形状的发夹。全校 统一的蓝色运动衫裤,偏偏她的运动衣拉链上却坠着红色水晶球, 一跑起来,在胸前来回晃荡。连她的作文也透着古怪。老师布置了一篇“秋天“的命题作文,大家都在歌颂金秋的果实,她写的却是转黄的树叶如同折翼的蝴蝶,在没来得及叹息之前,已经坠向地面。

我从来没有主动找人攀谈的习惯,但却对莎莎充满着好奇。可是我实在想不出能用什么理由或借口去和一个不认识的人寒喧,干脆直接走到她的座位前,问她,“你是不是有海外关系?”

莎莎又大又圆的眼睛一下变得更大更圆。

“我是说,你的蜻蜓发夹,还有水晶链坠很漂亮。但我从来没见过哪里有卖的。”

我的赞美让莎莎放下了戒心。她原本绷紧的脸放松了下来,“这是我在香港的阿姨买给我的。” 她的表情里明显带着得意。

和她熟了以后,我发现莎莎的脾气并不像她高傲的外表那么难以接近。即使偶尔发发小姐脾气,却是说一不二的直爽。她从家里带各种各样的零食给我吃,我把做好的数学功课给她抄,两个人相处得非常愉快。因为莎莎的缘故,我开始疯狂地喜欢上邮票。莎莎把那些从香港寄来的信封上剪下来的邮票,夹在课本里偷偷递给我看。戴着皇冠的英女皇,成天抱着树干睡觉的袋熊,都是我从来没见过的西洋景。我以前甚至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三角形和平行四边形邮票的存在。

直到香港信件的邮递速度赶不上我对邮票的好奇时,莎莎告诉我在菜市场里能找到那些专门卖外国邮票的人。莎莎总能从人群里把他们辨识出来,而那些卖邮票的也总有本事不知从哪里变出几本厚厚的集邮本。他们四处张望的眼神,和对怀里集邮本的紧张程度,让我想起跑到城里拿鸡蛋偷换粮票的农民。

利用午休的时间骑车去菜市场,跟在莎莎后面,和那些个头和年纪比我们大一倍的邮票贩子讨价还价,这可能是我平淡的生活中最接近冒险的行为。我没敢问莎莎,估计买卖邮票是不能被公开的事。碰上过一次,老远听见哨子声,那个学生模样的邮票贩子把集邮本往上衣外套里一塞,用百米冲刺的速度拐到巷道里就不见了。吓得我和莎莎也跟着狂跑了一阵,见没人追来,才敢停下来大口大口喘气。

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邮票的热爱。这些红红绿绿,印刷精美的票子上面什么都有。不管是海面上被风填满的白帆,还是初生小狗眼睛里的湿润,都让我心动。它们让我见到一些从前没有留意过的那些美丽而又柔软的东西。

爱上邮票让我第一次尝到饿肚子的滋味。家里从来没有给我零钱的习惯,上中学之后,我唯一和钱的接触机会就是每天中午在学校的那顿饭钱。食堂里四分钱一个炒青菜,六分钱是找不见肉末的麻婆豆腐,一角二分可以买一个狮子头烧卷心菜。可为了心爱的邮票,我情愿拿豆腐青菜狮子头去换。别人的邮票是一套一套买的,我却得饿上好几天才能换回一张邮票。虽然学校里的菜色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味道也不怎么样,可是现在每当闻到从同学饭盒里传出的饭菜香,都会觉得饥肠辘辘的难受。最让我纠结的是从食堂小窗口里卖出来的肉包子。 居然卖六分半一个。要是只买一个,四舍五入被人白赚了一分。可买两个,明天就得饿一整天。刚好碰到历史老师在课上讲热月政变,口沫横飞地重复着罗伯斯庇尔的名字。浓重的山东口音,不断提醒我“萝卜丝饼“,“萝卜丝饼“。没有肉包子,想来,用萝卜丝做的饼,或是馒头应该都很好吃。

不过,挨饿的经历和邮票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莎莎集邮好多年了,她给我看过她的集邮本。抛开里面五花八门的邮票不说,光是集邮本如同百科全书的厚度,还有皮革封面上烫金的字,已经让我羡慕不已。莎莎说邮票得小心保护,她不许我用手拿邮票,而是用一把扁头的镊子将邮票轻轻夹起来看。

回家以后,我找出没用过的作业本,在横格线上每隔五六行用小刀切一口子,然后把剪成长条形的玻璃纸嵌进去,用胶水黏住。再用手术钳将我的宝贝们,一张一张移到它们的新家里去。在太阳头下一照,五颜六色的邮票在玻璃纸的覆盖下,居然流光溢彩的效果。

正当我为日益增多的收藏而得意时候,我被草履虫叫去了他的办公室。书包里的集邮本被他拿出来一页一页翻看,吓得我脑子在嗡嗡做响,滚烫得像要炸裂开来一样难受。

他说什么我没听见,只知道我的集邮本被他没收了。

和我经历了同样遭遇的还有莎莎。在我之后,她也被草履虫叫走了。奇怪的是,莎莎从草履虫办公室里出来之后就一直追着我问。问我到底向草履虫说了些什么,为什么他会知道我们去买邮票的事。

可她问我,我又该问谁。心却是虚的,也不确定是不是自己把集邮本带到学校来炫耀而惹得祸。我只好回答莎莎,“我不知道“。从此之后,她就不再睬我了。试了好几回,我跟在后面叫她,她不应。我走到她面前,她抬起下巴,视而不见,好像完全不认识我了一样。

我不知道该如何向她解释。去集市买邮票的事,除了莎莎,我谁也没说过。难道就因为我是我们两个人中间先被叫去办公室的那个,就再也洗脱不了告密的嫌疑。虽然莎莎也被没收的集邮本里的收藏远超于我,但当她为她的邮票难过的时候,我也正在为它们伤心。

“莎莎不理我了。”我忍不住向老妈诉苦,我实在找不到周围可以说话的人。

“那是你的福气。和她这样的人交朋友,你的书还念不念了?”

“可她是我学校里唯一的朋友。”

“这种不读书,只晓得玩的朋友,还是省省吧。听妈妈的话,你以后也别再理她了。你到底听见没有? 我这样做,都是为了你好。”

我突然想起来,草履虫把我的集邮本锁到他的办公室抽屉里的时候,他也说过同样的话。

“我这样做,都是为了你好。”

“你背出来了没?”

语文老师从讲台上走到我的课桌边问我。

我从课本的《离骚》里抬起眼睛,摇了摇头。空荡荡的教室里,只剩下我和他俩个人。眼看天就要黑了,连窗外树干的轮廓也开始变得模糊。

今天下午,语文老师没上课,光让我们背屈原的《离骚》。说是谁先背出来,可以先回家。从下午四点多起,同学们就一个一个连接着排队上台背给老师听。班里的人越剩越少,可我拿离骚里的兮呀兮毫无办法,刚背了前句,又忘了后句。真能读明白的只有一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但我现在感叹的不是民生之多艰, 而是读书之多艰。

老师让我试着背,我刚开了个头,很快又背不下去了。老师倒也没责备我,而是叹了口气,挥手让我回家了。

也不知道语文老师的客气和我担任语文课代表,每天帮他收发作业有没有关系。从小学起,我的语文和英文,通常会在班里考第一。但背功从来都不是我的强项,照这样下去,我仅剩的语言优势很快也要消失殆尽了。要光只是背不出古文倒还好,糟糕的是从初二以后开始出现的物理,化学,让我觉得苦不堪言。

从头到尾,我就没搞明白这些课目究竟想教人些什么,背会了牛顿定律和元素周期表之后又有什么用。倒是偷看过一两集的美国电视剧“玉面飞龙“ (macgyver),里面那个不带武器的特工,每到紧要关头,随手往洗洁精里加点老鼠药之类的怪东西,就能做出个炸弹来逃命。当然这些危险的把戏不可能在实验课上教,所以我依旧对理工科生不出半点兴趣。这造成的直接后果是让我的各门功课平均分被拉下去许多,使得我在班上的名次一下往后退了十几名。

老妈为此加上的注释尤其让我郁闷。“女孩子嘛,只要一到这个年纪就容易分心。女孩子只要心一散,就再也收不回来。从此什么都完了。”她摊开两手,做出一拍两散不可收拾的模样。

为了杜绝我心散的可能,家里的电视不许看了,文艺杂志不订了,放闲书的书柜上了锁。连每天放学回家的时间,都有严格规定。要想住在这个房子里,就得按她的规矩来。她现在经常这样告诫我。

老实说,我觉得这些措施的成效并不大。就像数学老师再怎么启发,我也看不见立体几何图形中间不存出的辅助虚线一样。按我自己的理论,每个人的脑子长得不一样,和用不用功没有太大关系。但这种想法只能用来安慰一下自己,要想说服老妈是绝不可能的。

对学生而言,所有大小考试的试卷都需要家长签名的规矩,远比世界末日的降临更为可怕。尤其是要带着生平第一次的不及格回家的时候。在刚收到那张在上面用红笔写了43分的立体几何试卷,我很怀疑试卷的满分是不是改为采用了五十分为满分的评分标准。

骑着自行车在家门口逛荡了快一个小时,还是想不出任何可以为自己辩护的理由。直到下起了雨,我才厚着脸皮进门。

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想像出母亲眼睛里的怒火。按以往的经验,她的教育模式一般分三段。先是今昔大对比:“想当年,我们大学同级三百六十个学生,四年大学,从测验到大考,我从来没拿过第二名。你再看看你。”接下来会是男女生之间的对比:“男孩子一到这个年纪,脑子跟突然开了窍似的,成绩开始蹭蹭往上窜。不像女孩子,一碰到数理化就蔫了。”

当发现苦口婆心的长篇大论并不能彻底摧垮我的神经,老妈通常就会彻底对我放弃。“你再这样,再这样,我以后不管你了。” 虽然每次她都这么说,却从来也没有兑现过她的承诺。刚走开没几分钟的老妈又会出现在我背后,继续监督我的功课。

任何低于九十分以下的成绩都会引发起她的强烈不满。现在我这张开门红的考卷肯定会对老妈的刺激不小。我再三告诫自己要忍住忍住,不论她说什么,我只要忍着不要回嘴就行。

当老妈开始她三段论的时候,我的眼睛望向远处的天花板,耳边的鼓噪像极了榕树上的知了。我没有办法让她的嘴巴停下来,却可以让自己的耳朵失灵。我在脑子里哼唱起罗大佑的“童年“,想着在什么都有的福利社里,口袋中却没有半毛钱的自己。不管想什么都行,只要能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可我还是能感受到高尖音量对耳膜的持续冲击。我被反复地告知,我非但没有成为父母的骄傲,而是成了家里的耻辱。我的心跳开始不受抑制地一路加快。血液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地向头脸耳朵眼睛冲涌上来。直到我像高压锅一样突然炸开。

“别人谁都可以骂我,看不起我。但你不可以,因为你是我的妈妈。你不能在我考一百分的时候爱我,等我考不及格的时候讨厌我。除非。除非你不是我的妈妈。”

憋屈在心里的火焰终于喷涌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