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他在白俄罗斯站上了公共汽车，过了两站下车，他看见铁木尔上车，也是在白俄罗斯站，手里拿着一个小背囊。卡西亚诺夫有一辆五座‘日古力’汽车，案发的当天车子在汽车维修站，准备进行技术检查。我们核对过了，他说的都对，维修站的人对卡西亚诺夫很熟悉，他能按时付款，但为人吝啬，不喝酒。我认为他未必会跟特工部门的人合作。”
“谢谢，”古罗夫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看柯托夫，见他又擤了一次鼻涕，勉强说道：
“列夫·伊凡诺维奇，请允许我到最后再说几句。”
“好的。华连廷，你接着说，”古罗夫在长毛绒包面的单人沙发扶手上坐下来。
“科诺瓦洛夫·瓦西里·加夫里洛维奇，坐在汽车后座上，这时铁木尔上了车，坐在他身旁。此人四十岁，已婚，有两个孩子，以前是电气工程师，现在当司机，为白俄罗斯火车站附近的一些售货亭服务，我推测他的主要职业是当警卫。他体格强壮，在阿富汗打过仗，受伤后退伍。很顾家，能喝点酒，但不酗酒。他不喜欢‘黑小子’。在科诺瓦洛夫看来，阿富汗人也好，车臣人也好，都是一路货色。这人挺稳重，甚至城府根深，但又很健谈，这就值得警惕了。家庭生活富裕、但也仅限于此。有一辆‘日古力’3型汽车，但用车的多数是他妻子，她在米季诺的公共墓地工作，我们没上那儿去。科诺瓦洛夫跟特工部门的联系我实际上予以排除。他并未掌握侦查情报，工作，家庭，人情关系，我认为都有限。他可能有一个情妇，是售货亭的一个姑娘，他们就在那里解决一些迫切问题。”退休上校住了口，喝了点茶。
格里戈利咳了一声，意味深长地看了朋友一眼。聂斯捷伦科不耐烦地挥挥手。
“最好把你那长鼻子擦干净。我啥也没忘，让我歇口气。你扮你的鬼脸，我只好自己汇报。寄生虫！”
“你是个反犹太主义者。”柯托夫嘟囔了一句，扭过头去。
“格里戈利提醒得对，科诺瓦洛大的供词里有一处重大矛盾。”
“两处。”柯托夫纠正他，说道。
“列夫·伊凡诺维奇！”聂斯捷伦科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
“都不是小孩，都当侦查员了，还像孩子一样吵嘴，”古罗夫笑了一笑，“你们白天没吵够么？”
“把我的思路打乱了，这丑八怪，”聂斯捷伦科嘟囔道。“好吧，当铁木尔上车时，后座上所有的位子都不空，科诺瓦洛夫身旁放着一个大背囊。于是证人把它拿开，给小伙子空出位子，可是这会儿他却断言他没法容忍那些黑小子。您吩咐我们别抓证人言语中的破绽，他这种奇怪举止我们听了就当耳旁风。可是科诺瓦洛夫本人却谈起这件事，长篇大论讲了半天。他说，就为这个背囊，律师在法庭上把人纠缠得疲惫不堪。为什么，干嘛，由于什么原因要这样？证人则肯定地说，他当时在看一本杂志，没有看清走到跟前的这个小伙子的嘴脸，因此才拿开背囊，空出位子。”
“然而科诺瓦洛夫不是应该拿开背囊，而是应该把它背上，因为下一站他就下车了。”斯坦尼斯拉夫说。
“不错，”聂斯捷伦科点点头说，“更奇怪的是他提前一个站下了车。他本该再坐一站，因为他住在沿公共汽车线路再往前的地方。科诺瓦洛夫对小伙子和他那个小背囊记得很清楚。为什么他的记性这么好，他解释说，小伙子长得很像个车臣人，而他的背囊则跟科诺瓦洛夫本人的背囊一模一样，只不过没有完全展开，只展开了三分之一。
“干得很出色。”斯坦尼斯拉夫说。
“科诺瓦洛夫的位子被伊夫列夫·爱德华·亚历山德罗维奇占了。当他坐下时，铁木尔的背囊碍事，于是小伙子把行李挪了一挪，稍稍压了一下邻座这位新乘客的脚。那人粗野地骂了一句，称铁木尔为‘黑屁股’，马上跳起身来，汽车一停就下了车。伊夫列大这人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他三十五岁，是个很内行的花匠，自种自卖，已婚，没有孩子，在多罗戈米洛沃公路边上有一个小小的别墅，种了0.12公顷的花，比植物园的花还漂亮。房子和花圃由两条大牧羊犬守卫，吃的东西不用从别人手上买。我们没有碰到伊夫列夫，他家里显然不和睦，女主人拒绝跟我们谈话。邻居们认为爱德华要么酗酒了，要么找女人去了，大约有一星期没见到他。来运花的是一辆‘伏尔加’汽车，花是批发出去的。我们未能查明汽车和司机。伊夫列夫有一辆‘莫斯科人’汽车，爆炸那一夭他干嘛要坐公共汽车，不清楚。白俄罗斯火车站附近的花贩子对伊夫列夫非常熟悉，对他看法不错，他们对他‘出卖别人’感到惋惜，但都说他对花十分内行，没有人比得上他。
“现在讲铁木尔在普列斯尼亚站跳下汽车时站在车门口的那个证人，他肯定地说，小伙子下车时手里什么都没拿。这人叫费季索夫·尤里·尤里耶维奇，三十五岁，离了婚，做点买卖，他说他目前从一家小店里离了职，另一家还没安排下来，住宅里总有一些闲来无事的人在那里逛荡，管段民警是他最好的朋友，因此这个费季索夫没法管束。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喝酒，交朋友，找女人。他似乎在阿富汗服过役，但未能核实。他邀请我们喝一杯，但断然拒绝谈恐怖活动和法院开庭的事，还试图打我的犹太朋友的耳光。他没有得逞，我看他的手得缠上绷带了。”
“斯坦尼斯拉夫，倒点茶，你只要不喝茶就会变得冷冰冰、干巴巴的了。”
“列夫·伊凡诺维奇没让喝嘛。”斯坦尼斯拉夫往茶杯里斟满凉茶，“诸位同事，我跟你们一样，让我去哪儿就去哪儿，但我不开口。”
古罗夫听侦查员争吵时无动于衷，仿佛他不在场似的，即或在场，也一门心思在想别的事。斯坦尼斯拉夫早已习惯了朋友为人处世的态度，聂斯捷伦科和柯托夫却感到气恼，但外表上并未显露出来。
“最后一个证人跟铁木尔同时下车，他目睹了汽车爆炸，便把小伙子交给了两个特警队员，这两个人当时正在离车站两步远的地方喝罐装啤酒。”
“这个证人叫捷列霍夫·谢苗·西多罗维奇，四十一岁，已婚，有个女儿，本人在商业银行当职员，”斯坦尼斯拉夫接着他的话说，“他肯定有一辆小汽车，他怎么会坐公共汽车，谁也不清楚。”
“这事许多人都清楚，”聂斯捷伦科反驳道，“银行有一个长期客户过生日。我们核实过。人们都喝了酒。捷列霍夫把他的‘奥迪’车留在银行旁边有人守卫的停车场。我认为证人不是冒充的，这些人形形色色，毫无联系，也不可能是情报网或联邦安全委员会的人，因为从公羊身上挤奶是毫无价值的事。我这位永远流鼻涕的搭档观点不同，让他说说看。”
柯托夫小心地擤了擤鼻涕，沉吟地说：
“上校说的我都同意，但是对于结论我认为谨慎一点为好。看来上面说的几个人中没有一个属于在编人员，也不属于情报网，然而他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受我们和联邦安全委员会的伙计们的支配，这是完全可能的。他们全都是冒充的，因为有人对他们施加压力。华连廷断言这些人形形色色，相互间毫无联系。所有的人都胆大包天，又都遵纪守法。斯坦尼斯拉夫，你看过侦查案卷，你说说看，询问过多少证人，发现了多少目击者？”
斯坦尼斯拉夫翻开记事本，瞥了一眼，说道：
“十六个。”
“可是受到询问的不应当少于一百人，而且只有在最理想、最顺利的情况下才能办到。”柯托夫停了一下。“我们每个人过去都寻找过证人。询问了十六人居然能找到五个，而且都是铁证。”
“捷列霍夫抓住了铁木尔，他是自己去民警局的，不是别人找他，”聂斯捷伦科反驳说。
“列夫·伊凡诺维奇，别再兜圈子了，您心中完全有数，原告一方是有意拼凑的！”柯托夫气愤了。“离车站几米远的地方正好有两个特警队员在喝啤酒，这就像灌木丛里碰巧有一架大钢琴一样荒诞可笑。汽车在离车站四十米的地方爆炸。强烈的震荡，人们都惊呆了，过了好一会好奇的人才开始走近惨案发生的地点。可是已有醉意的银行职员却当即抓住铁木尔·扬季耶夫，拼命叫喊起来。为什么要抓住？是他霎时间记起小伙子带着背囊上车、却空手下车么？这不可笑么？而且每个证人我都能指出几处破绽。”
“经验丰富的律师已经指出了所有不合情理的地方。然而判决还是作出了。你也不必劝我，格里戈利。这个案子每个人都看得出，指控是伪造的。你的朋友聂斯捷伦科也已看出，他不过是在挑逗你而已。”古罗夫站起身来，在客厅里来回踱步。“看得出对他们每个人都抓了个什么把柄，可能是收集了一些材料，为招募他们作了准备。挑拨离间的立意打定以后，把材料翻出来，就跟这些人进行商谈，说是有件什么事，你心里有数，你帮我们揭露恐怖分子，我们就把你忘掉，往后你可以安心过日子。总之是老一套手法。时间定好了，角色分配好了，于是就动手干起来。而这些‘证人’无疑互相之间并不认识，每个人都以为只有他一人这么特殊。”
“但鲜花迷伊夫列夫除外，”斯坦尼斯拉夫说，“他一下子就叫我产生了警惕。伙计们，你们干的工作我又稍微重复了一下。这人确实纵酒无度和游手好闲。
“谢谢，”古罗夫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看柯托夫，见他又擤了一次鼻涕，勉强说道：
“列夫·伊凡诺维奇，请允许我到最后再说几句。”
“好的。华连廷，你接着说，”古罗夫在长毛绒包面的单人沙发扶手上坐下来。
“科诺瓦洛夫·瓦西里·加夫里洛维奇，坐在汽车后座上，这时铁木尔上了车，坐在他身旁。此人四十岁，已婚，有两个孩子，以前是电气工程师，现在当司机，为白俄罗斯火车站附近的一些售货亭服务，我推测他的主要职业是当警卫。他体格强壮，在阿富汗打过仗，受伤后退伍。很顾家，能喝点酒，但不酗酒。他不喜欢‘黑小子’。在科诺瓦洛夫看来，阿富汗人也好，车臣人也好，都是一路货色。这人挺稳重，甚至城府根深，但又很健谈，这就值得警惕了。家庭生活富裕、但也仅限于此。有一辆‘日古力’3型汽车，但用车的多数是他妻子，她在米季诺的公共墓地工作，我们没上那儿去。科诺瓦洛夫跟特工部门的联系我实际上予以排除。他并未掌握侦查情报，工作，家庭，人情关系，我认为都有限。他可能有一个情妇，是售货亭的一个姑娘，他们就在那里解决一些迫切问题。”退休上校住了口，喝了点茶。
格里戈利咳了一声，意味深长地看了朋友一眼。聂斯捷伦科不耐烦地挥挥手。
“最好把你那长鼻子擦干净。我啥也没忘，让我歇口气。你扮你的鬼脸，我只好自己汇报。寄生虫！”
“你是个反犹太主义者。”柯托夫嘟囔了一句，扭过头去。
“格里戈利提醒得对，科诺瓦洛大的供词里有一处重大矛盾。”
“两处。”柯托夫纠正他，说道。
“列夫·伊凡诺维奇！”聂斯捷伦科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
“都不是小孩，都当侦查员了，还像孩子一样吵嘴，”古罗夫笑了一笑，“你们白天没吵够么？”
“把我的思路打乱了，这丑八怪，”聂斯捷伦科嘟囔道。“好吧，当铁木尔上车时，后座上所有的位子都不空，科诺瓦洛夫身旁放着一个大背囊。于是证人把它拿开，给小伙子空出位子，可是这会儿他却断言他没法容忍那些黑小子。您吩咐我们别抓证人言语中的破绽，他这种奇怪举止我们听了就当耳旁风。可是科诺瓦洛夫本人却谈起这件事，长篇大论讲了半天。他说，就为这个背囊，律师在法庭上把人纠缠得疲惫不堪。为什么，干嘛，由于什么原因要这样？证人则肯定地说，他当时在看一本杂志，没有看清走到跟前的这个小伙子的嘴脸，因此才拿开背囊，空出位子。”
“然而科诺瓦洛夫不是应该拿开背囊，而是应该把它背上，因为下一站他就下车了。”斯坦尼斯拉夫说。
“不错，”聂斯捷伦科点点头说，“更奇怪的是他提前一个站下了车。他本该再坐一站，因为他住在沿公共汽车线路再往前的地方。科诺瓦洛夫对小伙子和他那个小背囊记得很清楚。为什么他的记性这么好，他解释说，小伙子长得很像个车臣人，而他的背囊则跟科诺瓦洛夫本人的背囊一模一样，只不过没有完全展开，只展开了三分之一。
“干得很出色。”斯坦尼斯拉夫说。
“科诺瓦洛夫的位子被伊夫列夫·爱德华·亚历山德罗维奇占了。当他坐下时，铁木尔的背囊碍事，于是小伙子把行李挪了一挪，稍稍压了一下邻座这位新乘客的脚。那人粗野地骂了一句，称铁木尔为‘黑屁股’，马上跳起身来，汽车一停就下了车。伊夫列大这人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他三十五岁，是个很内行的花匠，自种自卖，已婚，没有孩子，在多罗戈米洛沃公路边上有一个小小的别墅，种了0.12公顷的花，比植物园的花还漂亮。房子和花圃由两条大牧羊犬守卫，吃的东西不用从别人手上买。我们没有碰到伊夫列夫，他家里显然不和睦，女主人拒绝跟我们谈话。邻居们认为爱德华要么酗酒了，要么找女人去了，大约有一星期没见到他。来运花的是一辆‘伏尔加’汽车，花是批发出去的。我们未能查明汽车和司机。伊夫列夫有一辆‘莫斯科人’汽车，爆炸那一夭他干嘛要坐公共汽车，不清楚。白俄罗斯火车站附近的花贩子对伊夫列夫非常熟悉，对他看法不错，他们对他‘出卖别人’感到惋惜，但都说他对花十分内行，没有人比得上他。
“现在讲铁木尔在普列斯尼亚站跳下汽车时站在车门口的那个证人，他肯定地说，小伙子下车时手里什么都没拿。这人叫费季索夫·尤里·尤里耶维奇，三十五岁，离了婚，做点买卖，他说他目前从一家小店里离了职，另一家还没安排下来，住宅里总有一些闲来无事的人在那里逛荡，管段民警是他最好的朋友，因此这个费季索夫没法管束。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喝酒，交朋友，找女人。他似乎在阿富汗服过役，但未能核实。他邀请我们喝一杯，但断然拒绝谈恐怖活动和法院开庭的事，还试图打我的犹太朋友的耳光。他没有得逞，我看他的手得缠上绷带了。”
“斯坦尼斯拉夫，倒点茶，你只要不喝茶就会变得冷冰冰、干巴巴的了。”
“列夫·伊凡诺维奇没让喝嘛。”斯坦尼斯拉夫往茶杯里斟满凉茶，“诸位同事，我跟你们一样，让我去哪儿就去哪儿，但我不开口。”
古罗夫听侦查员争吵时无动于衷，仿佛他不在场似的，即或在场，也一门心思在想别的事。斯坦尼斯拉夫早已习惯了朋友为人处世的态度，聂斯捷伦科和柯托夫却感到气恼，但外表上并未显露出来。
“最后一个证人跟铁木尔同时下车，他目睹了汽车爆炸，便把小伙子交给了两个特警队员，这两个人当时正在离车站两步远的地方喝罐装啤酒。”
“这个证人叫捷列霍夫·谢苗·西多罗维奇，四十一岁，已婚，有个女儿，本人在商业银行当职员，”斯坦尼斯拉夫接着他的话说，“他肯定有一辆小汽车，他怎么会坐公共汽车，谁也不清楚。”
“这事许多人都清楚，”聂斯捷伦科反驳道，“银行有一个长期客户过生日。我们核实过。人们都喝了酒。捷列霍夫把他的‘奥迪’车留在银行旁边有人守卫的停车场。我认为证人不是冒充的，这些人形形色色，毫无联系，也不可能是情报网或联邦安全委员会的人，因为从公羊身上挤奶是毫无价值的事。我这位永远流鼻涕的搭档观点不同，让他说说看。”
柯托夫小心地擤了擤鼻涕，沉吟地说：
“上校说的我都同意，但是对于结论我认为谨慎一点为好。看来上面说的几个人中没有一个属于在编人员，也不属于情报网，然而他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受我们和联邦安全委员会的伙计们的支配，这是完全可能的。他们全都是冒充的，因为有人对他们施加压力。华连廷断言这些人形形色色，相互间毫无联系。所有的人都胆大包天，又都遵纪守法。斯坦尼斯拉夫，你看过侦查案卷，你说说看，询问过多少证人，发现了多少目击者？”
斯坦尼斯拉夫翻开记事本，瞥了一眼，说道：
“十六个。”
“可是受到询问的不应当少于一百人，而且只有在最理想、最顺利的情况下才能办到。”柯托夫停了一下。“我们每个人过去都寻找过证人。询问了十六人居然能找到五个，而且都是铁证。”
“捷列霍夫抓住了铁木尔，他是自己去民警局的，不是别人找他，”聂斯捷伦科反驳说。
“列夫·伊凡诺维奇，别再兜圈子了，您心中完全有数，原告一方是有意拼凑的！”柯托夫气愤了。“离车站几米远的地方正好有两个特警队员在喝啤酒，这就像灌木丛里碰巧有一架大钢琴一样荒诞可笑。汽车在离车站四十米的地方爆炸。强烈的震荡，人们都惊呆了，过了好一会好奇的人才开始走近惨案发生的地点。可是已有醉意的银行职员却当即抓住铁木尔·扬季耶夫，拼命叫喊起来。为什么要抓住？是他霎时间记起小伙子带着背囊上车、却空手下车么？这不可笑么？而且每个证人我都能指出几处破绽。”
“经验丰富的律师已经指出了所有不合情理的地方。然而判决还是作出了。你也不必劝我，格里戈利。这个案子每个人都看得出，指控是伪造的。你的朋友聂斯捷伦科也已看出，他不过是在挑逗你而已。”古罗夫站起身来，在客厅里来回踱步。“看得出对他们每个人都抓了个什么把柄，可能是收集了一些材料，为招募他们作了准备。挑拨离间的立意打定以后，把材料翻出来，就跟这些人进行商谈，说是有件什么事，你心里有数，你帮我们揭露恐怖分子，我们就把你忘掉，往后你可以安心过日子。总之是老一套手法。时间定好了，角色分配好了，于是就动手干起来。而这些‘证人’无疑互相之间并不认识，每个人都以为只有他一人这么特殊。”
“但鲜花迷伊夫列夫除外，”斯坦尼斯拉夫说，“他一下子就叫我产生了警惕。伙计们，你们干的工作我又稍微重复了一下。这人确实纵酒无度和游手好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