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不合时宜的创作
那时候是1990年，人们还对诗歌和小说的狂热余温犹在，不少人还存在一点幻想，还是有许多年轻人热衷于干这个营生，干这种事的说出来还有点儿自豪和虚荣。不像现在，写的人多入牛毛，比街上卖臭豆腐的还要多。何况现在写的人都是有点傻傻的，都什么年头了，还干这种营生！都是些什么美女家啦、身体写啦，把整个文坛搞得乌烟瘴气。所以，你要是在这种时候也敢说我是一个文学青年，或者称我为家，看我会不会老羞成怒，一拳把你打得满地找牙？
我记得那时候先是写了好多的诗歌，几乎一天一首，有时候是一天几首，日以继夜地写，然后四处乱投，什么《人民文学》、《青年文学》、《诗刊》、《星星》、《大学生》、《广西文学》啦，最后只发了两首，《星星》的《吸烟的母亲》和《广西文学》的《夜的意像》，那时候发表品好难啊！写诗写得如此艰难，于是改写散文和小说。头一篇散文《拒绝周末》同时投给《金色年华》和《黄金时代》，两个月后，两家同时来了用稿通知书，我掂量了一下，觉得《黄金时代》比《金色年华》更出名，就亲自到《金色年华》杂志社要求撤稿――这情景我现在想起来还狠狠地抽了一个大嘴巴，我当时怎么就那么笨啊？有钱都不想要！那篇文章发出来后，编辑伍春明就跟我约稿，后来又在她的刊物陆续发了几篇，跟她也有了一段长达两年的友谊，这里暂不提。
第一篇小说是高中的时候写的，叫《账房先生》，由于学习紧张，一直没写完，最后一稿1991年春节时，我在女朋友，也就是现在的朱枸夫人工的地方，一个矿务局她的房间改好后。3万多字，抄了不知多少次，起码投了5个刊物，都渺无音讯，最后在1991年的8月底，我收到了《广西文学》的一纸通知，说，品已经发在1991年的第九期，收到通知后的第十天，我就看到了样书，那是我发表的第一个中篇小说，一个很，许多看过的人都被逗得笑过不停。即使是现在，要我写出那么机智、幽默的语言，也不太可能了。小说的发表给我很大的鼓舞，接连写了几篇小说、几篇散文，甚至杂文、诗歌，大多都获发表。其中的中篇小说《大墙之侧》，是我到我弟1991年从劳改警校毕业，分配到一个劳教农场后，我去他那里体验了一段时间生活后写出来的，我至今觉得那是我写得最好的小说（怨自己没长进）。从1991年到1992年8月毕业的时候，我在正式刊物发表中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5篇，诗歌3首，散文6篇，杂文2篇，还有新闻通讯若干。当时《广西文学》的编辑梁宪华说，我应该是那几年里，中国发表品最多的大学生之一。由于我的品多涉及校园、爱情，所以，广西电台的老乡陈宁和《金色年华》的苏海帆在喝酒后封了我一个绰号，叫做广西著名咸湿小说家，真******混帐！
为了逃避孤独，对抗寂寞的周末，我一头扎进文学创里，既得了虚名，又赚了钱，还是非常高兴的。更高兴的是，我在修炼的同时，逐渐成为班里面的问题专家，以后，他们要是有什么人生问题啦，爱情问题啦，都会请教于朱枸先生。为了指导许多对周末深恶痛绝的难兄难弟，我还专门写了一篇《指点你周末的两三个去处》，它发在《黄金时代》1992年的第三期，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一看，即使到了今天，我觉得它还是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的。宿舍的人也高兴，朱枸先生领到稿费都请他们喝酒啊，抽烟啊！在那个一个月只需30元生活费（我家每个月只给我30元，我弟弟也要30元），有时候，一笔稿费真是一笔巨款，我记得，《账房先生》的稿费是351块，请客后，我买了一套西服，95块，这套西服足足穿了四年。
那是一段非常特别的日子，在那个时候念过大学的人，你现在回想起你的大学升学，是不是也像朱枸先生一样，充满无奈，充满孤独？不过无论怎么样，它又是幸福的，我们能基本上无忧无虑地度过大学四年的时光，我们感谢那时候的政策。现在当我们每次都听到那些精英们叫嚣着跟国际接轨，搞教育体制改革，把很多像朱枸先生一样贫困的子弟拒之大学的门外的时候，当我听到有人因交不起学费而服毒自杀的时候、当我们听到很多人不得不荒废了学业打工挣学费的时候，我真想拿出我从前的那把杀猪宰羊的刀，一刀捅了他。要不，也用我以前用来阉猪、阉鸡的刀，一刀就解决了他，让他像一个被阉了的公鸡一样温顺，而不是像一个好斗的公鸡一样，成天引颈高歌：教育体制改革啊！与国际接轨啊！
四年的大学时光转眼就过去了。到了大四下学期实习的时候，我们知道，大学生活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但来不及留恋、伤感，就面临了毕业分配的问题。按照以往的惯例，我们毕业一般回到生源地，就是说，你从哪考上的，就回到那里。而畜牧专业的，基本上回到县畜牧，然后分到乡畜牧兽医站。不像现在的，你学兽医的，只要你有本事找到妇幼保健院接收，你就可以去；你学幼教的，只要有大学想要你，同样可以去当讲师。
更为主要的是，在我们专业每年都要分几个到农场，而且大多是劳改农场。按照当时的想法，这是最差的单位，所以大家都胆战心惊，生怕自己被发配（不是分配）出去。跟班主任、跟系主任说话都客气起来，成天把笑脸凑过去。现在看起来，我们的想法是多么的幼稚。后来我们班有两位仁兄“不幸”成行，其中一位一生气连毕业照也不照了。可是前两年我见到他们的时候，觉得他们过得比任何一个同学都好。而我们班分配回去的，有些现在还在兽医站呆着，有的分到饲料公司早就下岗了，有的转行做着跟专业毫不沾边的工，像朱枸先生。而一位杨同学，在一个几千人的农场里当领导，据说，美国就考察了好多次。另一位分到劳改农场的，现在的警衔都是一督了，穿上警服，气得像是现在的正处级干部。同学聚会的时候，都感慨万千。
那时候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我回到生源地后，就跟女朋友相隔万水千山了。但我又没有这个能力去到她工的地方去工――那已经是跨地区了。我出动所有的关系，终因没有关系，最终断绝了这个念头。有本事的同学有的在南宁找了单位，有的进了地区、起码是县的单位，我还是毫无着落。毕业前，我在我县的一个鸡场实习，在那段时间，我托朋友们帮我找关系，甚至《广西文学》的编辑梁宪华先生也帮我找人推荐，想留在县城，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帮上忙。
我感到非常的绝望和孤独无援。
只是现在回想起大学的情形，心潮起伏。曾经，有同学到南宁来，好几个是十多年没见过面了，那时候我还没病，那天晚上，我们放开喝酒，不到一个钟头，大家东倒西歪，讲起读书时候的诸多细节，感慨万千。也见到女同学，依旧用“只恨当初不下手”、“拆散一对是一对”来调侃一番。但说句老实话，40多岁的女同学，已经有点惨不忍睹了（但愿女同学们不要敲我）。不单她们，大家都老了，皱纹四起，白发横生，让人感叹时间的无情。
我记得那时候先是写了好多的诗歌，几乎一天一首，有时候是一天几首，日以继夜地写，然后四处乱投，什么《人民文学》、《青年文学》、《诗刊》、《星星》、《大学生》、《广西文学》啦，最后只发了两首，《星星》的《吸烟的母亲》和《广西文学》的《夜的意像》，那时候发表品好难啊！写诗写得如此艰难，于是改写散文和小说。头一篇散文《拒绝周末》同时投给《金色年华》和《黄金时代》，两个月后，两家同时来了用稿通知书，我掂量了一下，觉得《黄金时代》比《金色年华》更出名，就亲自到《金色年华》杂志社要求撤稿――这情景我现在想起来还狠狠地抽了一个大嘴巴，我当时怎么就那么笨啊？有钱都不想要！那篇文章发出来后，编辑伍春明就跟我约稿，后来又在她的刊物陆续发了几篇，跟她也有了一段长达两年的友谊，这里暂不提。
第一篇小说是高中的时候写的，叫《账房先生》，由于学习紧张，一直没写完，最后一稿1991年春节时，我在女朋友，也就是现在的朱枸夫人工的地方，一个矿务局她的房间改好后。3万多字，抄了不知多少次，起码投了5个刊物，都渺无音讯，最后在1991年的8月底，我收到了《广西文学》的一纸通知，说，品已经发在1991年的第九期，收到通知后的第十天，我就看到了样书，那是我发表的第一个中篇小说，一个很，许多看过的人都被逗得笑过不停。即使是现在，要我写出那么机智、幽默的语言，也不太可能了。小说的发表给我很大的鼓舞，接连写了几篇小说、几篇散文，甚至杂文、诗歌，大多都获发表。其中的中篇小说《大墙之侧》，是我到我弟1991年从劳改警校毕业，分配到一个劳教农场后，我去他那里体验了一段时间生活后写出来的，我至今觉得那是我写得最好的小说（怨自己没长进）。从1991年到1992年8月毕业的时候，我在正式刊物发表中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5篇，诗歌3首，散文6篇，杂文2篇，还有新闻通讯若干。当时《广西文学》的编辑梁宪华说，我应该是那几年里，中国发表品最多的大学生之一。由于我的品多涉及校园、爱情，所以，广西电台的老乡陈宁和《金色年华》的苏海帆在喝酒后封了我一个绰号，叫做广西著名咸湿小说家，真******混帐！
为了逃避孤独，对抗寂寞的周末，我一头扎进文学创里，既得了虚名，又赚了钱，还是非常高兴的。更高兴的是，我在修炼的同时，逐渐成为班里面的问题专家，以后，他们要是有什么人生问题啦，爱情问题啦，都会请教于朱枸先生。为了指导许多对周末深恶痛绝的难兄难弟，我还专门写了一篇《指点你周末的两三个去处》，它发在《黄金时代》1992年的第三期，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一看，即使到了今天，我觉得它还是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的。宿舍的人也高兴，朱枸先生领到稿费都请他们喝酒啊，抽烟啊！在那个一个月只需30元生活费（我家每个月只给我30元，我弟弟也要30元），有时候，一笔稿费真是一笔巨款，我记得，《账房先生》的稿费是351块，请客后，我买了一套西服，95块，这套西服足足穿了四年。
那是一段非常特别的日子，在那个时候念过大学的人，你现在回想起你的大学升学，是不是也像朱枸先生一样，充满无奈，充满孤独？不过无论怎么样，它又是幸福的，我们能基本上无忧无虑地度过大学四年的时光，我们感谢那时候的政策。现在当我们每次都听到那些精英们叫嚣着跟国际接轨，搞教育体制改革，把很多像朱枸先生一样贫困的子弟拒之大学的门外的时候，当我听到有人因交不起学费而服毒自杀的时候、当我们听到很多人不得不荒废了学业打工挣学费的时候，我真想拿出我从前的那把杀猪宰羊的刀，一刀捅了他。要不，也用我以前用来阉猪、阉鸡的刀，一刀就解决了他，让他像一个被阉了的公鸡一样温顺，而不是像一个好斗的公鸡一样，成天引颈高歌：教育体制改革啊！与国际接轨啊！
四年的大学时光转眼就过去了。到了大四下学期实习的时候，我们知道，大学生活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但来不及留恋、伤感，就面临了毕业分配的问题。按照以往的惯例，我们毕业一般回到生源地，就是说，你从哪考上的，就回到那里。而畜牧专业的，基本上回到县畜牧，然后分到乡畜牧兽医站。不像现在的，你学兽医的，只要你有本事找到妇幼保健院接收，你就可以去；你学幼教的，只要有大学想要你，同样可以去当讲师。
更为主要的是，在我们专业每年都要分几个到农场，而且大多是劳改农场。按照当时的想法，这是最差的单位，所以大家都胆战心惊，生怕自己被发配（不是分配）出去。跟班主任、跟系主任说话都客气起来，成天把笑脸凑过去。现在看起来，我们的想法是多么的幼稚。后来我们班有两位仁兄“不幸”成行，其中一位一生气连毕业照也不照了。可是前两年我见到他们的时候，觉得他们过得比任何一个同学都好。而我们班分配回去的，有些现在还在兽医站呆着，有的分到饲料公司早就下岗了，有的转行做着跟专业毫不沾边的工，像朱枸先生。而一位杨同学，在一个几千人的农场里当领导，据说，美国就考察了好多次。另一位分到劳改农场的，现在的警衔都是一督了，穿上警服，气得像是现在的正处级干部。同学聚会的时候，都感慨万千。
那时候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我回到生源地后，就跟女朋友相隔万水千山了。但我又没有这个能力去到她工的地方去工――那已经是跨地区了。我出动所有的关系，终因没有关系，最终断绝了这个念头。有本事的同学有的在南宁找了单位，有的进了地区、起码是县的单位，我还是毫无着落。毕业前，我在我县的一个鸡场实习，在那段时间，我托朋友们帮我找关系，甚至《广西文学》的编辑梁宪华先生也帮我找人推荐，想留在县城，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帮上忙。
我感到非常的绝望和孤独无援。
只是现在回想起大学的情形，心潮起伏。曾经，有同学到南宁来，好几个是十多年没见过面了，那时候我还没病，那天晚上，我们放开喝酒，不到一个钟头，大家东倒西歪，讲起读书时候的诸多细节，感慨万千。也见到女同学，依旧用“只恨当初不下手”、“拆散一对是一对”来调侃一番。但说句老实话，40多岁的女同学，已经有点惨不忍睹了（但愿女同学们不要敲我）。不单她们，大家都老了，皱纹四起，白发横生，让人感叹时间的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