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我的故事，从种一粒梦的种子开始
第五章 我的故事，从种一粒梦的种子开始
有人说，活着，就是一个做自己的过程。然而，成为什么样的自己，却是你二十岁之前就开始选择的，二十岁之前选对了，二十岁之后的生活就会更平稳，更接近自己想要的生活。
小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自己会真正站在屏幕前，但是我有这个梦。
梦想的方向从未偏离，执著从未改变，我想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记忆中，我酷爱听广播，我们那里把收音机叫做“戏匣子”，视我为宝贝的姥姥经常用它听二人转，听戏，这无意间培养了我的兴趣爱好，也丰富了我的娱乐生活。
清晨还在睡梦中的时候，大人们就会打开收音机给我做“叫醒服务”。我总是伴着《每周一歌》、《新闻和报纸摘要》的声音开始快乐的一天，中午休息急急忙忙地飞奔回家听《空中书场》，当然还有伴随我们快乐成长的《小喇叭》，就连写作业都要听着广播节目才能安心。
边听广播、边写作业的事情也练就了我一心二用的“非凡能力”，现在每天戴着耳机直播的时候，才知道我超强的抗干扰能力是童子功啊！
当时总是想象到底“戏匣子”里是一个怎样神秘的世界呢？那个方方正正的小盒子里的人都在干吗呢？他们都长什么样？是传说中的小人国吗？要不怎么能钻进那么小的空间里？
那时候我每天都在幻想，有一天我能进到里面看看就好了。这个白日梦一直做到我长成了懵懂少年。
有一天偶然听说黑龙江艺术专修学院在招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我当时那个兴奋劲儿啊，俨然觉得苦等多年的机会来啦，可又没有勇气去面试，因为听说学费很贵。
我们家当年的条件不太好，那一年刚好是我姐姐中专毕业。在东北一个学医的小护士，要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很难，家里要帮她托人安排工作，还要把农村户口变成城镇户口，那时候家里就借了一万多元钱。
1996年的时候，对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来说，一万多元钱可是全家人几年的所有收入了。而且那时候我爷爷还得了癌症，家里面有很多需要‘花’钱的地方，几乎所有的困难都汇集在一起了。我还要去报考一个几辈子人都没有听说过的艺术专修学院，太不现实了，简直就是奢望。
我当年最坏的打算就是去当兵或者是去城市里打工。当时就是这样想的，因为在那个年代里，想走出农村只有三条路——考学、当兵、打工，别无他法。
我们家几辈子都是朴朴实实的庄稼人，哪里有人懂文艺呢？哪能认为那是一个“靠谱”的工作呢？
再加上我属于那种很乖巧、听话的孩子，从不惹事，只知道学习。在闭塞的生活环境中，我没有见过什么大世面，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在几乎全家人集体反对的状况下，我的梦想将被搁浅。
幸好我有一个表姐，她学习很好，也是由于家里条件比较差，一直一个人在外面打拼。我骨子里面跟她很像，我们都是那种只要认定目标，就坚持努力，不肯服输的人。
当时她在读大学，是我们家第一个大学生。当时我姐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女’神，是努力的榜样，是她给我打气，帮我分析，给我信心，她感染了我，我觉得自己要为实现自己梦想努力。我一直都很感谢她，她是在我最‘迷’茫的时候给我方向的人。
现在想想，如果不是她那时候给了我勇气，也不会有现在的我。
我那时候从农村去城里面坐车都晕，一路走一路吐，倒了几次汽车我都不知道，现在想想，当时就是傻里傻气但很真诚的“傻根儿”。
现在很多人听我说我是在农村长大的，他们都不相信，我每次都认真地告诉他们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生我养我的黑土地。
我表姐当时就特别认真地说：“你爸妈不懂你，你要是出去打工还不如来姑姑家看看，我带你去了解一下。”我爸妈也同意她带我去，我爸还特别放心地把我送到我大姑家才回去。
到了我表姐家以后她就说：“走，我带你去学校报名去。”我说：“行吗？”她就是有一股子闯劲儿，“管它的，行就行，不行再说呗，总要给自己试一次的机会吧，再说你怎么知道你不行呢？我看你行。”
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连艺术学院是要学什么的概念都没有。一切由她张罗，她去问了她的大学同学，身边的朋友，有没有同学了解艺术学院的。
她问我说你是不是真的想进匣子里上班？我发自肺腑地回答：“是！”她告诉我要考播音主持专业。我当时根本都没有听说过那是什么专业，要考什么，怎么考，完全一无所知。
我表姐就四处打探，这时候才知道要考朗诵，还要考声音，还需要才艺表演，唱歌跳舞什么的，可是这些我都不会呀，而且根本就没经过培训，平时都是自己在家里闹着玩，看电视学点，听广播学点，完全靠天赋模仿和瞎玩还行，但是都登不上大雅之堂，更不敢拿这点小把戏去考试，而且还是我梦寐以求的神圣专业。
记得那时候大家都看《新白娘子传奇》，就一个人躲进小屋里学着白素贞的样子，给自己“做法”打气，就像是变身后的超人一样多了些许自信。就对我表姐说：“好，带我去吧。”
不论是人生的哪个时期，我们都需要有突破现有生活状态的勇气。
我们的人生，有无数种可能，也许都隐藏在每一个分岔路口，或许在看似平静的湖水中、或许在一丛茂密的杂草中、或许在一个残破的拱桥下……
但是这些表面下的风起云涌，可能会完全出乎我们的想象力。
现在想来，如果那时候，我没有踏出那一步，或许今天，我是家乡小学校里的一个教师，只能在偶尔看电视、听广播时，惆怅感伤曾经的梦想。
当时去学校考试家里人都不知道，这是我和表姐的秘密。记忆中好像坐了很久的公共汽车，我那时候又晕车，转来转去吐了好几次，好不容易才到。
在报名的地方，看到很多打扮时髦的帅哥美‘女’，而我当时穿着一套土了吧唧的衣服，心里那个自卑呀。
我用那种特别羡慕的眼神看那些人，心里默默地自言自语：“太厉害了，家里面都开车来的！”那种感觉甚至都说不上是羡慕，因为遥不可及，就只会觉得，那些人都是高干子弟吧！家里都是有很多钱的吧！就是那种怯生生的感觉会让一个人自惭形秽。
在报名的地方听到负责的老师说还要录像，我当时就犯难了，心里面那点小小的脆弱和自尊就从里面冒出来，渐渐放大。自己跑到电教室旁边的厕所里面，把自己反锁在里面，在那里放声大哭，自己念叨着：“我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呀？”
表姐还是一样的淡定，跑到‘门’口买了本《读者》，拿着那本书让我赶紧背扉页的寄语，她说：“你不能只念，别人都念，你就得背下来！”
我当时紧张得根本背不下来，在旁边紧张得只想吐，表姐就一遍遍地给我念：“啊，我为少男少‘女’歌唱……你这会‘挺’‘精’神，去厕所洗个脸就更‘精’神啦，干吗啊，哭成这样，这不眼瞅着就成明星了吗？”
当时的感觉就是没信心，情绪落到了谷底。之前我在家里一直都是那种乖孩子，我妈说我像大家闺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连放寒暑假都不出‘门’。
父母都总犯愁，说你一个男孩子，你以后怎么办呢？我那段时间一直否定自己，非常的不自信，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因为我没有参照，家里面几辈子的亲戚朋友没有人是做主持人或者做文艺工作的，听说好像需要很有钱，很有‘门’路才可以做那行。
但是我表姐那个时候给了我信心，我哭得脸很红，眼睛也很红。我表姐却对我说：“别煽情了，还有几个就到你了，我告诉你背下来啊！”我说：“好，忘了也自己编着说，往死里说。”
考场里一个个长发飘飘的‘女’生慷慨‘激’昂地朗诵着，声音很好听。我前面一个男孩特别帅，很像那时候当红的主持人亚宁，头发都是当时特别流行的那种根根立着的，而我就跟一个土包子似的，头发都耷拉着，灰头土脸的。
前面的男孩一站起来，就用手使劲地甩风衣，那时候穿风衣多帅呀，戴个墨镜，拿着本书，一张嘴念的竟然跟我想的是同一首诗歌。但是没想到那位帅哥是沈阳人，一开口就说：“啊——我为少（sào）男少（sào）‘女’们歌唱。”（沈阳话）听得老师们都笑翻了。老师说：“改不了这个口音可不行，你的形象很好，回去准备，好好练练下次再过来考吧。”
我当时一看就更紧张了，他都不行，那我就更没戏了。怎么办啊？我怎么办？
心里斗争得很厉害的时候，‘门’口的老师已经开始叫，“下一个，下一个。”我就站在那里‘腿’直发抖，我跟我姐说我还想上厕所，她特坚定地推着我说：“不行，不行，上，上，上！”就硬把我‘逼’进去了。
当时应该是有录像的，有很多知名的主持人播音员坐在讲台下面，我那时哪里见过这阵势呀，紧张的我，一进去就开始不停地说，也没站对位置，就“嘚嘚嘚”特别快地背。
有个老师说：“这小孩长得‘挺’可爱，来来来，别站那，站中间，慢慢说。别紧张，别紧张，叫什么名字呀？多大了呀？你怎么穿这个就来了？”
我当时一紧张，说话都结结巴巴的，就直接说：“没，没有，我姐让来的。”然后也不管不顾地开始背了。
从考场一出来我就开始哭，觉得自己特别委屈。那时候我心里想：“我就说我不行嘛，我就说不行吧？干吗让我来，让我来出丑？”出来我就抱着我表姐一边走一边哭，我姐就说：“没事了，多大个事儿，有什么了不起的，咱回家，给你买个冰棍。”我这一高兴就回家了。
那次报名初试，没多久就收到了复试的通知，电话打到了表姐学校，表姐老师通知了她，她转告给了我，瞧这过程复杂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家里没条件安电话。
复试更加严格了，要准备一分钟的自我介绍，三分钟的才艺表演和三分钟的模拟主持。
这么高难度的试题对于一个十七岁的农村少年来说，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命的是我根本都没有经过一丁点儿的专业培训，哪里有奔赴考场的信心，更可怕的是只有一个星期的准备时间。
思来想去，好像都只剩临阵磨枪这一条路了。
我在小学中学时一直都是文体委员，也是班上的文艺骨干，从小学开始就是班级里兼职的音乐老师。
那时候东北农村的学校条件很差，教室都是土坯房，桌椅板凳都是长条木头做的，哪里有专业老师教授音乐知识？
所以在音乐课上，一般都是由我这个文艺委员带领全班同学唱《国歌》、《学习雷锋好榜样》等歌曲，有时我也会教大家唱一些我从收音机或电视机里学来的歌曲，像什么《渴望》、《昨夜星辰》、《西游记》的‘插’曲，拿腔拿调地教同学唱唐僧在‘女’儿国的那段“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现在还记忆犹新，多么滑稽又心酸的场面啊！
这样的经历确实锻炼了我，我因此有了模仿能力和表现力，时间久了也没那么怯场了。
到了中学时期就开始有偶像了，那时港台的四大天王、小虎队、林志颖，大陆的‘毛’宁、杨钰莹、林依轮，着实把我‘迷’得无法自拔，用现在的话讲，我是他们的铁杆儿粉丝。
连发型都是模仿郭富城的四六分，随身携带小木梳和小镜子，随时随地捯饬那时髦的发型，走路还一甩一甩的，故作有型，佯装帅气，现在想来还‘挺’可爱的呢。
当时音乐课也洋气了很多，教同学唱的歌曲也都是当时最流行的《对你爱不完》、《十七岁的雨季》、《茶山情歌》、《晚秋》。学校的文艺汇演还找了几个同学假模假式地来个歌伴舞《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确切地讲，应该是歌伴‘操’，因为当时跳的是类似于走路的十六步而不是舞蹈。
这些就是我当年所有的才艺了，你说我要参加复试能不紧张吗？
就这样在忐忑中度过了一个星期，关键时刻到了反而放松了，前一天还特地骑车到镇上最好的理发店吹了头发，借来表哥结婚时的西装领带，跟新郎官儿似的，一大早就出发，直奔城里和表姐会合。毫无例外地晕车、转车，反反复复，终于把自己折腾得面如菜‘色’了才到达考场。
嚯！一下车就被眼前的景象惊醒了：喊着哆来咪练歌的、嘿嘿哈哈练声的、把‘腿’放在墙上练功的、手绢飞来飞去练舞的、舞刀‘弄’枪习武的……
除了没有耍猴的，我所知道的才艺都齐了，稍稍放下的心一下子又被提到了嗓子眼儿，紧张把少得可怜的一点点自信也挤得不见了踪影。没办法，迟早都要面对，硬着头皮试试看，就算给自己一个靠近理想的机会吧。
第一关自我介绍，只说了姓名、年龄，想成为主持人的梦想，没到一分钟就草草收场了。现在想来，一是由于紧张，语速不自觉地加快，二是自己对主持人的世界根本一无所知，所以无话可说。
第二关才艺表演，是我比较自信的环节，那画面超级经典：一个“新郎”双手叉腰摆着pose（姿势），配合着口令12345678，22345678双‘腿’弹动跳着十六步，猛一个转身面对考官大唱“对你爱，爱，爱不完……”考官不喷饭才怪呢。
于是表演到一半就被叫停：“好，同学还准备其他才艺了吗？”我摇头。一看就知道这位老师见过大场面，继续镇定地问我有没有自然一点的才艺？我绞尽脑汁回答说：“广播体‘操’行吗？”
被老师点头示意后我就开始了边喊口令边做体‘操’“第一节伸展运动1234……”这个可是我的强项，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就站在学校‘操’场的水泥台上领‘操’，全校的师生都以我的姿势节奏为标准，所以做得流畅、自如、放松，但故意做得很慢，因为不敢做心里有“‘阴’影”的跳跃运动。
小学四年级时，全镇运动大会，我代表我们村小学参加集体广播体**赛，作为领‘操’员我无比自豪，十分重视，就连老师发的白衬衫、蓝‘裤’子、白球鞋都不舍得穿，生怕‘弄’脏了。
到了镇一中的比赛现场我发现麻烦来了，发的蓝‘裤’子不仅大而且是要扎腰带那种，根本不是我们平时穿的带松紧带的，我当时哪里有腰带呢？
情急之下，带队的老师把他的皮带给我扎上才解了燃眉之急。比赛开始了，我意气风发地站在了高高的体‘操’台上，这可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被众人关注的事啊，那种兴奋和骄傲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前几节都很好，可是到了跳跃运动的时候，就觉着屁股凉凉的，下面的老师、同学和围观的家长都在看着我笑。低头一看，妈啊，我的‘裤’子都快掉到膝盖了，赶紧一只手抓住滑落的‘裤’子，涨红了脸，故作镇定地继续比赛，心里祈求快点结束。那次的心理‘阴’影就此印在了我小小的心灵上。
这次还好，没等到跳跃运动的时候就听见老师亲切地说，还不错，下一关，心想好险啊。模拟主持，我准备的是模仿亚宁主持《中国音乐电视》，比较流畅，没有状况发生。
走出考场觉得无比轻松。复试结果是在当天下午全体考生考完之后发榜的，在等待的几个小时里，依然很焦灼很没底。
终于挨到了发榜的时候，我看都不敢看，是表姐挤到人群中寻找我名字的，她高兴地大叫着告诉我说：“弟，有你，有你！”我开始不敢相信，拨开人群真的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激’动啊，兴奋啊！腾云驾雾地跟表姐回家了，接下来，只要文化课达到了分数线我的理想就变成现实了！
梦想与现实总是有距离的，接到录取通知书时，我并没有想象中高兴，因为上面的一行数字特别的醒目——学费12500元，天啊，怎么办啊？
对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来说，这可是个天文数字啊，学费加上生活费用等开支，‘私’立艺术学校三年读下来真是难以承受啊。
现实总是残酷的，我梦想的火苗奄奄一息了，人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不得不低头，只好认命，接下来该如何是好呢？
我的出路在哪里？和我的祖辈一样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吗？还是只身到陌生的城市打一份工，毫无生机地活着？这都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的理想是做主持人啊，可是面对学费的难题，我就像是站在悬崖边上的人，没有出路可走。
幸运的是，我有爱我的父母和亲戚，他们给了我力量。爸妈都是勤劳善良的人，用他们的话说是在土里刨食吃的人，爸爸凭借瓦工的手艺在农闲时候外出打工补贴家用，妈妈在村上做‘妇’‘女’主任也能多些收入。
如果不是我要‘交’学费，这样的收入在当地生活也算过得去，可偏偏他们生了一个不甘平庸的儿子，无端地增添了很多经济上的压力，日子也越发的拮据了。
妈妈更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印象中爸妈几乎没给自己买过新衣服和鞋子，更很少吃‘鸡’鸭鱼‘肉’，这么辛苦就是为了实现我的梦想。爸妈说即使砸锅卖铁也要供我读书，不能让我再过他们这样贫苦的生活，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现在想来心里还是温暖又心酸。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要顶着‘精’神压力，因为在我之前，别说我们村，就连镇上县上都没有走出一个主持人，这个专业我身边的人都觉得不靠谱，根本也没有哪个家长像我父母那样纵容孩子去学一个不包分配工作的艺术专业，不如学点技术，然后上班赚钱来得稳妥。
我爸最大的梦想是拎着饭盒穿着工作服，按时上班，到点下班，以他们那代人的观念，这样才是有出息、体面、稳定的工作，而我的梦想在他们看来遥远而不可预见的，飘忽不定的。
可见，我爸妈得顶着多大的压力啊。
我上学的事，家里最有出息的二舅给予了很多经济和‘精’神上的支持，他是我们村第一个靠读书走进县城在银行上班的人。他的意见给了我一颗大大的定心丸，读书才会有出息是他给我的指点，经济上的帮助也让我的学费有了着落，很感谢他！
靠修理自行车维持生计的大姑父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平时靠补个胎，打个气，赚个一‘毛’两‘毛’的他，都不舍得买‘肉’当下酒菜，竟然也要拿钱帮我凑学费，很是感动！
就这样，我梦想的火苗在家人、亲戚的帮助下再次燃烧起来，我坚定信念，要努力学习，再报答他们。
只有经历过人生的从无到有，才能真正体会到拥有的快乐。从踏进学校大‘门’那一刻起，我拥有了实现梦想的机会，那种幸福感像孩子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玩具一般珍贵，我的生活从那一刻起完全被改写了。
带着梦想，我开始了专业的学习。从“傻根儿”到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对角‘色’的转换虽有很多不适应，但感到的更多的是新鲜和快乐。
从aoe到声调，再到停连、重音的专业知识、形体舞蹈课的训练，都慢慢培养了我一点点的艺术气质。别人练习时我练习，别人休息时我练习，别人放假时我也在练习。
我有坚定的信念，有梦想和目标，我知道我的基础没有同学好，所以知道要加倍努力才能赶上他们。笨鸟先飞、勤能补拙就是我的信念。
学校规定我们早晨五点四十起‘床’，出‘操’练声，我都会比同学早起一会儿，这样可以占据有利地形——在比较隐蔽的大树下边练声，咪吗嘿哈、八百标兵的。
当时比较羞涩和自卑，所以总想躲起来多练几次，觉得那样进步会快些。早上时间不够，就趁着午休时间练习。
有阵子还大半夜去练，咿……呀……地正练得起劲儿时，被人一盆凉水浇下来，接着有人说话：“呀什么啊呀，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睡觉啦？”这才发现，原来我站在食堂师傅宿舍下边了，幸好扔下来的不是菜刀，哈哈哈，可见我当时真是着魔了。
学习的时光是纯真、快乐的，因为每进步一点点，都觉得是离梦想接近了一步。
但月底，就是我最难过的时候了，因为家境，两百元的生活费虽然远比同学少，但我父母的压力可大得不得了，我最不愿意面对的就是回家拿生活费时，爸妈故作轻松的表情，我心疼。他们为我付出的够多了，而我还要伸手去拿他们的血汗钱，不忍啊！
为了我的学费和生活费，姐姐辞去了县医院护士的工作，虽然每月两三百元的工资，但那也是父母托关系帮忙安排的。姐姐毅然借了些钱要去做生意，改善我们家的境况。
她刚开始坐几天几夜的火车去内‘蒙’古，买皮夹克回来卖，为了省钱不买卧铺，就钻进硬座底下铺张报纸睡。后来又进了大批化妆品，再后来就是进很多‘毛’线帽子围脖，然后去市场卖，由于她没什么社会经验和经济头脑，几乎屡战屡败，但她还是瞒着父母每个月坐公‘交’车给我送一百元钱的生活费，我特别感动！
我爸妈的“收获”更多，我爸有几辈子穿不完的皮夹克，我妈有几辈子用不完的化妆品，还有他们几辈子戴不完的帽子围脖。
其实那些艰难困苦的日子，以后想起来就没有那么难过了，主要是因为那时候心里充满了希冀和期待，每走一步，都更加接近美好的生活，那都是动力，促使我们继续前进。不要被面前的雾‘迷’住了眼睛，即使出现再大的困难，也是暂时的障碍，以乐观的态度对待，惊喜就在雾的后面。
有一件事一直是我心里的一个疤，现在想来都特别难受，隐隐作痛。
那是我读书的时候，端午节前，因为有考普通话测试，学校要统一买参考书，那种考试的资料书特别贵，好像一两百元钱一套，当时真的是买不起，实在是把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可是还是凑不够。
全班只有我一个人没‘交’钱，老师也催了好多次了，每天都挣扎着跟自己作斗争，就是那种自卑到极点，恨不得把自己缩起来的感觉。然后给自己做了整整几天的思想工作，一咬牙，还是回家了。
到了家，家里没有人。直到日落西山，才看到两个疲惫的黑影向我走来。走近一看，才看清是满身泥土的爸妈。他们见到我依然非常高兴，问寒问暖，还责备我怎么又瘦了，问我是不是又不舍得吃饭。
人都说孩子是妈的心头‘肉’，妈妈从小到大一直都是最了解我的，她没给我“难以启齿”的机会，就立马掏出了一叠钱塞到我手里说：“咋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啊，再不回来，就找人给你捎去了。”
爸妈的爱总是特别细腻，怕他们农民的身份让我在同学面前丢脸，所以从来不去学校看我，哪怕想我想到流泪。
接过钱的我，顿时傻眼了，那不是整整齐齐的一叠钱，而是五‘毛’、一元、五元、十元的纸币，每张钱币都能看得出被用力抹平过，上面还都有泥土的渍迹。
再看我妈那双手，肿得通红，还有一道道口子，我爸的手也一样，虽然缠着胶布，但让我心疼的伤口依然清晰可见，他们还苦撑着酸痛的腰故作轻松。一问才知道，这些天，他们每天都是四点多就起来，带上几个馒头，然后骑一小时的车，帮种水稻的人家‘插’秧，靠打工给我赚生活费。
钱捧在我手里，心里满满的都是感动，可怜天下父母心啊，翻看着一张一张的‘毛’票，长久以来的委屈、自责加上无奈……自己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在回去的路上，一路走一路埋怨自己，怎么就这么没用，让父母这么辛劳。
那几百元钱在我心里，抵得过金银珠宝，因为我知道父母真是特别艰难，那是他们那时所能够给予我的全部的爱，倾其所有的付出。
后来就一直用这个事‘激’励自己，跟自己说：“靠自己，一定要成功！”
现在想想上学那个时候，真有点恍如隔世的感觉，我们同寝室的人可以一个月‘花’几百元，甚至上千元钱，而我那两百元钱，不仅要省吃俭用，还要买学习用品。
那时候，我特别自卑，心里想着，一定要努力，一定要成功。
因为生活费都是我爸妈从牙缝里省下来的，是我姐辛苦拼命赚来的，我没有任何理由拿他们的血汗钱去做学习之外的事，用那些钱做闲事我会内疚。
别人玩的时候自己都不敢玩，一个人去看书去练声，越黑的时候越找犄角旮旯的地方去练，别人练一遍的我都练几十遍。信念坚定，苦也不算苦了。
现在想起来还会欷歔不已，那时候那么难的日子就这样过来了，回头想来，其实是宝贵的财富，暂且不提上天是否有意降大任于我，是不是有意磨炼我，仅仅这些经历就让我变得很踏实，知道经历过从没有到有，就会很知足。我现在每天都很快乐，很知足，因为最难的日子已经熬过来了。
人的很多经历，自己无法选择，但只要我们认真经历了，感受都会在心里沉淀下来，这种沉淀越积越多，人就长大了，越来越成熟。
艰难的岁月让我学会了接受现实，不好高骛远。悲观的人，把艰苦的事当做绊脚石，乐观的人，把艰苦的事当做垫脚石，而我，就是乐观的人。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虽然那时只是打基础，是理论学习阶段，没有很多赚钱的机会，但是，我心里很明白，我必须得赶紧找到赚钱的办法，不能再让父母为我‘操’劳了。
一个男孩子有这样的境遇，别提心里多难受了，总觉得特别特别对不起我爸妈，那么艰难的日子，我没有帮他们什么忙，反而还让他们为我吃苦受累，于心何忍啊？
那个时期我一直是心事重重的样子，在别人看来，我有那种年纪不应该有的惆怅。
同学们没事就出去拍照片、划船、滑旱冰、蹦的什么的……自己心里别提多羡慕了。但是我知道那不是我应该过的生活，那距离我太遥远了，那样的生活对我而言，简直就是一种奢侈。
我当时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找到赚钱的机会，解决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最好再有些盈余补贴家用，让爸妈过得好些，别再那么辛苦了。
想归想，可是万事开头难，我打工的机会在哪里呢？因为小小的自尊心在作祟，又不好跟同学开口，于是就更加满面愁容了。
幸好，细心的同学发现了我的反常，在她热切的关心下，我向她诉说了苦恼。
她是年长我几岁的师姐，从长‘春’来哈尔滨读书的，她很小的时候爸爸就不在了，和妈妈相依为命，生活过得也很艰辛。
为了能上学，她白天在理发店打工，晚上到歌厅唱歌赚钱，辛苦了几年，终于攒够了学费来读书了，实现了理想。
她对我说：“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行的！”听了她的经历，我很感动，有了她的鼓励，我心里充满了力量。
受她启发，我才恍然醒悟，对哦，去歌厅唱歌是一条不错的致富之路。于是我下定决心，行动！
人都说：知易行难。目标是定了，但一直在打鼓，心想这去歌厅唱歌可怎么唱啊？
人就是这样，对陌生的事物往往有些恐惧，不知如何着手。好心的学姐就耐心地给我传授经验，她告诉我怎么做一名歌厅歌手，如何提高表演能力，还告诉我，除了自己准备的拿手歌曲以外，有时客人随机点歌，所以要学会唱很多歌，要把自己变成点唱机才行。
于是，我借来同学的录音机，去夜市买来那种合集磁带，反复听，听到不看歌词也能自己唱得一字不差。别人不用的电池，我就捡回来咬一咬，接着用，直到最后咬烂了实在不能用了为止。
磁带反复听过之后磁粉会脱落，音质就没那么好了，但我不在乎这些，只是一心想多学一些歌，一盘磁带反复听，反复听，听四大天王、‘毛’宁、林依轮、林志颖的……一遍又一遍。那时候红的歌我基本上全都学会了，然后挨家去找机会试场。
当年那么自卑的我，没什么见识，没有任何社会阅历和经验，也不懂包装，更不会推荐自己，我现在完全想象不到，我当时是怎么做到到那么多歌厅推荐自己的。
以当时的经济状况，我根本没钱买演出服，就问同学借了一件红‘色’的西装，搭配一件白衬衫，跟服务生似的就去了，接连几天，吃了一次又一次的闭‘门’羹，渐渐失去自信了，但想想爸妈的双手和那叠皱巴巴的钱，勇气又来了。
到现在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登台，是在不抱任何幻想的情况下进行的。
那是个寒冷的冬夜，为了省钱，我偷偷住在学校的宿舍里，因为放假，没有人，没有电，也没有暖气，进出都是通过没玻璃的窗户钻来钻去。
走了几个小时，不出意外地被拒绝了几次后，我已经筋疲力尽了，心想，最后一家，不行就回去睡了。
文化宫的二楼是一家夜总会，进去的时候，差不多是后半场了，客人不多。我跟服务生表明来意后，被带到了后台见舞台总监。
他不屑地问我有没有经验，我诚实地回答没有。他说：“刚好压轴歌手来不了了，你就试试场吧。”我顿时打起了‘精’神，没听错吧？他催促我换演出服时我才确定是真的。
走上台时，乐队的人问：“唱什么歌？”我说：“《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他又问：“什么调？”我当时就‘蒙’了，结结巴巴地说：“原调吧。”他又问：“g调？”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无奈地说：“你先唱吧，我们跟。”我心里默默地庆幸，总算解围了。
唱了第一句后，慢慢就进入了状态，凭借天赋和勤学苦练，还真‘蒙’‘混’过关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下来后，总监说：“虽然嫩了点，不过还凑合，反正压轴歌手这几天来不了，你先顶两天吧。”然后给了我五十元钱。那种心情啊，别提多兴奋了，连蹦带跳地跑回了寒冷的宿舍，但那夜，我失眠了，直到天亮，才甜甜地睡去。
有时候，人的内心可以比自己想象的更强大。在生活中或者是事业上，如果能够把“不”看成一种挑战，而非拒绝，如果能够在五次至十次甚至百次的碰壁后继续坚持，如果能够做得到，你就能体会到坚持带来的力量。
我从家里出来读书时，父母对我的期望很简单，他们不求我大富大贵，只希望我快快乐乐、平平安安。箴言谨记：有毒的别吃，犯法的别做。
可是去歌厅唱歌，在很多人看来不是很好的选择，认为那是灯红酒绿的风流场所，把持不住，很容易学坏。
可是现实的问题让我别无选择，只能瞒着家里人，硬着头皮坚持。
其实，说心里话，我本身不是很喜欢那种环境，看见剃着光头的客人，都认为是黑社会，非常紧张，很没有安全感。
甚至接到他们递上来的点歌单，都有战战兢兢的感觉，生怕处理不当，得罪“大哥”，无法收场。更何况，我们东北人个个体形彪悍、身材魁梧，喝醉后讲话又很大声，再加上我从没接触过社会，极其缺乏社‘交’经验，担惊受怕是在所难免的。
虽然只唱了一段时间，但每晚上班都是战战兢兢的。
苦中作乐是我最大的优点，每晚五十元钱的报酬对我来说，相当有吸引力。我爸妈得少干多少活啊，能帮他们分担压力是我最幸福的事。
为了省钱，每次都是打“蹦蹦”去的，就是那种简易的电动三轮车，只要几元钱，就能把我送到目的地，代价是得禁得起凛冽的寒风，还要冒着生命危险。
要知道，东北的冬天，那几年零下三十多度是很平常的，手脚冻得跟被猫咬似的，嘴巴都不听使唤了。在冰天雪地的路面上，摇来晃去的蹦蹦穿梭在车流中，经常失去平衡，很危险。
可下班时太晚了，蹦蹦没有了，打车要贵很多，根本不舍得。就要徒步走一个多小时回到学校宿舍，口袋里揣着“丰厚”的酬劳，恶劣的环境可以忽略不计，暖暖的希望可以战胜严寒，然后就一路高歌，边走边唱，这样做，不仅壮胆，还能练歌，一举两得啊。
运动产生的热能，直达心里，升腾出快乐，回到宿舍再点燃酒‘精’炉，给自己煮一碗热腾腾的方便面，心满意足了，无比幸福。
人们总是说‘性’格决定命运，但我究竟是什么‘性’格呢，我常问自己。我们老家有句老话儿：“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过往生活中的艰辛让我现在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性’格。
我觉得我‘性’格的形成和一个深爱我的‘女’人分不开，她也是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女’人，她在我心中无人可以替代，她就是我亲爱的姥姥。
姥姥是一个吃尽人间苦头的苦命‘女’人，也是我见过的最坚强的‘女’人。
她生在旧社会的穷人家，老家在山东沂‘蒙’地区，从小被封建思想毒害，有着现在好多人只有在传说中才能耳闻的“三寸金莲”小脚，所有脚趾头都严重变形，用一条长长的白布条缠裹着，鞋子也只能是自己做的布鞋，看上去形状像一个锥子，非常小，走起路来很辛苦。
但在我的印象里，姥姥很要强，她可以做到我无法想象的健步如飞。姥姥深受旧中国之苦，听说小时候给地主家做长工，受尽了辛苦和打骂。后来经过媒妁之言，十几岁时因半袋子小米的聘礼嫁给了体弱多病的姥爷做妻子。
大字不识一个的姥姥竟然可以料理一大家子十几口人的生活，一早三四点就起来做饭，然后跺着小碎步下地劳动。
生下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后，正赶上战‘乱’年代，日本侵略中国，抢占山东。姥姥用她的小脚连拉带拽地把老老小小一大家子人带上逃荒之路，一路沿街乞讨，逃到了东北。
所以我看《闯关东》时非常‘激’动。姥姥后来又生下了两男一‘女’，她一共有五个孩子，我妈妈是老小，在她还没记事的时候，姥爷就因病去世了。
一大家子人，老的老，小的小，在人生地不熟的东北，可想而知有多么艰难。
可是姥姥竟然用她那瘦小的身躯扛起了超乎想象的重担，赡养着老人，拉扯着孩子。她用善良和热心肠温暖着家人，也团结着渐渐熟稔起来的村里人，慢慢地有了稳定的生活，一待就是几十年。
有时候，她善良到可以把自己的饭送给乞丐吃，自己饿着肚子干活。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一个说她不好的人。
姥姥分外疼爱我这个外孙，这让表哥表姐们很吃醋。我是躲在她温暖的怀抱中长大的，幸福无比。
姥姥总是把我抱在怀里，一会儿都舍不得放下，就连烧火做饭的时候也一样抱着。每天早上睁开眼睛，枕头旁边都会放着个红皮煮‘鸡’蛋，在那个年代，吃粮都困难，姥姥竟然把积攒着过年才吃的‘鸡’蛋给我补充营养，连辛苦的劳动力舅舅们都没得吃。
我都上小学了，还可以独享家里人孝敬她的点心，她把舍不得吃的点心放在一个篮子里，然后吊在房梁上，一是防着老鼠，二是可以通风，保存时间长一点。当然最终都进了我的小肚子了。
这样幸福得像在天堂里一般的日子，在我读初一时的一个无比寒冷的三九天结束了，姥姥十分不舍地离开了我们，那年她八十四岁。那个冬天是我人生中，最“寒冷”的冬天。
直到现在，姥姥一直都在我心里，每当我遇到高兴事儿和难事儿的时候，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点上一根火柴，心里升腾出她疼爱我的形象，温暖就会包围着我。
姥姥虽然没有留给我们什么财产，但她的善良、热心肠、勤劳，宁可自己吃苦也绝不让别人吃亏的‘精’神，对我影响极深，像融入了我的血液里一样，流淌在我的身体里，保鲜在我的心中……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我进入电台工作。
人生有好多的第一次是让人刻骨铭心的，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领到工资时的‘激’动心情。
经过老师的栽培和同事的帮助，慢慢地，我在主持上开始上手了，当然是新手上路。那时候的节目都设置成了版块形式，节目的名字都是大舞台、大世界、大观园什么的。
我们是下午两点到五点的时间段，节目内容也包罗万象，《热线点歌》、《开心一刻》、《人生港湾》、《空中书场》还有《求医问‘药’》，刚开始我只做点歌和医疗咨询节目，还做不到全能，努力了一段时间，而且跟着了魔似的学习修炼后，也勉强能一撑到底了。
那是一个冰雪消融的‘春’天的黄昏，下了节目回到办公室，一进‘门’就接到了老师递过来的信封，还以为是听众来信就顺手接了下来。
拿到手里仔细看了才知道，这是一个崭新的经济台的信封，上面写了我的名字，打开信封一看，‘激’动得不行了，是钱。
“这是你的工资，你刚才在上节目，我从财务部帮你拿回来的。”老师的声音异常悦耳动听。天啊，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我有工资了。
对我来说，能让我在话筒前说话，能每天骄傲地经过武警把守的大‘门’，进入那个神圣的地方学习，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都不奢望有工资拿。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啊！
更重要的是，这说明，我的主持被领导认可了，我不再只是一个实习生了。
那信封在我手里，沉甸甸的，好像是一尊奖杯，而我幸运地获得了最佳新人奖，心情简直比中了大奖还高兴，不，是‘激’动，是兴奋！
拿着信封，飞一样地跑出了办公大楼，高举着，舞蹈着。幻想了很多次，把第一笔工资‘交’给父母的场景，没想到幸福来得这么突然，没等到毕业，就提前实现了。
对，收好了，赶快找时间回家孝敬给父母。找个没人的角落，看看多少钱？打开信封一看，最大的面值十元，数了数，一共32元，哈哈哈，这就是我的第一笔工资啊。
后来才知道，从给我算工资到开支的日子才几天，就按节目量给了这十分有意义的32元。在我无数次设计孝敬父母的场景中，‘交’给他们的可都是一摞百元大钞啊，虽有落差，但还是开心得不得了。
健步如飞地直奔夜市，在几次三番的讨价还价后，我用人生的第一笔薪水给辛劳的父母买了一对“名牌”情侣腕表。
当我迫不及待地在工作和学习间隙，把这份礼物‘交’到爸妈布满老茧的手上时，我看到了他们闪着泪光的微笑，他们是那样的满足和骄傲！爸妈，我长大了，以后家里的重担就‘交’给我吧！
再艰难的日子，只要心里是知足的，品尝到的就都是甜甜的味道。
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有一份自己挚爱的工作，并且以此为生。
我在电台工作后，父母更是无比自豪，在十里八村，也算是星爸星妈了，逢人就让人家听我的节目。他们就连干农活时都把小收音机带在身上，生怕错过了我的主持。
有我声音的陪伴，他们说浑身是劲儿，腰也不酸了，‘腿’也不疼了，一口气儿能干到日落西山。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这世上，最无法报答的就是父母的恩情，他们从不要求我为他们做什么，反而我一丁点儿的进步，都被他们自豪地放大到整个世界上。我给他们做一点点事儿，他们总是满足得不得了。
有件事儿，至今他们还念念不忘。不记得是什么节日了，台里发了一箱苹果、一箱葡萄和一箱荔枝，那时候在东北，冬天吃新鲜的水果，特别是罕见的荔枝，别提多贵了。
我们全家还从来没吃过荔枝呢，下了节目，赶最后一班车赶快给他们送回去，想让他们尽快吃到荔枝。
车只能停到公路边，徒步还要走三四十分钟才能到我们家呢，当时家里又没有电话，我只能一个人把三大箱水果折腾到家，葡萄和荔枝还都是木头箱子，很重。
我用‘玉’米秸秆垫在最下面，做成个简易爬犁，生拉硬拽，连滚带爬地折腾了两三个小时才到家，爸妈心疼得都不舍得吃。
直到现在，他们还说每当吃到荔枝都会想起我的辛苦，难怪他们说，荔枝甜里带着酸酸的味道。我知道，那是他们心疼我的味道。
电台工作给了我更开放的‘性’格，在以前的成长中，我一直缺乏自信心，幸好做电台主持人的工作给了我有力的补充。
一切都像是安排好的一样，当时听众的来信从最初的几封到后来越来越多，当然其中不乏爱意浓浓的情书，更多的是对我节目的喜爱和我主持风格的认同。
更有一些热情的听众经常到电台‘门’口等着见我，我到现在还记得一位退休的教师阿姨，她经常亲自包饺子给我送到台里，有时候见不到我的面，就放在传达室，我很感动。
还有一对听众因为爱听我的节目在电‘波’中结缘，书信往来，鸿雁传情，最后修得百年之好。他们在领到结婚证的时候，第一时间来到台里送喜糖和我分享他们的幸福。
在电台工作的三年多时间里，正是这一件件小事，慢慢帮我建立了自信。
有时候，突然听到某段旋律，还会想起那时给我鼓励、给我感动的听众，多年以后，他们都过着怎样的生活呢？还记得当年电‘波’里那个无忧无虑的、快乐的主持人吗？
我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做自己喜欢的事，永远乐在其中，总有用不完的‘精’力去做其他的尝试。
做电台dj的我，很知足，很幸福。
可是生活中有新的转机，我愿意大胆改变，测量一下我还可以走多宽的路。
我参加了全省的主持人大赛，当时最大的‘诱’‘惑’就是能成为即将上星的黑龙江卫视的主持人，这是我实现梦想的捷径，我得把握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全省几千人报名，几乎所有地市级电台、电视台的主持人和专业院校的学生都参加了，可见竞争有多‘激’烈。
顺利通过初赛、复赛后，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杀进决赛，名次对我而言不是目的，展示自己，能有导演赏识我，进而有机会做电视主持人才重要。
所以一路轻装上阵，顺利进入决赛，而且还有机会角逐名次，这可是意外收获，即兴主持环节的表现给我加了分。
比赛的很多环节，都是比较固定的模式，自我介绍、才艺表演、知识问答、模拟主持什么的，只要是自己准备充分、正常发挥、不紧张就行了，但是即兴主持那个环节比的可是平时的积累和临场的反应。
我们这些参赛的人最有压力的也正是这个环节，更可怕的是，题目现场‘抽’取，稍做准备就开始计时了。同场竞技的十名选手中，绝大多数都是播音范儿的，现在总结起来就是那种字正，腔圆，吹着头，说套话、空话、顺口溜的批量生产出来的主持人，而我和他们相比显然不是“正规军”。也正是这样的与众不同让我有了第二名的好成绩，当然我觉得运气也很重要。
我前面的一位选手就栽在这个环节上了，他‘抽’到的题目是：结合《吐鲁番的葡萄熟了》这支歌介绍新疆‘迷’人的风光。
做了几年播音员的他，脱了稿子即兴主持就显得没那么得心应手了，开场只说了几句新疆的风景优美、人杰地灵后，就开始紧张了：“观众朋友，您吃过新疆的葡萄吗？它是一串一串的，圆圆的，有的酸，有的甜，吃之前得把它洗干净了……”
简直是没话找话，他的紧张立刻传染给我了，我发现手心开始冒汗了。
这时想起了同学传授给我的经验：“这个环节跟咱们普通话测试的话题演讲一样，得说满三分钟才能得分，时间不到是要扣分的。”
他考试的时候是没停，他‘抽’到的题目是：我会做的一道菜。
他说的是包饺子，说了一分钟就把从和面到剁馅儿等准备好的那点儿词全抖落干净了，可还有两分钟没说满呢，他老人家急中生智：“接下来我拿出擀面杖开始擀皮儿，我擀啊擀啊，擀完了几个还不够，我又擀啊擀啊，一看还不够，我又擀啊擀啊……”后面两分钟是在擀啊擀中度过的。
还有个好心的同学告诉我：“你只要把一个故事背到倒背如流的程度，考试这关准过。”
他是把《卖火柴的小‘女’孩儿》背到滚瓜烂熟的程度才去考普通话等级的，他也‘抽’到了拿手菜的话题，哥们硬是把这故事加进去了，“我的拿手菜是西红柿炒‘鸡’蛋，我喜欢一边炒菜一边讲故事，我最会讲的故事就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儿》”接下来自然是他的强项了，三分钟轻松加愉快。
这么紧张的比赛时刻，我竟然想起两个失败的同学的忠告，觉得十分好笑。细想一下，也不无道理，说够时间才是关键。
人到了箭在弦上的份儿上，有了放手一搏的心态反而就没那么紧张了，听天由命吧。幸运的是我‘抽’到的即兴主持题目是：说一说从黑龙江大地走出来的歌唱家（歌手）。
一看题目，我就觉得中头彩了，说到我饭碗里了，几年的dj经验有用武之地了，我信心十足。
从《乌苏里船歌》的郭颂老师说到《红星照我去战斗》的李双江老师，再从凭一曲《祝你平安》红遍大江南北的孙悦说到《常回家看看》的陈虹，再说凭借《蓝蓝的夜蓝蓝的梦》独闯岭南乐坛的张咪……我滔滔不绝，如数家珍，别的选手说不满时间，我恰到好处，这得归功于我在电台的直播经验。
“这位选手，你说得很‘精’彩，俗话说‘说的不如唱的好听’你会唱他们的歌吗？”一位评委向我“发难”了。
这当然也难不倒我了，唱歌对我来说简直是轻车熟路，“祝你平安，哦祝你平安……”我唱得深情款款，很自然地得到了高分数，拿到了第二名，这在情理之中，也在意料之外。
这要再次感谢在那段苦难岁月里在歌厅的经历，更要感谢给我出“难题”的评委，后来才知道他是当时黑龙江电视台文艺部的主任黄凯老师，大名鼎鼎的笑星黄宏的哥哥，他是我在主持生涯中遇到的第二个贵人，祝他平安……哦，祝他平安！哈哈！
比赛是紧张而残酷的，对于一个有梦想的青少年来说，我认为那是我在那个阶段证明自己，寻找机会的方式。
压力一定是有的，我可能天生就是个快乐的人吧，能在任何环境中遇到快乐的事儿。记得一次参加歌手大赛，我们都在后台开嗓练歌，我发现了一个另类的“艺术家”选手，他躲在角落，像是在面壁思过，刘欢一样长长的头发，赵本山一样的装束——中山装搭配旅游鞋。
我故意靠近他才发现他在无声地认真练习，还空手做着拿麦克风的姿势，一丝不苟。我的好奇心上来了，很想看看他比赛的表现，他比我早几个人登场，只见他潇洒地甩了一下头发，然后背向评委和观众，前‘腿’弓，后‘腿’绷，一手做思想者状，一手拿着麦克风。
“星星还是那个星星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他唱的是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的‘插’曲，那时候很流行，而且他的表演风格也是那时流行的，歌手先是背对舞台，唱两句后猛然转身面对观众，显得特有范儿。
我们觉得他应该是如法炮制的，等待刘欢和赵本山结合体的‘精’彩演出，可他依然背对着继续演唱“山哟还是那座山哟，梁也还是那道梁……”四句了，我们以为该转过来了吧，结果还是没动，我知道他紧张了。“碾子是碾子哟，缸是缸哟……”他依然纹丝不动地唱着，直到最后一句才猛然转身，指着评委唱道：“还有那，看家的狗，它叫的，叫的，叫的，叫的，咋就那么狂……”全场笑翻。
获得了主持人大赛二等奖后，以为有机会走上荧屏做主持人了，可希望被时间消耗干净了也没等来那个机会，才发觉有些事情是我们无法设计的。
于是又做电台的节目，恢复了规律而充实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传呼机响了才又来了一个接近梦想的机会，那时能有部传呼机已经觉得很牛了，而且我们还是电台给配的人名传呼，就是打到寻呼台不用说数字号码，直接呼任生就行了，这一直是我引以为傲的事情，因为它满足了我小小的虚荣心。
电话回过去，是同校的师姐呼的，她告诉我黑龙江电视台要招艺员，让我陪她一起去碰碰运气。我高兴地答应了，觉得这回机会应该真来了。
可是到了招募现场我就放弃了，因为招的是舞蹈演员，我哪会跳舞啊？如果说瞎蹦跶，还只跟我的这个同学蹦跶过一次，而且以失败加丢脸告终。
那是学校的文艺汇演，我按照惯例准备了歌曲演唱，可是临演出之前的几天，这位学舞蹈出身的同学找到我要跟她合作新疆舞蹈《达坂城的姑娘》，我婉言拒绝了，因为我根本不会，况且还是要动脖子的新疆舞。
在她信誓旦旦地保证一定能教会我，然后软磨硬泡，所以我硬着头皮答应了。穿着运动服练习了两三天，眨眼工夫就到演出时间了，上场之前，她拿了套服装让我去厕所换上，跟卖羊‘肉’串的似的。音乐响起，顾不上那么多了，心里边数着拍子听她的提示，该左了，该右了，该转了。
整支舞蹈最大的亮点是结尾部分，我用抱新娘的方式抱起她，然后旋转几圈，在最后一拍亮相结束。因为没有跳过，所以很怕出错，就一直憋着劲儿等待最后的完美收官，结果还真的抱起来了，也转起来了，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心想我也能歌善舞了，就等着接受大家的掌声了。
可就在这时，状况出现了，刚转第一圈时还好，第二圈我俩就被什么东西‘蒙’住了。这时听到台下哄堂大笑，不是因为我跳得不好，而是我们没有注意服装的问题，在逆向旋转的过程中，她的裙子翻到了我们脸上，更可怕的是，她‘走’光了。
我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从此也就再也不敢跳舞了，连听到跳舞两个字都浑身不自在，做下病了。我哪还敢去考舞蹈演员啊？
再看考场外的俊男美‘女’，个个真功夫，候场时都把‘腿’举过头顶，那‘腿’跟假肢似的，我更没信心了。
于是她就自己进去了，我在‘门’口等她。可是没一会儿，她就飞快地跑出来，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拉起我就往考试的舞蹈室跑。“怎么了？”我挣脱了问她。“我独舞的磁带绞带了，只有咱俩新疆舞的磁带了，你帮我搭一下去。”
说话间已经到‘门’口了，看见里面是人们等她的情形，我心想她真勇敢，还敢找我和她跳舞，好在我们穿的是牛仔‘裤’，豁出去了。
“老师们好，我是帮我同学搭档的，我不考，你们看她就好。”我向评委们解释完，音乐也响起了。因为不考，所以没有任何压力，非常放松。这次反而完美收官，她很高兴。
出来后，她也把‘腿’放到墙上，劈成一字状对我说：“谢谢你哦，等会儿还有最后一关，你说我能考上吗？”我点头跟小‘鸡’叨米一样地回答她：“你‘腿’都能劈成这样了，肯定能考上！”
我说的是真心话，因为我‘腿’不能抬那么高，无比羡慕。
正说着，有个副导演出来通知大家分组进去，我给她加油，目送着一群‘腿’能劈一字的人进去，好不羡慕，心想我要是也会跳舞就好了。
气馁地刚要坐下，就听见一个甜美的声音说“同学，你也进来。”我循声望去，看见一位发如瀑布、发长过膝的美‘女’。
我诧异地环顾四周，只有我一个人。“您叫我？”她微笑着再次示意我进去。我站在了最后一排最边上的位置，最前面是那个长发美‘女’老师教大家跳一段舞，大概八个八拍的动作，她教了三遍。然后让我们四人一组，依次跳完。
大概过了一个星期，我在自习室看书，都快忘了考舞蹈的事了。啪的一声，我被面前狠狠拍报纸的声响吓了一跳，抬头望去是舞伴师姐有些气愤的背影。
我拿起报纸一看：黑龙江电视台《当代舞台》龙丹艺术团成立，通过层层筛选，选定十二名‘女’演员、八名男演员。奇怪的是，没有她的名字，我的大名反而位列其中。
我诧异地以为是‘弄’错了，后来才知道，是长发美‘女’老师觉得我的模仿能力和表现力强，所以才破格收下我的。她是杨晓玲老师，我艺术道路上的‘女’贵人。
无心‘插’柳柳成荫。艺术团的临危受命，无意中给我制造了一个实现电视主持梦的机会。从电台下节目后，裴桐老师说要带我去见个人，是他开艺术培训班的朋友，我欣然接受邀请赴了约。
那位老师是一个有着清脆嗓音的姐姐，开办的是少儿艺术培训班，她们要和省电视台的儿童节目组联合录制一场电视节目，是一个游戏类的节目，需要个男主持。
因为当时的省台儿童节目都是‘女’生主持的，台里没有男主持，又听台里的人说过我的“救场调侃”，再加上老师的介绍就促成了我的这次主持机会，有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越感。
可是我从来没有主持过儿童节目啊，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没关系，知难而上，喜欢新鲜、刺‘激’是我的‘性’格。
我兴奋地接受了，因为和我搭档的是非常著名的儿童节目主持人丹丹姐姐，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
在准备的时间里，我每天守在电视机前，看丹丹姐姐的节目，还看中央台的儿童节目，因为那里面有我可以借鉴的主持人——‘毛’‘毛’虫（何炅老师）和董浩叔叔。看了一段时间也不得要领，因为我发现做儿童节目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一点，从第一次彩排我就深刻体悟到了。
因为小朋友的思想是天马行空的，他们的注意力很难集中，而且会真实地表达喜欢与不喜欢，要想统领他们，可得有耐心和方法。耐心我倒是不缺，而且还算有点亲和力，可是方法嘛，就只能羡慕丹丹姐姐了，对此我只有自愧不如的份儿了。
节目内容是包饺子比赛，我和丹丹姐姐各带领一支队伍，她是美美的公主，我是穿着银‘色’战袍的火星哥哥。
由于是第一次主持儿童节目，所以非常努力，稿子背得滚瓜烂熟，可是到了现场要录的时候，被小朋友唧唧喳喳的一闹腾，我脑子就‘乱’了，以至于我出场都晚了。
剧本的设计是丹丹姐姐先开场，向小朋友们介绍我这个新朋友给大家，然后我伴着白烟上场，制造太空的效果。可是我只顾着想心里的词儿了，丹丹姐姐连续几次说“有请火星哥哥”我都没出来，后来不得不重新来过，可见我完全没有进入状态。
录制结束之后，我反思自己的问题，丹丹姐姐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她说：“没关系的，小朋友都很喜欢你啊，第一次主持都会这样。儿童节目和其他节目不一样，你得先和小朋友做朋友，他们才会接受你，而且你形象很阳光，只要努力，肯定是一个不错的少儿节目主持人，加油哦！”
她的一番鼓励，不仅给了我信心，还为我开辟了一条我从没走过的主持之路。
在等待播出的日子里，我认真钻研儿童节目，也越来越喜欢小朋友了，我尝试着和同事的孩子聊天，给他们讲故事，和他们疯癫着做游戏，慢慢地‘摸’索被他们接受的方法，我也建立了自信。
播出的第二天，我接到了导演的电话，她说主任觉得我表现还不错，想见见我，我兴奋地走进了我向往已久的黑龙江电视台的大楼。
一走进少儿部的办公室，我有些‘激’动，没想到主任竟是我小时候爱看的《点播台》的主持人——倪虹。
“您是倪萍吧？”我脱口而出的问题把主任逗笑了，她笑容可掬地对我说：“我叫倪虹，不是倪萍。你看过我的节目？”“以前特别爱看。”“哦，我现在做幕后了，我看了你和丹丹做的节目，有潜质，是个做儿童节目主持人的苗子。不过你的眼神得好好练习下，很空‘洞’。”
不愧是行家，她一语道出了我的问题所在，我一直在电台主持，根本没有镜头感，更别说用眼神和观众‘交’流了。再加上我的眼珠是褐‘色’的，在镜头上显得很没神。
我虚心向资深的主持前辈讨教如何解决，她告诉了我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法：盯着看盘旋在空中的鸽子、盯着看跳跃的乒乓球、在黑暗的屋子里看移动的蜡烛的火苗……
“你要加紧练习，丹丹怀孕了，你要是可以了，就替她做几个月的节目，但前提是你得做到。”我兴奋地在心里敲起了拨‘浪’鼓儿，把压力转化为动力，按照老师的方法刻苦练习。没过多久，我就再次被通知去录像了。
我知道这是考验我的关键时刻，所以丝毫不敢怠慢，想着眼神、语气语调、举手投足、‘交’流感……扛着一大堆“包袱”十分不轻松地上阵了。上了一辆面包车，我被导演带到了美丽的松‘花’江边，我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录一段串词，大概三分之二的稿纸的内容。
到了空旷的雪地里，我感觉寒风刺骨，导演让我把羽绒服脱了，说快速地录完咱就收工。
我的压力来了，我根本就不习惯背稿子呀。“电视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说完这句套话，我脑袋一片空白，看看稿子，重来。奇怪了，平时脑袋‘挺’灵光的我，这次说什么也过不了，连续三次都习惯‘性’停顿，无法完成。
看着摄像和导演踱来踱去地取暖，我更是备感压力，更录不好了。
“要不这样，我让摄像把机器架在这，你自己录，多少遍都可以，我们在车上等你，好了告诉我们。”细心的导演姐姐建议说。于是，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结果还是一团糟。要知道，那可是在东北零下三十几度的冬天啊。我一个人只穿着件‘毛’衣，站在冰天雪地里，一遍接着一遍地说着串词，直到说了二十几遍才成功。那一刻，我的嘴巴已经不听使唤了，眼泪已经被冻结在脸上了。
对于喜爱的工作，我们要讲究，千万不能将就。讲究是认真地研究，做到专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勇于面对自己的不足，并刻苦改进，做到最好。而将就嘛，就是得过且过，只懂皮‘毛’就停止了。讲究的学问适合于很多领域，做节目如此，销售如此，做人更应该如此。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帮丹丹姐姐代班的日子里，我也越来越像模像样了。一件荒唐的小事儿可以证明我被小朋友们接受了。
有一个周末，我和同学去逛商场，对面走过来一位老‘奶’‘奶’，手里牵着她可爱的小孙子。“同志，你是那个电视台的主持人吧？能跟俺大孙子拍张照片不？他老喜欢看你主持的‘大白鸭’啦！”我哭笑不得愣在那里，因为我主持的节目叫“小天鹅”，不是大白鸭。
广播的魅力是用声音制造想象的空间，电视的魅力在于让主持人很快地有“知名度”。伴着《小天鹅》的飞翔，我也渐渐地被小观众们熟悉了。还有一些艺术学校请我去给小朋友上课。为了勤工俭学，也为了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我调整时间，接受了一所培训学校的邀请。
那是一个距离哈尔滨几百公里的小城市，坐火车大概要五个多小时，我的课被安排在每个星期天的上午十点，这就要求我必须坐上早晨四点半的火车，那我必须提前一个小时睡眼惺忪地爬起来。我不舍得打车，徒步走到火车站，夏天还好说，冬天得咬紧牙关不情愿地离开温暖的被窝。
通向那座城市的火车都是老式的绿皮车，拥挤程度不亚于‘春’运高峰，车厢里的环境可想而知，并不清新，我最惨的经历不是铺张报纸钻到硬座底下，而是在味道浓重的厕所边上被挤得双脚腾空，动弹不得，几乎每次都有这样的“惨烈”情景出现。
连说带跳地上了一整天课后，‘精’疲力竭地坐半夜十二点多的火车，经受五个小时的“考验”回到哈尔滨。
同学都劝我不要去做这个兼职了，但我还是不分‘春’夏秋冬地坚持了两年，那种辛苦，现在想来都有不堪回首的感觉，怎一个“苦”字了得啊？
但那时候，充满斗志的我乐在其中，而且我没有误人子弟，今年‘春’节前我还收到曾经教过的一位小朋友发来的邮件，让我骄傲的是，她考取了我向往已久的中国传媒大学。这一支小“桃李”的芬芳，也算让我对那段艰苦的岁月有了一个‘交’代，苦尽甘来吧。帮助有梦想的人实现梦想，我无比快乐！
最难的不是做事，而是选择。
就如同我们爬山，一条大路在眼前，我们走得目标坚定，就怕站在分岔路口，是左还是右？很难抉择。
但是我知道，不论走哪一条路，都要做好一路颠簸的准备。
我在毕业的那年就走到了难以抉择的分岔口，是留在东北还是去南方追逐我的梦想呢？留下来，我会很幸福，因为毕竟家人、同学、朋友都在身边，还有令人羡慕的电台dj、电视台艺员、少儿节目主持人的多重身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按部就班地顺利发展。
而南方，那是我一直梦想的天地，我向往的岭南乐坛在那里，我向往的四季如‘春’的气候在那里……但无亲无故，独自闯‘荡’，一切未知，夸张点说，前途未卜啊。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在考虑的时间里等待命运的安排吧。
恰巧，来了个机会。我当时做儿童节目时，中央电视台每年年底都会在北京召开节目研讨会。我们主任在参加完会议回来后，问我有没有和我一样能主持儿童节目的男主持人介绍给广州电视台，他们那里需要。
我顿时来了兴趣，请她把我推荐过去。主任刚开始很诧异，留下来难道不好吗？但听了我的梦想后，她很支持我说：“男子汉就是要出去闯‘荡’闯‘荡’，这样才有出息。”并给了我广州电视台导演黑剑的电话，很感谢主任在我‘迷’茫时的指点。
鼓起勇气拨打了电话，并寄了盘我主持儿童节目的带子，然后就是忐忑的等待。大概过了一个星期，我接到了黑剑老师的电话，他邀请我到广州去看看，我无比兴奋。眼看‘春’节了，过年时把我去南方的想法告诉了父母，他们虽然不舍得，但还是支持我踏出了这一步。
把积攒的收入给姐姐兑了家小小的美容院，然后带着一千五百元钱，背着一个包，在元宵节的前一天我踏上了南下的路。
生平第一次出远‘门’，我刚开始还满心兴奋，可是姐姐送我走时，一上出租车就忍不住了，因为电台正播放着一首特别符合我心境的歌曲——“天地辽阔，我起步就走……”眼泪夺眶而出，那一刻心里有对亲人的不舍，也有对前途的担忧……
第一次坐长途火车，在密闭的车厢中，‘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后，有点晕车了，恨不得下车跑到广州。在一个小站，乘务员的一个小失误，给我的旅程带来了快乐。
列车上的播音员负责报站名，也会在漫长的行车过程中，播放一些小品、相声慰藉旅客。一听就知道，播音的就是一个实习的播音员，她的语气透着一些不自信。列车上一般会这样播报：“各位旅客：由哈尔滨开往广州方向的kxx次列车就要发车了，请送亲友和上错车的旅客赶快下车。”就这么一句话，让这位铁路界的播音员变成了相声演员。列车上的播音员深情款款地播报：“各位旅客，由哈尔滨开往广州方向的kxx次列车就要发车了，请送错亲友的旅客赶快下车。”
车厢内顿时乐开了‘花’，天啊，谁会“送错”亲友啊？上错车和送亲友不能简化到这种程度吧。靠着这个笑话，我度过了难熬的晕车时光，现在想来都觉得好笑。
经历了四十几个小时的旅途劳顿，终于来到了我梦想中的广州。
之前爸妈不舍得我去是因为听说广州很‘乱’，我其实也很担心。好在我是在刚刚投入使用没多久的广州东站下车的，很现代化，满眼绿意盎然使我顿时‘精’神了起来。
上车时东北的白雪皑皑，下车时广州的‘春’风拂面，不愧是‘花’城，很是舒服。
按照黑剑老师的指点，我坐了将近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先到了他家，稍作休息，他幽默地说带我去‘花’果山。我认真地问他：“咱们看猴子去啊？”他哈哈大笑地告诉我说，广州电视台建在半山腰上，那座小山名叫‘花’果山。
少儿部的唐主任是和我妈妈同年纪的漂亮阿姨，她和我一见如故，简单聊了几句，就决定把我留下来了，很感谢她的“冒险”和赏识。但因为我还没毕业，所以只能算实习，对我而言已经很好了，毕竟在我向往的城市有了个落脚的地方。
之前就听说广州是一个快节奏的城市，从街上行人的行走速度就能感受到这是一个充满年轻活力的城市。主任的用人决定是快速的，我投入工作的过程也是快速的。
这要放在俺们东北，不得“研究”一段时间才能定下来啊？还没等我走出主任的办公室，就有个导演让我去给他的片子配音，瞧广州这速度和效率，发自肺腑地喜欢这样的工作环境。
进入配音间之前，有位说着带广东口音的普通话的‘女’同事，走到我面前说：“你是新来的吧？等下给你安排座位，你配音先了，配完记得来‘‘吻’’我……”
我听到“‘吻’”这个字眼，就愣住了，心想，人都说广州开放，没想到人也这么开放啊！后来才知道‘吻’和揾是同音，广东话的“揾我”就是普通话“找我”的意思，搞得我哭笑不得。
当我“‘吻’”到她安排座位的时候，我不好意思地向她要笔和本子，她又把我‘弄’‘蒙’了。“等等啦，我帮你‘‘操’’下啦！”我又石化在了那里，偷偷问了同事才知道，找东西在广州话里是“cao”东西，咳，文化不同，害死人啊。
顺利地入了职，但由于还没有毕业，所以按实习生的身份留了下来。在我向往的广州稳定下来，感觉十分幸运。
一直都听说广州是羊城，又叫‘花’城。不仅是我心之向往的明星制造地，更是闻名四海的美食天堂啊！工作稳定了，心也就有了着落，从而蠢蠢‘欲’动，想好好感受一下美丽的广州。
比我早一天报到的同事自告奋勇地当起了我的导游，她和我同年同届，也是来广州电视台实习的，是地道的广州人。
她想先让我感受一下热闹的广州，带我来到了繁华的北京路步行街，霓虹闪烁，人‘潮’涌动，热闹非凡。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熙熙攘攘的人群，比我想象的广州还要热闹，就像是香港电视剧里的画面一样，刚到一天就有种流连忘返、乐不思蜀的感觉。广州真好！
身上的‘毛’衣已然不适合四季如‘春’的广州了，不仅热，而且不时尚。我最向往的就是在冬季穿着夏天的漂亮衣服。
我们来到了西湖路夜市，林林总总的商品看得我眼‘花’缭‘乱’。而且和我们东北不一样的是，有好多像老电影里卖香烟人一样的挎着小木箱子的小贩儿，东西便宜又好，我的美‘女’“导游”告诉我这在广州叫“走鬼”，就是流动小贩儿。
我在东北的时候最喜欢广东货了，现在回东北逛街的时候，还总能听到老板骄傲地炫耀自己卖的是广东货，但卖得都比较贵。
我真实地游走在真正的广州街头，看到的‘摸’到的是正宗的广东货，而且便宜得让我大跌眼镜，牛仔‘裤’只要十几二十元钱就能买到，天啊，这简直不可想象。
我‘花’了十几元钱买了件很时尚的t恤，又‘花’了十九元钱买了个我在东北一直想买的斜挎背包，算算省了不少钱，高兴得手舞足蹈。
换上t恤就好比一下从冰天雪地的东北到了热带海边，感受到的全是清爽，又把鼓鼓囊囊塞在‘裤’子口袋里的手机、钱包装进新包包里，整个人轻快了很多。还生平第一次吃了蛋挞、萝卜牛腩、炒河粉……一路走，一路吃，一路逛，好不自在。
一直逛到摆摊的收摊，才依依不舍地准备离开。“你住哪里啊？我告诉你怎么搭车。”“导游同事”的问题瞬间提醒了我，是啊，我去哪里呢？光顾着兴奋了，落脚的地方还没着落呢。
我支支吾吾地不知道怎么回答，她看出了我的尴尬就说：“你没有亲戚吗？”我摇头。“要不你住宾馆吧……”她话音没落我就说不行，一个是因为贵，另外也是怕不安全。
她思索着帮我想办法，突然眼睛一亮：“你回台里住吧，编辑机房有沙发，我看见他们中午有人在那里睡觉。”真是个好注意，她帮我解了燃眉之急，我按照她的指点坐上了公共汽车。
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刚巧碰到那个要“‘吻’”我的同事加完班回家，知道我无处安身，她好心地帮我开了机房的‘门’，让我睡在沙发上。盖着我的‘毛’衣，枕着我的包包，伴随着梦想实现的小幸福，那一夜我睡得特别香。
当当当的敲‘门’声把我从甜美的睡梦中唤醒了，这才想起来，‘门’被我反锁了。
我打开‘门’，让编片子的同事进来，抓起‘毛’衣和包包回了办公室，还没等屁股挨到椅子上，我赫然发现，我新买的包包有一个大口子，我迅速地翻看里面的东西，当年流行的广告语是“手机、传呼、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我可是手机、钱包、传呼机一个都不剩。
当时就傻眼了，瞬间什么都没有了，怔怔地坐在那里。
“早上好，昨晚睡得好吗？”“不好。”我情绪低落地回答“导游同事”。
“我钱包不知道什么时候丢了。”她啊的一声，“哎啊，忘了提醒你了，在广州包一定要抱在前面，背在后面很容易给人偷的。”我恍然大悟，公‘交’车上我确实是把包背在身后的，根本没注意。
当年的广州确实小偷和飞车抢夺的坏人比较多，不是一般的‘乱’。心情从昨天的兴奋一下子‘荡’到了谷底，心里像冰雕一样冷。没办法，吃一堑长一智吧。”
“死要面子活受罪”说的就是当年的我，除了那个同事知道之外，我没有和任何人讲，因为我根本都不认识他们，而且广州人相处起来都是那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方式，说得严重点是人情冷淡，我也无处求援啊。
没钱吃午饭，一直挨到快下班才找到黑剑老师说没地方住，只字未提丢钱的事儿，特别怕给他添麻烦，真的非常感‘激’他对我的照顾。
他说：“这样吧，我有套房子，有两个屋租出去了，还有个小屋，条件不是很好，你先凑合住着吧，等过一段你稳定了，再租个好点的吧。”我感‘激’涕零，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这个事，他们都会说：“哇——好多明星都说有这样的经历，你自己编的吧？”我说当然不是，真的是这样，我最苦的时候就是初到广州的时候。在家乡做电台dj的时候，好多唱片公司企宣寄给我的资料都把艺人的经历故意说得很苦，说是为了梦想就背着一把吉他踏上了开往南方的列车，有多苦云云。没想到，我也有了如出一辙的经历。
黑剑老师给我安排的住处在一个离电视台比较偏远的小区，周边正在修建高架桥，七拐八拐的在工地当中折腾了好一会儿才找到“家”。
楼层不高，是一套位于二楼楼梯阳台旁边的三居，两个房间分别租给了四川人和新疆人住，剩下了最小的一间空闲着，成了我的落脚地。
“任生啊，你自己收拾收拾，缺什么少什么，后面有个超市，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哈。”黑剑老师的叮嘱让我从头发丝儿到脚底心都涌动着一股暖流，这让初尝背井离乡滋味的我很感动。
送走了他，我开始打扫房间，小小的房间，除了能放下一张单人‘床’和一张桌子外，再进来一个人都难了。我幻想着要把它打造成温馨的小窝，可是身无分文的窘境浇熄了我兴奋的小火苗。
房间里除了‘门’就只有一扇落地的玻璃窗，把房间和阳台区隔开。一张破旧的席梦思‘床’垫，一个个大小不一的窟窿能够清楚地看见里面的弹簧和木条。
我用几乎只剩下把儿的扫把扫干净了地面，再用丢在地上的报纸擦干净了‘床’垫，这才意识到没有被褥和枕头。“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我用歌声鼓励着自己，快乐地享受着奋斗的‘激’情。折腾得累了，把报纸铺在‘床’垫上当‘床’单，枕着包包，盖着‘毛’衣，很快进入了梦乡。
沙沙沙沙的声音断断续续向耳畔袭来，越来越近，越来越大，‘迷’‘迷’糊糊地我仔细辨别后才发现是雨声。
三月底的广州，‘阴’雨绵绵，夜晚的湿冷对我而言，比东北的干冷还难熬，传说中的梅雨天，那回我算是领教到了。
身体的冷和心理的冷同时向我袭来，恍惚觉得自己都不是自己了，不真实得像在梦境中，真希望刚刚发生的只不过是一个噩梦，真希望梦醒后是躺在东北热乎乎的火炕上，妈妈擦去我额头的汗水拍着我，安抚我说不怕不怕。
看着天还未亮，听着丝毫没有停的雨声，我无助到了极点。随手拿起报纸，读了起来，听不见自己的声音，不知道自己读的内容，脑袋里播放着家人的关怀……当天大亮时，我意识清醒后，陪伴我的只有一叠被泪水浸湿的报纸……
接下来该如何是好？是留在广州继续奋斗，还是打道回府呢？咕噜噜的声响，让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做饥肠辘辘。
像拍电影一样折腾了一夜，肚子又开始闹革命了。钱包没有了，翻遍了所有的口袋，找出了两元一‘毛’钱。
以前经常被妈妈批评‘乱’放钱，她洗衣服时，总是发现这一元那一‘毛’的，没想到，这个‘毛’病却在为难时起了和救命稻草一样的作用。
我握着那两元一‘毛’钱，觉得那像是老天意外的恩赐，像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我喜出望外。柳暗‘花’明又一村啊，天不绝我啊。我思来想去，决定拿这钱给哈尔滨的同学打个电话，和他借点钱买回去的火车票。
来到楼下的士多店，却又遇到了难题。当时最便宜的200电话卡、ip卡都是十元面值的，我的钱哪里够啊？打公用电话，老板冷漠地要五元钱做押金。一‘毛’钱难倒英雄汉啊，绝望的滋味真不好受啊！
越挫越勇是我的一个特质，我就不信，这两块一用不上。
买了三包七‘毛’钱的三鲜伊面，我成了真正的身无分文，用东北话说，兜儿比脸干净。回到房间，洗干净落满灰尘、没有盖子的电饭锅，奢侈地煮了一包三鲜伊面，这是我从初三住校就开始吃的方便面。因为便宜，一吃就是几年，曾一度吃到连闻到味儿都恶心的地步，今天闻起来却格外香。
以前一顿吃两包，现在是满满一锅水煮一包，戏剧‘性’的反差啊，这才体会到父母担心的“在家千日好，出‘门’事事难”啊。
就这样，三包方便面加上三大锅水，让我度过了人生当中最艰难的一个星期，饿了喝面汤，饿急了，才舍得吃口面。“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是我那段日子的‘精’神良‘药’，我的阿q‘精’神让我苦中作乐。
回首那段日子，那些场景历历在目，让我刻骨铭心。当我遇到难处的时候，总是乐观地面对，朋友都说我‘性’格好，殊不知，我有过最艰难的日子，所以再难也不觉得难，再苦也不觉得苦了。只有经历过人生的从无到有，才能真正体会“有”的珍贵和幸福！
苦中作乐，笑着面对困难，是那段经历给我的收获。虽然衣食不保，虽然徒步上下班，那对我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难题，而且我总能找到快乐的事情治疗我的“水土不服”。
粤语一直都是我最向往掌握的语言，这源于粤语歌曲，源于四大天王，也源于港剧。听和看是一回事儿，真正的身处其中又是另一码事儿了。
咿咿呀呀的语言环境，对我一个北方小伙子来讲，简直像是到了外国。粤语和其他方言不同的是，它和普通话差距太大了，不论是发音还是语序，‘弄’得我是一个头两个大。
“一年一小变，三年一中变，五年一大变”，是当时广州发展的口号和战略，我学习粤语的目标也是“一月一小变、三月一中变、半年一大变”。
在学习的过程中，当然笑料百出。比如别人帮助了你，我们普通话说“谢谢”，粤语呢，除了“多谢”之外，还有一个常用词是“唔该”，我非常喜欢它的发音。
着‘迷’到有人踩我的脚了我都彬彬有礼地说声“唔该”。还有一个词让我差点断送了前程，广州人把吃饭的吃叫做“食”，吃了叫做“食咗”。
有一天在电视台院里遇见了台长，他是个地道的广州人，为了拉近距离，也为了检验自己的学习成果，我上前恭敬地和台长打招呼：“领导，你食咗没啊？”
结果台长瞪大了眼睛看着我，有些生气地离开了。旁边的同事提醒我：“任生，你惨了，你问台长死了没？”我也一脸狐疑。原来，广州话有九的调，“食”和“死”同音不同调，而我说了不该说的那个调。
我喜欢新鲜、刺‘激’，但人在适应新鲜环境的过程中，有时候会出现很多哭笑不得的事情。
一天从机房配音出来，主任和一群同事围着我带来的礼物——俄罗斯大列巴（一种大面包）研究着，看到我出现了，他们如释重负地问我如何吃？
去过哈尔滨旅游的朋友都知道，这种特产适合即买即食的，放时间长了，不会变质，反倒会变硬。
我想了半天，确实没有吃过变硬的列巴，于是我想可能热一下就好了。她们如法炮制，用微‘波’炉转了两分钟，结果，适得其反，更硬了，掉在地上都不会摔变形。同事们哄堂大笑，争先恐后地抢着列巴，‘女’同事说“给我，给我，可以防身”，男同事说“给我，给我，可以健身”。尴尬得我啊……
广州电视台是我向往的工作殿堂。
《流行音乐颁奖礼》、《外来妹》、《美在‘花’城》等，成了中国电视发展史上一个又一个里程碑。
《美在‘花’城》是全国最早的选秀节目，在大陆及港澳台地区都是很有影响力的。
我当然愿意尝试。
我顺利地进入了准复赛阶段，为了提高选手的整体素质，我们要接受为期一个月的全方位训练，包括形体、声乐、表演、走秀、朗诵等所有艺术‘门’类，然后接受评委和观众的严格考核。
在所有报名的选手当中，按照分数由高到低选拔出五百人进入复赛，决出一百名选手（七十‘女’，三十男），再选出三十人（二十‘女’，十男）进入准决赛，三十进二十（十二‘女’，八男），二十名进入总决赛的选手角逐男‘女’冠亚季军和最佳表演等单项奖。
进入一百就提供所有服装和用品，进入三十就可以去国内最美的地方拍外景，进入二十就能进入电视台工作，有名次了就可以拍广告、拍戏、出唱片了。
了解了赛制就开始努力，可以说每一个阶段都是我努力的目标，既是对自己的肯定也是可以留在广州的机会，我的终极目标是进入二十留在广州电视台。
那一个月，白天在台里实习，晚上和周末参加训练，是我最充实、快乐的日子，可以说苦尽甘来。我不虚度每一分每一秒，抓紧一切时间训练，有时候一个人在机房说练就练起来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顺利进入五百强，又顺利进入一百强。可是就在自我感觉良好的阶段，老天又跟我开了一个玩笑。我们作为选手很受媒体和观众的关注，不亚于如今的超‘女’、快男。五百进一百的名单是在选手亮相的新闻发布会上揭晓的，我被通知必须到场，以为有戏。
可到了关键时刻，领导和往届冠军揭开烫金的名单时，我竟然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七十个‘女’选手的名单后，紧接着应该是男选手的名单啊，我又反反复复、仔仔细细地看了十几遍，确实没有我的名字，这如当头一‘棒’，名单告诉我我落选了。
心情失落到极点的我，逃离了发布会的现场。
挣扎了一夜，我说服自己要坚强，毕竟付出了全力，没有遗憾。慢慢地有了实习工资，生活也算稳定了，好好工作，再努力找机会吧。
几天之后，当我‘波’澜起伏的心情已经归于平静的时候，又来了一阵狂风打破了宁静。
记得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夜，接近午夜时分，我正在录音棚翻唱明星的歌曲，录制卡拉ok，这是朋友介绍给我的赚外快的机会。录音师冲进来说，我的电话都快吵翻了。我立马冲出去接听，还没等我开口就听到听筒里传来气急败坏般的怒吼：“你怎么还不报到？明早八点半再不来，就算你弃权。”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搞‘蒙’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后来听那位老师解释后才明白。我的确进入了一百，发榜当天工作人员由于疏忽把名单搞错了，三十名男选手从七十一号开始，我应该是七十五号，但制作榜单时，工人把七十四、七十五都写成了七十四号一个人的名字，于是乎我就“落榜”了。
因祸得福，媒体还大肆报道了此事。由于心情不好，准备放弃的我根本没有关注报纸，所以我浑然不知这个乌龙事件。好在组委会老师认真负责，挖地三尺地找到了我。心情大起大落的，搞得我彻夜难眠。
好像刚刚睡着，电话就疯狂“轰炸”起来了，“任升，你确定要弃权吗？”“不弃权，老师，我马上就到。”“再给你一点时间，九点半不到，我们就通知替补选手了。”紧接着传来了嘟嘟的声音。
我一看时间，妈啊，八点三十五啦，我腾的一下跳下‘床’，飞到马路上，打了辆摩的直奔集合地。九点二十八分，还差两分钟，我就差点断送了自己的前程，想来都后怕。
九十九名选手已经开始训练走秀了，‘女’选手都穿着旗袍，男选手都穿着西装，他们伴随着唯美的音乐，端庄而优雅地走着。
我蓬头垢面、气喘吁吁地冲进来，打破了原来的气氛，很尴尬。没等我开口，老师严厉地看着我做出了个“嘘”的动作。负责管理选手的男老师，把我拉到旁边办理签到手续，所有表格填写完毕后，他递给我一个号牌让我戴上。
我一看是100号，我心里咯噔一下凉了半截儿。因为按照惯例，选手是按照身高来排序的。当我归队后，更崩溃了，我前面的99号身高1。92米，1。75米的我站在他旁边滑稽至极。
心想，看比赛的观众和评委，习惯看着越来越高挑的选手鱼贯而出，一一亮相，轮到我这一上台，大家还不得把下巴给磕着啊？没办法，谁让自己迟到呢，自食其果吧。
就这样，我进行着严格的培训，准备着一百进三十的比赛。之前的生活经验告诉我，问题出现了，不可怕，关键是要以快乐的心态去面对，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好事发生的。
“美在‘花’城”是与时俱进、紧随时代的选秀赛事，当年最流行的舞蹈是parapara，就是郭富城在《‘浪’漫樱‘花’》里的舞蹈，很受大家喜爱。
我们这次准决赛就以各类型舞蹈为主，开场的时候，设计的是男‘女’选手分组表演这种舞蹈，拉开序幕，而且是电视直播。这对于好多运动员出身、人高马大的男模儿选手来讲，简直“力不从心”，别说跳好了，就连导演要求的最低标准——跳齐，都不能实现。
过去几年的舞蹈经历，在这时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带机彩排的时候，总导演实在是没办法面对三十名男选手各跳各的的状况，拿起话筒快速做出部署：“男选手们，你们不要群魔‘乱’舞好不好？100号，你到最前面来领舞。”
这突如其来的“恩赐”让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当其他选秀齐刷刷地都望向我的时候，我才战战兢兢地走到前面。
好事多磨，占据了得天独厚“地理位置”的我磨出个好成绩，顺利过关。
再接下来的比赛以小品为主，非常感谢导演，让我在小品里扮演一名深受百姓爱戴的好‘交’警“区仔”，他阳光、正面、“雷锋”般的光辉形象，着实给我赚了好多“好感”。
又因为有在电视台艺术团的经验，我顺利过关，以不错的成绩‘挺’进总决赛，成为二十名总决赛选手中的八名男选手之一。我顺利地实现了目标，无比幸运啊！
经过几轮的比赛，我总结出个理论：无论是喜是忧，都要积极地接受和面对；无论是苦是甜，都会成为明天的积累和财富。
参加比赛，不仅让我实现了当时的人生目标，而且让我收获了很多友谊，更解决了我生活上的难题。
广州的夏天，酷热难耐。我当时的收入只能满足正常的生活开销，根本买不起空调，所以经常是彻夜不眠，等到天微微亮了，凉爽的时候才能睡着。
好在我进入三十强后，进驻到选手基地——白天鹅五星级度假酒店进行封闭训练。
虽然排练也苦也累，但亲如一家的兄弟姐妹、优美的环境、舒适的房间、宽敞的排练厅、清澈的泳池、丰盛的自助餐……着实让我过上了天堂般的生活。
进入总决赛后，选手们要奔赴外景地拍摄宣传片。我们这一届去的是吉林延边的长白山，是中朝边境的最高峰，海拔有2600多米，有“千年积雪为年松，直上人间第一峰”的美誉。而我最着‘迷’的是它一山有四季、美景各不同的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风貌，一路驱车往上，你会经历‘春’的嫩绿、夏的‘艳’丽、秋的晚霞、冬的白雪。温度越来越低，我们衣服也越穿越多。
但残酷的是，我们拍摄外景要展现“美丽”，男选手还好说，‘女’选手轻纱薄裙，还要做出各种曼妙的姿势，要知道，天池边的最高处，不仅风大，而且是白雪皑皑，那可是零下十几度甚至二十度的气温啊。
电视是一个制造梦的地方，美轮美奂的画面，需要很多人付出艰苦的努力，甚至经历痛苦，我就痛苦了一回。
这一天，我们要拍摄美人美景的镜头，天池边，导演要求我们男‘女’选手依次排开，然后做出展翅飞翔的动作。我是男一号，被安排在了最前面，我的妈啊，我一低头，几乎是“万丈深渊”啊，我脚稍微动了一下，一个石块就滚落下去，不见了踪影了。
长白山，还有一个‘浪’漫的寓意——“长相守，到白头”。当时的我，‘春’心萌动，对美丽的‘女’一号颇有好感，可是由于赛制的规定，不允许选手间“有苗头”，所以我抓住一切时机表现自己，力图给她留下“男人”的印象。
山陡风大我恐高，这是残酷的现实。一开拍，我故作镇定。“停！男一号，你怎么回事儿，抖什么抖？”这时大家才发现，我从眼角到嘴角，从手臂到小‘腿’，控制不住地在抖。
导演在众目睽睽之下，狠狠地批评了我，难堪得我啊，恨不得钻到地缝儿里去。急于表现，事与愿违啊。
我一直寻找着机会“雪耻”，想‘挺’直腰杆“重新做人”，再塑“伟岸”。“美在‘花’城”的影响力确实很大，延边的媒体大力报道，延边电视台也十分关注。
就在我们结束疲惫而忙碌的拍摄，在大巴上东倒西歪往驻地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