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3）
梅兰说到这儿，雷平露出一种极为严肃而忧伤的表情，低低地喃喃自语：“看来这传闻并非空穴来风……”
梅兰继续说：“肖伟臣最后和我说：‘我知道你，梅大校长，你是怕人家说你英雄难过美人关呀，要不你为什么不去找？’我说，什么难过美人关，我哪有时间啊，学校如今千条万绪，百废待兴，哪一样离得了我！我告诉她，如今高一（3）班是哲学家老沙当班主任，他发动全班都去老龙潭祭奠那些永远离开了的同学，其中也包括玉华。所有人都认定晋玉华一定是死了。只有玉华的母亲，认定她的玉华一定是我给藏起来了。她让我将玉华带回去，说她们从此同意我们俩的事……”
雷平说：“梅兰，其实，我们有很多相似之处，起码，我们俩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性情中人，只不过我比你受过更多的挫折和磨难而已。你来了我真高兴，我只希望你能在我这儿多呆几天，我把我这许多年的心迹全都向你坦诚披露。别看我这人平时一副超然物外的样子，事实上我比你和沙岩想的一点都不少。我们这一代人，曾有过多么热血沸腾的理想和热情奔放的时光，我们自信身负着的人类社会的历史重任和神圣的使命，相信世界归根结底是我们的……如今呵，那早已是一段不可用任何语言说得清楚的历史陈迹了！铁的现实，在将我们那一代人的满怀豪情一腔热血一层层地盘剥干净了哇。现在，我感觉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彷徨，都已经从某种程度上有些不认识自己了！”
“这一点我也也深有同感。可是，整个社会都这样啊，能怪我们自己吗。几年前有一次看露天电影，画面上的红卫兵小将们领着人们背‘最高指示’，银幕下人们笑得前覆后仰，丑态百出，一个个装出一副猴精的样子。他们都有先见之明，知道那种状况不可能太久长呀，知道那种现象是反人性的东西呀？他们都会说：那些人那时候怎么那么愚蠢呀！他们早就知道他妈的文化革命就是坏，坏透顶了！可你自己当初怎么没有提出来呢？你自己在*中干什么去了？我问道。他说：*中我自己也背呀，这有什么奇怪？我背的比谁都多都熟练！你看，人就是这么容易健忘的！他还告诉我说：*中他也打过人，打得真过隐，踢了他的下身，他倒在了地上蜷缩着，他又去踩他的手，一下子就将那可恶的走资派的手腕给跺断了！你是英雄嘛！我说。他说，人家当时就是那么叫的，叫反潮流的英雄，叫造反勇士。什么现在，你这人有神经病吧？那人说，现在不什么都好了呀？今天上午我在街上抓着一个扒手，我刚抓到，几十个人一齐上来打他，直打得那扒手七窍流血。这种人就该打嘛！往死里打才解恨。他当时偷了你什么？我问，他说，偷倒没偷到，裤袋里只有一团卫生纸。那你下那么狠心打他干什么？他说，我说你这人有神经病真有神经病，小偷不让打？谁让打呀？小偷不就是坏人，是最可恶的吗？我老婆站柜台卖米，把那发霉的米晒一晒，拌进好米中一块儿卖，才往那米中掺了几斤沙子，这有什么，可我那上高中的弟弟说我们是奸商，还从此不认我这个哥哥了！他妈的读书人都是神经病！难怪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过，知识越多越反动！还真的越多越反动嘛！我说，你这是钻牛角尖！他突然明白似地说，我知道了，你们家莫非……我说，我们家也有人做小偷是吧？我跟你说，不是小偷，是大偷，要偷你的灵魂的！偷你的良心的，将你的良心偷了去喂狗！你自己小时候蹲在大街边拉屎，我当时为你照了一张相，如果今天拿出来，你一定也会大笑不止，笑那人他妈真不是东西？他勃然大怒道，老子哪里在大街上拉屎了呀？你这不是血口喷人吗？我说，你这人不配做人，你昨天不是人，今天不是人，明天仍将做不了人，你一辈子也做不了人，也许，你死后投胎，仍然做不了人！”
“嘻嘻，真有你的！你没有下过乡吧，高中毕业后一直待在家里闭门读书……”
“下过两年，不！一年半，上大学时我们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我下过一年半乡的。”梅兰纠正道。
“哦，就是说，在你高中毕业时，文化大革命的那种大风大浪基本上算是结束了是吧。我年龄比你大，我们那一代人与你不同，我们受过的经历和磨难，岂是如今待在城里的人们所能理解的？所以，我要说的是，对祖国对人民，对这个让我们恨过爱过也可笑过更关切过的社会，我比你的了解和感受可能要深刻得多……”
“……？”
“我问你，你说过你现在是党员了是吧——啊，预备党员——我如今虽已不是党员，而且一辈子也不想再提起它，不过，我对共产党的感情和对共产党的了解与研究，比起现今那些泛泛的所谓合格党员，甚至一些相当高级别的党的领导干部，都自以要深刻得多了！你知道，由于一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来后，为数不少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产生或多或少的动摇，这里面自然包括一些领导干部。然而我却认为：中国绝对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国是这样一个泱泱大国，人口众多，任何执政党任何政府来，都或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一时无法解决，那是历史的积淀，是需要时间的。正是因为它的文化太深厚了，它留给人们的思维定式和一种大国国民的惰性，才是阻碍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障碍！因而，建国以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已经将我们的国家从那样一个饱经战乱创伤一穷二白满目疮痍的旧中国烂摊子，建设成为如今这样一个初具规模的强盛国家，这已经相当不容易了。我们看问题，不能单从横向地来看，横着和人家比，只看到人家欧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如何发达，我们仍然如何如何贫穷，而应该纵向地看自己的发展，看自己的成绩……”
“其实呀雷老师，我倒认为，什么主义并不重要，关键是稳定和发展，是保证全体国民都有衣穿，都有饭吃，这二者我们中国缺一不可。缺则天下必乱，最终结果，还是人民水深火热。因此，我在罢教会上发言时，一直不断重申，我是不赞成任何过激行为，反对任何动乱的！”
“那你们还闹罢教风潮？不是赞成动乱，像*初期的那种急风暴雨式的大扫荡，当然是不行的。从这一点上看，改革开放当然是对了。为十年动乱作一个了结也没有错。但我感到困惑的是，如今，我们执政党原先的那些宗旨、原则、章程，那些最基本的纪律、规章、制度，能够坚持下来的到底有多少？党的奋斗目标是什么，什么叫为人民服务，什么叫为天下劳苦大众求解放，如今能有几个党员还在说呢？买官卖官，行贿受贿，贪污腐败……整个社会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盗贼烽起……
“所以呀，我对你们只将眼光盯在学校那几个领导身上，总想与他们过不去的作法从来就不以为然！我甚至感到你们也与他们那些人一样，太没有水准，太小心眼，太低档次了！你们揭露他们的种种不是，甚至发动学生公然与学校对抗，那算什么？那只会搅乱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给学校工作带来更大的麻烦！
“你们罢教的真正动机是什么，说穿了，无非是盯着哪几个老师多调了一级工资。可你们有谁关心了学校外面发生过什么，我们国家发生过或者正在发生什么，亏你们还一口一声党和人民的利益，你不觉得刘怀中在罢教会上的那些演讲，太有点过份么！学校的那点矛盾其实算得了什么呢？按照毛老爷子的话说，那真正只能算人民内部矛盾。大不了大家坐在一块儿好好协商一阵，没有解决不了的矛盾，就看你是不是诚心诚意去化解，是不是往积极方面靠拢。
“就说调工资之事，我不否认，这对个人而言，确实直接关系着切身利益。然而退一步讲，即便今年没有调上，又如何呢，它并非就真如你们想的那么严重吧？当然，一些老师好多年没有调了，心理有些不平衡，也可理解。但是必须看到，我们国家以前许多年没有给大家调过工资，就是因为动乱所致。拨乱返正以后，百废待兴，一些关系没有理顺。一旦正常了，以后每年都有调的，上一年调了级的，下一年必定是调不了，今年调明年调相差不会太大，一级几块钱一年加起来也不过就那么几十块。而且，每一次调工资都有条条框框套的，犯得着那么计较吗。因而，为了这点利益，竟成了引发一场轰轰烈烈罢教闹剧的导火线，这对于一所学校，实在得不偿失呢。这些问题，你们那个所谓的临时罢教委员会的成员们，可曾都想过？就说那几个学校领导的问题，他们在工作中出的差错，那大多也不全是他们几个人本身的问题，有些是整个中国教育界的问题，有些是形势所趋，可你们却非要将账全算在人家几个人头上。于情于理，不觉得有些过份么？”
“你的意思，这一切的一切，竟全都是我们自己的责任？那，诱发马苛杀人的那些事，比如宋云芳让一些同学记录别人言行，这也有道理？也是整个中国教育界的问题？你在这个问题上，怕也有失偏颇吧？”
“你想想，她宋云芳为什么那么关心学生对你和沙岩的评价？我们不妨从积极的方面，就是说试着站在她的立场上想一想，不要首先就将人想得那么坏！”
“怎么想？我倒想听听你的高见。”
梅兰继续说：“肖伟臣最后和我说：‘我知道你，梅大校长，你是怕人家说你英雄难过美人关呀，要不你为什么不去找？’我说，什么难过美人关，我哪有时间啊，学校如今千条万绪，百废待兴，哪一样离得了我！我告诉她，如今高一（3）班是哲学家老沙当班主任，他发动全班都去老龙潭祭奠那些永远离开了的同学，其中也包括玉华。所有人都认定晋玉华一定是死了。只有玉华的母亲，认定她的玉华一定是我给藏起来了。她让我将玉华带回去，说她们从此同意我们俩的事……”
雷平说：“梅兰，其实，我们有很多相似之处，起码，我们俩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性情中人，只不过我比你受过更多的挫折和磨难而已。你来了我真高兴，我只希望你能在我这儿多呆几天，我把我这许多年的心迹全都向你坦诚披露。别看我这人平时一副超然物外的样子，事实上我比你和沙岩想的一点都不少。我们这一代人，曾有过多么热血沸腾的理想和热情奔放的时光，我们自信身负着的人类社会的历史重任和神圣的使命，相信世界归根结底是我们的……如今呵，那早已是一段不可用任何语言说得清楚的历史陈迹了！铁的现实，在将我们那一代人的满怀豪情一腔热血一层层地盘剥干净了哇。现在，我感觉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彷徨，都已经从某种程度上有些不认识自己了！”
“这一点我也也深有同感。可是，整个社会都这样啊，能怪我们自己吗。几年前有一次看露天电影，画面上的红卫兵小将们领着人们背‘最高指示’，银幕下人们笑得前覆后仰，丑态百出，一个个装出一副猴精的样子。他们都有先见之明，知道那种状况不可能太久长呀，知道那种现象是反人性的东西呀？他们都会说：那些人那时候怎么那么愚蠢呀！他们早就知道他妈的文化革命就是坏，坏透顶了！可你自己当初怎么没有提出来呢？你自己在*中干什么去了？我问道。他说：*中我自己也背呀，这有什么奇怪？我背的比谁都多都熟练！你看，人就是这么容易健忘的！他还告诉我说：*中他也打过人，打得真过隐，踢了他的下身，他倒在了地上蜷缩着，他又去踩他的手，一下子就将那可恶的走资派的手腕给跺断了！你是英雄嘛！我说。他说，人家当时就是那么叫的，叫反潮流的英雄，叫造反勇士。什么现在，你这人有神经病吧？那人说，现在不什么都好了呀？今天上午我在街上抓着一个扒手，我刚抓到，几十个人一齐上来打他，直打得那扒手七窍流血。这种人就该打嘛！往死里打才解恨。他当时偷了你什么？我问，他说，偷倒没偷到，裤袋里只有一团卫生纸。那你下那么狠心打他干什么？他说，我说你这人有神经病真有神经病，小偷不让打？谁让打呀？小偷不就是坏人，是最可恶的吗？我老婆站柜台卖米，把那发霉的米晒一晒，拌进好米中一块儿卖，才往那米中掺了几斤沙子，这有什么，可我那上高中的弟弟说我们是奸商，还从此不认我这个哥哥了！他妈的读书人都是神经病！难怪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过，知识越多越反动！还真的越多越反动嘛！我说，你这是钻牛角尖！他突然明白似地说，我知道了，你们家莫非……我说，我们家也有人做小偷是吧？我跟你说，不是小偷，是大偷，要偷你的灵魂的！偷你的良心的，将你的良心偷了去喂狗！你自己小时候蹲在大街边拉屎，我当时为你照了一张相，如果今天拿出来，你一定也会大笑不止，笑那人他妈真不是东西？他勃然大怒道，老子哪里在大街上拉屎了呀？你这不是血口喷人吗？我说，你这人不配做人，你昨天不是人，今天不是人，明天仍将做不了人，你一辈子也做不了人，也许，你死后投胎，仍然做不了人！”
“嘻嘻，真有你的！你没有下过乡吧，高中毕业后一直待在家里闭门读书……”
“下过两年，不！一年半，上大学时我们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我下过一年半乡的。”梅兰纠正道。
“哦，就是说，在你高中毕业时，文化大革命的那种大风大浪基本上算是结束了是吧。我年龄比你大，我们那一代人与你不同，我们受过的经历和磨难，岂是如今待在城里的人们所能理解的？所以，我要说的是，对祖国对人民，对这个让我们恨过爱过也可笑过更关切过的社会，我比你的了解和感受可能要深刻得多……”
“……？”
“我问你，你说过你现在是党员了是吧——啊，预备党员——我如今虽已不是党员，而且一辈子也不想再提起它，不过，我对共产党的感情和对共产党的了解与研究，比起现今那些泛泛的所谓合格党员，甚至一些相当高级别的党的领导干部，都自以要深刻得多了！你知道，由于一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来后，为数不少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产生或多或少的动摇，这里面自然包括一些领导干部。然而我却认为：中国绝对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国是这样一个泱泱大国，人口众多，任何执政党任何政府来，都或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一时无法解决，那是历史的积淀，是需要时间的。正是因为它的文化太深厚了，它留给人们的思维定式和一种大国国民的惰性，才是阻碍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障碍！因而，建国以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已经将我们的国家从那样一个饱经战乱创伤一穷二白满目疮痍的旧中国烂摊子，建设成为如今这样一个初具规模的强盛国家，这已经相当不容易了。我们看问题，不能单从横向地来看，横着和人家比，只看到人家欧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如何发达，我们仍然如何如何贫穷，而应该纵向地看自己的发展，看自己的成绩……”
“其实呀雷老师，我倒认为，什么主义并不重要，关键是稳定和发展，是保证全体国民都有衣穿，都有饭吃，这二者我们中国缺一不可。缺则天下必乱，最终结果，还是人民水深火热。因此，我在罢教会上发言时，一直不断重申，我是不赞成任何过激行为，反对任何动乱的！”
“那你们还闹罢教风潮？不是赞成动乱，像*初期的那种急风暴雨式的大扫荡，当然是不行的。从这一点上看，改革开放当然是对了。为十年动乱作一个了结也没有错。但我感到困惑的是，如今，我们执政党原先的那些宗旨、原则、章程，那些最基本的纪律、规章、制度，能够坚持下来的到底有多少？党的奋斗目标是什么，什么叫为人民服务，什么叫为天下劳苦大众求解放，如今能有几个党员还在说呢？买官卖官，行贿受贿，贪污腐败……整个社会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盗贼烽起……
“所以呀，我对你们只将眼光盯在学校那几个领导身上，总想与他们过不去的作法从来就不以为然！我甚至感到你们也与他们那些人一样，太没有水准，太小心眼，太低档次了！你们揭露他们的种种不是，甚至发动学生公然与学校对抗，那算什么？那只会搅乱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给学校工作带来更大的麻烦！
“你们罢教的真正动机是什么，说穿了，无非是盯着哪几个老师多调了一级工资。可你们有谁关心了学校外面发生过什么，我们国家发生过或者正在发生什么，亏你们还一口一声党和人民的利益，你不觉得刘怀中在罢教会上的那些演讲，太有点过份么！学校的那点矛盾其实算得了什么呢？按照毛老爷子的话说，那真正只能算人民内部矛盾。大不了大家坐在一块儿好好协商一阵，没有解决不了的矛盾，就看你是不是诚心诚意去化解，是不是往积极方面靠拢。
“就说调工资之事，我不否认，这对个人而言，确实直接关系着切身利益。然而退一步讲，即便今年没有调上，又如何呢，它并非就真如你们想的那么严重吧？当然，一些老师好多年没有调了，心理有些不平衡，也可理解。但是必须看到，我们国家以前许多年没有给大家调过工资，就是因为动乱所致。拨乱返正以后，百废待兴，一些关系没有理顺。一旦正常了，以后每年都有调的，上一年调了级的，下一年必定是调不了，今年调明年调相差不会太大，一级几块钱一年加起来也不过就那么几十块。而且，每一次调工资都有条条框框套的，犯得着那么计较吗。因而，为了这点利益，竟成了引发一场轰轰烈烈罢教闹剧的导火线，这对于一所学校，实在得不偿失呢。这些问题，你们那个所谓的临时罢教委员会的成员们，可曾都想过？就说那几个学校领导的问题，他们在工作中出的差错，那大多也不全是他们几个人本身的问题，有些是整个中国教育界的问题，有些是形势所趋，可你们却非要将账全算在人家几个人头上。于情于理，不觉得有些过份么？”
“你的意思，这一切的一切，竟全都是我们自己的责任？那，诱发马苛杀人的那些事，比如宋云芳让一些同学记录别人言行，这也有道理？也是整个中国教育界的问题？你在这个问题上，怕也有失偏颇吧？”
“你想想，她宋云芳为什么那么关心学生对你和沙岩的评价？我们不妨从积极的方面，就是说试着站在她的立场上想一想，不要首先就将人想得那么坏！”
“怎么想？我倒想听听你的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