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章 劳改第一课
一个身体微微有点胖的干警接我们几个上的车，他说是去位于白沙洲的新生汽修厂。.qβ5。co \\这几天一直期盼能留在武汉市，总算是如愿以偿了。
回想几天前去分配站的途中，从押送的看守口中知道，分到哪里劳改有很大的偶然性，最后会分到哪里，取决于你在分配站的这几天哪些劳改单位来要人。
为了争取能分在武汉市，到分配站的当晚我就写了一份报告，第二天一早交给了看守。报告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分配站领导：
我是一个判了二十年刑期的犯人，入狱前是个学生，家里就我这一个儿子。父母亲年纪都比较大了，身体又一直不好，如果我在离武汉市较远的地方服刑，我很担心年迈的父母会在去探望的路上出意外。请分配站的领导能够体谅我的实际情况，考虑一下能否能把我分在离武汉市较近的地方。
同时我希望刑满后能有一个正当的谋生手段，因此也盼望能去一个可以学到一技之长的地方服刑，如果有可能，是不是也能考虑一下我这个愿望。
谨呈分配站领导
犯人李乾
没想到的是很快就有了反馈，大概是在这里这样的报告非常少的缘故。当天下午就有一个个子不高，但很壮实的北方口音的中年人打开铁门问：
“谁是李乾”
“报告干部，我是李乾。”我连忙过去说。
“你的报告我们看到了，我们会考虑的。”他上下打量了我一下后说。
“谢谢政府干部。”这话我是发自内心的，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后来打听到此人是分配站的崔所长。
人必自助天才助。
汽车很快到了目的地白沙州新生汽修厂。这是一个不大的劳改工厂，就在长江大堤边，离市区不远。全厂有三百来号服刑人员，分成三个中队。一中队是汽修中队，主要是承接外面来的汽车大修。不论学技术还是生活环境，一中队被认为是最好的。二中队是铸造中队，主要是搞解放牌汽车发动机的三大件：缸体，曲轴，飞轮盘及凸轮轴、连杆等的铸造，劳动环境较差，在二中队服刑的多为政治犯。三中队是金属加工车间，二中队出来的毛坯在这里加工为成品，同时也为一中队的汽车修理服务。
我被分到三中队，学车工。犯人宿舍是一幢二层半的楼房，三中队的宿舍就在一楼。一个大通间，两边是用角铁焊成的双层大通铺，一百多号人的被子颇为整齐地摆放在上面，每个铺位前都写有名字。我站在那里等小组的组长来安排我的床位。收工了，陆陆续续有人回来。
“有新贩子来了，么案子”一个小伙子进门就问。
“运动案子。”
“运动案子那个学校的”
“红旗中学的。”
“红旗中学的，是不是叫李乾”
“是。”我心里为自己的知名度有点小小的得意。
当晚我穿着一身刚领的劳改服，土灰色布料上面印着醒目的“劳改”二字。第一次参加的晚上学习就是一个联组会，在车间的龙门刨床旁，四十多个光脑壳坐在那里。已经有好心的朋友给我打了招呼，说劳改队的情况复杂，你刚来，不知深浅，要少说多看多听。我已作好准备不说话。
大组长看了看挂在墙壁的钟，大概时间差不多了，站起来主持这个会。
“今天是一个联组会，为了加强对反改造分子陈新安的批判火力，请示指导员同意后，除大件三个组外，车工二组也来参加这个会。反改造分子陈新安自去年投入改造以来，消极怠工，散布反改造言论。多次公开说他二十年判重了，在犯群中煽动对政府不满，我们积极接受改造的广大犯群决不答应。”
他说到这里停下来好像做了个眼色。
“反改造分子陈新安站起来”马上有人高喊。
“陈瘌痢站起来站起来”更多的人跟着起哄。
一个二十来岁的年青人极不情愿地站了起来。从他的气质和习惯动作看，大概是从农村来的，脑袋上的头发是比常人少一点，怪不得有人喊他瘌痢。
“到中间来。”有人进一步提出了要求。
他扭动身子朝前走了两步。
“你还不服气跟老子站好”一个比他稍大一点的人上去修理他，一脚踢在他的腿上。
“把脑壳低下来”有人上去把他脑袋往下一按。
“下面揭发批判开始，举手发言。”大组长大概认为气势已经造起来。
“反改造分子陈新安有次吃饭的时候说凭什么判我二十年凭什么你自己干的事你不清楚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你都敢吊儿郎当，散布对政府不满的言论，在外面你什么样的事做不出来像你这样的家伙，二十年一点都不冤枉，要我来判起码要搞你个无期。”一个中年汉子站起来说。“你只说我，你还不是说你十年判重了。”看来这个陈瘌痢也不是盏省油的灯。
“我么时候说了的你造谣。”那中年汉子连忙反驳。
“陈新安你嚣张什么这里有你说话的份你再不老实我们要求政府把你镣起来。”大组长及时一记重拳让这个陈瘌痢不敢再开口了。
“为了蒙骗人，这个家伙假装积极，有次中午他说他来加班，我对他有点信不足，过来一看觉得有点不对头。我问他刨刀对了没有他说对好了。结果我一检查，他多进了两个毫米，他要是一开床子，这两台缸体就报废了。陈瘌痢，你说你是不是故意搞破坏”有人接着发言。
我看见这姓陈的嘴巴动了一下，似乎又想开口，但最后还是把嘴闭上了。
“我要求发个言，我首先承认自己的一个错误，上个星期五我老头来看我，本来不是接见的时间，政府干部看我是外地的，还是让我见了。我趁干部出去有事时，找老头要了十块钱藏在送来的衣服里，然后把衣服塞在板凳里面。我违犯了监规队纪，在这里向政府和同改们检讨错误。哪知我把板凳放在宿舍里到车间来干活，收工回去时，钱不见了。值班的讲就只看见陈新安回去过。这钱十有是他拿了”
“不是十有，百分之一百、百分之两百是他偷了，刑期长又不认罪，肯定有逃跑思想，偷钱是为逃跑做准备”这个人的话还没有讲完下面就有人接上来了。
“你瞎说，你说我偷钱，有么证据你可以到我柜子里去搜，搜出来了，加我的刑、枪毙都可以，搜不出来怎么办”那个姓陈的有点急了，看来偷钱准备逃跑的罪名他有点扛不住。在大组长的示意下，有人上去把陈瘌痢的头往下按，不许他说话。
“你狗日的还敢骂人，哪个瞎说首先要打你的态度。我们搜个么事我们不搜，要你自己交出来，你不交我们有办法治你。”一个年纪稍大一点的人说。
发言的一个接一个，有揭发他好吃懒做的，有揭发他爱占小便宜的，有揭发他在背后漫骂政府的，揭发的气势好像这陈瘌痢死有余辜。在一个又一个的揭发批判面前，这个陈新安有点蔫了。
我听了半天，感到时光在倒流，怎么听着这些发言就想起十年前抓革命的语言，这和我在这九年里的思索所逐步得到一些认识大相径庭。前几年从一所到京山还认为是从监狱到了炼狱，回想起来那只是从物质条件差，在精神层面的自由度远比眼前大，在那里从没有过这样的批斗和检举揭发。我的处世原则同眼前的现实格格不入，将要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十一年，我怎么适应想到这一点上我倒有点留恋看守所里的生活了。
“车工二组新来的同改叫么名字呀”那位大组长问车工二组的学习组长，这句话也把我从回忆里拉回到眼前的现实。
“叫李乾。”
“李乾同改也发个言吧。”那位大组长点了我的名。
“我今天才来，对具体情况完全不了解，是不是以后有机会再发言”
我不想在这样一个心里完全不认同的批斗会上发言。
“你不了解情况又不要你揭发什么，对以上同改的发言表个态总是可以的。”好像一定要我开口。
我不得不开口了，这是到劳改队来的第一次发言，也是一个表态。我有三种选择：一种是顺应环境，把这个陈新安臭骂一顿，说一通划清界线、站稳立场、积极改造之类的话，而不管此时心里面是怎么想的。这样就能较快溶入这个环境，生活会少一些麻烦。第二种选择是虽然你不可能说出全部心里的话，但你可以有选择地说一点和环境没什么冲突又不违背你内心理念的话，这样他们虽然不会认同你，但也不至于把你完全看成一个异类。第三种就是怎么想就怎么说。第一种我不会，第三种我不能，我选择了第二种态度。
“那我就对那偷钱的事说一点个人的看法。我以为那位同改接见私藏现金的事陈新安不可能知道，一个在办公室，一个在车间，所以他很难像锁定了目标似的盯着那位同改，在那样短的时间把钱偷到手。陈新安犯了什么就批什么，没有落实的东西我以为还是慎重一点好。”
我以为这发言和环境没什么冲突，没注意到大组长的脸色有点阴，也没注意到整个会场的气氛有点变，更没有注意到中队的涂管教是什么时候到我旁边来的，他面无表情的听了我的发言。我还以为我的发言蛮得体，水平起码比那些人要高一点，对人怎能想怎么扣屎盆子就怎么扣呢
晚点名开始了。各小组的人站在自己的床铺前，由组长清点本组的人员是否到齐，然后按顺序向值班的管教报告。
“报告涂干部：钳工组人到齐。”
“报告涂干部：电工组被管教股叫去检修线路还没回，其余人到齐。”
“报告涂干部：车工一组人到齐。”
报告完毕后，这位涂管教不紧不慢地开始了训话：
“今天晚上大件组和车工二组一起开了个批判会，这个会开得非常好，大家发言非常积极，对反改造分子同仇敌忾。有的还能主动说出自己的错误，自己说出来的，我们一律不追究，不仅不追究还要表扬他。这个批判会狠狠打击了反改造分子陈新安的嚣张气焰，这样的反改造分子只要他敢露头，我们就坚决地把他打下去，决不手软，要让反改造分子在我们三中队成为过街老鼠。有意思的是我听到一个与众不同的发言，这个家伙一口一个我以为，你以为什么你以为你还是造反派你以为你就比别人聪明我告诉你，你不要搞错了地方，你要夹起尾巴，老老实实改造自己，要不然陈新安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这是当头一棒，我一下子有点懵了。
全中队犯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都集中到了我身上，几小时前那点在知名度上的小小得意早已无踪无影。你还以为你能超然于现实之外，你还以为你的发言不左不右，你蒙得了谁到劳改队只来了六个小时，就被打入了另册中的另册，这大概也是一项纪录吧。这个批判联会是不是一种刻意的安排就是要看看你在“大是大非”面前的表现，这想法在脑海里一下子闪出来。
这位涂管教的寥寥数言，就给我头上戴了一顶无形的帽子反改造分子。那些一心想立功减刑的改造积极分子们立刻盯上了我。第三天下午我正清理铁屑，有人来通知我到办公室去见指导员。
“李乾，你干了什么违犯监规队纪的事你要老老实实说清楚。”到办公室我还没站稳，指导员劈头就问。
“我没有违犯什么啊。”在脑子搜索了半天，实在找不到有什么违规的地方。
“没有”
“没有。”
“你好好想想，昨天下午你在宿舍里把一包什么东西偷偷摸摸给了别人不要以为你们的动作隐秘，再隐秘也逃不过广大积极接受改造犯人的眼睛。给的是什么你要如实交待。”
“王要洗被子洗衣粉没有了，我就包了一点洗衣粉给他。”经指导员的提醒，我想起了这样一件事。
“是洗衣粉”他有点不相信。
“这里除了洗衣粉还有么事可以用纸包着给呢不信你可以问王。”我一边回答一边想难道你怀疑是炸药
“是洗衣粉也不能给，你一到劳改队就拉拉扯扯，你这样下去还得了不允许你们之间相互赠送，下次再发现有这样的事，我们要严肃处理。”最后他这样警告我。
从中队办公室出来，我的“同行”在不远处等着我。二人同行制是这里的一项制度，除在劳动岗位和在宿舍区外，到任何地方去都必须要有两个人一起，这两个人彼此称作“同行”。这同行由政府干部指定，通常是一个积极改造的配一个消极改造的，我的“同行”肯定是一个大积极分子。现在我已领教了劳改队相互监督，看来我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盯着。
车工也学得不顺心。我的师傅文化程度不高，他的那点车工手艺大概来得很不容易，来自他师傅的口传身授，他看得很重。我学艺心切，想尽可能的学得快一些，但这位师傅从不回答我的任何提问，我怎么样也讨不到他一个笑脸，不管我上班前的准备工作和下班时清洁卫生如何到位。好在我喜欢看书，一本车工工艺几天就被我翻烂了。休息时间就把报废的车刀拿去磨，手上慢慢有了一点感觉，时间不长磨出来的车刀就像那么回事了。他不在时我就找点废料练操作，他操作时我就在旁边琢磨，有时他只是知其然，我已悟到其所以然了。
一次加工一根车床的主轴，主轴前端的锥孔的精度要求很高，小拖板上他调了一整天都没有调出来，晚上要加班，他去吃饭时我运用几何知识试着调了一下。他来后我要他试一下，他试着走了一刀，用标准模具一测，他有点傻眼：合格了。不几天又有一个同样的活，他同样搞了一天没成功，就盯在旁边，饭都叫别人送过来，想看我是如何操作的。如果他拿下面子问我，我会告诉他。其实说穿了一分钱不值，但我不愿意让他轻易地就知道了。心想平时你保守到了可笑的地步，是个车工都知道的东西也不肯说，我凭什么要主动告诉你他在旁边我就是不动手，在他去解小溲的那一会我又调好了。他看准了我是有意的，就对我公开刁难。我不吃这一套，去找生产组长，要求和师傅打对班。此时我才学了不到六个月，这是没有先例的事。
这位组长不敢决定，跑去找队长，在考了我一些应知应会后队长同意了。车间不少人为我捏了一把汗，这台车床主要是加工发动机上的曲轴，出一个废品不得了，感谢上帝保佑，我的运气不错，有人想挑毛病都找不到机会。
打对班半年后，中队调我到大件组做划线工。我清楚，这对我个人是惩罚、对车间生产是需要。大件组的划线工在旁人看来是一桩又苦又累、没什么技术但责任却很大的苦差事。三百八十斤的毛坯缸体要一个人搬上搬下，还要在划线工作台上把这笨重的家伙竖过来横过去，六个面的线都要划到。说责任大是因为划线是第一道工序，出了废品十有责任在你，有人报废了三台缸体加了一年刑期。惩罚我的原因是因为不能积极靠拢政府。一年来我没有主动到办公室去过一次，从不向他们汇报任何情况。这是他们很恼火的，但我又没有什么毛病给他们抓。而车工是技术活，不少人想往车工组钻，让这样一个反改造分子呆在车工组怎么行呢。
说是需要是因为已有的一个划线工是一个嘴巴能说，又能靠拢政府的大积极分子，可惜他不争气，不仅在生产进度上经常拖大件组的后腿，而且还屡出质量事故。有人说如果严格一点，他可以不买手纸揩屁股，报废单就够他用了。由于积极靠拢政府，他哪个月只报废了一台缸体，中队还要在全队面前表扬他，说他这个月的质量不错。他成天叫唤缸体划线怎么累，怎么难，他忙不过来，要加人，在中队部点名要我。中队就汤下面，把我调去划线，既惩罚了我又打开了生产上的瓶颈。这师傅倒是一点都不保守，巴不得我立刻能独立操作好让他从这苦力活中解脱出来。我一过去就热心的给我做示范，看他手忙脚乱地忙了整整64分钟，一台缸体才完工，这对他来说是最高效率。看来一天7台缸体的工作量够他忙的，怪不得他经常加班加点。在他做示范时我就在想如何改进他的方法，他示范完了我的方法在头脑中也成了形，又用了两天时间制作辅助工具和进行调整改进，最后我不慌不忙划一台缸体只需要18分钟。他用的是小作坊式的思维，缸体在划线台上的高度是随机的，每台都不一样，这样每划一台缸体他都要重新计算并重新调整划针盘，有多少条线就要计算调整多少次；我用的是流水线的思维，只把缸体调整到我设定的高度，每个划针盘只负责一条线，这样在划线的过程中根本不需要计算和调整划。用他的方法，不出事故不可能；用我的方法不可能出事故。我做了三年的缸体划线工，好几千台缸体，没出任何差错，大概是新生汽修厂自生产缸体以来的唯一做到这点的划线工。
对我的惩罚变成了对我的奖励时间上的奖励，我每天实际花在划线上的平均时间就三个小时左右，有大量的时间看书和琢磨车间一些工模夹具的设计或改进。我的小改小革有的大大减轻了操作工的劳动强度，有的提高了工效数倍。但不论我生产上表现怎样无可挑剔，在中队干部的眼里我始终是个危险分子，从不在任何场合表示对我有一丁点的肯定。但在所有犯人眼里我不仅是一个生产上的好手，更被大家看重的是我对任何人都没有威胁，不用担心我去汇报任何人任何事。对容易受其它犯人欺负那部分人，包括有轻度智障的，我从不歧视他们，从心里我就认为人人都是平等的。这态度让我在犯人中得到普遍的好感，一次全厂评选什么积极分子，名额非常少，不知那一次为什么中队初评采用了投票的方式，每个人只许写四个名字。在办公室计票的结果，我这个反改造分子在全队的票数最高，几乎是全票，这大大出乎中队干部的意料，他们做了那么多孤立我的工作没起一点作用。当然最后我肯定是榜上无名。
回想几天前去分配站的途中，从押送的看守口中知道，分到哪里劳改有很大的偶然性，最后会分到哪里，取决于你在分配站的这几天哪些劳改单位来要人。
为了争取能分在武汉市，到分配站的当晚我就写了一份报告，第二天一早交给了看守。报告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分配站领导：
我是一个判了二十年刑期的犯人，入狱前是个学生，家里就我这一个儿子。父母亲年纪都比较大了，身体又一直不好，如果我在离武汉市较远的地方服刑，我很担心年迈的父母会在去探望的路上出意外。请分配站的领导能够体谅我的实际情况，考虑一下能否能把我分在离武汉市较近的地方。
同时我希望刑满后能有一个正当的谋生手段，因此也盼望能去一个可以学到一技之长的地方服刑，如果有可能，是不是也能考虑一下我这个愿望。
谨呈分配站领导
犯人李乾
没想到的是很快就有了反馈，大概是在这里这样的报告非常少的缘故。当天下午就有一个个子不高，但很壮实的北方口音的中年人打开铁门问：
“谁是李乾”
“报告干部，我是李乾。”我连忙过去说。
“你的报告我们看到了，我们会考虑的。”他上下打量了我一下后说。
“谢谢政府干部。”这话我是发自内心的，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后来打听到此人是分配站的崔所长。
人必自助天才助。
汽车很快到了目的地白沙州新生汽修厂。这是一个不大的劳改工厂，就在长江大堤边，离市区不远。全厂有三百来号服刑人员，分成三个中队。一中队是汽修中队，主要是承接外面来的汽车大修。不论学技术还是生活环境，一中队被认为是最好的。二中队是铸造中队，主要是搞解放牌汽车发动机的三大件：缸体，曲轴，飞轮盘及凸轮轴、连杆等的铸造，劳动环境较差，在二中队服刑的多为政治犯。三中队是金属加工车间，二中队出来的毛坯在这里加工为成品，同时也为一中队的汽车修理服务。
我被分到三中队，学车工。犯人宿舍是一幢二层半的楼房，三中队的宿舍就在一楼。一个大通间，两边是用角铁焊成的双层大通铺，一百多号人的被子颇为整齐地摆放在上面，每个铺位前都写有名字。我站在那里等小组的组长来安排我的床位。收工了，陆陆续续有人回来。
“有新贩子来了，么案子”一个小伙子进门就问。
“运动案子。”
“运动案子那个学校的”
“红旗中学的。”
“红旗中学的，是不是叫李乾”
“是。”我心里为自己的知名度有点小小的得意。
当晚我穿着一身刚领的劳改服，土灰色布料上面印着醒目的“劳改”二字。第一次参加的晚上学习就是一个联组会，在车间的龙门刨床旁，四十多个光脑壳坐在那里。已经有好心的朋友给我打了招呼，说劳改队的情况复杂，你刚来，不知深浅，要少说多看多听。我已作好准备不说话。
大组长看了看挂在墙壁的钟，大概时间差不多了，站起来主持这个会。
“今天是一个联组会，为了加强对反改造分子陈新安的批判火力，请示指导员同意后，除大件三个组外，车工二组也来参加这个会。反改造分子陈新安自去年投入改造以来，消极怠工，散布反改造言论。多次公开说他二十年判重了，在犯群中煽动对政府不满，我们积极接受改造的广大犯群决不答应。”
他说到这里停下来好像做了个眼色。
“反改造分子陈新安站起来”马上有人高喊。
“陈瘌痢站起来站起来”更多的人跟着起哄。
一个二十来岁的年青人极不情愿地站了起来。从他的气质和习惯动作看，大概是从农村来的，脑袋上的头发是比常人少一点，怪不得有人喊他瘌痢。
“到中间来。”有人进一步提出了要求。
他扭动身子朝前走了两步。
“你还不服气跟老子站好”一个比他稍大一点的人上去修理他，一脚踢在他的腿上。
“把脑壳低下来”有人上去把他脑袋往下一按。
“下面揭发批判开始，举手发言。”大组长大概认为气势已经造起来。
“反改造分子陈新安有次吃饭的时候说凭什么判我二十年凭什么你自己干的事你不清楚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你都敢吊儿郎当，散布对政府不满的言论，在外面你什么样的事做不出来像你这样的家伙，二十年一点都不冤枉，要我来判起码要搞你个无期。”一个中年汉子站起来说。“你只说我，你还不是说你十年判重了。”看来这个陈瘌痢也不是盏省油的灯。
“我么时候说了的你造谣。”那中年汉子连忙反驳。
“陈新安你嚣张什么这里有你说话的份你再不老实我们要求政府把你镣起来。”大组长及时一记重拳让这个陈瘌痢不敢再开口了。
“为了蒙骗人，这个家伙假装积极，有次中午他说他来加班，我对他有点信不足，过来一看觉得有点不对头。我问他刨刀对了没有他说对好了。结果我一检查，他多进了两个毫米，他要是一开床子，这两台缸体就报废了。陈瘌痢，你说你是不是故意搞破坏”有人接着发言。
我看见这姓陈的嘴巴动了一下，似乎又想开口，但最后还是把嘴闭上了。
“我要求发个言，我首先承认自己的一个错误，上个星期五我老头来看我，本来不是接见的时间，政府干部看我是外地的，还是让我见了。我趁干部出去有事时，找老头要了十块钱藏在送来的衣服里，然后把衣服塞在板凳里面。我违犯了监规队纪，在这里向政府和同改们检讨错误。哪知我把板凳放在宿舍里到车间来干活，收工回去时，钱不见了。值班的讲就只看见陈新安回去过。这钱十有是他拿了”
“不是十有，百分之一百、百分之两百是他偷了，刑期长又不认罪，肯定有逃跑思想，偷钱是为逃跑做准备”这个人的话还没有讲完下面就有人接上来了。
“你瞎说，你说我偷钱，有么证据你可以到我柜子里去搜，搜出来了，加我的刑、枪毙都可以，搜不出来怎么办”那个姓陈的有点急了，看来偷钱准备逃跑的罪名他有点扛不住。在大组长的示意下，有人上去把陈瘌痢的头往下按，不许他说话。
“你狗日的还敢骂人，哪个瞎说首先要打你的态度。我们搜个么事我们不搜，要你自己交出来，你不交我们有办法治你。”一个年纪稍大一点的人说。
发言的一个接一个，有揭发他好吃懒做的，有揭发他爱占小便宜的，有揭发他在背后漫骂政府的，揭发的气势好像这陈瘌痢死有余辜。在一个又一个的揭发批判面前，这个陈新安有点蔫了。
我听了半天，感到时光在倒流，怎么听着这些发言就想起十年前抓革命的语言，这和我在这九年里的思索所逐步得到一些认识大相径庭。前几年从一所到京山还认为是从监狱到了炼狱，回想起来那只是从物质条件差，在精神层面的自由度远比眼前大，在那里从没有过这样的批斗和检举揭发。我的处世原则同眼前的现实格格不入，将要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十一年，我怎么适应想到这一点上我倒有点留恋看守所里的生活了。
“车工二组新来的同改叫么名字呀”那位大组长问车工二组的学习组长，这句话也把我从回忆里拉回到眼前的现实。
“叫李乾。”
“李乾同改也发个言吧。”那位大组长点了我的名。
“我今天才来，对具体情况完全不了解，是不是以后有机会再发言”
我不想在这样一个心里完全不认同的批斗会上发言。
“你不了解情况又不要你揭发什么，对以上同改的发言表个态总是可以的。”好像一定要我开口。
我不得不开口了，这是到劳改队来的第一次发言，也是一个表态。我有三种选择：一种是顺应环境，把这个陈新安臭骂一顿，说一通划清界线、站稳立场、积极改造之类的话，而不管此时心里面是怎么想的。这样就能较快溶入这个环境，生活会少一些麻烦。第二种选择是虽然你不可能说出全部心里的话，但你可以有选择地说一点和环境没什么冲突又不违背你内心理念的话，这样他们虽然不会认同你，但也不至于把你完全看成一个异类。第三种就是怎么想就怎么说。第一种我不会，第三种我不能，我选择了第二种态度。
“那我就对那偷钱的事说一点个人的看法。我以为那位同改接见私藏现金的事陈新安不可能知道，一个在办公室，一个在车间，所以他很难像锁定了目标似的盯着那位同改，在那样短的时间把钱偷到手。陈新安犯了什么就批什么，没有落实的东西我以为还是慎重一点好。”
我以为这发言和环境没什么冲突，没注意到大组长的脸色有点阴，也没注意到整个会场的气氛有点变，更没有注意到中队的涂管教是什么时候到我旁边来的，他面无表情的听了我的发言。我还以为我的发言蛮得体，水平起码比那些人要高一点，对人怎能想怎么扣屎盆子就怎么扣呢
晚点名开始了。各小组的人站在自己的床铺前，由组长清点本组的人员是否到齐，然后按顺序向值班的管教报告。
“报告涂干部：钳工组人到齐。”
“报告涂干部：电工组被管教股叫去检修线路还没回，其余人到齐。”
“报告涂干部：车工一组人到齐。”
报告完毕后，这位涂管教不紧不慢地开始了训话：
“今天晚上大件组和车工二组一起开了个批判会，这个会开得非常好，大家发言非常积极，对反改造分子同仇敌忾。有的还能主动说出自己的错误，自己说出来的，我们一律不追究，不仅不追究还要表扬他。这个批判会狠狠打击了反改造分子陈新安的嚣张气焰，这样的反改造分子只要他敢露头，我们就坚决地把他打下去，决不手软，要让反改造分子在我们三中队成为过街老鼠。有意思的是我听到一个与众不同的发言，这个家伙一口一个我以为，你以为什么你以为你还是造反派你以为你就比别人聪明我告诉你，你不要搞错了地方，你要夹起尾巴，老老实实改造自己，要不然陈新安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这是当头一棒，我一下子有点懵了。
全中队犯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都集中到了我身上，几小时前那点在知名度上的小小得意早已无踪无影。你还以为你能超然于现实之外，你还以为你的发言不左不右，你蒙得了谁到劳改队只来了六个小时，就被打入了另册中的另册，这大概也是一项纪录吧。这个批判联会是不是一种刻意的安排就是要看看你在“大是大非”面前的表现，这想法在脑海里一下子闪出来。
这位涂管教的寥寥数言，就给我头上戴了一顶无形的帽子反改造分子。那些一心想立功减刑的改造积极分子们立刻盯上了我。第三天下午我正清理铁屑，有人来通知我到办公室去见指导员。
“李乾，你干了什么违犯监规队纪的事你要老老实实说清楚。”到办公室我还没站稳，指导员劈头就问。
“我没有违犯什么啊。”在脑子搜索了半天，实在找不到有什么违规的地方。
“没有”
“没有。”
“你好好想想，昨天下午你在宿舍里把一包什么东西偷偷摸摸给了别人不要以为你们的动作隐秘，再隐秘也逃不过广大积极接受改造犯人的眼睛。给的是什么你要如实交待。”
“王要洗被子洗衣粉没有了，我就包了一点洗衣粉给他。”经指导员的提醒，我想起了这样一件事。
“是洗衣粉”他有点不相信。
“这里除了洗衣粉还有么事可以用纸包着给呢不信你可以问王。”我一边回答一边想难道你怀疑是炸药
“是洗衣粉也不能给，你一到劳改队就拉拉扯扯，你这样下去还得了不允许你们之间相互赠送，下次再发现有这样的事，我们要严肃处理。”最后他这样警告我。
从中队办公室出来，我的“同行”在不远处等着我。二人同行制是这里的一项制度，除在劳动岗位和在宿舍区外，到任何地方去都必须要有两个人一起，这两个人彼此称作“同行”。这同行由政府干部指定，通常是一个积极改造的配一个消极改造的，我的“同行”肯定是一个大积极分子。现在我已领教了劳改队相互监督，看来我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盯着。
车工也学得不顺心。我的师傅文化程度不高，他的那点车工手艺大概来得很不容易，来自他师傅的口传身授，他看得很重。我学艺心切，想尽可能的学得快一些，但这位师傅从不回答我的任何提问，我怎么样也讨不到他一个笑脸，不管我上班前的准备工作和下班时清洁卫生如何到位。好在我喜欢看书，一本车工工艺几天就被我翻烂了。休息时间就把报废的车刀拿去磨，手上慢慢有了一点感觉，时间不长磨出来的车刀就像那么回事了。他不在时我就找点废料练操作，他操作时我就在旁边琢磨，有时他只是知其然，我已悟到其所以然了。
一次加工一根车床的主轴，主轴前端的锥孔的精度要求很高，小拖板上他调了一整天都没有调出来，晚上要加班，他去吃饭时我运用几何知识试着调了一下。他来后我要他试一下，他试着走了一刀，用标准模具一测，他有点傻眼：合格了。不几天又有一个同样的活，他同样搞了一天没成功，就盯在旁边，饭都叫别人送过来，想看我是如何操作的。如果他拿下面子问我，我会告诉他。其实说穿了一分钱不值，但我不愿意让他轻易地就知道了。心想平时你保守到了可笑的地步，是个车工都知道的东西也不肯说，我凭什么要主动告诉你他在旁边我就是不动手，在他去解小溲的那一会我又调好了。他看准了我是有意的，就对我公开刁难。我不吃这一套，去找生产组长，要求和师傅打对班。此时我才学了不到六个月，这是没有先例的事。
这位组长不敢决定，跑去找队长，在考了我一些应知应会后队长同意了。车间不少人为我捏了一把汗，这台车床主要是加工发动机上的曲轴，出一个废品不得了，感谢上帝保佑，我的运气不错，有人想挑毛病都找不到机会。
打对班半年后，中队调我到大件组做划线工。我清楚，这对我个人是惩罚、对车间生产是需要。大件组的划线工在旁人看来是一桩又苦又累、没什么技术但责任却很大的苦差事。三百八十斤的毛坯缸体要一个人搬上搬下，还要在划线工作台上把这笨重的家伙竖过来横过去，六个面的线都要划到。说责任大是因为划线是第一道工序，出了废品十有责任在你，有人报废了三台缸体加了一年刑期。惩罚我的原因是因为不能积极靠拢政府。一年来我没有主动到办公室去过一次，从不向他们汇报任何情况。这是他们很恼火的，但我又没有什么毛病给他们抓。而车工是技术活，不少人想往车工组钻，让这样一个反改造分子呆在车工组怎么行呢。
说是需要是因为已有的一个划线工是一个嘴巴能说，又能靠拢政府的大积极分子，可惜他不争气，不仅在生产进度上经常拖大件组的后腿，而且还屡出质量事故。有人说如果严格一点，他可以不买手纸揩屁股，报废单就够他用了。由于积极靠拢政府，他哪个月只报废了一台缸体，中队还要在全队面前表扬他，说他这个月的质量不错。他成天叫唤缸体划线怎么累，怎么难，他忙不过来，要加人，在中队部点名要我。中队就汤下面，把我调去划线，既惩罚了我又打开了生产上的瓶颈。这师傅倒是一点都不保守，巴不得我立刻能独立操作好让他从这苦力活中解脱出来。我一过去就热心的给我做示范，看他手忙脚乱地忙了整整64分钟，一台缸体才完工，这对他来说是最高效率。看来一天7台缸体的工作量够他忙的，怪不得他经常加班加点。在他做示范时我就在想如何改进他的方法，他示范完了我的方法在头脑中也成了形，又用了两天时间制作辅助工具和进行调整改进，最后我不慌不忙划一台缸体只需要18分钟。他用的是小作坊式的思维，缸体在划线台上的高度是随机的，每台都不一样，这样每划一台缸体他都要重新计算并重新调整划针盘，有多少条线就要计算调整多少次；我用的是流水线的思维，只把缸体调整到我设定的高度，每个划针盘只负责一条线，这样在划线的过程中根本不需要计算和调整划。用他的方法，不出事故不可能；用我的方法不可能出事故。我做了三年的缸体划线工，好几千台缸体，没出任何差错，大概是新生汽修厂自生产缸体以来的唯一做到这点的划线工。
对我的惩罚变成了对我的奖励时间上的奖励，我每天实际花在划线上的平均时间就三个小时左右，有大量的时间看书和琢磨车间一些工模夹具的设计或改进。我的小改小革有的大大减轻了操作工的劳动强度，有的提高了工效数倍。但不论我生产上表现怎样无可挑剔，在中队干部的眼里我始终是个危险分子，从不在任何场合表示对我有一丁点的肯定。但在所有犯人眼里我不仅是一个生产上的好手，更被大家看重的是我对任何人都没有威胁，不用担心我去汇报任何人任何事。对容易受其它犯人欺负那部分人，包括有轻度智障的，我从不歧视他们，从心里我就认为人人都是平等的。这态度让我在犯人中得到普遍的好感，一次全厂评选什么积极分子，名额非常少，不知那一次为什么中队初评采用了投票的方式，每个人只许写四个名字。在办公室计票的结果，我这个反改造分子在全队的票数最高，几乎是全票，这大大出乎中队干部的意料，他们做了那么多孤立我的工作没起一点作用。当然最后我肯定是榜上无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