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后记

民族固有的美

迄今没去过日本，我引为巨大的遗憾。好几次到了门口，终归阴差阳错，失去了机会。我半生漂泊，但是留恋汉字。临近五十岁了，开始操练荒疏多年的母语，未曾想到还能表达一些意思。我以为汉字的美感，和传统日本的审美，有着深刻的联系。

20年前，初次拜读川端康成1968年的诺奖演说词“我在美丽的日本”，心里有绵延不绝的感动与震撼。川端的文体，玲珑晶莹，有如冰雪、草木和四季；悲凉纤细，洞穿生死，却浸润着与天地万物大自然同在的飘忽挚爱。

在另一篇简短的散文里，川端先生转述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访日演说。据说，年事已高、不久于人世的老人，对日本听众们这样说：“每个民族，都有义务将自身最上乘、最美的声音表达出来，奉献给世界；那就是它的伟大胸怀和高贵的灵魂。假如什么都不表达，则不可原谅；比死亡还要坏。人类历史对之不会宽恕。”

川端先生还说：“国家命运兴衰无常。最后能够留存下来的，就是一个民族固有的美。”

那是1993年秋天，我人生旅途的一个低谷。川端先生的文字，加重了我的悲哀。那一段时间的我，跋涉爬行于困顿、颓丧的深渊，而且似乎身患绝症。可是病痛和绝望给了我不同的目光，让我平静、坦然。游历四海的念头，就在那时产生。

那时候的美国，尚未如同现今，让我找不出多少温暖、美好的词汇去形容它。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听自己热爱的乡村老歌，比如约翰?丹佛《献给安妮的歌》（你注满我的心魂，像森林里的阳光），还有卡朋特（justsing，singasong）。直至今天，我仍然愿意相信，这才是真正的美国。如同电影《阿甘正传》开始时那一片款款落下的羽毛。她的灵魂未死，不是只剩下灰黄的空壳。

耶稣在《马太福音》中对他的使徒说：你们是山上的灯火、大地上的盐。一旦灯光黯灭、咸味消失，你们就是砂石泥土，无声无味，被人踩在脚下。耶稣讲的，是心的依托、灵魂里的真挚。美即是爱，爱即是光。哀莫大于心死。

丧失美的民族，是最悲哀的民族。一个什么样的民族，会自我毁容，践踏大地、森林、河流，谋杀自身固有的美。最终我还是无法解释，为何美从一片土地上消失，也从当地居民的脸孔上消失。中国总有人念叨过去或现在的贫穷。而65年前的日本，是一片有毒的废墟。大战结束时，川端46岁；他对朋友说，要“沉没到日本自古的悲哀中去”。瘦小、纤弱、来自战败的岛国，可是，在他的文字、人格里，没有一丝一毫的猥琐或者虚矫。

我这些拙劣的散文，描述身份的困惑、对爱的追寻、也“唱衰”美国和整个西方。关于最后这部分，我的表述过于个人化；也许可以更加冷静、宽阔。表达能力有限，这是主要问题。除此之外，我藏匿、隐瞒了一张秘密的底牌。

曾经有那么一个阶段，我发现自己很容易与各式各样的美国人攀谈，乃至于“自来熟”。在境外遇见，还会有隐隐约约的亲近感。要说老乡见老乡，可能肉麻一些，但有那么一点儿意思吧。不过，从2005年到2007年间，那个感觉消失了。从那时到现在，我没结交哪怕一位新的美国朋友。

20世纪整个十年代，在我身上慢慢积累起一种融入感，似乎或多或少，在情绪和思维方式上，我和不少美国孩子心有灵犀。可是忽然之间，那份默契烟消云散。2002年，我和第一位俄国女友分手，辗转到了捷克。问题从那儿开始。头两三年，主要在布拉格，后来又去了柏林和维也纳。我很快意识到：在那两三座城市，尤其是2005年后的柏林，聚集了数量可观的美国人，主要是青年和中年。一般而言，他们装扮入时、行为邋遢、故作风雅、无所事事，并且态度骄横。到后来，我一看见这些人，就本能地远远走开。

不能否认，我对世界的看法和立场，有了一个彻底转变，从历史文化、国际政治，到身份认同，起因就是柏林的那些美国孩子。自从1983年我到美国之后，头一回遇到如此普遍、没来由、裸的排斥和敌意。一开始我真的蒙了。这究竟为何？美国不是这样的呀！

情况发生了颠倒。在十年代，我一直觉得美国人都挺友善，尤其是作为抽象群体，陌生人。但是具体到个人，尤其是一些让我心动的姑娘，总归会有些说不出来的障碍。我很想逾越这个障碍，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可笑的心理情结。而在2007年后的柏林，我不再惧怕单独交流，只要给我机会，一两分钟的目光对视，随便说点什么。而那份不友好的感觉并不来自具体个人，它在空气中漂浮，弥散为无声、无言的集体能量。每次走进美国酷孩子们聚集的餐厅酒吧，都会立时察觉到这个能量，比北京上空黑色的雾霾，要更浓厚刺眼。而我年长了20岁，见过一些世界，不再是当初那个腼腆、局促的大陆留学生，我能辨别不同的眼神和表情。

有时侯，简直想走上前去，拉着他们的手，直截了当问一声：孩子，我哪儿得罪了你们？为何这样看我？我猜想，他们会做出很诧异、很无辜的样子：什么？哪儿啊？您这位大叔，精神有问题吗？

2011年春天，中国到处唱红歌。祖籍德国的美国犹太政治家、中国政府的老朋友基辛格博士，据说也去重庆参观，之后大表赞赏，直说新中国应该有文化身份，道德精神很重要。当时我人在柏林，北京《新世纪》周刊来催稿，然而我自觉灵感枯竭。后来绞尽脑汁，瞎编出一篇或许牛头不对马嘴的《新三桶》。对国内思想界郑重推出的“通三统”理论和蒸蒸日上的唱红歌运动，表达不乏善意的一点点嘲讽。

那两三个月里，红歌的盛行让我联想起另一个悠久而且痛苦的话题——作为红色大陆中国的后裔，怎样理解“民族固有的美”；怎样面对我们的精神符号和文化身份。与此同时，在暖风习习的柏林之春，满大街扭捏作态的美国酷青，数量和密度骤然增多。而我对他们的厌憎和反感，亦攀升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因为撰写那篇题为《新三桶》的荒诞文章，我重新研究并思索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大院文化”。年轻人总要折腾点儿事，总要闹些反叛，从红卫兵大检阅到798、鸟巢、soho、大裤衩，在话语和审美风格上，未必存在刻意的连续性和一体性，但是总归彰显了某一个地方、某一种口音的中心意识。说到底，就是一种精神特权、文化定义权。占据中心的模糊人群，从青涩少年到奸诈老年，对这份特权会有本能的体悟，会竭力翻新并维护之。

从地图上看，从柏林、维也纳、基辅到伊斯坦堡那么一个狭长四边形，在过去一两百年中，终归是一块是非之地；语言、宗教传统、文化身份、集体审美和民族气质犬牙交错，相互缠绕，边界数次重划。也可以说，这片幽绿色的土地，是身份角逐的前沿阵地。为了理解一波又一波涌到柏林的小酷青们属于何方“大院子弟”，也为了疏解自己的严重不快，我开始研究欧洲各族群之间的复杂历史。我能辨出某些特殊口音，长岛，布鲁克林，曼哈顿上城。大约20年前，我和他们的师姐辈在曼哈顿一道混过。后来，在莫斯科飞纽约的班机上，我还会见到从特拉维夫转机过来的乘客，也是同样的特殊神情、纽约口音。

几百年的宗教纠纷、族群纠纷、人口迁移、文化演变、热战和冷战，这些问题太悠久、太复杂，我不敢妄下结论。从纯粹主观角度，我已确知问题出在哪里——我是指在我和小酷青们之间。比如说，我知道在他们中间，许多人的祖辈来自这片狭长的四边形是非之地，以乖戾、激进、任性的顽少姿态，象征性地对柏林实行重新占领，以标举、捍卫一套正在稀释和萎缩的文化特权与精神优越权；在一个话语含混、债台高筑、共同身份开始解体的“西方空间”，孩子们实行另类扮酷式西方版“通三统”，如同北京大院子弟在红色暴力消退的赚钱时代，以“顽主”和“玩先锋”的方式，伸张并重新确认自己的口音优越、血缘优越。

地位受到威胁时，人的反应是直觉、本能的。社会体制中的大人会尽力掩饰，初出家门、体验自由的青少年，则倾向于坦率表露，也未必辅佐以明确观念或意识形态。以我这种肤色、背景和语言经历，在中欧、东欧那块历史文化是非之地穿梭流窜，恐怕是无意中揭开了一张我不能也不该掀开的，专属“那些人”的身份底牌，所以领受了他们的无尽敌意。假如我的视野、趣味甚至外表形象更接近于，比如说2012年第一位中国诺奖获得者，也许小酷青和他们的长辈们会对我友善很多。因为在一个大伙默契的文化符号食物链上，给我的肤色和种族，就是特地留了一个那样的位置。于是我在柏林的经历，和关于“民族固有的美”那样一个悲伤的话题，就是有了暧昧、黯淡的联系。

2012年底，我回北京商讨此书出版事宜。在黑雾降临的前一个星期，我一时兴起，借“小三通”之便，邀朋友一道从厦门坐船去了金门岛，看了沙滩边展览的机枪、碉堡、大炮和坦克。因为是昔日战地，金门岛没被过多开发，四处郁郁葱葱、清风扑面。我坐在铺着青石板的小路边，旁边是一幢空空的寺庙和传统闽南式小楼，过了很久，很久，才有一个长发女孩骑着电动摩托徐徐驶过，留下灿烂的笑。

我在沙滩边上眺望对岸，绿色的海浪，林立的高楼，还有裹在那些楼群上空，一层薄薄的黄雾。家乡和童年，近在咫尺，却已无迹可寻。我心情格外复杂，想来想去，心里却只浮出“谢天谢地”四个字。到傍晚，又坐船返回那边。忽然，轰轰隆隆挤上来一大群人，一看那神情嘴脸，无法再说什么，只好扭头朝向窗外，望着渐渐黑下去的大海。

谈到国际政治，一般人愿意把英国美国算同一边。当然，在一些宏观议题上，似乎前者对后者亦步亦趋、俯首帖耳、摇摇摆摆如小哈巴狗一般。但我多次从纽约到伦敦，深刻感受两者之间的天壤之别，从气质、心态到日常生活。以美国的物质基础而论，要建立一种更接近北欧的社会主义式的平和生活，不致太过犯难。可他们偏就愿意这样过。你若建议向纽约犹太富人多征两块钱税，住在中西部农村的穷白人要和你拼命。他们的房子被银行没收，领着失业救济，却挥舞星条旗，要自豪，要爱国，要誓死捍卫犹太富人把小崽子们送去欧洲装逼晒酷的自由权利。

隔岸的厦门，算是我的家乡——故土，河山，人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问君更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对这个家乡，我心里不剩下多少眷恋。天地间，有一种东西，叫作人心。强硬伪装没有用的。从西方走回东方，我慢慢得出了一个不很乐观的结论：“衣食足而知荣辱”这说法，并不可信。一个庞大人群，即便拥有选择，亦不一定会去追求更优雅、宁馨的生活，有时候他们宁肯践踏美好，为了维护某种病态自尊。政治或其他大符号不能说明什么，当初十月革命、社会主义亦是一种美好理想，和那种“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脏兮兮、恶叨叨的东西，根本不是一回事儿。春去秋来，河东河西，三十年家国；高楼，汽车，垃圾，黑色的水，秃秃的山，粘粘的气；寡廉鲜耻，恃强欺弱，死皮赖脸铺天盖地。极度扭曲、不可持续的集体无意识与某种权力体制同构、固化。巨型列车轰轰隆隆，不可阻挡，驶向它该去的地方。而这些人居然每天嬉皮笑脸。哎，拜托，您的子孙不要喝这口水吗？去他奶奶的，他用眼神告诉你，老子不管！好的，不管就不管罢。不过，一点都不美啊，真的。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不如一拍两散吧。

对了，在金门岛上的最后两小时，我参观了“经国先生纪念馆”。馆外是青青松柏、长长沙路，以及来自远处、微弱的涛声，非常温馨、洁净。据说金门居民对经国先生有一份特别情感，所以修了这个馆。我想，经国先生到晚年，应该意识到，在他的有生岁月，不会再见到长江、黄河，亦不会再有“青海的草原，永远看不完”之感喟。而他致力推动的政治转变，或许意味着一套符号、一种盼望和一个文化身份的永远消逝。以后这面旗子，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是曲终人散，戏唱完了，就拉下铁门，撤下牌子，不再死死强迫大家坐在一个空空的戏台下面。让大伙各自去生活吧。经国先生留下的，是华夏民族固有的美，也就是古人所说的“仁”吧。

王昭阳

2013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