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人性与财富 (2)

赛思·戈丁以《喷嚏营销》①一书而闻名，后来他写了一本《公司进化》②。这本书像90%以上的管理书一样，是一本“主观”的书，即作者提出了很多的主张，如“制胜战略：不能僵化还要有性选择”、“奴隶、农夫、猎人和术士”等等，但就其本质来说和进化论没有多少关系。

《大狗：富人的物种起源》是一本将学术、插科打诨、文学想象熔于一炉的畅销书。作者理查德·康尼夫是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的撰稿人，他写了很多生物学著作，显然对生物有深入的了解。然而这本书带给人们只是较为不错的阅读体验，却没有真正地揭示出富人的物种起源。

《市场演进的故事》③的作者约翰·麦克米兰曾经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教授。像很多美国派的财经畅销书一样，该书主要是鼓吹市场经济的，并没有深入而实质性地涉及演化的问题。

艾·里斯与杰克·特劳特合著的《定位》一书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商业图书之一。在该书出版了23年之后，其中的一位作者里斯和他的女儿劳拉·里斯合著了一本《品牌之源》。书中应用了进化原理，认为世界的产品不是通过融合而是通过分化发展起来的。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商业思想，但这本书却很难像《定位》一样畅销。其原因在于现实商业中的人，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或者无知，都在高举融合大旗。好的东西未必适合大家的胃口，这是一个人们了解却很难说清楚的规律在起作用。

“经济学是建在沙地上的吗？多数经济学家都会坚定地回答：‘不是。’但大多数人也必定知道，经济并不以完美的预见和均衡见长，而是要不断地摸索与演变。这就是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hayek）的观点。但这种观点对经济学本身几乎没有影响。”这是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为埃里克·拜因霍克的《财富起源：经济学的进化、复杂性和激进改造》④（下简称《财富起源》）一书写的书评中的一段话。拜因霍克的这本《财富起源》还是相当富有洞见的。

演化经济并不是经济学的一个主要分支，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但任何有关演化经济学的著作都会提到哈耶克的名字，他的《致命的自负》就是从演化的角度考虑经济秩序是如何形成的。

哈耶克写道：

我们的文明，不管是它的起源还是它的维持，都取决于这样一件事情，它的准确表述，就是在人类合作中不断扩展的秩序。这种秩序的更为常见但会让人产生一定误解的称呼是资本主义。为了理解我们的文明，我们必须明白，这种扩展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它是从无意之间遵守某些传统的、主要是道德方面的做法中产生的，其中许多这种做法人们并不喜欢，他们通常不理解它的含义，也不能证明它的正确，但是透过恰好遵循了这些做法的群体中的一个进化选择过程—人口和财富的相对增加—它们相当迅速地传播开来……这种发展在经济学中就像在生物学中一样明显。甚至在生物学领域，从严格意义上说，“进化的改变普遍趋向于最经济地利用资源”，因此“进化也是‘盲目地’遵循着资源利用最大化的途径”。此外，一位现代生物学家也正确地指出，“伦理学就是对资源分配的研究”。所有这些言论都指出了进化论、生物学和伦理学有着密切的相互关系。

把进化论和人性以及经济结合在一起的著述不算太少，但是深度有限，本书就是要尝试深入浅出地解释进化论之于人性和财富的深入而广泛的意义。

进化是如何解释历史的

性选择和自然选择这两种选择力量，在进化论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重视、挖掘性选择潜在的内涵是重要的。

把性和个人行为联系起来是较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从生物的意义上看，生物体的任何行为、形态要么就是对它本身的生存有利，要么就是对繁殖竞争有利，要么就是对两者皆有利，除此之外，别无它图。

生存的全部基础在于获得食物，或者避免成为其他物种的食物，例如免疫系统要与寄生物进行持久而复杂的斗争。根据这一点，我们就很容易推断世间的生物为何以这种形态存在，为何以这种方式行事。

假如在上述推演中，仍有一些无法解释的形态或者行为方式，我们就要看看它对于繁殖的意义。比如西瓜为什么长的那么又大又甜？当然，这是人工培育的结果，它之所以具有这种对人有利的特征就非常自然。但是人工培育并不等于富于想象力的科学家凭空设计出西瓜，然后通过基因工程制造出来。一方面，到现在为止，人类设计一个全新的物种还是一件非常遥远的事情；另外一方面，早在基因工程之前，人们就吃上了人工培育的西瓜了。于是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推断，毕竟有某种原始西瓜经过人们一代又一代精心选种才成为现在的样子，即使现在无法再从野地里找到这个品种，也不会影响这个结论。

原始的西瓜虽然不如现在的西瓜这么大、这么甜，但它毕竟也是西瓜。而西瓜瓤的产生，从它本身的生存来看有点多余，它只要结籽、生长就可以了，生长出有利于其他生物食用的部分纯属费力不讨好的事。

进化论学者就会告诉你，西瓜之所以长出甜的多余的部分，其实是希望利于繁殖的一种“阴谋”。当“其他动物”囫囵吞枣地把西瓜吃下去的时候，西瓜籽进入了动物的消化系统，然后排泄出去，就会把西瓜的后代传播到更远的地方，西瓜后代的分布就会更为分散。而更远的、更为分散的地方总是利于它的后代的繁衍的。看来西瓜也懂得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道理。假如它不长西瓜瓤，不拿出一些好处和别人交换，就无法实现这个目的。

现在西瓜面临的现实则是香甜的部分都让人吃了，西瓜子却被丢在的水泥路面上，或者垃圾桶里，更可恨的是，人们还可能把它的籽炒着吃了。人们的这种恶性是西瓜始料未及的。人们还培养出来一些无籽西瓜，甘愿将香甜的部分给人类，毫无自利的动机。这也并不影响进化论，进化论只是一种逻辑，而没有真实的目的，现在西瓜是否繁殖是由人来说了算的，人们要做出让西瓜绝种的打算，西瓜也没有什么意见，只是人们乐于帮助它繁殖，所以它以这种方式生活也挺好。对于西瓜而言，反正就是活着而已，它本身不会对瓜籽或者瓜瓤偏心。在野外生长的西瓜瓜瓤只是瓜子的手段，瓜子才是目的。对于人工培植的西瓜而言，瓜子和瓜瓤都是目的。

我们用西瓜这个植物作为例子，是想说明，意识形态对于进化论而言不是非常重要的，至少它不是一个自变量，而是一种被动适应的因变量而已。中央电视台的《人与自然》节目总结道：“对植物越是了解，就发现它越像动物。”这是非常精妙的。实际上，对人了解越多，也会发现其越像动物。

解释动物的器官和形态时，和解释植物是同样的。但是，当我们解释动物的行为时，尤其是解释人类自身时，遇到了意识形态的障碍。进化论学者在解释动物行为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尤其是理查德·道金斯那本发行量超过100万册的《自私的基因》（theselfishgene）。广泛的观察和研究表明，对于动物而言，如果它的行为不是为了生存，就是为了获得繁殖上的竞争优势。也可以说，这种生物行为方式之所以存在，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就是性选择的结果。几乎任何动物的行为都可以在这种分析框架下获得较为令人信服的解释。

于是，人们很自然地想到，这种分析框架能否适用于解释人的行为呢？与动物相比，人的行为具有更多的文化因素，更多地受到意识形态而不是本能的支配。本书下文中会用较多篇幅来证明这种分析框架的可行性。

进化论学者首先发现，解释人的行为的途径在于性。与生存相比，性所能主导的行为方式更加复杂和花样繁多。弗洛伊德是影响力最为广泛的一位试图用性来解释人类行为的大师，不过他用的不是进化论的思想，很大程度上，他的思想来源于他的推断，如他广为人知的恋父情结和恋母情结（俄狄浦斯情结），但在进化论看来却是不正确的。

从基因的意义上来说，有利于生物体健康的基因常常是显性的，而不利于生物的疾病基因常常是隐性的。原因在于疾病基因若是显性的则不利于生物体本身，于是就会殃及到基因的存活，所以隐性的“坏”基因存活的面才大。这就像人们常常把自己好的一面昭示众人，竭力隐藏自己的阴暗面一样。从遗传上来说，导致主导疾病的隐性基因在一个位置上出现，从而对后代不利。科学家对一些灵长类的观察和对人所进行的一些统计调查也证实了这种推测。所以弗洛伊德的观点尽管有影响力，却未必正确。

众多进化论学者都在性方面下了很多的工夫，他们都试图从这个入口发现人类行为方式的奥秘。他们的目标显然是把那些无法解释为“为了生存的行为”统统归因于性。令人遗憾的是，与这种宏大的目的相比，收效寥寥。

最为显著的努力是首先把炫耀式行为归因于性，炫耀这个词具有广告的含义，财富如果超越生存需要就可以被看做是炫耀，开着一辆宝马车或者组织一场豪华派对也可以看做是炫耀。

贪财和权欲

财富必定和贪财有关，人类的组织必定和权欲有关，人为何会对超过生存和繁殖意义的财富如此贪恋呢？人们又为何如此热衷于权势？很多人都把原因归于性。马特·里德利在《红色皇后—性与人性的演化》中写道：

努力追求权势，然后利用权势赢得女人，生育子女；努力追求财富，然后利用财富勾引旁人的妻子，生育私生子。这个规则最早源于以一块鱼肉或者蜂蜜换取邻居漂亮太太春风一度，一直到流行歌手殷勤地请模特跨进他的宾利汽车。虽然鱼肉被换成宾利汽车，传统可是一脉相承，没有间断过。财富和权势永远是获得女人的手段，而女人是使基因永存的手段。

里德利显然想把诸如人类追逐权利、财富等归根于性。希腊船王奥纳西斯说：“如果没有女人，世上的金银财宝全都毫无意义。”亨利·基辛格则断言：“权势是最强力的**。”权势、财富等虽然和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不能轻易据此推断，是性选择使人们具备追逐权利、喜欢炫耀、贪图财富，进而推断人的进化主要是性选择的结果。

从古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到底是性选择起主导作用还是自然选择更为关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假如性选择是关键，人类绝大多数行为就很容易与性联系在一起。如果人是生存选择的产物，要把人类的很多习性和性联系在一起就有可能是比较勉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