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法定年龄 (4)

“去了以后正好派出所要下班，看那形势，那个霍所长也不打算再接待我们。这时候我也不跟他们谈什么公事公办了，连忙拍拍所长和一个民警的肩膀，请他们和我们一起到附近的小饭店坐坐。所长先是不肯，后来见我们态度诚恳，也就和另外一个民警收拾东西跟我们到了小饭店。饭店和所长都是熟人，热情是热情，可实在是没什么像样的菜，再要跑远那就要到一个镇上去了。所长又不肯，所以四个人坐下来。你都想象不到他们那儿装菜用多大盘。”

“多大盘？”我问。

叶明用手比划了一下，足有小脸盆大小：“这么大盘，一大盘猪头肉，一大盘炒羊杂，一大盘炒肥肠，一大盆杂烩，还有两条青鱼，一大盘炒鸡蛋。菜虽不怎么样，但数量特多，四个人三瓶当地的大曲，大家吃得蛮开心的，到最后都称兄道弟了。那个霍所长把袖子一直捋到胳膊肘上面，裤带松开，拍着我的肩说：‘官，不是我不帮你，不瞒你说，我们这儿不比你们苏南发达地区。我就三个鸟人，要管全乡八千多号人口的治安、户籍一大趟的事，经费经费没有，奖金奖金没有，这儿地方偏僻，上面又没人问，兄弟我干得没劲啊。’我说不管你干得有劲没劲，查姜欢年龄的事老哥你一定要帮忙，不然小弟回去交不了差啊。‘没事。’所长亮着嗓门说，‘这事怎么说也要给你弄个满意的答案。包在我身上。’‘那太感谢了。’我很兴奋，‘老哥有机会到江苏，一定到我们那儿去，我们一定好好聚聚，平时有什么事尽管打电话来吩咐。’我也多喝了一点，其实我除了‘杀人’的权利，其他哪有什么权利哪，就这顿简单的便饭的钱，回去以后我还不知道找谁去报呢。还好，吃好了喝足了，最后我又从柜台拿了两包烟塞给所长，总共只有一百四十元，就是我个人报了也没什么。

“所以安徽人还是直率、朴实，再加上毕竟我们还是政法一个大系统的，那个霍所长答应帮忙立刻就帮忙。他让一同去的民警别走，他们一同到了所里，所长拿起电话就到处打。最后用高音喇叭硬是把乡里那个代管户籍的会计喊来了。喊了来了以后几个人一起翻上个世纪90年代的人口普查资料，一直翻到后半夜，才从一个柜子的最下面翻出小姜徐村的人口普查资料，那里面有姜欢家的资料，我们几个赶忙凑过去。不看便罢，一看普查卡上赫然写着：姜欢、男、1983年5月17日出生……我愣在那里，所长问我：‘是他吧？’我停了半晌，点点头：‘是他。’‘对吧？’所长又问。‘这个出生年月日是怎么填的？’我问。‘是他们家的户主，也就是姜欢的爸爸或者妈妈自己报的。’所长回答说。‘他们凭什么这么报？’我又问。‘这哪儿知道？’所长说，‘也许是凭印象吧。复核也是根据他们户主的自报复核的。

呶，这上面还有姜欢家户主和他本人的手印。’‘还……还有其他凭证吗？’我细细地打量着姜欢父母和姜欢本人在普查卡上捺下的手印。所长摇摇头说没有了，又问：‘这……有用吗？’我停了好一会儿，才说：‘有……有用吧。’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我想把那张普查卡复印下来，可派出所又没复印机。所长见我急，索性便抽出姜欢的那张卡对我说：‘你办案急，你就先拿去吧，以后案子结了再还。或者，还不还都无所谓，我们这儿就这状况。’我觉得挺不好意思，十分感谢霍所长，可心里又有一种难言的滋味。为了慎重起见，我又让所长在那张卡上盖了章，并且签上‘情况属实’几个字。这一切都办好了，天都快亮了，所长坚持让我们吃了早饭再走，但案子也算挺急的，我和助手则坚持还是赶快回来，所长无奈只好用所里的车子送我们直接去县里乘班车。到县里时，天已经大亮了，那个小姜徐村已不知在何方了……

“回来以后我立即把那张盖了章的普查卡交给庭里并把有关情况向庭长和院里作了汇报，我建议能否暂缓执行姜欢，因为不管怎么说我们没有找到确凿的户籍档案，换句话我们对姜欢到底够不够法定成年人的年龄没有最确实的把握，再说还有一名凶犯尚未归案。头儿们听我的汇报并研究了那张卡以后反问我一句：‘那要是那个凶犯永远归不了案？永远查不到姜欢的户籍档案呢？’我一时无法回答，因为谁也说不清究竟能不能查到什么户籍档案，也许根本就没有。‘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永远不结这个案子呢？’庭长问我，‘把姜欢永远关在牢里不判？再说了就算谁有一天查到姜欢的户籍底册，那上面的出生年月不还是姜欢家人自报的？’我想想庭长的话也有道理，既然都是自报的，那么查不查出户籍底册也就无关紧要。

由于年代久远，到20世纪90年代普查时姜欢父母报年月时仅凭印象来报，错将1984年报成1983年也说不定，总之谁也不知道姜欢后来会犯事，谁也没想到一年之差会决定一个人的生死。要是知道这一年之差的重要性（不不，也许就是差了一个月零一天），恐怕当初谁也不会仅凭记忆来填报年龄了。事已如此，在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姜欢是1984年出生的，法院方面也只能以那张普查卡上的年月来认定了。说老实话，我们也不愿看到这样的结果，但是没办法。再说时逢去年的“夏季严打”，像这样恶性的案件不打个出头的，的确很难交代，死者家属那里也无法交代。我们国家的很多审判都是这样，常常都与是否可以向谁交代有关。不过尽管这样，大热天我还是骑着车跑到郊区的看守所去找到姜欢，把到他老家调查的结果告诉他。

他穿着一双旧凉鞋，可能是因为天热，似乎还有点迷迷糊糊的，他反复问我如果不满十八岁会怎么样？我没正面回答他，只是一再问他能不能想起什么和他年龄或出生年月相关的事，还有什么东西能证明他到底多少岁没有。他想了又想，说想不起来了。我问他再给他时间，他是不是有可能想起来，因为我知道关于他的死刑复核一旦没有新的意见，也许很快就要下来了。他说他想不起来了，再给他多少时间也想不起来了。‘这就没办法了。’望着他那副还显稚嫩的脸，我不禁有点泄气地想。询问临结束时，他已经走出去了，忽然又转过身来问：‘俺爸俺娘身体还好吗？’我没好气地冲着他挥挥手说：‘碰上你这么个不争气的东西能好得了？气还不气死了！’他愣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直到我示意快滚，他才眼里露出可怜巴巴的神色退出审讯室，我坐在那里好一会儿没动窝。我也为我的言语和突如其来的无名火觉得奇怪，我不知道我所说的“争气”是指什么，莫非是真的盼望姜欢是十七岁而不是十八岁，从而可以因为未成年而杀人不用偿命？这岂不是同情杀人者，而漠视被害人？还是……总有哪儿不太对劲，或者说二者不是一回事？反正我是不太说得清，你是写东西的，是玩人性的，这方面你应该比我懂。”

我摆摆手，说：“哪里哪里，这事我也说不太清。也许就是命吧。那么后来这个姜欢执行了吗？他有没有上诉？”

“执行了，小家伙没上诉。”叶明说，“我问他上诉不上诉，他先问我什么叫上诉，我说上诉就是说可能改判，而后他又问我上诉有用不。他叫我哥，他愿意这么叫就让他这么叫吧。我说也许有用也许没有用，不过按他这个情况……我后来倒说的实话，按他这个情况基本上没什么用。他停了一下说，那就别上诉了。我说你想好了，他说就这样吧。我就给他在判决书填上了不上诉。我心想既然没什么用，搞来搞去也折腾。还是个死。不过直到最后，就是去年九月头上，那天一大早我和公安、检察一帮子一起到看守所，宣布高院的死刑复核书，验明正身。先到号子里他还没什么反应，我冲他笑笑，他也冲我笑笑，甚至他还冲着我做了一个孩子气的调皮相。我说你哥我今天来送你上路了，他不太明白：‘上……上什么路？’我笑笑：‘什么路？太平路，永远太平的路。’‘什么永远太平的路？’他还不明白，后来他看看协助执行死刑的武警什么的都进来了，发现那阵势不对，突然往后直退到墙根，一屁股瘫在地上大喊起来：‘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我还未成年啊！！’这时候他又好像全懂了。

一边嚎着还一边双脚蹬地，就像个淘气的孩子似的。两个大个武警见状像两只豹子似的蹿过去，一把就将他的双臂钳住，皮鞋踩住他的腿使他动弹不得。我立在那儿有点发愣，进而劝告道：‘好好的，别找苦吃。’接着匆匆向他宣读了高院的死刑复核书（不瞒你说，这时候我也存了点私心，怕烦了，按道理既然他大喊未成年，那就可以再问问他是不是有了什么新证据之类的东西），最后让他签字，他死活不肯签。末了只好由我替他代签了。后来他看再怎么嚷也没用了，也就平静下来了。我问他还有什么要说吧，他想了一下，说想喝酒。我觉得有点意外，从来没听说他会喝酒，而且你知道的，按规定也不准临刑前给死刑犯喝酒，主要是怕弄出什么事来。大概小家伙是看了电影上杀死囚都给喝酒的，所以也想学着喝口酒壮壮胆，说不定还来句什么豪言壮语。这事本来是不可以的，可我想想这小家伙不管怎么说似乎有点冤，就算确确实实是1983年5月17号出生的，至少他去年春节后出来打工时还没够十八岁，还是未成年人。想不到仅仅过了一个月零一天，钱没挣到，反倒杀了人，自己也成了够杀头年龄的成年人。

所以我就和看守所所长说能不能找点酒来，满足一下小家伙的最后的愿望，有事由我来担着。所长说我们这儿没酒，平时都值班什么的，谁敢沾酒啊！他见我坚持，而且我们又是老相识，就到处去找，末了没办法在武警中队的厨房里找了点烧菜的黄酒来。真正把酒找来了，姜欢又喝不下了，他本来就不会喝酒，刚喝了一口就呛了出来，只好作罢，所长嘀嘀咕咕地又把酒拿走。我破例又稍给姜欢点时间让他准备一下，最后再上个厕所，以前有不少死刑犯说不怕不怕，结果在路上还是吓得拉肚了。姜欢摇摇头说不用了，他请我把他枕头边的包袱打开，把里面的一双手纳底的黑布鞋给他穿上，那是他母亲亲手做的，他出来后一直没舍得穿。他两手绑着不好动弹，我让他别急，先在一张小凳上坐下来，我亲手帮他把布鞋穿上脚。穿上鞋后，他前后打量打量，说从小到大还没穿过这么好的鞋。我催他快点，外面公、检、法、武警一大帮都在等着呢，车子已经发动了。“是了，哥。”他和顺地叫了我一声，我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你知道的，这些年经我手处决的死刑犯有若干个，我已经有点麻木了。不知为什么那天我真的有点酸酸的感觉，你说奇怪吧？

“现在执行死刑不像过去大张旗鼓的，又是开大会，又是游街。基本都是直接拉到刑场。那次刑场选在火力发电厂的灰库，那天风又大，刮得满天都是。在车上的时候，姜欢先是没说话，我看看他，他用嘴朝下呶呶，我问他有什么事，他眼泪哗哗的，让我把脚上的新布鞋脱下来，说这样带去也浪费了，留着和他在看守所的小包袱一起送交给老家的父母。我没办法，这时候只好尽量满足他的要求，重又帮他把鞋脱下来。

“下车的时候他就赤着双脚，好在天不太凉，他和行刑的武警一起向灰库中央走去。你知道的，灰库的灰就是发电烧剩下粉煤灰，灰白色，细得跟旱天的尘土一样，一行人走在上面扑扑的，大风一刮，整个灰库基本都不怎么看得见人。我和其他司法人员没过去，就站在灰库边上看着，哨音过后，听到一声闷响，只看到远处一坨人影中有一个扑了下去，其他什么也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