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篇 宗教篇_林同济：道家的退隐

林同济：道家的退隐

林同济（1906—1980），笔名耕青，福建福州人，著名学者、史学家、翻译家，“战国策派”主要代表人物。早年热衷于研究《庄子》及《左传》，著有《天地之间：林同济文集》，另有译作《哈姆雷特》、《哈姆雷特独白正字》等。

道家隐士是真正的自由身，悠游自在。

我们不能把道家的退隐同佛教的与世无争混淆起来，这一点很重要。佛教徒之所以与世无争，是因为他怜悯尘世的苦难，他心情沉重。道家信徒之所以退隐，是因为他藐视一切。但这种藐视不带痛苦成分，他是兴高采烈地退隐的。前者是“严肃”的化身，压抑而庄严，饱含同情，预感不幸。后者则是旋转起舞之后感到的解脱，需要用醇酒来庆祝。道家仙长体态轻盈，腾云驾雾，含笑前行，大袖飘飘，无牵无挂，不愠不火，不知尘世为何物。

佛陀把涅槃当做最后的希望和最终的信念，而真正的道家弟子什么也不期盼，什么也不相信。他从世间抽身而退，并不想寻找什么天堂，也不想要什么定局。他退隐是因为他看透了一切。在他的余生中，他将同世人互不相扰——他不想要什么，也不想做什么。他对一切持怀疑态度，但他既知世间万物的不足，就不再计较什么了。他也不会把自己的怀疑上升为教条。他有一种皮浪主义的泰然自若，怀疑一切知识，甚至怀疑对自身无知和疑问的了解。于是他就处在了信与不信之间的平衡点上。他保持沉默，不作任何表态，他找到了自己的自由。

道家隐士是真正的自由身，悠游自在。他之所以是真正的自由身，是因为他完全生活在此时此刻中。他对生活的态度是来而安之，去则若素。由此他摆脱了时空的沉重感。世界知名的各种宗教用诸如转世或救赎之类的概念来超度灵魂，但时空仍然沉甸甸地压在人的心头。只有道家子弟才能获得那种奇特缥渺的、似乎包容了时空的灵性。他们不求永恒，而是把永恒分解为原子般的小片段，并将自己随机地融入其中。其结果是一种既内在又超验的“泛神式的恬静”——就像一条浮在水面上随波逐流的鱼，又像一只凭借气压变化上升下降的鸟。从表面上看它们是静止的，而事实上它们在灵活地自我调整。“静态”一词远远不能描绘其间的微妙。

这也就是中国山水画的精神源泉。

中国山水画是道家隐士对世界的感悟，这种艺术形式再恰当不过，而它所运用的工具也是无可替代的。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拿起任何一幅明清时代的存世杰作来。随着画卷的展开，你的身心立刻被带入一个人

与自然合而为一的境地。这种艺术给人的最大满足在于它的泛神式的宁静。这种宁静来自一位在批判过诸事万物之后意识到批判本身亦无济于事的人士。他抽身而退，但他又无所不在。因为他无所不在，所以他能在作品和灵魂中忘记有限的自我，从而消除时间和空间的紧张感。叔本华认为，艺术的终极功用是解脱灵魂。而中国山水画把这种功用实现得再微妙不过了。

毫无疑问，中国的道家信徒通过山水画使自由王国永存。这个自由王国是他为自己创造的，有别于儒家的社会关系和责任王国。

我们说中国人在潜意识里尊崇道家，是因为他有反叛或退隐精神。但他是否一定成为反叛者或退隐者并不重要。关键是他有这种意识。

不管中国人的行为有多遵从儒家思想，他那叛逆加隐士的内心却别有一番感受。半个他做出某种举动，另外半个他一直冷眼旁观。中国人的这种双重性格有点像西方的、分别源于古典异教思想和中世纪基督教的“肉体—灵魂”之争。它们的心理和文化内涵都一样复杂、一样深刻。

西方许多粗心的观察家把中国人称为从众主义者，因而引发了许多误解。中国人既是最伟大的发明家，也是社会习俗最激烈的批判家。他们身上儒家的那一部分在发明，而道家的另一半则对此嗤之以鼻。发明出来的东西越复杂，对它们的反感就越深。

这是中国人有别于日本人的地方。日本人天生就是故步自封的从众主义者。普鲁士人在正步走的时候最开心，他们则满心喜欢大幅度鞠躬和仪式上穿着的服装。而中国人从内心深处厌恶僵化刻板。在执行必须的任务的时候，他们总想“离题”。3世纪时的著名诗人兼音乐家嵇康同他的朋友山涛决裂，因为后者让他做地方官，还坚持要他穿上官服。他反映了他的同侪的心声。做地方官一事本身并没有令人不快，但是儒家为维持官方尊严而精心设计的规章制度未免太不合道家的口味了。

离经叛道者和隐士的自我表现形式可能不同，但他们都一样讨厌规章制度。离经叛道者对它们发出挑战，隐士有意规避——前者铤而走险，后者风度翩翩。他们事实上都在寻求“逃避”。一个性情与俗世不合的人必须通过这样的逃避才能表现自己的创造力。因此，中国艺术无论是表现出狄俄尼索斯式的动态还是泛神式的宁静，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丝逃避情绪。当然，根据创作美学理论，这种逃避注定会给人们带来欢乐和灵感。

但一个人可能并不需要逃避——尤其是在他不想创作什么的情况下。除了当离经叛道之士和隐者之外，我们中国

还有著名的第三种人——流氓。流氓是不寻求逃避的道家信徒。

从内心而言，流氓同其他两种人士一样怀疑一切。一开始他也想反叛这个儒家思想过于浓郁的世界，也想退隐。但他没有这么做。“何苦呢？”他问道，而这个问题没有人能解答。他什么也没做。

那他有没有屈服于为他所不喜欢，甚至鄙视的力量呢？他有没有把自己的灵魂抵押掉？显然没有。

道家信徒认为，一个人的内心体验可以同他的外部行为区别开来。一个人的行为可以入乡随俗，但他内心不必如此。从众并不意味着内心的赞同。相反，它有一个极大的好处——让人不必卷入社会纷争，在平和的外部环境下享受心灵宁静。要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不跟周围的凡人一样行走、弯腰、欢笑、哭泣呢？

这是不是虚伪？是的，如果一个人坚持认为行为和信念必须一致的话。似要是一个人能够——而道家流氓也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够——区分分两者的话，根本就没有虚伪不虚伪一说。

这也不是愤世嫉俗。因为愤世嫉俗包含着一丁点痛苦和怨恨，这可能导致狄俄尼索斯式叛逆者的精神醉酒，但在流氓那里却行不通。一个真正的流氓在精神成长中走得比离经叛道之土或隐者都要远。他很诙谐，不会自高自大。事实上，如果说他的内心不受他的外在行为的影响的话，他的外在行为也有实际的自主权。他可能机械行事，意识不对此作出任何评估。道家流氓甚至可以像天真的孩童或老练的演员那样现场发挥，一边表演一边流露出发自内心的快乐。他不但珍惜内心的自由和纯洁，也珍惜这种快乐。

所以，道家流氓是好伙伴。他既然已经选择与凡人为伴，那他就不会让人失望。他牢牢地锁住内心世界，但他不想让別人不安。他可以立刻融入大众，开开心心地又跳又唱，有时流于享乐。

我们的流氓高高兴兴地从众，而且不加分别地从众。所有一切都是形式，这一种形式同那一种形式差不多。所以最方便的做法就是一概遵从。毫无疑问，流氓的这种不加分别的从众是中国的许多风俗和形式即使在意义荡然无存的情况下仍得以流传至今的原因之一。

然而，一个流氓从众者不是真正的从众者。他内心的价值观和尺度仍保持独立不灭。尽管每一个中国人都继承了儒家的无数繁文缛节，他的心灵仍像空中的飞鸟一样自由。毕竟，如果一个人只把形式当成形式，就算有数不清的形式又怎么样呢？

（林同济著，许纪霖、李琼编《天地之间：林同济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