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篇 宗教篇_章太炎：佛法应务，即同老、庄
章太炎：佛法应务，即同老、庄
若专用佛法去应世务，规划总有不周。若借用无政府党的话，理论既是偏于唯物，方法实在没有完成。唯有把佛与老、庄和合，这才是“善权大士”，救时应务的第一良法。
佛法本来称出世法，但到底不能离世间法。试看小乘律中，盗金钱五磨酒，便算重罪，也不过依着印度法律。大乘律脱离法律的见解，还有许多依着寻常道德。这且不论，但说三界以外，本来没有四界，虽说出世法，终究不离世间。精细论来，世间本来是幻，不过是处识种子所现，处识见《摄大乘论》。有意要离脱世间，还是为处识幻相所蔽。所以断了所知障的人，证见世间是幻，就知道世间不待脱离。所以“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两句话，是佛法中究竟的义谛。其中还有一类，《大乘入楞伽经》唤作菩萨一阐提，经中明说“：菩萨一阐提，知一切法本来涅槃，毕竟不入。”像印度的文殊、普贤、维摩诘，中国的老聃、庄周，无不是菩萨一阐提。这个菩萨一阐提发愿的总相，大概是同；发愿的别相，彼此有异。
原来印度社会和平，政治简淡，所以维摩诘的话，不过是度险谷、设医药、求饥馑几种慈善事业。到东方就不然，社会相争，政治压制，非常的猛烈。所以老、庄的话，大端注意在社会政治这边，不在专施小惠，振救贫穷。连兼爱偃兵几句大话，无不打破。为什么缘故呢？兼爱的话，这是强设一种兼爱的条例。像《墨子天志》篇所说，可以知其大概。若有一人一国违了天志，这个人就该杀，这个国就该灭，依然不能纯用兼爱。又像那基督教也是以博爱为宗，但从前罗马教皇代天杀人，比政府的法律更要残酷。所以庄子见得兼爱就是大迂。又说“为义兵”，就是“造兵之本”。这真是看透世情，断不是煦煦为仁，孑孑为义的见解了。大概世间法中，不过平等二字。庄子就唤作“齐物”。并不是说人类平等、众生平等。要把善恶是非的见解，一切打破，才是平等。原来有了善恶是非的见，断断没有真平等的事实出来。要知发起善恶，不过是思业上的分位。庄严论说的“许心似二现，如是似贪事，或似于信事，无别善染法”。至于善恶是非的名号，不是随顺感觉所得，不是随顺直觉所得，只是心上先有这种障
碍，口里就随了障碍分别出来。
世间最可畏的，并不在“相”，只是在“名”。《楞伽》、《般若》多说到字平等性、语平等性。老、庄第一的高见，开宗明义，先破名言。名言破了，是非善恶就不能成立。《齐物论》说的：“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是以无有为有。”分明见得是非善恶等想，只是随顺妄心，本来不能说是实有。现在拿着善是非的话，去分别人事，真是荒唐缪妄到极处了。老子说的“常善救人，故无弃人。人之不善，何弃之有！”并不是说把不善的人救成善人，只是本来没有善恶，所以不弃。但这句话，与近来无政府党的话，大有分别。老、庄也不是纯然排斥礼法，打破政府。老子明明说的“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又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为天下浑其心，圣人皆孩之。”意中说只要应合人情，自己没有善恶是非的成见。所以老子的话，一方是治天下，一方是无政府，只看当时人情所好，无论是专制，是立宪，是无政府，无不可为。仿佛佛法中有三乘的话，应机说法。老子在政治上也是三乘的话，并不执着一定的方针，强去配合。一方说：“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是打破宗教；一方又说：“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又是随顺宗教。所以说“不善者吾亦善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并不是权术话，只是随顺人情，使人人各如所愿罢了。
再向下一层说，人心虽有是非善恶的妄见，惟有客观上的学理，可以说他有是有非；主观上的志愿，到底不能说他有是有非。惟有无所为的未长进，可以说是真善真恶；有所为的长进，善只可说为伪善，恶也只可说为伪恶。照这样分别，就有许多判断，绝许多争论，在人事上岂不增许多方便么？
兄弟看近来世事纷纭，人民涂炭，不造出一种舆论，到底不能拯救世人。上边说的，已略有几分了。最得意的，是《齐物论》中“尧伐三子”一章“：昔者，尧问于舜曰‘：我欲伐宗、脍、胥敖，南面而不释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犹存乎蓬艾之间。若不释然，何哉？昔者十日并出，草木皆照，而况德之
进乎日者乎！”据郭象注，蓬艾就是至陋的意思。物之所安，没有陋与不陋的分别。现在想夺蓬艾的愿，伐使从己，于道就不弘了。庄子只一篇话，眼光注射，直看见万世的人情。大抵善恶是非的见，还容易消去。文明野蛮的见，最不容易消去。无论进化论政治家的话，都钻在这个洞窟子里，就是现在一派无政府党，还看得物质文明是一件重要的事，何况世界许多野心家？所以一般舆论，不论东洋西洋，没有一个不把文明野蛮的见横在心里。学者著书，还要增长这种意见，以至怀着兽心的强国，有意要并吞弱国，不说贪他的土地，利他的物产，反说那国本来野蛮，我今灭了那国，正是使那国的人民获享文明幸福。这正是尧伐三子的口柄。不晓得文明野蛮的话，本来从心上幻想现来。只就事实上看，什么唤做文明？什么唤做野蛮？也没有一定的界限，而且彼此所见，还有相反之处。所以庄子又说没有正处，没有正味，没有正色。只看人情所安，就是正处、正味、正色。易地而施，却像使海鸟啖大牢，猿猴着礼服，何曾有什么幸福！所以第一要造成舆论，打破文明野蛮的见，使那些怀挟兽心的人，不能借口。任便说我爱杀人，我最贪利，所以要灭人的国，说出本心，倒也罢了。文明野蛮的见解，既见打破，那边怀挟兽心的人，到底不得不把本心说出，自然没有人去从他。这是老、庄的第一高见。就使维摩诘生在今日，必定也主张这种议论，发起这种志愿，断不是只说几句慈善事业的话，就以为够用了。
若专用佛法去应世务，规划总有不周。若借用无政府党的话，理论既是偏于唯物，方法实在没有完成。唯有把佛与老、庄和合，这才是“善权大士”，救时应务的第一良法。至于说到根本一边，总是不住涅槃，不住生死，不住名相，不生分别。像兄弟与诸位，虽然不曾证到那种境界，也不曾趣入“菩萨一阐提”的地位，但是“闻思所成”，未尝不可领会“；发心立愿”，未尝不可宣言。《维摩诘经》所说的“虽观诸法不生而入正位，虽摄一切众生而不爱著，虽乐远离而不依身心尽，虽行三界而不坏法界性”。难道我辈就终身绝望么？
（中国哲学编辑部编《中国哲学》第6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