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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 宗教篇_章太炎:佛法应务,即同老、庄

章太炎:佛法应务,即同老、庄

若专用佛法去应世务,规划总有不周。若借用无政府党的话,理论既是偏于唯物,方法实在没有完成。唯有把佛与老、庄和合,这才是“善权大士”,救时应务的第一良法。

佛法本来称出世法,但到底不能离世间法。试看小乘律中,盗金钱五磨酒,便算重罪,也不过依着印度法律。大乘律脱离法律的见解,还有许多依着寻常道德。这且不论,但说三界以外,本来没有四界,虽说出世法,终究不离世间。精细论来,世间本来是幻,不过是处识种子所现,处识见《摄大乘论》。有意要离脱世间,还是为处识幻相所蔽。所以断了所知障的人,证见世间是幻,就知道世间不待脱离。所以“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两句话,是佛法中究竟的义谛。其中还有一类,《大乘入楞伽经》唤作菩萨一阐提,经中明说“:菩萨一阐提,知一切法本来涅槃,毕竟不入。”像印度的文殊、普贤、维摩诘,中国的老聃、庄周,无不是菩萨一阐提。这个菩萨一阐提发愿的总相,大概是同;发愿的别相,彼此有异。

原来印度社会和平,政治简淡,所以维摩诘的话,不过是度险谷、设医药、求饥馑几种慈善事业。到东方就不然,社会相争,政治压制,非常的猛烈。所以老、庄的话,大端注意在社会政治这边,不在专施小惠,振救贫穷。连兼爱偃兵几句大话,无不打破。为什么缘故呢?兼爱的话,这是强设一种兼爱的条例。像《墨子天志》篇所说,可以知其大概。若有一人一国违了天志,这个人就该杀,这个国就该灭,依然不能纯用兼爱。又像那基督教也是以博爱为宗,但从前罗马教皇代天杀人,比政府的法律更要残酷。所以庄子见得兼爱就是大迂。又说“为义兵”,就是“造兵之本”。这真是看透世情,断不是煦煦为仁,孑孑为义的见解了。大概世间法中,不过平等二字。庄子就唤作“齐物”。并不是说人类平等、众生平等。要把善恶是非的见解,一切打破,才是平等。原来有了善恶是非的见,断断没有真平等的事实出来。要知发起善恶,不过是思业上的分位。庄严论说的“许心似二现,如是似贪事,或似于信事,无别善染法”。至于善恶是非的名号,不是随顺感觉所得,不是随顺直觉所得,只是心上先有这种障

碍,口里就随了障碍分别出来。

世间最可畏的,并不在“相”,只是在“名”。《楞伽》、《般若》多说到字平等性、语平等性。老、庄第一的高见,开宗明义,先破名言。名言破了,是非善恶就不能成立。《齐物论》说的:“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是以无有为有。”分明见得是非善恶等想,只是随顺妄心,本来不能说是实有。现在拿着善是非的话,去分别人事,真是荒唐缪妄到极处了。老子说的“常善救人,故无弃人。人之不善,何弃之有!”并不是说把不善的人救成善人,只是本来没有善恶,所以不弃。但这句话,与近来无政府党的话,大有分别。老、庄也不是纯然排斥礼法,打破政府。老子明明说的“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又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为天下浑其心,圣人皆孩之。”意中说只要应合人情,自己没有善恶是非的成见。所以老子的话,一方是治天下,一方是无政府,只看当时人情所好,无论是专制,是立宪,是无政府,无不可为。仿佛佛法中有三乘的话,应机说法。老子在政治上也是三乘的话,并不执着一定的方针,强去配合。一方说:“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是打破宗教;一方又说:“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又是随顺宗教。所以说“不善者吾亦善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并不是权术话,只是随顺人情,使人人各如所愿罢了。

再向下一层说,人心虽有是非善恶的妄见,惟有客观上的学理,可以说他有是有非;主观上的志愿,到底不能说他有是有非。惟有无所为的未长进,可以说是真善真恶;有所为的长进,善只可说为伪善,恶也只可说为伪恶。照这样分别,就有许多判断,绝许多争论,在人事上岂不增许多方便么?

兄弟看近来世事纷纭,人民涂炭,不造出一种舆论,到底不能拯救世人。上边说的,已略有几分了。最得意的,是《齐物论》中“尧伐三子”一章“:昔者,尧问于舜曰‘:我欲伐宗、脍、胥敖,南面而不释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犹存乎蓬艾之间。若不释然,何哉?昔者十日并出,草木皆照,而况德之

进乎日者乎!”据郭象注,蓬艾就是至陋的意思。物之所安,没有陋与不陋的分别。现在想夺蓬艾的愿,伐使从己,于道就不弘了。庄子只一篇话,眼光注射,直看见万世的人情。大抵善恶是非的见,还容易消去。文明野蛮的见,最不容易消去。无论进化论政治家的话,都钻在这个洞窟子里,就是现在一派无政府党,还看得物质文明是一件重要的事,何况世界许多野心家?所以一般舆论,不论东洋西洋,没有一个不把文明野蛮的见横在心里。学者著书,还要增长这种意见,以至怀着兽心的强国,有意要并吞弱国,不说贪他的土地,利他的物产,反说那国本来野蛮,我今灭了那国,正是使那国的人民获享文明幸福。这正是尧伐三子的口柄。不晓得文明野蛮的话,本来从心上幻想现来。只就事实上看,什么唤做文明?什么唤做野蛮?也没有一定的界限,而且彼此所见,还有相反之处。所以庄子又说没有正处,没有正味,没有正色。只看人情所安,就是正处、正味、正色。易地而施,却像使海鸟啖大牢,猿猴着礼服,何曾有什么幸福!所以第一要造成舆论,打破文明野蛮的见,使那些怀挟兽心的人,不能借口。任便说我爱杀人,我最贪利,所以要灭人的国,说出本心,倒也罢了。文明野蛮的见解,既见打破,那边怀挟兽心的人,到底不得不把本心说出,自然没有人去从他。这是老、庄的第一高见。就使维摩诘生在今日,必定也主张这种议论,发起这种志愿,断不是只说几句慈善事业的话,就以为够用了。

若专用佛法去应世务,规划总有不周。若借用无政府党的话,理论既是偏于唯物,方法实在没有完成。唯有把佛与老、庄和合,这才是“善权大士”,救时应务的第一良法。至于说到根本一边,总是不住涅槃,不住生死,不住名相,不生分别。像兄弟与诸位,虽然不曾证到那种境界,也不曾趣入“菩萨一阐提”的地位,但是“闻思所成”,未尝不可领会“;发心立愿”,未尝不可宣言。《维摩诘经》所说的“虽观诸法不生而入正位,虽摄一切众生而不爱著,虽乐远离而不依身心尽,虽行三界而不坏法界性”。难道我辈就终身绝望么?

(中国哲学编辑部编《中国哲学》第6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