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篇 问学篇_毛子水：怎样读中国古书？

毛子水：怎样读中国古书？

毛子水（1893—1988），名准，字子水，祖籍浙江衢州江山县，被誉为五四时代“百科全书式学者”。其一生著作丰富，包括理论、修养、科学、教育、儒学、时评、图书、人物、杂文等方面，大部分收录于《毛子水全集》中。

用怎样一种态度去读古书？要有什么预备？从何处读起？

本文所谓“中国古书”，是指旧时所谓经、史、子、集四部里的书籍而言。本文的目的，是要向一个普通自修的人告语，并不是要为专治“国学”的人说法。本文只是指示读中国古书的门径，实在是“门径的门径”！一个专治国学的人，对于他所专修的学术，或已升堂入室，自然用不着这种启发初学的话了。我常想，有许多读过中学而没有机会进大学的人，尽有许多要于暇时泛览我国旧时的书籍的。但用怎样一种态度去读古书？要有什么预备？从何处读起？像这样的问题，或许是这种青年人或中年人所希望得到解答的。本文，就是这些问题的一种解答。

因为要谈到读我国古书的态度，所以先泛论读书的目的。我赞成凡是一个可以闲居度日或能够赚钱维持生活的人都划出一部分时间来读书。这种读书，不是因为可以赚更多的钱，或得到更好的位置，或者可以成名。这些东西，名、利、地位，在我的心目中，只要是用正当的方法得来的，并不是要不得的；我亦并不反对别人从勤读的功夫取得这些东西，因为这到底是一种最正当的方法。但就我个人言，与其为了多赚钱而读书，我宁可抱着“衣食才足甘长终”的态度，不去翻书本了。至于名誉和地位，我以为更值不得读书的苦功。

依我的意思，读书的最正当目的就是为满足自己的求知欲，为消磨自己的时光，为了要生活得好一点。满足求知欲，理由明显，无须多说。消磨时光，是读书最普通的用处；在各种消磨时光的方法中，读书似是最有益而最无害的一种。但读书最高的目的，是在得到一个较好的生活。这里的“较好的生活”，并不是专指“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而言；如果专指这件事情而言，那就和上节的“多赚钱”同意义了。这里所谓“较好的生活”，乃是说“生活得合理一点”或“生活得快乐一点”。它可以把“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当作偶然的运气，但这件事情并不是它主要的成分。

读书怎么能够使生活合理一点呢？读书可以使我们学得较好的生活习惯，可以使我们懂得较高尚的人生观。所谓生活习惯，是包括行为和做事的方法而言。凡先哲的嘉言懿行，记在书册中的，都可以使我们学到生活上较好的习惯，只要我们决心去学。至于较高尚的人生观，固然多由慎思明辨而得；但慎思明辨，自然要以多读书为根柢。

现在我们可以讲到读中国古书的旨趣了。

为了要生活得好一点而读书，就普通讲，应该读现代的书，本国的或外国的。近代科学的进步，非特使物质文明成为三百年前的人所梦想不到的，亦使伦理和政治的观念和三百年前的大不相同。生活在现代这个世界里，

应当有现代世界上关于各种事物最纯正最合理的知识，方能生活得合理。譬如要做一个民主国家的官吏或公民，须真正懂得民主的道理才能做得好。所以对于一个现代的国民，现代知识最为重要。这种现代知识，自然只能从现代书籍里去求。

但是一切知识，差不多在数千年前即已发端。这非特伦理和政治的学说这样，即自然科学亦是这样。我们若能穷本寻源，岂不是一大快事！自然科学的进步，愈来愈快，除了少数专门研究科学史的人以外，我们固应当偏重知今而不重知古。伦理和政治科学的进步，比较的要小得多；而且有许多学说，我们非十分明了过去的历史，便不能了解它的现在。所以就伦理和政治科学言，我们应把我国古时的书籍和现代人的著作看得一样重要。

若以读书为消遣计，我们自当以个人的嗜好为主，更没有所谓“古书”和“今书”的区别了。

若以读书为满足求知欲计，则书籍的价值，更随我们的兴趣为转移。如我们要明了我们民族已往的事迹和文化，则所有中国的古书都可以资我们的渔猎，都是我们必要的材料，不仅世俗所谓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才是我们所必要的书籍。不容说，在这个大范围里，更有若干大小不同的区分。如要知道汉代的事情，则《史记》、《汉书》和《后汉书》自然是最重要的书籍；如要知道元代的事情，则《元史》和《元秘史》俱是要籍而前三史便没有十分大用了。（《匈奴传》等，对研究元史的人自然亦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从上面这个很简略的讨论，我们自可以得一种读我国古书正当的态度了。不过一个人读本国古书，往往另外有一种情操。我且节录一篇章太炎先生的书札以作本段的结束：

“……自周孔以逮今兹，载祀数千，政俗迭变。凡诸法式，岂可施于晚近；故说经者所以存古，非所以适今也。先人手泽，贻之子孙，虽朽蠹粗劣者，犹见宝贵；若曰‘尽善’则非也。……《毛诗》、《春秋》、《论语》、荀卿之录，经纪人伦，平章百姓，训辞深厚，定为典常。然人事百端，变易未艾；或非或韪，积久渐明。岂可定一尊于先圣！……旧国旧都，望之畅然；不见古人，我心蕴结。则故书雅记之所以当治，非谓是非之论尽于斯也。”

这些话实在是不易的格言。非特不喜欢读中国古书的人须以为箴言，喜欢读中国古书的人更当以为座右铭。

讲到读中国古书的预备，我们实在比宋明的人便当得多。读古书的工具，古代的语言文字和典章制度的知识，我们承袭了近三百年学人的遗产，比宋明人的好得多了。举例来说，在文字上，我们有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可以翻检，是清代以前的读书人所不能享有的福分。当然，在朱骏声以后，有许多语言学和文字学上的发明，是乾嘉以前的士人所不能利用的。至于典章制度，因为近来古器物的发见，我们知道的比数百年以前的人自然要多得多。所以我们可以说，只要能够利用近代单人研究的结果，我们对于我国古书的了解，非特此汉唐的人要多，即比清代的儒者亦要多。问题只在我们

能够利用这种结果与否。

普通讲起来，语言文字比典章制度还要重要一些。就语言文字讲，一个要读古书的人，只要读了一本普通的文字学，略识转注假借的义例，便能够利用《说文通训定声》那一类的书籍了。近代古文字学上的发见，足以补正朱氏的书的越多，可惜还没人搜集这些材料合为一书的。在没有这种“字典”以前，一个读古书的人，若有一部《辞海》，尽足够寻常的检查了。若遇十分疑难的字句，甚可用通信的方法以求教于专家的。

最后的问题：我国四部古籍，浩如烟海，从何处读起呢？这当然要看各人读书的志趣而定。我国先哲把学问分作三大类：一是义理，二是辞章，三是考据。以现代的名词讲，就是哲学（包括科学）、文学、和历史。这个分法，在西洋开始于英儒培根，在中国则可溯源至刘歆。（《六艺》、《诸子》、《诗赋》三略，便是培根的学问的三大类，但细节的出入，异同甚多，不能详列。）我国最古的书，如《易经》及周秦诸子可以说是属于哲学的；《诗经》和《楚辞》则属于文学的；《尚书》、《春秋》和《礼记》、《周礼》等，则属于历史的。一个读古书的人，如兴趣在文学，尽可先读《诗经》、《楚辞》，再历览秦汉以后的文章；如志在哲学，自可先读周秦诸子和易经，再研讨汉以后哲学家的著作；如志在历史，自可先读《尚书》、《左传》、《国语》和《史记》等书，然后遍观诸史。当然，这不过就大概言；古书的研读，亦难有一定的次序的（。读五经的次序，似以《诗》——《书》——《易》——《左传》——《礼》为好；读《左传》能先读诗、书、易，比较容易懂。）

但在我国古书中，头一部要读的，还应是论语。这部书是孔子的门人或门人的门人记载孔子的言行的。这是一部属于义理的书，属于辞章的书，属于考据的书。属于义理，是因为记载孔子对于各种人生问题的意见；属于考据，是因为这就是一部最古的孔子传；属于辞章，是因为这是二千多年以来一种最能传真的对话录。在我国书籍里，只有这部书可以和耶教国家的《圣经》相比。

读古书自然应当讲究读什么板本的或什么注解的。二十余年前出版的《书目答问补正》一书，可供参考。可惜这书太老了，且又不是为纯粹初读古书的人作的。在本文里，我当然不能详列各种便于初学的书目。（如一个读古书的人要知道他所要读的书应读什么版本或有什么人的注解的，尽可致函中国图书馆协会或国立中央图书馆参考部请求指示。）但我可以告诉读者一个原则，就是古书的注解，通常以愈后出的愈好。如此屈万里的《诗经释义》（中央文物供应社出版），既便初读《诗经》的人，解释又胜前贤，是一部极好的书。我们希望他的《诗经释义》亦是这样的。我们更希望其他的我国古书，亦有新出的注解本可以和屈君的《诗经释义》同列的。（陈槃君的《学庸今释》，采集古今贤哲的义训，附以自己的见解，极为精审，惜嫌稍繁。）

（胡道静主编《国学大师论国学》，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