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篇 艺文篇_周汝昌：诗的存在（节选）

周汝昌：诗的存在（节选）

周汝昌（1918—2012），字禹言、号敏庵，后改字玉言，别署解味道人，曾用笔名念述、苍禹等，天津人。他是著名红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诗人、书法家，新中国红学研究第一人、当代“红学泰斗”。著有《红楼梦新证》、《曹雪芹传》、《石头记会真》、《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千秋一寸心》等。

诗，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来说，不仅仅存在于“诗歌”这一块园地里，它遍被于艺术的世界，“渗透”在每个艺术分类中。

诗在哪里？“在诗集子里。或者在选注本中，在报刊杂志的诗歌栏内。”这固然不错。只是太狭了些，太拘泥于形迹了。

诗，涵怀于我们的广阔的艺海中，几乎是无往而不在。

诗，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来说，不仅仅存在于“诗歌”这一块园地里，它遍布于艺术的世界，“渗透”在每个艺术分类中。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种话，艺苑文坛的人是烂熟的了。怎么讲呢？很简单，不就是这个里头有那个的成分、那个里头又有这个的成分吗？这原也不错。不过，在我们的传统艺术理论看来，中国画不止是其中“有”诗，画的就“是”诗。

易言之，诗是语言文字的诗，画是线条、色彩的诗。推之，音乐，对我们来说，也就是声音旋律的诗；曲艺是说唱的诗，戏剧是念、唱、做、打，综合音乐、舞蹈、画面、雕塑（一种“立体的画”），熔之于一炉的诗。没有诗，这种上述的艺术品种，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那些民族形式，将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不会是中国绘画、中国歌曲、中国戏剧这个样子的。

四十年前，在大学读西语系，一次在系主任——一位美国女士家里，谈起诗，那时我从一个“大孩子”式的天真出发，未免“夜郎自大”地夸耀起我们中国的古典诗是如何的高超美妙来。这时，在座的另一位美国女教师（好像是教经济学的）问我说：“你们古代的那种诗，除了一些小小的感情的图画之外，还有什么伟大的作品呢？”我当时意气甚盛，听了不大受用，驳了几句，她还“将”一“军”：“你们就没有史诗！”

这下子，我被她问“倒”了。因为我们确实“没有”史诗呀，硬证面前就难以强词夺理，但心里说：“你哪里能懂中国诗？史诗，史诗，难道只有它才是‘伟大’的？要说史诗．中国不是‘没有’，那就是太史公的《史记》！那是一部真正伟大的史诗。你能懂这些吗？”为了礼貌，嘴

里没说出来，心中赌着一口气。

事后想，莫要怪她，她到底是道着了一层真理：一点不错，我们中国古典诗主要是“小小的感情的图画”（恰好也是“诗中有画”了呀！），翻译成普通词语，就是篇幅不是太长的抒情诗。

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无法懂得中国的诗，也就难于懂得中国的其他艺术。

上文所讲的，实际就是说，中国艺术的一大特色，就在于从其素质来看，无不具有极为浓厚而又十分凝炼的抒情诗的“气质”在。

我们的祖宗，很会写诗，一部诗总集那么早就出现了，这部名字就叫《诗》的总集，虽然后来被经典化了，加上了“经”字，但它的最主要的本质也还是“小小的感情的图画”。我们古代把韵文分为两大类，西晋的陆机在《文赋》中早就作出了概括，指明这两大类之一是“缘情”的诗，另一是“体物”的赋。可见，“诗”与“情”是不可分的，换言之，我们的诗从早就是抒情体。汉人的赋，果然是“体物”之作，比如“三都”、“两京”这些描绘诸大都会的赋，有人甚至说是“类书”和“词典”，但是这种赋“生活”的时期确实不久，很快就“变了质”。魏晋六朝，赋的“缘情”的成分越来越浓，曹子建的《洛神赋》，陶渊明的《闲情赋》。谁也不会承认它们还是“体物”之作，说它们是另一种形式的抒情诗，才更为得实。六朝的一些极精彩的小赋，如《别赋》、《恨赋》、《月赋》、《雪赋》，形似赋物，实则满篇都是情致，与汉赋迥异其趣。这就是，因情而写景，写景是为抒情。“情”“景”交融，“诗”“画”合一。这条线，贯串着我们的文学艺术历史。

……我们的曲艺大鼓书，说唱艺术，该以“故事”为主了吧？其实不然。尝听过三位鼓老——刘宝全、白云鹏、金万昌的鼓书。那些段子，看来好像是为了传写历史人物的可歌可泣的事迹，但细一分析，“情节”实在是微乎其微，真正的“主体”，倒是一片唱叹之音，每一段书，都是一篇绝好的抒情诗篇。

我们的戏剧，总该是以“情节”为主了吧？其实又不尽然。拿西洋戏剧的定义概念来“套”我们中国歌剧，往往是似是而非，牵强得很。我们的古典戏，实在也会被外国观众看作是“小小的感情的图画”。我们并非没有过“连台大戏”，要演“三日夜”才完的“全本”，可是，说也奇怪，它们的命运也有点像“汉赋”，剩下来的久经“考验”、千锤百炼、百观不厌的许多名戏，实际上却是今天连外国人也知道称呼的“折子

戏”。道理安在？说我们中国人、中华民族天生爱看的就是折子戏。像是一种“解释”，但什么问题也没有说明。

我想，原因之一（如果不是全部），可能就也是折子戏者，本来即是“全本”之中最富有“抒情诗的素质”的那些单出，亦即诗意最浓的精华部分。

对刘宝全来说，不但《长坂坡》是唱叹的诗，就连《闹江州》也是诗，“故事性”始终不是主体的东西。白、金二老的“红楼段子”，那就更不待言了，那真是绝妙的一篇篇的唱出来的抒情诗。《女起解》，有什么“情节”好瞧呢？一个老“长解”差人，一个沦落不幸的妓女，只此二人，绝少“动作”、“热闹”，不过在起解的途中，抒叙了她的情感而已，而观众能为之静坐凝神地“听”它。《夜奔》一出戏，通场只一个“短打”武生，腰横一剑而外绝无任何陪衬；从出场到闭幕，载歌载舞，英风俊骨，尽态极妍，观者满堂，被他一人“吸”住，一动不动，英雄失路，急奔梁山，仓皇窘迫，这是“故事情节”的力量吗？那情节实在“场外”。

所以，女子苏三也好，英雄林冲也好，浑身是胆的赵云也好，鲁莽可爱的李逵也好，《山门》的鲁智深，《弹词》的李龟年……一句话，到了段子活、折子戏里，抒情诗而已。

小说如何？也有抒情诗的素质吗？有的，那就可以举《红楼梦》。曹雪芹写人，个个是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但她们什么模样？你就说不上来，想不出来了。谁能说得出林黛玉到底是怎样一个形象？这正是“写神则生，写貌则死”。曹雪芹写事，也是充满了抒情诗的气息和境界，比如灯伞溪桥、秋窗风雨，或是冷月寒塘、中秋联句，这都容易看到和讲起，问题还不单在这里；曹雪芹实际上处处是运用着诗的手法。如其不然，《红楼梦》的魅力也就不这么大了。

曹雪芹是大诗人。司马迁好像没留下诗句，但我深信他也是大诗人，否则的话，他怎么可能写出那样一种中国式的伟大史书来呢？

还有鲁迅。请读读他的小说，散文，处处有诗在。

“小小的感情的图画”，也对，也大错。像我们文学史上的杜甫，他的一切——无论是“感情”还是“图画”，都不能算“小”。司马迁、曹雪芹、鲁迅，也莫不如此，他们都够大的了，放在世界文学总和上去称量称量就知道。

在我们中国的艺术世界里，诗无往而不在，以上便是证明。

（周汝昌著《诗词赏会（修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