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篇 艺文篇_施蛰存：漫谈古典散文（节选）

施蛰存：漫谈古典散文（节选）

施蛰存（1905—2003），名德普，常用笔名施青萍、安华等，浙江杭州人，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学者，中国“新感觉派”的主要作家之一。著有《品唐诗》、《上元灯》、《将军底头》、《梅雨之夕》、《灯下集》、《北山谈艺录》等。

文章写得好，未必就是文学；但如果是一个好的文学作品，文章大概也是好的。

在古人的观念里，不论中国或外国，文学是个大名。政治、历史、哲学等一切社会科学，都属于文学，其意义等于现在的“文科”。我说“创造文学作品”，实在就是“创作”的全称，也就是creative literature的译名，这是现代人所谓文学。但是，尽管我们用“创造”这个状词来加以区别，在古代文学里，创造文学作品的散文，可以说是不存在的。每一部中国文学史，都从先秦文学讲起，其中的韵文部分是《诗经》和《楚辞》，这是创造文学作品，散文部分讲的是哲学和历史，总的说来全不是创造文学作品。

“古文”这个名词，起于韩、柳古文运动之后，到宋代就确定了意义。古文家所谓古文，是指六朝骈偶文以前的散文，它仍然是一个文体名词，不能理解为古代文学作品，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古代创造文学作品。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不选六经，理由是“尊经”。又不选诸子（包括《论语》、《孟子》），理由是它们属于子家。又不选历史传记，理由是这类文章太多了，“不可胜录”。这三个理由其实都不能成立，他只是基于一个创造文学的观点，认为经、史、子都不是文学散文，所以不选。后来曾国藩选《经史百家杂钞》，从六经、诸子、《左传》选起，以为这些文章都是古文的泉源。他还讥笑姚鼐，既不选史传，为什么又选了《汉书》里的三十八篇奏议和三十四篇诏令。这里就反映了曾国藩对古文观念的理解是古代的文章，而不是文学。姚鼐的观念是把文章和文学作品严格区别开来，他选取《汉书》里的奏议和诏令，是认为它们都是好的议论文，是文学，而不是历史，更不属于经和子。姚鼐这个观念甚至发展到同意刘大櫆的观念，以为名人传记都是历史，只有韩愈的《圬者王承福传》和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才是文人创作的传记文，才是文学作品。

曾国藩把文章和文学混同起来，他以为文章写得好，就是文学。这是一种传统的观念，直到章太炎也还说文学是论文字法式之学。姚鼐以为文学作品在经、史、子以外，这是一个新观念，和我们现在的文学观念一致。但是姚鼐把经、史、子和文学区别得太严，以致他否定了经、史、子中间也可以有文学作品。

我们现在选古代散文，尤其是为了用作教材，应当同时注意到文章和文学两个标准。文章写得好，未必就是文学；但如果是一个好的文学作品，文章大概也是好的。墨子和庄子都是子家（哲学家），墨子的《非攻》是一篇好文章，辩证性很强，但它不能算是一个好的文学作品；庄子的《逍遥游》就不同了，

它是哲学论文，也是文学作品。《非攻》给青年以邃密的理性认识，《逍遥游》给青年以生动的感性认识，它们的语文教育作用是同样的。

所谓“先秦文学”，在散文这方面，实际上并没有一个独立的文学作品。因此我们不得不从经、史、子书中去选择其有文学价值的篇章。近年来，语文教材中常常选录一些神话和寓言，例如《山海经》的“夸父逐日”，《列子》的“杞人忧天”，《吕氏春秋》的“刻舟求剑”等等，这些片段文字，在全文中往往只是用来作为说明一个真理的比喻，其本身是修辞学的资料，不是一个文学作品。我以为如果要选，就应当选其全文，使青年知道说理散文如何运用比喻的手法。如果单单截取一个片段，无论从文学或文章的标准看，都不是适宜的教材，一个主要的理由是它们没有可读性。可读性也是选择语文教材的一个重要标准，我在这里顺便提一提。

两汉四百年，也还是没有创造文学的散文作品。我们只能从《史记》中选取《项羽本纪》，或从《汉书》中选取贾谊的政论文之类，走的还是姚鼐的旧路。王充的《论衡》虽然被列入子家，它的文章风格已接近了随笔，可以算是一部有文学意义的散文了。从东汉晚期开始，逐渐出现了创造文学的散文，它们的作者既非历史学家，也非哲学家，而是文学家。范晔的《后汉书》在《儒林传》之外加出了一卷《文苑传》，就说明了这一种文学史的发展情况。

陆机的《吊魏武文序》，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序》、《五柳先生传》，都是文学散文的名篇，尤其是《桃花源诗序》，后人把它裁篇单行，改题为《桃花源记》，可以说是游记文的嚆矢。恰在陶渊明的时候，诗歌领域中出现了鲍谢的山水诗，正如刘彦和所谓“老庄告退，山水方滋”。不久以后，北魏的郦道元开始作《水经注》。这是一部地理书，但是他大概受到山水诗的影响，在叙述地形水道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加以描绘。我们喜欢选读他的《江水》篇中叙述巴东三峡的那几段，因为它们已超出地理书的体制，成为文学的散文了。

南北朝时代，文风浮靡，作家喜欢用骈词俪句，有许多好文章，不能算是散文，例如《登大雷岸与妹书》。另一方面，那时新出了许多佛经的译本，造成了一种新的文体。它不用骈俪排偶的句法，但几乎全用四言句，非常整齐。“如是我闻”、“作如是说”、“一时佛在王舍城”，这种句子结构，又都不是先秦以来汉语所固有。这种文体，不能说是骈文，也并不散，但我们只能说是一种新兴散文。从文体观念讲，我以为这种文章也应让青年见识见识。如果从《杂阿含经》、《杂比喻经》中选取几个“因缘”，那么也照顾到了文学观念，因为它们原本是梵语文学。

唐代的诗歌创作，很早就革除了梁陈宫体诗。从陈子昂到王、孟、李、杜，奠定了—代诗风。但在散文这方面，却没有跟上。我们要待到中唐晚期，才能看到散文的繁荣气象。韩愈的赠序文，柳宗元的游记文，白居易、元稹的论诗书信，都是写得好的散文。此外，刘禹锡

、孙樵、沈亚之、陆龟蒙等人，也各有几篇卓越的散文。可是，如果我们用文体观念来选唐代散文，则最好的散文应该是那些传奇文了。

随笔、题跋、诗话，是兴起于宋代的新型散文。作者偶有所感，随手写来，便是名言妙语；使读者感到亲切自然，天机活泼。苏东坡的《志林》、洪迈的《容斋随笔》、葛立方的《韵语阳秋》、刘克庄的《后村题跋》，我以为都是极好的文学读物。苏东坡的《记承天夜游》、黄山谷的《龙井题名》，久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不过这一类散文，篇幅都很短，选读一二篇，如食江瑶柱，嫌其味少。选宋人散文，一般都以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为殿，这是爱国主义和民族革命意识的文章，有思想教育作用。我想再推荐一篇谢皋羽的《西台恸哭记》，文学气息似乎更浓厚些。

明代晚期出现了以钟伯敬、谭友夏、袁中郎兄弟为首的公安、竟陵文派，他们反对前后七子所倡导的“泥美人”式的唐诗，归有光、唐顺之所倡导的唐宋八家古文义法。他们主张写诗作文不要受人束缚，不要墨守各种条条框框；要发抒自己的性灵，要作自然流露的由衷之言。这些意见，在当时是有其斗争目标的，不能说不是一种新的、积极的文艺思潮。30年代，林语堂曾为公安竟陵派大事宣扬，还办了一个刊物《人间世》来提倡性灵文学，闲适小品。当人民大众正在作反封建、反帝、反法西斯的紧张斗争的时候，他悠悠忽忽地提倡这一派文学，未免与时代的脉搏不相应合，因而很受到以鲁迅为首的革命作家的批判。

我们现在对公安竟陵文派的态度是还他们以文学史的地位，肯定他们在当时的进步意义。他们的诗文，也有其特色，尤其是散文，在游记、题跋、评论、书简这些方面，和当时那些古文家的酸文、迂文比起来，确曾使人耳目一新，知道真的文学，在此不在彼。至于他们的末流，文风趋于艰涩怪僻，招致了另一个反对派。这是每一个新的文学运动必然的历程，在韩柳古文运动影响之下，不是也出现过樊宗师《绛守居园池记》那样的怪文吗？

我们还该注意到，与公安竟陵文派桴鼓相应的，有一个“卓吾老子”（李贽）。此人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以一人之力，猛烈地批判了宋儒理学，甚至一直批到孔孟，获得广大知识分子和市民的拥护，动摇了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的阵脚，使得翼卫圣教的封建统治阶级不得不把他瘐死。李卓吾的文学观念是和公安竟陵派一致的。他的文章，也是直抒胸臆，深入浅出，我们也应当选他几篇作为侧重于思想教育意义的明代散文之一格。

从晚明到清初，有一百多年时间，公安竟陵派虽然受到非议和抨击，却仍然有潜在的影响。从张宗子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到李笠翁的《闲情偶寄》，这期间很有些文学趣味极高的散文。李流芳的题画小文，给金冬心开了法门。施耐庵的《水浒传序》，据说是出于金圣叹之手，也是数一数二的好文章。

（《施蛰存全集》第3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