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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艺文篇_朱光潜:文学的趣味(节选)

朱光潜:文学的趣味(节选)

朱光潜(1897—1986),笔名孟实、盟石,安徽省桐城人,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中国现代美学奠基人。著有《朱光潜选集》、《悲剧心理学》、《无言之美》、《谈美》、《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等。

活的趣味时时刻刻在发现新境界,死的趣味老是囿在一个窄狭的圈子里。

在这里我们会起疑问:文艺有好坏,爱憎起于好坏,好的就应得一致爱好,坏的就应得一致憎恶,何以文艺的趣味有那么大的分歧呢?你拥护六朝,他崇拜唐宋;你赞赏苏辛,他推尊温李,纷纭扰攘,莫衷一是。作品的优越不尽可为凭,莎士比亚、布莱克、华兹华斯一般开风气的诗人在当时都不很为人重视。读者的深厚造诣也不尽可为凭,托尔斯泰攻击莎士比亚和歌德,约翰生看不起弥尔顿,法朗士讥诮荷马和维吉尔。这种趣味的分歧是极有趣的事实。粗略地分析,造成这事实的有下列几个因素:

第一是资禀性情。文艺趣味的偏向在大体上先天已被决定。最显著的是民族根性。拉丁民族最喜欢明晰,条顿民族最喜欢力量,希伯来民族最喜欢严肃,他们所产生的文艺就各具一种风格,恰好表现他们的国民性。就个人论,据近代心理学的研究,许多类型的差异都可以影响文艺的趣味。比如在想象方面,“造形类”人物要求一切像图画那样一目了然,“涣散类”人物喜欢一切像音乐那样迷离隐约;在性情方面,“硬心类”人物偏袒阳刚,“软心类”人物特好阴柔;在天然倾向方面,“外倾”者喜欢戏剧式的动作,“内倾”者喜欢独语体诗式的默想。这只是就几个荦荦大端来说,每个人在资禀性情方面还有他的特殊个性,这和他的文艺的趣味也密切相关。

其次是身世经历。《世说新语》中谢安有一次问子弟:“《毛诗》何句最佳?”谢玄回答:“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谢安表示异议,说:“讦谟定命,远猷辰告句有雅人深致。”这两人的趣味不同,却恰合两人不同的身份。谢安自己是当朝一品,所以特别能欣赏那形容老成谋国的两句;谢玄是翩翩佳公子,所以那流连风景,感物兴怀的句子很合他的口味。本来文学欣赏,贵能设身处地去体会。如果作品所写的与自己所经历的相近,我们自然更

容易了解,更容易起同情。杜工部的诗在这抗战期中读起来,特别亲切有味,也就是这个道理。

第三是传统习尚。法国学者泰纳著《英国文学史》,指出“民族”、“时代”、“周围”为文学的三大决定因素,文艺的趣味也可以说大半受这三种势力形成。各民族、各时代都有它的传统,每个人的“周围”(法文milieu略似英文circle,意谓“圈子”,即常接近的人物,比如说,属于一个派别就是站在那个圈子里)都有它的习尚。在西方,古典派与浪漫派、理想派与写实派;在中国,六朝文与唐宋古文,选体诗、唐诗和宋诗,五代词、北宋词和南宋词,桐城派古文和阳湖派古文,彼此中间都树有很森严的壁垒。投身到某一派旗帜之下的人,就觉得只有那一派是正统,阿其所好,以至目空其余一切。我个人与文艺界朋友的接触,深深地感觉到传统习尚所产生的一些不愉快的经验。我对新文学属望很殷,费尽千言万语也不能说服国学耆宿们,让他们相信新文学也自有一番道理。我也很爱读旧诗文,向新文学作家称道旧诗文的好处,也被他们嗤为顽腐。此外新旧文学家中又各派别之下有派别,京派海派,左派右派,彼此相持不下。我冷眼看得很清楚,每派人都站在一个圈子里,那圈子就是他们的“天下”。

一个人在创作和欣赏时所表现的趣味,大半由上述三个因素决定。资禀性情、身世经历和传统习尚,都是很自然地套在一个人身上的,轻易不能摆脱,而且它们的影响有好有坏,也不必完全摆脱。我们应该做的功夫是根据固有的资禀性情而加以磨砺陶冶,扩充身世经历而加以细心地体验,接收多方的传统习尚而求截长取短,融会贯通。这三层功夫就是普通所谓学问修养。纯恃天赋的趣味不足为凭,纯恃环境影响造成的趣味也不足为凭,纯正的可凭的趣味必定是学问修养的结果。

孔子有自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仿佛以为知、好、乐是三层事,一层深一层;其实在文艺方面,第一难关是知,能知就能好,能好就能乐。知、好、乐三种心理活动融为一体,就是欣赏,而欣赏所凭的就是趣味。许多人在文艺趣味上有欠缺,大半由于在知上有欠缺。

有些人根本不知,当然不会盛感到趣味,看到任何好的作品都如蠢牛听琴,不起作用。

这是精神上的残废。犯这种毛病的人失去大部分生命的意味。

有些人知得不正确,于是趣味低劣,缺乏鉴别力,只以需要刺激或麻醉,取恶劣作品疗饥过瘾,以为这就是欣赏文学。这是精神上的中毒,可以使整个的精神受腐化。

有些人知得不周全,趣味就难免窄狭,像上文所说的,被囿于某一派别的传统习尚,不能自拔。这是精神上的短视,“坐井观天,诬天藐小”。

要诊治这三种流行的毛病,唯一的方剂是扩大眼界,加深知解。—切价值都由比较得来,生长在平原,你说一个小山坡最高,你可以受原谅,但是你错误。“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那“天下”也只是孔子所能见到的天下。要把山估计得准确,你必须把世界名山都游历过,测量过。研究文学也是如此,你玩索的作品愈多,种类愈复杂,风格愈分歧,你的比较资料愈丰富,透视愈正确,你的鉴別力(这就是趣味)也就愈可靠。

人类心理都有几分怡性,常以先人为主,想获得一种新趣味,往往须战胜一种很顽强的抵抗力。许多旧文学家不能欣赏新文学作品,就因为这个道理。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起初习文言文,后来改习语体文,颇费过一番冲突与挣扎。在才置信语体文时,对文言文颇有些反感,后来多经摸索,觉得文言文仍有它的不可磨灭的价值。专就学文言文说,我起初学桐城派古文,跟着古文家们骂六朝文的绮靡,后来稍致力于六朝人的著作,才觉得六朝文也有为唐宋文所不可及处。在诗方面我从唐诗入手,觉宋诗索然无味,后来读宋人作品较多,才发现宋诗也特有一种风味。我学外国文学的经验也大致相同,往往从笃嗜甲派不了解乙派,到了解乙派而对甲派重新估定价值。我因而想到培养文学趣味好比开疆辟土,须逐渐把本来非我所有的征服为我所有。英国诗人华兹华斯说道:“一个诗人不仅要创造作品,还要创造能欣赏那种作品的趣味。”我想不仅作者如此,读者也须时常创造他的趣味。生生不息的趣味才是活的趣味,像死水一般静止的趣味必定陈腐。活的趣味时时刻刻在发现新境界,死的趣味老是囿在一个窄狭的圈子里。这道理可以适用于个人的文学修养,也可以适用于全民族的文学演进史。

(朱光潜著《谈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