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史鉴篇_周谷城：历史与现实
周谷城：历史与现实
周谷城（1898—1996），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自1942年起在复旦大学执教，任历史系主任、教务长等职。著有《中国通史》、《论西亚古史的重要性》、《中国社会史论》等。
进步的文学书，能鼓舞人，正确的历史书，不论是古代的、中世的、或近代现代的，都应有这样的鼓舞作用。
历史要联系现实，要为现实服务，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是不错的。更具体一点说，凡教历史课的人，或写历史书的人，首先须替学生或读者讲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使能知道今日中国或今日世界的由来，从而更容易了解今日应走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这该可以说是联系现实的一个意义。其次，今日应走的道路既是社会主义，则随着这条道路有一系列的历史工作要进行。过去写过的历史书要重新写，近代现代许多历史事实要好好的写成书。如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工人运动史、农民运动史、农村发展史、资本主义发展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等，都要依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好好地写出来。这也可以说是联系现实的一个意义。再其次，凡听历史课的人，或读历史书的人，必须从听与读之中，获得阶级斗争的教育，锻炼自己。自从人类社会有了阶级以后，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过程。讲历史课或写历史书的人，都必须把斗争过程讲明，使听者读者，听起来读起来，如同亲身参加阶级斗争一样，获得教育，锻炼自己。进步的文学书，能鼓舞人，正确的历史书，不论是古代的、中世的、或近代现代的，都应有这样的鼓舞作用。这也可以说是联系现实的又一个意义。
就最后这个意义讲，历史似乎是任何人所不能不知道的。然则大学校里，除了历史系的学生外，为什么都不上历史课了呢？不错，
历史系以外的学生也都应该上历史课，只因他们的专业太繁重，无暇及此，只好就拿中学所学过的那一点点儿来作基础。不独历史系以外的学生应该知道历史，就是其他任何人也都应该知道历史。可惜的是他们工作忙，没有机会听历史课或读历史书。然而历史的结论，仍必须从大会的报告中听一听。解放以来，所有大会上的政治性的报告，都无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无不是体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有人说，政治报告不等于历史，这当然不错。但不等于历史，只与历史有别；却是从历史中得出的，实与历史有关。大家学政治，从某一个意义讲，实无异于学历史发展的客现规律。不过历史系的学生，总有一部分，甚至绝大部分将来要负责讲历史课或写历史书，那末今天自不能以听政治课为足够，还必须从结论上溯到每一结论所由得出的过程；因此历史系的课，有中国史的古、中、近、现各段，也有世界史的古、中、近、现各段。然而问题就在这里。古、中、近、现各段都必须研究，那末每一段应该花多少时间和精力才算合理。这就是古今厚薄问题的由来。
这个问题，若从形式上讲，算是解决了，讲授历史的时数是薄古厚今的。例如中国史，以鸦片战争以前为古代，为时约三千余年，两年讲完；鸦片战争以后为近代现代，为时只一百一十余年，也两年讲完。而且头两年所分配的时数比后两年所分配的时数要少些，这不是薄古厚今了吗？然而不然。一百一十余年的近代现代史，所花的时间尽管比三千余年的古代史所花的时间为多，然教者学者仍可以厚古薄今：那就是把这一百一十余年的前半部多讲些，后半部少讲些或根本不讲。据说这是由于怕犯错误：历史愈到现代，讲起来或写起来，愈易犯错误；愈到古代，讲起来或写起来，错误可以愈少些。一位史学界的朋友告诉我说，怕犯错误的思
想相当普遍：近来出版的书，据说出版古代的多，现代的少；关于外国的多，关于中国的少；翻译的多，著作的少；考证的多，说明的少。这可能不完全是事实，但这类倾向，一定是有的。这只能算是逃避现实。在今天还有逃避现实的，那非坚决反对不可。逃避现实出于怕犯错误，固然可以原谅；错误，任何人都不应当避免。不过怕犯错误，而出于逃避现实一途，那却是不能原谅的。因怕犯错误，而努力钻研理论，学习政治，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把自己锻炼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才是正当办法。厚古薄今，钻入故纸堆中，决不是办法。
不过逃避现实的问题如果不存在了，史学工作者都是又红又专的人，都能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钻研历史，或讲授历史课，或编写历史书。那末古今厚薄问题是不是就没有商量之余地了呢？我看还可以商量。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研究历史，但每一段的分量仍可以有多少的不同。在今天，史学工作者应多花些工夫于近代现代史，近代现代许多历史事实，要赶快写成历史书，以符合社会主义的需要。否则社会主义的道路虽确定了，而社会主义的文化环境却没有形成，那将构成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大矛盾。要使上层建筑能为基础服务，必须把近代现代许多历史事实，按需要迫切的程度，赶快写成书。这一工作，非由研究历史的人出来担任不可。研究近代现代史的人，固然要多注意，即原来研究古代史的，也要多注意。任何一个国家，发展到某一阶段，常有其最突出的问题，需要解决。今日中国最突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历史范围内，就是近代现代史上的诸种问题。这些问题得到适当的解决，可读的书也会多起来。史学工作者替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作了些事情，那才算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光明日报》，1958年4月23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