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_回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重庆的一些活动情况

回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重庆的一些活动情况

周竞波

青年工作委员会

抗战时期，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农工党前身）中央在重庆时，我记得负宣传和组织责任的是严信民、郭则沉。1944年下半年，王深林来半山新村后，严、郭负责宣传，王负责组织。1945年4月，罗任一离开北碚皮革厂，协助中央搞一些工作。我回城后，除继续干《中华论坛》发行工作外，他和我常去枇杷山刘某家，参加海员工会小组活动和联系工作。郭则沉任纺织机器厂厂长后，中央的宣传、组织工作就完全由则沉负责。我参加《中华论坛》和纺织机器厂工作，都是他根据组织决定派我去的。

1946年3月，郭则沉将工厂移交工作办完后，回到中央。一天，我到半山新村与他会见时，他谈了工厂移交情况后说：“现在革命形势很好，但斗争很艰巨，我们要加强发展组织工作，增强组织力量，进一步开展革命斗争，促进民主运动的发展，要团结青年参加组织，才能增强组织活力。因此，中央决定成立青年工作委员会。”他要我写《青年工作委员会章程》，宗旨是联系青年，促进团结，互学互励，积极参加民主运动。

1946年5月，在半山新村3号举行了一次青年工作委员会，参加会议的有郭则沉、罗任一、王深林等中央领导同志，还有我、郭仲衡、吴春选、章培毅、张明远等。会议由则沉主持，他谈了青年工作委员会的宗旨和意义后，要求参加会议的同志联系团结和发展青年，增强组织力量，为争取和平民主而努力奋斗。会后，还请庄明远一起聚餐。在大革命时

，庄明远、罗任一、唐午园担任邓演达秘书。同志们请庄明元谈邓先生的革命事迹。他说：“我一生中所认识的人，只有叶希夷（叶挺）和邓先生是我最敬佩的人。我认为邓先生才华出众，文武兼备，坚持革命斗争，无私无畏，他那种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我是永远铭记在心的。”我们听了这些话，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鼓舞！

成立四川省党部

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重庆，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迁回南京，政治中心随之转移，各民主党派亦先后离渝东下，在离渝之前，相继成立地方组织。

罗任一、黄朋豪与通惠公司负责人有关系（黄与邹昌麟是亲戚，罗与刘佛航认识），为了找一商业作基地，筹集组织经费，便由罗、黄介绍通惠公司负责人黄守谦（总经理）、刘佛航（副总经理）、邹昌麟（业务经理）、周海寰（财务经理）、李慧根参加了解放行动委员会。黄朋豪还担任该公司董事。记得王永久（开封银行经理）、周则恂（一煤炭公司经理）、侯立观（一玻璃厂经理）都先后进入通惠公司。

解放行动委员会于1946年5月初（章伯钧8日离重庆前几天）在白象街通惠公司举行四川省党部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章伯钧、严信民、郭则沉、罗任一、王深林、黄朋豪、李如苍，还有我、章培毅、唐万延、张明泛、彭伯通、刘佛航、邹昌麟、周海寰、杨子朴、戴天民、王永久、刘子驿、何芝、侯立观等共40余人。当时黄守谦在上海未参加大会。大会由章伯钧主持，他谈了当时的形势和成立省党部的意义后，便宣布由我、黄朋豪、李如苍、彭伯通

、黄守谦、刘佛航、邹昌麟、周海寰、王永久等9人组成四川省党部。他说中央离开重庆后，四川组织工作就由省党部负责了，并要求积极发展组织，加强组织力量，继续为争取和平民主而努力奋斗。会后聚了餐，共五席，大家相互交谈，气氛活跃。这是在重庆的一次空前盛会。

成立大会的第二天，在通惠轮船公司召开了四川省党部第一次会议，黄朋豪主持，主要讨论分工问题，推选黄朋豪为主任委员，邹昌麟为组织委员，周海寰为宣传委员，我为秘书，并讨论发展组织问题。此后召开了两三次委员会议，讨论进一步发展组织和筹集经费问题。

章伯钧离渝前夕，召集罗任一、黄朋豪和我谈话后，王永久也来了，他是来送伯钧去沪的经费的。罗任一引他去见章伯钧，王出来后，对我们说，现在银根很紧，筹集得不多。

四川省党部成立后，以通惠轮船公司为据点，常与郭则沉、罗任一联系，研究问题，开展工作。不久罗任一去南京任民盟中央总务工作。在发展组织方面，由刘佛航、黄守谦先后介绍了李慧根、汤玉池、钱德新、刘映湘、曾介立、李维馨、杨坤义、吕一苇、周癯仙、田东波参加农工党。

黄守谦曾告诉我，他与杨烈宇在上海时，曾几次与章伯钧会面，并委他们两人为农工党中央财务委员。黄朋豪参加通惠轮船公司工作，因生意折本，也没有为组织筹得经费。我听黄朋豪说，郭则沉在1947年上半年离重庆前，要他筹集旅费也没有办到，过后，还是由庄明远设法筹办的。

（作者周竞波，已故，原系农工党重庆市委顾问。本文成文于1990年）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