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3～2004年）_第三节 国企改革中的减员增效

第三节 国企改革中的减员增效

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经济发展显现出两大特征：一是经济总量gnp以强劲速度持续增长；二是传统国有企业部门经历了改革初期的短暂“繁荣”之后，呈现出较长时期的结构性萎缩。由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存在着一些特有障碍以及调整过程本身固有的时滞，上述两个特征又相继表现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两大现实悖论：一是国民经济宏观总体形势相对健康稳定而企业微观经济效益不容乐观；二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本应增加就业机会，然而却出现了大量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并存在着再就业困难。

而国有企业的冗员数量众多的问题，仅靠国有企业自身是无法解决的，必须要进行社会保障制度等相关配套改革。另外，国有企业承担了很多“企业办社会”的职能，比如学校和医院等，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中约有15%的比例，都是非经营性国有资产。冗员和社会职能成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国有企业参与竞争的重大负担。这些人员和资产，不仅无法为企业带来收益，反而会因为人浮于事降低竞争效率，或是要企业负担其巨额的营运费用。所以，要为企业创造公平的机会，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一是把人员减下来；二是逐步分离本应由政府和社会承担的一些职能。

如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贵州省一直执行“低工资、多就业”的计划用工制度，国有企业职工大量超编，全员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利税率因冗员过多而难以提

高。从1997年开始，企业减员增效作为搞好国有企业的主要措施，在国有企业中普遍推行。为保证企业减员工作的顺利进行，一方面对列入国家计划的减员增效企业给予适当减免银行欠息的照顾；另一方面财政、社会、企业“三家抬”，确保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组织技能培训，帮助转岗再就业。1998年，全省国有企业共有18.57万人下岗，其中7.1万人实现了再就业。有下岗职工的企业普遍建立了再就业服务中心，下岗职工按期领到了基本生活费，按时足额发放了企业离退休职工的养老金。企业减员增效：一是精干主体、分离辅助，即将企业非生产部分和间接辅助部分从企业主体分离出去，面向社会，创收节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二是下岗分流、转岗就业，即按合理用工定额，确定主体职工编制，通过竞争上岗，裁减富余人员，使多数下岗职工向非工产业转移。

减员增效是国有企业改革中一项长期艰巨的工程，同时在市场经济下随着企业的优胜劣汰，经济性裁员也将经常性发生。

武汉重型机床厂始建于1958年，是“一五”时期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属于国家大型企业，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面对市场的激烈竞争，由于跟不上市场的变化，武汉重型机床厂开始落伍了。1996年亏损1953万元，1997年亏损1213万元，1998年亏损了1160万元，1999年亏损1494万元。企

业负债总额达到53187万元，资产负债率达到92.41%，银行累计欠息8000余万元，成为武汉市的严重亏损企业。

面对如此严重的局面，在武汉市有关领导的关怀下，在解决了资金的来源后，企业采取了轻装上阵的重大举措，也就是坚决把富余的人员减下来，因而出现4000余名员工同时与工厂签订下岗分流合同的局面。

这种情况并不是武汉重型机床厂一家所特有的，在国有企业改革浪潮中，有1000多万名员工顺应了市场改革的大潮。人员减少了，国有企业的效益却上去了，武汉重型机床厂后来的发展也充分说明了这点。

1997年，新下岗的国有企业职工在400万以上，历年累计的下岗人员总数超过了1200万人，有400多万人需要政府提供再就业帮助或解决生活困难。这是改革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但到了1999年末，在下岗职工存量数大致没有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再就业工程，已经有450万人成功实现了再就业，而未实现再就业的650万下岗职工中也大约有90%以上可以领到基本生活费。同时，各地的再就业服务中心在这一年为390万下岗职工提供了指导和培训。从1997年到2000年，全国先后有2100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其中1300多万人实现了再就业，100多万人通过企业内部退养等方式得到了安置，95%左右的下岗职工领到了基本生活费，并由再就业服务中心代缴社会保险费。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