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加强公民素养教育：促进公民有序参与的新视角

二、加强公民素养教育：促进公民有序参与的新视角

正如前文分析所言：社会化媒体是指允许用户创造、交流内容并进行互动的在线平台与技术，最常见的形式有论坛、微博、博客、在线视频与社交网络等。随着移动终端的普及，社会化媒体的形式不断丰富，使得人们表达政治的意愿极大地提升。从国内的宜黄事件、厦门px事件、钱云会案、乌坎事件等，到国外的西亚、北非变革，以及伦敦骚乱、占领华尔街运动等，无不彰显社会化媒体在事件发起、组织以及号召等方面的威力。这一系列事件说明，如果无法引导公民有序参与，社会化媒体的动员将使得线上的力量聚集，从而滋生线下的社会群体聚会活动。

（一）公民有序参与之困：失效的有形之手

毋庸置疑，在为促进社会民主进程、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广大网民通过社会化媒体平台的非理性喧嚣，也极大地影响了网络环境。因此，如何在发挥社会化媒体促进社会发展、民主进程作用的同时，又能够减少网络谣言的产生，便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长期以来，基于网络舆情的预测、预警，成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重点领域。网络谣言的监管与治理，也是当前、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因为社会化媒体的普及，虚拟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互动日益紧密，网络虚拟环境下的“蝴蝶翅膀”的轻轻煽动，由于社会化媒体传播的积聚效应与病毒式效应

[1]

，将会形成现实世界的“飓风”，如图7-1。

[1] 殷俊，何芳．微博在我国的传播现状及传播特征分析[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5).

图7-1 社会化媒体舆论的蝴蝶效应

但由于社会化媒体的开放性、及时性与便捷性，这种“自上而下”的管控之手，在治理网络谣言的过程中，已愈发显得苍白无力。

同时，由于不合理的管控，更易触发网民的对立情绪。因此，随着社会化媒体的普及、应用，必须突破单一的“自上而下”的网络管控，寻找网络环境治理有效的方式，成为了各大媒介关注的焦点。

（二）公民有序参与之思：寻找有效的无形之手

网络谣言的滋生、蔓延，是扰乱网络环境的罪魁祸首，也因其传播过程中速度快、波及面广，而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如2012年3月 “军车进京，北京出事”的网络谣言忽起于社会化媒体，继而在短时间内传遍到整个互联网络，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因此，在当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网络谣言治理有效策略的探索，成为了包括媒体从业人士在内的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光明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对网络谣言不可等闲视之，如何促进网民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表达自己意见的同时，意识到自己表达的后果及其责任，做一个谣言止于其面前的网络智者极为关键。由于网络是公共空间，治理网络谣言理应是一种公共行动。网站与媒体应该自觉承担铲除网络谣言的公共责任与义务，而要彻底净化网络空间则须网民和全社会共同努力方能达成。防止谣言扩散，除了要求网络传播的从业人员加强自律，更要激活网络的自净功能。”

无论是强调做一个有信息分辨素养的网民，还是要激活网络的自净功能，其关键因素还是提高网络使用主体的公民素养。因为，互联网环境乱象丛生的现象，

折射出我国对理性公民培养的不足。正是由于信息识别的理性不足，才会有在接受信息时盲信盲从。因此，“要切实防止网络谣言对社会带来不良影响，最终需要我们培育理性的公民，使网民在面对大量的信息冲击时不致迷失自己，不致受到欺骗和蛊惑而不自知，促使网络谣言不攻自破。所以，理性公民教育是促使最大限度减少网络谣言的长效路径。”

（三）公民有序参与之策：理性公民素养教育

我国由于长期不注重公民的培养，因此普通民众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与参与能力亟待提高，但在社会化媒体的发展与普及下，获得参与渠道的普通民众，极易在网络中迷失自我，被卷入网络暴力的漩涡，沦为造谣、信谣、传谣者。因此，针对网络谣言的泛滥，凸显的公民教育的重要性，而结合“他组织”推动与“自组织”提升，无疑能够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教育力量，成为提升公民素养的外在动力与内生机制。

（1）公民教育及其重要性

在我国，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体的普及与应用，催生了民众、特别是广大网民对公民社会建立、公民意识培养等的探讨。公民教育也渐受关注，李萍等指出，“公民教育应当是以公民的本质特征为基础和核心而建立起来的教育目标体系，它必须以公民的独立人格为前提，以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为基础，以合法性为底线。”

蓝维指出，“公民教育是社会有关部门、相关组织及教育机构形成合力，通过培养教育，使公民成为依法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责权主体，成为在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中有效成员的过程。”

在我国长达两千多年封建制度与专制统治下，老百姓所遵守的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奴隶主义

。导致我国公民的意识普遍不够成熟，李慎之便断言：“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

但公民意识并不是随着公民资格的获得而自然而然地具备的，它依赖于专门的公民教育。

社会化媒体的发展与普及，推动了广大民众的参与意识，但囿于公民素养的匮乏，许多网民在针对社会公共事件、政治生活发表自己的意见时，不自觉地被卷入非理性的漩涡。因此，急需要构建面对社会化媒体环境下的理性公民教育体系，提升公民的素养，从根本上来阻止网络谣言的产生，促进网络环境的净化。

（2）“他组织”推动：公民素养提升的外在动力

我国教育的发展与推动力量，几乎靠政府“自上而下”的主导模式，因此，在推动学生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了长期的经验。即我国的教育，奉行的是一种“他组织”的教育模式。虽然他组织教育非常重视教师等外部要素在实现教育功能中的作用，但面对日益普及的社会化媒体环境，“他组织”的推动，无疑能成为理性公民培养的外在动力。

首先，公民教育就是要培养国家和社会发展所需的公民，因此，在日益普及、便捷的网络环境下，“自上而下”的公民教育目标不可或缺，社会各界以及政府相关部门，不可放任自流，而应该建立科学、规范的公民教育体系，制定公民网络行为规范，从而为网络环境的净化奠定基础。

其次，网络泛在环境下，更应该加强对信息接受者的引导，促进其对信息识别素养的提高，从而能够借助于社会化媒体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会公共生活中。同时，信息监管部门的管理对于网上所呈现的信息的把控，显

得尤为重要。不仅能够从源头上净化网络环境，而且通过对信息的监管，还能够促进信息接受者不至于受谣言的蛊惑，成为传谣、信谣者，这本身就是推动理性公民素养养成的一股最为基本的力量。

最后，针对开放的网络环境，从技术层面、制度层面以及文化层面，为社会化媒体用户提搭建立体多维的公民教育平台。毋庸置疑，我国公民教育的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且由于我国媒体的管控政策，导致普通公民在传统社会时代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机会很小。但随着社会化媒体的普及，社会化媒体因其开放性与便捷性，而形成了广大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参与的井喷现象。因此，政府及社会各界，应该从技术、制度以及文化等多层面积极引导公民的网上行为，促进其参与理性、参与能力的提高，减少普通公民被动地被卷入网络谣言的漩涡。

总之，“自上而下”的网络管控，在网络环境的净化中虽然显得势单力薄。针对社会化媒体的便捷性、泛在性以及开放性，加强对普通公民网上行为的引导，推动公民素养的提升，显得尤为重要。

（3）“自组织”提升：理性公民养成的内生机制

理性公民的培养还必须发挥广大网民的内在动力，即通过“自下而上”的自组织提升，来促进公民素养的提升。纵观先进国家的教育改革经验，无不发现“自下而上”模式在教育变革中的作用。因此，建立理性公民培养的自组织教育新机制，将能够促进我国公民理性素养的养成。

首先，结合社会化媒体的移动泛在性，提升公民在社会公共事件中的参与意识与参与能力。第31次cnnic报告数据显示，截止到2012年6月底，中国的手机网民达到5.64亿，他们随时随地通过手机登录不同的社会化媒体平台，通过发帖、评论、跟帖等行为，针对最新发生的社会公共事件发表自己的意见。在发表意见的过程中，他们的参与意愿得到提升，参与渠道得以拓展，参与能力也能够得到培养。网民移动、便捷的网络参与行为，能够促进公民素养的自我提升。

其次，结合社会化媒体的开放性，提升公民参与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推动民主进程的发展。无论是西方的民主历程，还是我国正在不断前进的民主化进程，不可否认“参与”是居于核心地位的。然而，由于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集权思想根深蒂固，广大公民参与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无法得以发挥。而社会化媒体的开放性，对个人的自由是一种解放，不仅可以对传统社会的“精英民主”形成对冲，而且能够激发公民参与的主动性，促进公民在社会公共事务参与过程中创造性的发挥，从而有助于公民素养的自我提升。

最后，结合社会化媒体的交流互动性，提升普通公民参与的自信。传统媒体中的信息以“播出”的形式，内容从势能高的精英或者媒体机构传向势能较低的普通大众，但是社会化媒体的交流互动性，从本质上改变了信息的单向传递模式，信息的接受者同时也是信息的传递者，意见领袖的作用也在与普通公民的互动交流中，被不断消减，这种平等的互动交流方式，既改变了媒介的生态，也提升了普通公民参与的自信，从而促使参与者参与意识与参与能力得到提升。

总之，自组织强调组织的力量来自系统内部，即公民素养的“自组织”提升强调普通公民自我能动性的发挥，结合社会化媒体的移动泛在性、开放性以及交流互动性，能够对公民能力的培养起到极其重要的自我提升的作用。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