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四章 抗日烽火遍中华_抗日根据地的国际友人

抗日根据地的国际友人

抗日战争期间，除了中国军民一致抵御日本侵略者外，不少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国际友人，也肩并肩、手挽手地和中国军民战斗在一起。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对抗另一个民族的斗争，而是全人类正义力量对抗世界法西斯暴行的斗争。

在这些来华的国际友人当中，他们肤色不同、语言不同、工种不同，相同的是都有一颗善良而充满正义的心和执著而坚信胜利的信念。有的人，成为中国人民永不忘记的亲密战友；有的人，为了中国苦难的人民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不论有名或者无名，这些国际主义战士都将在中国的抗战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彪炳千秋，令后人敬仰。

看过《西行漫记》这本书的人，一定不会对“斯诺”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他是美国著名的记者和作家，于1928年来到中国，担任上海某报纸的特约记者。

1936年6月，斯诺在宋庆龄的介绍下，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帮助下，冲破国民党的层层封锁线，抵达中国红军的所在地——延安。在延安，斯诺见到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并采访了他们，随后编撰成《西行漫记》这本书。这本书一经发行，就立刻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关注和喜爱。

中日战争爆发时，斯诺正好在北平。他目睹了战争初期的种种状况。心地善良的他不愿看见苦难的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收留了不少难民在自己家里。遇到重要的人物，他还热情地帮助他们乔装打扮一番，逃出北平。当时，正在北平养病的邓颖超就是在斯诺的帮助下，化装成“保姆”，离开北平抵达南方的。除此之外，他还同意北平郊区的游击队在自己家里安设一台短波无线电收发电报机。不过，对于这些，他从来就没有担心、犹豫或者害怕过。

后来，斯诺和妻子离开北平，来到上海，又亲眼目睹了“八·一三”抗战实情，对中国军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行为表示高度赞扬。接着，他又去了汉口、重庆、西安等地，将沿途的所见所闻都记录下来，编入名为《为亚洲而战》的文集中。

毫无疑问，斯诺的撰文行为，对中国抗战起到了宣传作用，争取了全世界人民对中国的同情和帮助。后来，斯诺接着写了《被烧焦的土地》、《中国在抵抗》等书，介绍了大量有关中国抗战的情况、毛泽东统一战线的具体内容，赢得了国内外爱好和平的人士的支持和帮助。

回国后，斯诺继续撰写文章，介绍中国军民的抗日情况。此外，他三次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向他介绍中国抗战的情况，以取得罗斯福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1972年，斯诺病逝于日内瓦。他的家人遵照其生前的遗嘱，将其部分骨灰运到中国，葬在北京大学校园内。对

斯诺而言，中国相当于他的第二故乡。

算起来，史沫特莱与斯诺是同行兼老乡。唯独不同的是，史沫特莱是一位女性。

史沫特莱是美国著名的记者和作家，也是优秀的社会活动家。她出生在美国，可却对生活在中国的那段经历感到十分满足，曾这样写道：在八路军度过的那些日子是我有生以来仅有的幸福的日子。只有在八路军里，我才找到了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安宁。

1929年，史沫特莱来到中国。当时，她是《法兰克福报》的特约记者。在华期间，史沫特莱对华北、华中抗日前线和广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和《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在反击》、《中国人民的命运》等著作。

1937年初，史沫特莱抵达延安，多次采访朱德总司令，为其撰写了《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一年后，史沫特莱离开延安，来到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在那里，史沫特莱采访了叶挺、张云逸、赖传珠等人，撰写了不少有关抗日前线的文章。后来，她把自己在华的这段不平凡经历，编写成《中国的战歌》，对抗日战争的宣传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除此之外，史沫特莱在华期间，还致力于中国伤病员的治疗工作。她亲自参加救助伤病员的工作，建立红十字救护队，还邀请国际医疗救护队来中国敌后根据地工作。其中，白求恩医疗小组和印度医疗小组都是在史沫特莱的邀请下，来到中国工作的。

1941年，史沫特莱因病回国治疗。1950年，她因病逝世于英国牛津。她死后，其家人根据她的生前遗嘱，将部分骨灰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毛主席曾写过一篇《纪念白求恩》的文章。文章中，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学习白求恩大夫“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伟大国际主义精神。

白求恩，加拿大人，生于1890年。早在1936年，白求恩就带领医疗小组奔赴西班牙，为“国际纵队”的反法西斯战士们治疗伤痛。1938年，白求恩受邀带队来到中国，为战场上的中国军民救死扶伤。由于他医术精湛，宅心仁厚，被抗日前线和后方根据地的军民亲切地称呼为“白大夫”。

1939年10月的一天，白求恩正和他的医疗小组在晋察冀边区的一个山村里为伤员动手术。此刻，晋察冀边区的战斗正紧，日寇正步步逼近。紧张的手术过程中，晋察冀军区的卫生部长担心白求恩的安危，冲进来劝他赶快离开。可是，白求恩坚决不同意，决定趁敌人还未逼近时，多做几个手术，多抢救几个伤病员。

伤病员一个个地被抬进来，又被一个个的抬出去。白求恩大夫的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他忘记了时间的存在，只是不断地告诫自己，

能多救一个人是一个人。

突然，一颗炮弹落在临时作为救护站的小破庙边。小破庙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警卫人员已经和冲过来的敌人交上了火。手术台上最后一名伤员，挣扎地对白求恩说：“白大夫，你快走吧，别管我了！”白求恩镇定地说：“不，我一定要处理好你的腿伤，不然以后就没有治愈的希望了。再给我几分钟的时间。”随后，白求恩再次投入到手术中。几分钟后，白求恩包扎好伤员的伤口，摸了摸额头上的汗，与医疗小组安全地撤了出去。

不幸的是，在这次手术中，白求恩在为一位伤病员做手术时，不小心划破了自己的中指，感染了病毒，患上了败血症。1939年11月，白求恩大夫因败血症逝世于河北唐县的黄石口村，时年39岁。

一生为他人减轻病痛的白求恩大夫，却对自己身体里的病魔无能为力，最终病逝于他乡。正是因为他这种高尚的医德，让中国世世代代的人民永远地记住了他的名字——诺尔曼·白求恩。

抗战时期，河北唐县的葛公村流传着这样一副对联：“华佗转世白医生，葛洪重现黑大夫”。白医生，指的是白求恩；黑大夫，指的是印度医生柯棣华。华佗和葛洪都是中国古代有名的大夫，葛公村的百姓们用这副对联表达了对两名外籍医生的尊敬和爱戴。

1938年，柯棣华随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后来，担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晋察冀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他和白求恩大夫一样具有精湛的艺术和高尚的医德，被八路军伤病员和当地老百姓尊称为“贴心大夫”。

虽然柯棣华是一位医生，其实他自己也是位病人。多年来，他深受癫痫病的折磨。在他随八路军辗转多处时，每天都处于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中。身体的超负荷让他的病情发作越来越频繁且越来越严重。大家劝他到后方休息一段时间，印度政府也命令他回国，可柯棣华都婉言拒绝了。他坚持和八路军战士们战斗在一起，冒着炮火抢救伤病员。

1942年12月9日，这是一个八路军战士和后方老百姓都难以忘记的日子。柯棣华医生因病逝世于河北唐县葛公村，年仅32岁。

柯棣华的一生是短暂而伟大的。他将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中国军民的抗日洪流中，投入到全人类反对法西斯统治的事业中，孜孜不倦，毫不后悔。正如他曾在欢迎会上说，自己将和白求恩大夫一样，献身于全人类的反法西斯事业当中。最终，柯棣华用自己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实现了自己当初许下的承诺。

苦难已过去久远，但只要人们想起那段艰苦岁月，自然而然地就会想到和中国人民建立深厚友谊的那些国际友人们。他们的名字在中国人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永久怀念。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