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历程_周恩来签署的任命状救了我一命

周恩来签署的任命状救了我一命

李宗坊口述 鲜琦 李彦沣整理

“文革”中，红卫兵大破“四旧”，对“黑五类”、“走资派”、“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等大肆进行批斗和“抄家”。因为李宗坊属工商界的代表人士，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特殊关系”，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以来，省、市党委暗中不仅把他列为重点保护对象，而且每每通知派出所、居委会派人加以保护。

正是由于上述“特殊关系”的原因，李宗坊不仅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成都工商界就名声不小，而且新中国成立后的名望更大。为此，有不少朋友跟他开玩笑说：“老李，你咋那么经得住整？什么运动你都没倒过？”

面对这样的话题，李宗坊总是笑笑，不作任何解释。其实，他自己最清楚不过，除了忠心耿耿为党为人民工作外，还有个原因，那就是与周恩来的“奇缘”。

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中央决定在重庆设八路军办事处，由周恩来任办事处主任。办事处设在哪里好呢？既要方便工作，又要确保安全，这是很伤脑筋的事。

经过筛选，最后定在红岩村，而提供场地的介绍者就是李宗坊的姑父范英士。皖南事变后，范英士转入地下工作，其公开身份是成都市政府秘书长。在范英士的精心安排下，周恩来及其办事处才得以在饶国模（李宗坊的铜梁同乡，李觉鸣的儿子李诚“宗熙”的干妈。其毕业于成都益州女子师范学校，二哥饶国梁是黄花岗72烈士之一)创办的“红岩村”安家落户，并最终安全地完成了中共中央赋予的历史使命。

红岩村不仅是八路军办事处的联络点，而且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新华日报的所在地，中共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叶剑英，民主人士沈钧儒、史良、刘清扬、邓初民，记者范长江、高崇明等均是这里的常客。而周恩来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等，则常居住在这里。

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下榻红岩村，曾专门邀请饶国模共进午餐，并握住她的手说：“刘太太，我们党离不开你这样的群众支持。”

与此同时，饶国模利用自己哥哥是老同盟会员和丈夫刘某是国民党党员的灰色身份，掩盖本质上

的红色；同时利用自己“农场主”的特殊身份，在虎穴狼窝中支持党、援助党，为革命做了不少事情。

新中国成立后，饶国模又把自己的“红岩村”等房地产全部交给国家，因而被誉为“革命的妈妈”，并由毛泽东亲笔签署，任命她为西南军政委员会监察员。1950年，周恩来邀请她到北京，在西花厅设宴招待她，举杯向她致敬，共庆胜利。

此后，先后担任重庆市人民代表、全国妇联执委、全国政协委员的饶国模组织了妇女互助会，并创办了20多个街道托儿所，以解决不少街道妇女的就业和儿童的读书问题。

1960年5月，饶国模在北京参加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会议期间，突患脑出血而住院，经抢救医治一月无效，于1960年6月14日病逝，享年65岁。

1950年，李宗坊作为四川代表团团长，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时，受到周恩来的亲切会见。从1955年12月起，在成都市民主青年联合会第3～5届委员会期间，李宗坊连续被选为副主席。

在1962年10月20日到1993年8月6日的民建成都市第5～9届委员会期间，李宗坊先后与黄鱼门等被选举为副主委、名誉副主委。

除上述职务、名誉外，李宗坊还先后担任第二商业局副局长、成都市工商联主委、名誉主委、市政协副主席、省政协常委、省人大常委、民建四川省常委、全国工商联常委、省工商联副主委、名誉副主委、市人大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由于身居要职，他年年都要到北京开会，几乎年年都要在会上见到周恩来。

1964年12月20日到1965年1月5日，全国人大、政协四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来到大会餐厅向大家祝贺新年，并依次到每桌敬酒，与代表、委员们亲切交谈。

见此情况，李宗坊与不少代表和委员便纷纷离座，不约而同地围到周恩来身边。谈笑风生间，周恩来转过身来，向站在其身后的李宗坊亲切问道：“你来自哪里？是什么界别的？”李宗坊激动而又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我是成都市工商联的。”周恩来听后，像看透了李宗坊的心思，便一下子就调转话

头：“工商联？过去是资本家！没有啥！不要背阶级成分高的思想包袱。我生在苏北淮安。爷爷、叔叔都做官，我出生也不好嘛，官僚资本家！但出生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重在政治表现。”

从此，就这语重心长的一席话，使李宗坊及在场的工商界人士无不卸下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回到成都后，当时兼任省、市青联副主席的李宗坊，立即将此事在省、市团委、青联、政协和工商联等会议上专门作了传达，从而给了大家极大鼓舞，使大家增强了听党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但尽管如此，在“文革”动乱期间，李宗坊仍然被“革职”，押送到成都凤凰山农场“禁闭”。白天，他种植棉花、劳动改造，夜晚，则与市工商联的其他“黑五类”等一起“悔过自新”。

1966年8月28日，随着黄鱼门因病在成都撒手人寰，李宗坊的“政治待遇”就上升到了原来黄鱼门的“一号”位置。从此，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每天晚上都要作为“主角”，接受红卫兵的批斗、向“革命群众”交代问题。

看着李宗坊还继续“逍遥法外”，近在咫尺的成都西北中学的“红卫兵小将”们极不服气，他们蜂拥着冲进了李宗坊地处永靖街45号的家门，开始了“抄家”。

由此，一场在所难免的浩劫拉开了序幕。然而，在“抄家”过程中，奇迹发生了：当“小将”们把李宗坊家的写字台抬出去，并打开抽屉东翻西找时，他们被几张裹成一团、已经发黄的任命状惊得目瞪口呆：任命状上面赫然写着周恩来的名字和盖着鲜红的中央人民政府印章！直到过了好一会儿，派出所的民警等闻讯到来之后，“小将”们的头儿才发号施令说：“哦，这是周总理的任命！这个人真是不简单，也不大像‘资产阶级反动派’。算了算了，我们不抄这里了，换个地方去！”

就这样，李宗坊家的写字台和被抄出去的东西又被完好地放回到了原处。

为此，李宗坊指着周恩来当年先后给他签署的3张任命状、他和周恩来在一起的照片等珍贵文物，不无感慨地告诉笔者说：“我是‘文革’期间，成都市工商业人士中，唯独被中止‘抄家’的。这主要是‘周恩来’三个字救了我一命，更使我们家免遭一劫！”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