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历程_历经考验的工商民主人士

历经考验的工商民主人士

岳楠 罗功田

“儒官”李劼人

1949年12月28日，成都解放的当夜，李劼人率全家在自己的居住地“菱窠”通夜不眠，饮酒庆祝直至天明。

李劼人（1891～1962），四川成都人，中国小说家、翻译家、美食家、实业家、社会活动家、大学教授。李劼人在中学时代，便大量阅读中外文学名著，擅长讲述故事。1912年发表处女作《游园会》，1919年赴法国留学，曾任《群报》主笔、编辑，《川报》总编辑，成都“小雅轩”餐馆主厨兼经理、重庆民生实业公司机器修理厂厂长、乐山嘉乐纸厂董事长，发表各种翻译作品几百万字，代表作有《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等。

1949年12月29日，李劼人代表成都文协起草宣言《中国文艺界协会成都分会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入成都》。宣言最后写道：“这黑暗的日子到底过完，蒋中正和他一伙到底滚进了地狱之门，中国大陆最后的一个都市——成都，到底看见了光明，这是人民解放军千辛万苦的勋绩，我们为人民大众而欢欣，也为我们自己而欢欣，我们不能不于人民解放军正式大踏步进入成都的今日，大呼：人民解放军万岁!”

12月30日，李劼人参加了欢迎贺龙率部入城举行的入城仪式。

新中国成立后，李劼人先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川西人民行政公署委员、成都市人民政府副主席、第二副市长、西南文联副主席、四川文联和四川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员、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委员、赴朝慰问团四川分团副团长等职。

文人相亲。如同关心诗友陈毅一样，毛泽东总是想念着过去曾经同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王光祈。

1950年的一天，陈毅因公去四川，临行前，毛泽东对他说：“你到四川后替我打听一下王光祈的情况。”陈毅到四川成都后，在宴会上告诉过去也曾经同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副市长李劼人：主席曾多次给我说，你们成都有个王光祈，生死如何，都要认真对待。李劼人回答：“我们是老同学，熟得不得了。他死去好多年了，就安葬在我家附近。”王光祈与郭沫若 、李劼人、周太玄、魏时珍、曾琦、李璜等人为成都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丙班的同窗知己，并为至交。一次，他们一起到成都东郊菱角堰周太玄家聚会，仿“桃园结义”，相约死后同葬此地。后来，王在德国逝世，李劼人果然设法将其骨灰运回安葬于该处。五四运动后不久，王光祈写信给李劼人，邀他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并

请他在成都发展会员。李劼人在短短半个月里就发展了九人入会。

陈毅回京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后，毛泽东嘱咐说：“下次如再去四川，请了解王光祈有没有家属子女。”陈毅再次去成都时，经李劼人等四处寻访，仅在温江王光祈的家乡找到他的一个远房侄子。

毛泽东念念不忘王光祈，是因为王曾是五四时期思想文化界的一颗明星，而他也曾受惠于王光祈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初，毛泽东在李大钊、王光祈介绍下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并因此得以结识当时中国最具理想，后来成为中共领袖的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沈泽民、杨贤江、张闻天等青年才俊。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虽然日程安排非常紧凑，但他还是专门宴请了在渝的李劼人等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少年中国学会在他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后毛泽东当了解到王光祈已无亲属存世时，这才作罢。

1957年春，“反右”运动来势凶猛。因为流沙河的诗歌《草木篇》出了问题，四川省里安排省委宣传部某副部长同沙汀（先后历任西南文联副主任、四川省文联主席、中国作协四川分会主席等职）一起到菱窠拜访李劼人，想请他出来讲话。不料，李劼人很不理解，当面拒绝了。

告辞出来，李劼人悄悄把沙汀拉到一边说：现在水浑得很，你不要随便插足啊！

但开座谈会那天，李劼人还是赶来参加，用“诗无达诂”的老话为《草木篇》辩护，并替文联负责人沙汀他们解围，甚至天真地说：“你们不要打‘红娘’，应该打‘老夫人’嘛！”

1957年6月，李劼人与沙汀一起乘车、船出三峡，经京汉路北上开会。沙汀一直为李劼人担心，便悄悄把省报记者调查流沙河家乡、身世的一份材料，交给他看，并作了长时间谈话后，李劼人才算转了弯子。

在北京召开的人代会上，由沙汀起草、李劼人宣读了一份两人的联合发言。据《沙汀传》记载：“毛泽东听到这样一个联名方式，当场不以为然地说：‘这两个人怎么联得到一起呵！’这是非同小可的指示，所以回川后，省里内部批评沙汀对待党外人士的迁就态度。”

为此，沙汀只好一边检讨，一边去动员熟悉的老朋友改变姿态，才终于使李劼人过了关。

1958年3月4日，毛泽东来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在百忙中特别对身边工作人员提到李劼人的近况：“李劼人现在怎么样? 1945年在重庆时的一个座谈会上，我见过他。他的工作和生活安排怎样?”当听说李劼人仍然担任成都市副市长后，他表示满意地点了点头。

李劼人

任成都市副市长期间，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以主要的精力和极大的热情领导和参加成都市的文化、市政建设。1958年，由他主持修建了宽广、坦荡的人民南路。

忙里偷闲。工作之余，李劼人除写了《天要亮了》《帮林外婆搬家》几个短篇和《记先烈赵世炎》《五四追忆王光祈》《回忆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之所由成立》《回忆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片断生活》等有珍贵史料价值的回忆录外，还集中精力修改了《死水微澜》《暴风雨前》，重新改写了约百万字的《大波》一、二、三、四部。

“特园”主人鲜英

新中国建立时，毛泽东没有忘记鲜英为中国革命所做的贡献。1950年，他在怀仁堂宴请各界人士时，对鲜英说：“重庆解放时，你受惊了。”鲜英回答：“托主席福，有惊无险，还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则在一旁很风趣地说：“现在又可以在一起畅饮枣儿酒啦！”

虽然鲜英当初未能成功策反杨森，但杨森撤离重庆时，倒也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他手下的20军没配合保密局指令，破坏城市。而且杨森败退前留下密令：第20军军长由其次子杨汉烈继任，并要他相机起义。一个月后，杨汉烈在成都附近金堂县率两个师起义。重庆解放时，因为鲜英践约守信，将杨森小妾邓壁如接到“特园”，并为其看护私产。鲜英的做法在人情上无可挑剔，但在政权交替之时保护旧政权实属不明智。果然不久，鲜英差点就因“窝藏战犯眷属财产”被人民政府查办。

新中国成立之后，作为爱国民主人士，鲜英荣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首届全国政协委员，并被推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但“窝藏战犯眷属财产”的嫌疑，却始终紧箍咒一样伴随着他，土改、镇反运动展开后他更加坐立不安。

为此，鲜英在给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的信中坦言：“行情不悉，错误实所不免。”后在张澜的复信鼓励下，鲜英决定将“特园”内外房产全部捐给国家，然后举家迁往北京地安门恭俭胡同居住。那是他早年在北海公园附近买下的一座四合院。董必武在重庆市政府呈送的请示中批复：“特园很有纪念意义，要作为纪念馆原样保存。特老(鲜英，字特生)健在由国家照顾，死后由国家安葬。鲜宅权且留下，待特老百年之后，再交给国家做纪念馆。”在董必武的劝说下，鲜英最终留下了鲜宅。

1951年，鲜英到北京参加民盟成立十周年的会议时，再次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1952年，鲜英夫妇迁往北京，在地安门寓所定居，有时也回重庆“特园”居住。

岳楠（西华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