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角色和任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

一、角色和任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

当今中国，中国共产党作为处于领导地位的执政党，掌握了中国最核心的政治权力，横向上中国共产党掌握了立法、行政、司法和军队的领导权，纵向上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以及每一个公有制单位的领导权。任何改革和发展，企图回避和绕开中国共产党都是不可能的。推动中国政治发展和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程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

（一）党的职能转变：从挽救民族危亡到实现民族复兴

党的职能即指党所承担的职责和功能，任何政党都要履行一定的职能，并根据职能的要求采取相应的实现职能的手段。在一般情况下党的职能由三个因素所规定：第一，社会生态环境的客观要求。政党作为政治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其产生、发展和壮大不仅受政治系统内部各因素的影响，而且还要受其它社会生态变量的影响，政党系统为了适应其所处的生态环境必须不断做出自我调整以保持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调整的方式一般有两种，政党改变外部环境来适应自己或改变政党本身以适应环境，在实际中，调整往往是二者的有机结合。第二，党自身的能力。面对环境的挑战，是否有能力迎接挑战是衡量一个政党强大与否的标志之一，也是其能否承担历史所赋予的职能的客观基础。因而，任何一个政党都必然会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途径来增强自身的能力，这些途径包括扩大阶级基础、改变组织和动员的手段、领导经济建设和制度建设、加强意识形态控制等。第三，党对自身职能的认识水平。党对自身职能的认识水平反映了党的成熟程度，党在一定时期内所应执行的职能，不仅取决于社会生态环境对党的期待和要求，而且还取决于党尤其是党的领导人的政治觉悟和意识水平。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经历了从挽救民族危亡向实现民族复兴两次大的职能转变。党为实现其职能主要采取了军事斗争、意识形态斗争、经济发展三种不同的具体手段。在民族危亡的历史时期，救亡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这就要求党的一切工作必须围绕此任务展开。为此，党依靠自下而上的层层严密的组织和强大的社会动员发展壮大。通过组织控制了军队和党员；通过土改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团结在自己周围；通过统一战线团结了各个阶级、阶层中的进步力量，从而增强了自身的能力，最终完成了民族救亡的历史使命。

驱除外患，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摆在党面前的任务是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改变策略，以实现民族复兴。但是，党却没有及时意识到这种职能的转变，仍然以旧有的阶级斗争为己任。由原来的军事斗争武力征服转移到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打击，严重脱离了应有的轨道，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给社会造成不必要的惨重损失。幸运的是，党一旦意识到决策的错误，便及时调整自己，拨乱反正，于1978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的新举措，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取得了显著成就。然而我们认为即使如此，经济发展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所有问题，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的发展需要迫切呼唤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和制度建设并重上来，以推动包括政治发展在内的社会的全面进步。

第一，现实制度的不完善呼唤进行新的制度建设。建国以后，我们虽然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人民代表大会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及一系列的配套制度，但制度化水平仍然很低，还有很多漏洞和不完善之处。对此，我们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进行分析。从历史教训看，“文革”的发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人们在反思“文革”发生的原因时，经常会问这难道仅仅是林彪、康生之流再加上“四个骗子”所一手造成的人格悲剧吗？肯定不是。历史悲剧的酿成，除了国际环境、传统经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外，制度化水平低是最重要的因素。制度本应该制约限制个人行为，但现实中，制度却常常无能为力。邓小平在总结“文革”发生的原因时对此有过深刻的分析：“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由此可见，制度建设势在必行。制度建设包括打破和重建两层含义，时代的发展需要勇于打破阻碍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旧制度，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符合现代民主法制思想的新制度。

从现实挑战看，近年来，腐败现象像迅速扩散的癌细胞一样严重侵蚀着党和政府健康的肌体，制约了政治发展的进程。大量大案、要案、窝案的发生，直接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浪费了国家资源，阻碍了经济发展，损害了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当人们冷静下来对腐败的成因进行分析时，发现这样一种现象：近年来发生的几乎所有的腐败大案，如成克杰、胡长清、慕绥新等案件，都和各种制度如行政审批制度、招标制度、权力的监督制约制度存在漏洞和不完善有关。腐败现象的发生有其深刻的根源：经济的原因，文化的原因，腐败者主观上放松了对自己的约束等。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权力在运行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强有力的制度制约。正如阿克顿所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因此，防止权力拥有者滥用其权力的根本措施是“以权力制约权力”，而不能仅靠权力拥有者的自我约束。因此，根治腐败的关键是制度做基础、觉悟上水平，而不是相反。

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切实改进党的作风，着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勇于面对现实的严峻挑战。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即“七·一”讲话中，号召全党要大力进行制度建设，这吹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新世纪进行制度建设的号角。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坚持深化改革和创新体制，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形成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反腐倡

廉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健全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统一管理，完善巡视制度。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提高党员干部拒腐防变能力。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依法严惩，决不姑息！

第二，制度建设是把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联系起来的桥梁。经济发展能为政治发展提供生长点，但并不一定会必然导致政治发展，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作保障，经济发展不但不能促进政治发展，有时反而还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动荡。迪·托克维尔在解释法国革命时，曾经对经济发展与政治动乱的相互关系作过深刻的分析。“他说，‘在这场革命前，国家繁荣的步伐不仅突飞猛进，而且史无前例’。‘这种持续稳定增长的繁荣，远没有使人民乐其所守，却到处滋生着一种不安定的情绪’，而且‘正是在法国那些发展最快的地区，人民大众的不满情绪才最高。'”另外从历史经验来看，“经过持续的增长阶段之后，如果经济陡然转向下坡路，往往就会爆发革命。”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1989年间，是国家实力迅速增长，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最快、得到实惠最多的十余年。然而恰恰是在经过这一阶段的大发展之后，在1989年发生了政治动乱，其根本原因不在于经济发展的不够，而是制度建设的滞后所导致的政治发展的力度不够。

任何一种制度都有其制度内核以及一系列起保护带作用的配套制度所组成。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内核即社会主义的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我们建立的一切制度都应该服务于这一基本内核，当某种制度不能起到保护带作用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勇敢的打破该制度，进行新的制度建设。就目前的中国而言，制度建设包括行政审批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决策制度、选举制度等，但最为重要的是民主制度的建设。人类在20世纪的最伟大成就之一，就是民主理念和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对独裁统治的胜利，不管事实上多么不民主的国家，都不能再挺直腰杆，而是不得不打出民主的大旗，宣称为自己统治的价值合理性基础。但价值的合理性，需要工具的合理性作为保障，没有工具的合理性，任何价值的合理性都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可望而不可及。就中国的政治制度而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同时也意味着民主制度的确立，中国政治制度的“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民主是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的统一，实质民主需要程序民主来体现和维护。在实质上，我们的民主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扬弃，是更高类型的民主。但在程序上，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这就要求我们现在更加注意程序民主的建设。“面向二十一世纪，我们应当积极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加快共产党内的民主化进程，开辟一条通过党内民主走向整个国家的政治民主之路。”

（二）党的社会基础和阶级结构转变：从复杂到单纯再到复合

政党作为一定阶级、阶层利益的代表，其阶级结构和社会基础的状况对于其发展、壮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一个政党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和阶级结构发生变化，而党不能及时适应变化的情况调整自己策略的话，以长远的眼光看，那么该政党必然会陷于被动。当今，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工人阶级已经由一个单一的体力或重体力劳动者社会集团，变化为一个由体力劳动者即所谓‘蓝领’和脑力劳动者及轻体力劳动者即所谓‘白领’两个部分所组成的复合型的社会集团。工人阶级的总量已经基本稳定，变化主要表现为白领工人比例的增长。在一些国家，白领工人的数量已经或即将超过蓝领工人；在最发达的国家，白领的比例占到了劳动者总数的70%甚至80%以上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待阶级结构的新变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扩大和巩固自己的社会基础，成了无产阶级政党能否发展和壮大的关键。很多无产阶级政党正是因为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战略而日益陷入被动，从而在政坛上逐渐变得无足轻重，势力衰微。这也是导致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原因之一。

中国共产党87年来经历了社会基础和阶级结构的三个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从共产党成立到1957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当时社会上存在着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中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游民无产者等多个阶级、阶层。共产党成立之初，作为其阶级基础的工人阶级势单力薄，仅仅有两百多万人。面对复杂的社会状况，中国共产党制定出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策略，明确了自己的阶级朋友和敌人，并不断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建立起适应形势变化的革命统一战线，最大程度上扩大自己存在的社会基础，最有效地打击敌人。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日益发展壮大，最终掌握了革命的领导权，取得革命的胜利，成为执政党。

第二阶段，从1957年至改革开放前。社会上只存在工人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和农民阶级两大主要阶级以及少数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和敌对分子。党的工作中心没有随着社会和阶级结构的简单化，发生相应的位移，而是在制度和思维惯性的支配下，做出复杂和错误的判断，到处寻找所谓的阶级敌人，进行阶级斗争。结果是不仅忽略了经济、民主和法制建设，而且打击面过宽，把许多本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损害了自己的社会基础。以至于“文革”结束时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整个社会陷入信仰危机之中，党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

第三阶段，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社会阶级和阶层结构向复合型转变。主要可分为：“第一，基本阶层：所谓‘基本阶层’是指建国以来始终存在着的基本社会力量，如属于工人阶级范畴的蓝领阶层和白领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官员阶层，属于农民阶级范畴的农业劳动者阶层等。第二，新兴阶层：指作为改革开放的直接产物，伴随着新的经济形式或随着新的产业兴起而从基本阶层中分化出来的社会集团。包括乡镇企业职工、企业家阶层、三资企业职工、第三产业职工等。第三，复新阶层：指那些在建国初期曾经存在过，但在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在被改革、开放赋予了新的‘质的规定性’的前提下，又以阶层的形式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的社会群体，包括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主阶层、失业者阶层。第四，边缘阶层：包括军人、大学生、乡村知识分子、乡村干部、游民、食利者、乞丐、娼妓等。”

面对新情况，作为工人阶级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寻找新的扩大阶级和社会基础的正确方法，任何一个有生命力的政党都应该有足够的通路把社会中各阶级阶层的优秀分子吸收到自己的组织中来或者紧密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而绝不能把这些社会力量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对此，我们党面对现实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党要把社会各阶层中的符合党员标准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2007年通过的新党章对关于申请入党对象的规定做了适当修改，规定：“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党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第二十九条中，增写了在社区、社会团体、社会中介组织中成立党的基层组织的内容。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党面临着一个两难困境：“把这些新集团吸收到这个唯一存在政党的组织构架中来，他们确能获兼容并蓄之效，但付出的代价确是削弱党的团结、纪律和热情。如果拒绝新集团于党的大门之外，他们当然能维护党的内聚力，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危及党对政治参与的垄断权，并诱发以推翻现存体制为目标的紊乱和暴力政治行为。”这一决策，给中国未来政治发展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比如，我们如何防止个别有财富的人利用入党获取权力来为自己谋取私利即“以体制外资源购买体制内资源”，危害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如何积极稳妥地扩大政治参与？如何完善我国现行的利益表达途径，使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平等地进行自己的利益表达？如何防止和避免拥有权力和财富的阶层对弱势阶层的支配？

（三）党处理矛盾的方法转变：从瓦解政权到促进社会和谐

以1949年为转折点，中国共产党的角色发生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革命党的目的是夺取政权，为了达到目的，往往会采取激化矛盾的做法，因为越是社会动荡、各种矛盾尖锐，越是有利于瓦解反动政权的统治力量，从而有利于自己夺取政权。处理社会矛盾时往往会采取就高不就低的策略，比如对劳资矛盾的处理上是尽量把经济斗争上升到政治斗争，通常会采取组织罢工、游行示威、武装起义的形式进行，在宣传上往往把矛盾的性质夸大，以激发工人的革命斗志，从而加速推翻旧制度的进程和建立新制度的步伐。而一旦夺取政权，虽然党的主体未发生大的变化，但在角色上党却完成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换。

2000多年前，贾谊在总结秦灭亡的教训时曾说：“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推此言之，取与守不同术也。秦虽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攻与守之势异也，而秦不知改弦更张，仍把守势当攻势，结果激化了社会矛盾，虽然能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荡平山东六国，却二世而亡。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随着社会整体环境的变迁，党的职能也必须相应地发生转化，领导和工作方式也要随之变更。现在我们所用的很多工作方式是党在战争年代形成的，这些方法在当时行之有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事过境迁，很多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情况新环境的要求，甚至阻碍了政治的发展。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没有意识到领导任务的转换，没有区分好革命党和执政党的不同角色要求，从而造成我党在工作中的极大失误。

由革命党跃升为执政党，党的中心任务发生了根本转变。党的中心任务由破坏旧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转变为建立完善新的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党必须牢固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使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自觉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为此，党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执政地位使党处理社会矛盾的态度和策略需要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社会”来说，存在大量的社会矛盾是正常的，党必须正视矛盾的存在而不能试图掩盖矛盾、人为地弱化矛盾，因为被掩盖、被弱化的矛盾不能通过正常的合法的途径和程序进行能量释放，但并不会因此而消失，而是层层积累，而且一旦积累的能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便会转而求助于地下的非法的途径爆发出来，造成更强的破坏力。这可能酝酿着更大的甚至毁灭性的威胁。如现在很多基层政府都采取严厉的措施控制农民上访，就是一种饮鸩止渴的短视行为，因为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除了个别别有用心的人之外），除非发生了重大冤情，一般情况下，没有人愿意付出巨大的成本（物质上需要很多金钱，肉体上往往遭到当事人或基层政府的打击报复，精神上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去上访。另外从发生学的角度讲，之所以有上访的事件发生，本身就表明有很多矛盾在当地政府已无法解决，矛盾已有激化的趋势，虽然大量上访事件的发生对当事人和整个政治体制来说都是不经济的，但毕竟是一种制度内的利益表达途径。人为地去压制上访只会使矛盾更加尖锐化，最终可能会导致大规模的党群、干群冲突。因而，作为执政党不应该惧怕矛盾的存在和显现，而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积极化解矛盾。尽量把矛盾及时消灭在萌芽阶段，让矛盾的能量逐个释放，因为单个矛盾的能量毕竟有限，破坏性小。另外在处理矛盾的策略上要注意层次性，应该是经济手段——行政协调——法律仲裁——政治斗争逐层递进，根据事情本身的性质决定其层次性，一般尽量把矛盾控制在较低层次上寻求解决，能在较低层次解决的决不拔高到较高层次对待，而且尤其不要轻易上升到政治斗争的高度，不要用暴力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即在矛盾的处理上要坚持就低不就高的原则。能否正确把握和恰当运用对政治关系处理的层次性，是反映党在政治上的成熟程度的一个重要量标，而且也将关系到能否最大限度地推动政治发展和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