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_第五节 明清海上丝绸之路盛极而衰
第五节 明清海上丝绸之路盛极而衰
元末，各路农民起义军纷纷揭竿而起，形成有一定实力的军事集团，最终由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击败其他各路豪强，建立大明朝，这是汉人建立的最后一个封建集权的王朝。因多方原因，明朝的对外政策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由之前的包容开放开始变得保守封闭。明朝政府对外实行海禁政策，尤其是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代表的对外交流路线的中断，这是由当时的内外环境所造成的。
明朝海禁政策阻断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
明朝的海禁政策的颁布是由多方面原因所造成的，是内外合力所为。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是由农民起义军所建立的王朝，朱元璋本人是乞丐出身，可谓赤贫，因此他一上台，就开始实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宋元时期由商人实行的海外贸易等商业活动受到压制，明朝政府这一时期就开始禁止海外贸易的往来。
明朝初建，当年和朱元璋一起争夺天下的各路军阀被朱元璋击败后，有的孤悬海外勾结倭寇，同外国势力一起随时兴兵反攻；有的盘踞沿海岛屿，拉拢朝臣培养自己的党羽，实施内外勾结准备颠覆政权。加上明初的胡惟庸案，其中一条罪名就是私通倭寇，朱元璋担心臣民与外国势力联合对大明王朝构成威胁，因此私通藩国始终是朱元璋的一块心病，最好的办法就是实施海禁。“国处禁海之例，始因倭夷违谕而来，继恨林贤巨烛之变，故欲闭绝之。”朱元璋毫不掩饰地说：“朕以海道可通外邦……苟不禁戒，则人皆惑利而陷于刑宪矣。故尝禁其往来。”
明朝取元而代之，但是逃亡到漠北的蒙古残余势力并不甘心失去中原，时时南下袭扰明王朝，这是大明朝来自北方的巨大威胁。南方自元代末叶以来，时有海上日本浪人武士袭扰中国东南海上来往的商船，甚至有些登陆上岸，对沿岸居民进行烧杀抢掠。这个自元代累积起来的顽疾，像牛皮癣一样，屡禁不止，这是来自南方的威胁。但是相对北方的威胁来说，南方的威胁并不会造成巨大影响。朱元璋为了全力对付蒙古残余力量，因此主张南防北攻。只是派大将在南方沿海驻守防卫，并未下决心铲平倭患，这也是实施海禁政策的重要原因。
公元1367年，朱元璋短暂实施了元朝的海外交往政策，保障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海外贸易往来。但是随着政权的逐渐稳固，明朝从洪武年间到隆庆元年开始实施海禁政策。公元1371年，朱元璋开始颁布一系列法令实施海禁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阻断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往来。这些诏令非常严苛，严禁海民私通外国，严禁海民出海，严禁海民捕鱼进行贸易，严禁中国金银、铜钱、缎匹、兵器等物出藩，严禁海民与国外互市，违者皆治罪。
永乐年间，明朝廷曾短暂开放海禁，而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后，宣德年间，朝廷开始命令督察院严查走私通藩之罪，又开始了海禁。朝廷规定：“近岁官员军民不知遵守，往往司造海舟，假朝廷干办为名擅自下番扰害外夷或诱引为盗，比者已有擒获，各置重罪，尔宜申明前禁，榜谕缘海军民，有犯者许诸人首告，得实者给犯人家赀之半，知而不告及军卫有司纵之弗禁者一体治罪。”尽管朝廷屡次下令实施海禁，但是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还是逐渐兴盛起来，朝廷海禁收效甚微。虽然不再以政府官办贸易进行海外往来，但是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却发展起来了。民间海外贸易冲破重重海禁的束缚，加上明朝政府的官僚腐朽与北方战事的吃紧，海禁政策也随之松懈。
到了明朝中叶，这时候的朝廷官员开始有了要求开禁与发展海外贸易的思想。政府逐渐开放海禁，对海外来华船只不管是官方贡舶还是商民商舶，无论有无朝廷所颁勘合，是否合乎朝贡期限，都允许进行互市、贸易往来，并且还对海外商船实行抽分制。这一时期，对外进行海外贸易往来相对宽松，海禁也形同虚设。
到了嘉靖年间，随着倭寇越来越猖獗，祸患危害越来越大。此时发生了日本与明朝政府争夺他国进贡的事件，因此朝廷对于日本产生了深深的忧虑。嘉靖政府严下禁海令，其海禁的深度与广度远远超过了明朝的其他各个时期。这一时期，关于海禁的《嘉靖问刑条例》中有详细的禁止下海的种种规定。到嘉靖中期，朱纨任闽浙地方官时，更是变本加厉地实行海禁，“牵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并且针对当时日益严重的倭患进行重大打击，在此阶段，著名的军事家、民族英雄戚继光领导的军队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执行海禁严格的朱纨却死于朝廷官员内斗的诬陷。朱纨死后，海禁松弛，同时也宣告了嘉靖时期的海禁政策的失败。
嘉靖后期，倭寇祸患基本平息，民间对海外贸易的愿望逐渐高涨，随之朝廷的海禁政策已不合时宜。社会各阶层对于开放海禁，通过丝绸之路进行海外贸易的呼声越来越高。隆庆元年，福建巡抚奏请开放海禁，并得到同意。从明朝建国开始的近二百年的海禁开始走向开放。但是，这种开放也是有限制的，并不是完全开放，海上丝绸之路并未完全畅通，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再也不复存在，明朝的海上丝绸之路盛极而衰。
郑和七次下西洋是海上丝绸之路最后的辉煌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大明朝，太子早逝，他死后皇位传给了孙子朱允炆，史称建文帝。后来，建文帝的四叔燕王朱棣以“靖难”之名，发兵南京，篡夺帝位。建文帝朱允炆火烧皇宫，不知所踪。朱棣继位称帝，改年号为永乐。这场政变并未对社会经济造成很大危害，在中国南方以广州为首的大型海港依然很发达，在经济获得良好的发展之后，发展海外交通和海外贸易已经是十分迫切的事。
明成祖夺得皇位时，明朝已经建立了三十多年，经过朱元璋三十一年的励精图治，农业经济得以恢复。在手工业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矿冶、纺织、陶瓷、造纸、印刷各方面，都比以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中国的丝织品、瓷器广受一些欧洲国家的欢迎，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宋、元以来中国海外贸易发达，对外移民增加，海上丝绸之路畅通，都为郑和下“西洋”准备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提供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条件。明前期国势强盛、贸易发达，本身具有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及扩大海外贸易和来往的要求，这种要求成为一种内在驱动力。
明朝建立后，经过两代帝王的努力，在北方把蒙古势力驱除到漠北和西北边缘地区，保证了中原王朝的安全。这为郑和下西洋坚定了政治基础。明成祖之所以派郑和下西洋，还在于其雄心勃勃，好大喜功。因此，他组建庞大舰队，派郑和对海外宣扬国威，施以珍宝向外示富。明成祖自认为是“奉天命天君主天下”的“供主”，希望万国来朝，满足自己大皇帝的虚荣心。再加上明朝初期，很多人对朝廷消极的海外政策深表不满，故朝廷对外政策为之一变，明成祖即位后便派宦官出国，召各国来朝，此举无疑可以提高明成祖的威望。派遣郑和下西洋便可以在国外显耀兵力，向海外各国夸示中国的富强，宣扬明朝的威德。同时明成祖还想用扬威海外来缓和国内对他武力夺取皇位的不满。此外，明成祖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是，当年靖难之役，火烧皇宫后，并未见到建文帝的尸体，民间流传建文帝到了海外。猜忌心重的朱棣，为了寻找失落的建文帝，于是派船去海外寻其踪影，以绝后患。
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七下西洋，既不同于一般的商船队，进行海外贸易，也不是一般的外交使团，而是由封建统治者组织的兼有外交和贸易双重任务的官方船队。他出使西洋就是召来万国向大明朝贺称臣纳贡，与域外小国番邦建立友好关系。他每到一处宣扬明朝国威，就宣读皇帝诏书：明朝皇帝是奉天承运的上邦大国之君，是奉“天君”之命的旨意来管理天下，四方之藩夷都要遵照明朝皇帝说的去做，各国之间不可以众欺寡，以强凌弱，要共享天下太平。他到了南洋各地，赐各国国王诰命印章，赐国王及各级官员礼物，同这些国家建立友好往来。
明成祖朱棣继位当年，就调派浙江、福建、湖广等五省的优秀造船工匠四百余户来南京龙江造船，他动员全国力量造船，要造出比曾在印度洋上航行的元船更大的远洋巨舶。为了保证造船质量的精良，明成祖不惜“支动天下一十三省的钱粮”。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曾在书中提出，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费用支出约在白银600万两，相当于当时国库年支出的两倍，而这还不包括造船等各地支出的费用。而建造和修补一艘船平均需要1600两白银，每次出航平均需船260多艘，
仅建造修补费用就需要几十万两银子。可见当时郑和下西洋是倾全国之力，才得以完成。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很多外国学者称郑和船队是特混舰队，它完全是按照海上航行和军事组织进行编队的，在当时世界上，堪称一支实力雄厚的海上机动编队。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在全面分析了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之后，得出结论说：“明代海军在当时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强大，甚至超过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能都无法与之匹敌。”郑和下西洋的船队，随行人员众多。有明确史料记载的人数有4次。郑和远洋船队，每次下西洋人数在27000人以上。后来西方大航海时代，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航海的人数分别在90—150人之间、170多人和265人。通过上述对比足见郑和下西洋时明朝的富足，同时也反映了古代社会有这种后勤保障实属不易。
郑和下西洋舰队编制完整齐全，船队由舟师、两栖部队、仪仗队三个序列编制而成。舟师是舰艇部队，基本单位为战船，它们被组成编队，分别叫前营、后营、中营、左营、右营，他们负责机动和保护任务。两栖部队用于登陆行动，实施大规模靠岸登陆作战。仪仗队担任近卫和对外交往时的仪仗礼仪，庄严威武，展现的是明朝海军的精神面貌。郑和船队人员主要有五个部分：指挥部、航海部、外交贸易部、后勤保障部、军事护航部。指挥部是整个船队的中枢，对航行、外交、贸易、作战等进行指挥决策。郑和是钦差正使兼总指挥。航海部主要用于航海出行、修船、预测天气等。外交贸易部主管外交礼仪，进行贸易往来，联络沟通。后勤保障部主要是管理财务、后勤供应、起草文书、医疗救治等。军事护航部则负责航行安全和军事行动。郑和下西洋船队编制完善、严密，体现了明朝海军的强大。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中，有五种类型的船舶。第一种叫“宝船”。据《郑和传》记载，郑和航海宝船共63艘，最大的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船有四层，船上9桅可挂12张帆，锚重有几千斤，要动用二百人才能启航。它的体式巍然，巨无匹敌，一艘船可容纳千人。第二种叫“马船”。马船长三十七丈，宽十五丈。第三种叫“粮船”，长二十八丈，宽十二丈。第四种叫“坐船”，长二十四丈，宽九丈四尺。第五种叫“战船”，长十八丈，宽六丈八尺。以上所载五种类型的船，有的用于载货，有的用于运粮，有的用于作战，有的用于居住。种类齐全，分工细致。
郑和的船队是一支以宝船为主，其他各功能不同的船为辅组成的规模庞大的舰队。郑和船队每次出海，云帆蔽日、浩浩荡荡。郑和下西洋造如此巨大的宝船，并不完全取决于载重量的需要，而是为了给人“巍如山丘，浮动波上”的观感，以“耀兵异域，以示中国富强”。《明史》中有记载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盛况：公元1431年，一支两百多艘船、两万七千多人的庞大船队，从太仓刘家港南下，停泊在福州长乐县的太平港。
公元1405年6月，郑和第一次下西洋，从福建长乐顺风南下，直抵爪哇岛。爪哇地处南洋要冲，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商业发达。当时爪哇岛上的国家正在内战，其中一方战败，属地被占。郑和船队的人员恰好登陆到爪哇岛战败一方的集市去做生意，被占领军误认为是驰援的人，结果登岛一百七十人惨遭误杀。郑和部下的军官纷纷请战，向爪哇宣战，给死去的官兵报仇。误杀事件之后，爪哇王很是惧怕，早就听说明朝的富强盛勇，于是谴使谢罪，并赔偿黄金六万两。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就出师不利，而且无辜损失了一百七十名将士，虽群情激奋，但怕一旦大开杀戒，海上丝绸之路沿岸各国误以为明朝此行目的在于侵略，这就达不到明成祖遣使下西洋的目的了。郑和后来了解到是一场误会，而且爪哇王认罪态度诚恳，愿意赔偿，郑和也就愿意顺水推舟，化干戈为玉帛，和平处理这一事件，后来禀明皇帝，明成祖决定放弃赔偿，爪哇王感恩戴德，两国从此交好和平相处。这件事的处理充分体现了郑和是传播和平的使者，广播“以和为贵”的中国传统礼仪，传承“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的中华文明。
公元1407年，郑和船队回航时抵达三佛齐旧港，遭遇以陈祖义为首的海盗团伙。这群海盗看到郑和大船，以为里面宝物肯定不少，因此心起歹念，想要洗劫郑和的船队。陈祖义带着5000名海盗向郑和船队进行袭击，没承想郑和已有准备，这群乌合之众哪是正规军的对手。郑和采用火攻，烧贼船十艘，获贼船五艘。海盗哪有见过这种阵仗，惊慌失措，鬼哭狼嚎，四处逃窜，最后5000名海盗悉被斩杀，海盗陈祖义等贼首被生擒后，被郑和押解进京，最后斩首示众。
公元1407年10月，郑和第二次下西洋，这次主要是送外国使节回国。这次出访所到国家有现在的越南、文莱、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到达斯里兰卡时，郑和船队向当地寺庙布施了金、银、丝绢、香油等。公元1409年2月，回航时，郑和等官员立《布施锡兰山佛寺碑》，记述了所布施之物，此碑现存科伦坡博物馆。公元1409年夏，郑和完成了第二次下西洋的任务回国。
公元1409年10月，永乐帝命令郑和率领官兵二万七千余人，驾驶海舶四十八艘，第三次下西洋。郑和船队从太仓刘家港启航，行驶路过今越南、柬埔寨、泰国、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斯里兰卡等国。郑和抵达马来西亚时，奉帝命招敕，赐双台银印，冠带袍服给马来西亚国王。马来西亚九洲山盛产沉香，郑和命官兵入山采香，得标本六株带回国内。郑和访问斯里兰卡时，此国国王“负固不恭，谋害舟师”，被郑和觉察，早早离开斯里兰卡前往他国。回程时再次访问斯里兰卡，国王诱骗郑和到该国，发兵五万围攻郑和船队，又伐木阻断郑和归路。郑和趁他们倾巢而出，王城空虚，带领二千官兵，取小道出其不意突袭王城，城破生擒国王和家属若干人等。
公元1411年7月，郑和圆满结束第三次下西洋的航行，回国后，进献斯里兰卡国王给永乐帝，并陈述抓他的原委，朝臣皆认为应该诛杀。永乐帝怜悯斯里兰卡国王无知，释放该国王及其家属，赐予锦衣玉食，又命礼部商议，选其国中贤者为王，并遣返旧国王。公元1411年，满剌加国国王率领妻子大臣等540多人来明朝贺，朝廷赐海船回国守卫疆土。从此“海外诸番，益服天子威德”。
公元1413年11月，郑和等奉命统军二万七千余人，驾海船四十余艘，第四次下西洋。此次出使抵达越南时，赐予越南王王冠玉带。公元1413年，郑和船队抵达苏门答腊，得知当时伪国王窃国，郑和奉帝命统率官兵追剿，生擒伪国王返京伏诛。这次航行，首次绕过阿拉伯半岛，远行至东非肯尼亚。公元1415年8月，郑和船队回国。同年11月，孟加拉国特使来中国进献“麒麟”（即长颈鹿）给永乐帝。
公元1417年6月，永乐帝派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并前往西洋伊朗等国公干。此次下西洋还护送今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柬埔寨、文莱、东帝汶、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孟加拉等各国使者及宣慰使归国。郑和这次下西洋，得到了沿岸国家进贡的狮子、金钱豹、西马、麒麟、长角马、花福鹿、骆驼、鸵鸡等。公元1419年8月，郑和完成第五次远航回国。
公元1421年3月，明成祖命令郑和送十六国使臣回国，进行第六次下西洋。郑和率船过南海、穿马六甲海峡，走印度洋，最远至今肯尼亚的蒙巴萨。公元1422年9月，郑和船队回国，随船来访的有泰国、苏门答腊、也门等国使节。后来明成祖去世，仁宗即位，国库空虚，于是仁宗下诏，停止下西洋的行动。
公元1430年，明宣宗认为外藩多年不来大明朝贡，遂命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公元1431年，郑和率领二万七千余官兵，驾驶61艘宝船，从福建长乐港出发。此次下西洋抵三十余国，返航途中，郑和因劳累过度，于公元1433年4月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
公元1405—1433年之间的28年，郑和七次奉旨率大明皇朝的200多艘船远航西洋，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达西亚和非洲东海岸。他的航行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87年，比达·伽马早92年，比麦哲伦早114年。郑和下西洋展示
了明朝前期中国国力的强盛，中国的海军纵横大洋，实现了万国朝贡，盛世直追汉唐；加强了中国与海外各国的联系，向海外诸国传播了先进的中华文明，加强了东西方文明间的交流。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由海上丝绸之路完成的最后一件世界性的壮举。
郑和下西洋使明太祖朱元璋以来的海禁政策得以短暂的改弦易张，推动了海外贸易发展，这一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已扩展至全球。向西由郑和七下西洋为代表的航线，是明朝政府组织的大规模航海活动，抵达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非洲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它是达·伽马等地方航线和麦哲伦全球航线的先锋代表。自此，开辟于秦汉的海上丝绸之路，经唐宋元各个时期的发展，到明代达到顶峰。郑和远航的成功，标志着海上丝路发展到极盛时期。
清朝海上丝绸之路走向没落
明朝中后期是欧洲大航海时代大发展的时期，是人类历史上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欧洲人相继进行全球性环海航行，特别是地理大发现，开辟了世界性海洋贸易新时代。虽然隆庆元年以后朝廷逐渐放开海禁，民间的贸易也有所发展，但是海禁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还是巨大的。很多沿海居民由于长期海禁，以打鱼为生的沿岸居民，为了生计只能被迫转做海盗。正如当时负责海禁的官员赵文华所说的：“海上居民，近来海禁太严，渔樵不通，生理日蹙，转而为盗。”因此朝廷才实行开放海禁的政策。
到了明朝后期，明朝政府又重申海禁。虽然嘉靖朝对倭寇进行了重大打击，但是倭寇并没有完全消失，转而活动在东海、黄海、日本海，给中国与朝鲜造成巨大的侵扰与威胁，因此朝廷又开始重申海禁。这一时期，欧洲大航海时代全面到来，欧洲王室资助的全球航行，开启了地理大发现。欧洲海上强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开始向全球进发，开辟殖民地。葡萄牙、荷兰等国袭扰我国东南沿海。葡萄牙人侵扰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并且占据澳门。17世纪初，荷兰人侵入我国，占据台湾，并伺机侵犯我福建沿岸。这时候的明朝国运不济，内忧外患。内部土地兼并，政治腐败，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外部东北后金崛起，对东北虎视眈眈；东南沿海倭寇、西欧海上强国不断袭扰。但是明朝政府已经无力解决海疆外患，只能消极应对，即重申海禁政策。
然而，海禁政策并没有真正起到防范倭乱的作用，反而加剧了“倭患”，造成了逼民为盗的副作用。这是因为，海禁政策禁止民间进行私人海外贸易，使得大量安分的沿海人民失去生活的依靠，加剧了人民生活的困苦。加上官方贸易的逐渐萎缩，在东亚、东南亚、南亚等地区的海外贸易权拱手让与其他国家与地区。当时正是东西方联系日益密切的关键时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最佳时期。但是海禁政策，使中国失去了大好机会，这不能不令人扼腕痛惜。
明代的海禁政策，对后世的影响更是深远，这个海禁政策为后来欧洲列强从海上侵略中国提供了便利，使中国到了清朝中后期走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清朝沿袭明朝的海禁政策有过之而无不及，竟然演变成完全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得中国更加封闭，孤立于世界。中国曾下西洋，却并未走向世界。加上统治者历来重视北部边境的安全，对于海防只是靠海禁政策，消极防守。当西欧列强携坚船利炮叩开中国国门时，就彻底地改变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和平目的，平等贸易已是奢谈，其商业活动更是巧取豪夺。
清初，由于东南沿海遗留的明朝抗清人士继续反抗朝廷，因此清朝廷沿用明朝的海禁政策。特别是郑成功驱赶了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后，台湾成为反清复明的大本营，时刻威胁着清朝在江南的统治。清政府严禁沿海商民通商海外，违者严惩。公元1655年，朝廷下令广东、福建、浙江、山东等省份的沿海居民内迁30～50里，沿海民居船只尽数烧毁，片板不许下海，海禁非常严格，海上贸易中断衰落。
清政府政权稳定后，恢复广东市舶司，开放了部分港口进行通商，并设置了广东海关，征收关税。公元1684年，在收复台湾后，为了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康熙帝下诏开海贸易，无论满汉人等，均可出海贸易。紧接着，又开放江浙两省并设置海关，并颁布《开海征税则例》，发给各关监督，酌量增减定例。
公元1686年，清政府在广东设置“十三行”，它是由沿海海关规定行商针对洋货行专营对外贸易，税收与国内其他税收有所区别的机构。虽然叫十三行，但是数目并不固定，因时而异。行商经营对外贸易，须个人提出申请，官府审核后批准。行商代表朝廷管理海路邦交和贸易事务，具有半官方性质，因而西方人称他们为“皇商”。行商有封舱、停市、约束外国人等行政权。外国人一切陈请要求，都必须由行商转呈于当地政府或者朝廷，不得私自与其他中国商人进行交易。
公元1720年，广东十三行的十五名行商自行商定建立“公行”，议定贸易往来的价格及其行商之间所承担的份额。但公行组织由于是自行商定，结构比较松散，又没有得到朝廷的正式批准，加上外商反对，没有正常运转下去。公元1745年，清廷实施“保商”制度，实行行行互保，同行歇业，公行有义务分摊债务。公元1760年，得到清廷允许，由九家行商呈请设立“公行”，“专办夷船”，垄断对外贸易。同时设立总商，由资本雄厚的1～3名富商担任。
清朝初年，英国、荷兰等遣使来华，商定与清政府通商，扩大双边贸易往来。清廷对于国外来使比较谨慎，怕东南沿海的反清势力与其勾结，因此拒绝。后来规定西方商船一律停泊广州黄埔港，除商人外，水手等不得上岸。公元17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首先在广州设立商馆。雍正年间，法国、荷兰、丹麦、瑞典等商馆也相继建立。
公元1757年以后，清政府禁止外国商人前往江、浙进行贸易，并且严格控制丝绸、茶叶等重要商品的出口，仅保留广州一处口岸对外通商。广东当局把行商组织分为三种：一、外洋行，即十三行，专办外国洋商人载货来广东进行商贸的事务；二、本港行，专管泰国使节及贸易往来事务；三、福潮行，负责报缴潮商和闽商往来买卖的事务。
在来华进行贸易往来的西欧各国，英国随着工业革命的成功，其势力逐渐超过了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法国，在对中国的贸易中开始居于首位。公元1764年，在中国从西欧各国输入商品总值中，英国为120万两白银，占63 %；中国向西欧各国输出商品总值中，英国为170万两白银，占47 %。公元1784年，美国派“中国皇后号”商船来华通商，开创了中美之间的第一次直接贸易。“中国皇后号”运来美国的土特产品，其中有人参和毛皮等，从广州购买了茶叶、瓷器、丝绸等。
到了公元18世纪初期，奥地利、比利时、普鲁士、丹麦、瑞典等也都开始通过“海上丝路”与中国通商。从中国广州出口丝绸、瓷器、茶叶、铁器、蔗糖、土布等商品到西欧及北欧国家，从西欧及北欧进口毛织品、金属制品、药材、皮货等商品来中国。由于中国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经济，加上政府在对外贸易中实行限制和防范的政策，西方国家出现了贸易逆差，大量银元流入中国。为改变这种贸易逆差，追逐高额利润，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贸易公司，不顾中国官方的禁令，通过非法手段向中国推销鸦片，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人民体质受到严重损害，给清政府的统治带来了极大危害。进口的商品中，鸦片逐渐占据了首位，并从原来的走私演化到合法化。
公元1838年，清政府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禁烟；同时，林则徐的同僚支持者也在湛江、雷州、琼州配合禁烟行动。公元1840年，英国政府发动了鸦片战争，中国从此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这时“海上丝绸之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只见小火轮驰骋，不见中国帆船。鸦片战争后，中国海权丧失，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沿海口岸被迫开放，成为西方倾销商品的市场，掠夺中国资源和垄断中国丝、瓷、茶等商品的出口贸易。从此，海上丝路一蹶不振，进入了衰落期。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整个民国时期，虽然中间有趁着西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黄金十年而稍有起色的发展期，但是随着中日战争的到来，海上丝路又很快衰落下去。此后，海上丝绸之路一直为当时的欧美列强所霸占和拥有，中西方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流随着二次世界大战到来而彻底阻断。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