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 2016政策热点解读_第四章 2016农业农村工作热点解读

第四章 2016农业农村工作热点解读

汪洋：用发展新理念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

2015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撰写的《用发展新理念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一文。文章认为，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是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发，着眼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作出的重要部署。农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文章共分五部分，本书收录时节选了第一、二、三部分。

积极创新，完善现代农业发展体制机制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加大创新力度，努力形成适应现代农业发展、契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体制机制。

要创新农业经营方式。这是农业现代化的客观需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强调，“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发挥其在现代农业建设中的引领作用。”规模过小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最大制约。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可以将更多现代生产要素、经营模式、发展理念引入农业，推进农业机械和科技成果应用，开拓农产品市场，提高农业组织化、产业化、市场化水平。要积极利用专业合作、股份合作、土地流转、土地入股、土地托管等多种形式，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着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引导和支持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发展壮大。从我国国情看，家庭经营在相当长的时期都将占据基础性地位，要加快发展经营性服务，搞好公益性服务，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这也是发展规模经营的有效方式。

要创新农村产权制度。这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农村产权制度涉及面广，最主要的是土地产权。《建议》提出，“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完善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依法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构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体系”，“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农村集体产权权能”。这进一步明确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务，对激活农村土地等要素、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意义重大。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动摇，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要统筹推进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稳妥有序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积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激发农村发展活力。

要创新科技等现代要素支撑体系。这是农业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建议》提出，健全“现代农业科技创新推广体系”，“发展现代种业”，促进农机装备产业发展壮大，“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推进农业标准化和信息化”等。促进农业科技创新，必须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健全科研和基层农技推广人员激励政策。要着力突破一批共性关键技术，加快解决现代种业提升、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农业信息化等突出问题。农业科技等现代要素的应用，必然要求劳动者的现代化，要重视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把农业发展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轨道上来。推进农业现代化还离不开金融的支持，要“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完善农业保险制度”，通过金融创新，提高信贷、保险等为农服务的能力。

协调推动，提高现代农业产业素质

现代化的农业，必然是内部结构合理、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农业。因此，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坚持协调发展。

要促进农业内部协调发展，形成现代化的农业生产结构。在我们这样一个有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始终是农业现代化的首要任务。为此，《建议》强调，“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守耕地红线，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提高粮食产能，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全面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大规模推进农田水利、土地整治、中低产田改造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粮食等大宗农产品主产区建设，探索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稳住了粮食生产，就稳住了农业的大局，保障了口粮供给，粮食安全就有了基本的保障，就可以拿出更多的资源发展多样化的生产。在强调提高粮食产能的同时，《建议》明确指出，“推动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这为农业结构调整指明了方向。要鼓励农民立足资源禀赋、面向市场需求，调整农作物种植结构、畜牧水产养殖结构，努力满足社会对农产品多方面的需求，不断提高农民收入。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加快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主导产品、支柱产业，优化农业区域布局。

要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形成现代化的农业产业体系。《建议》提出，推动“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产品精深加工和农村服务业发展”，“推进产业链和价值链建设，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提高农业综合效益”。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是农业现代化的新内涵，也是提高农业综合效益、促进农民增收的关键。要注重引入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积极推动农产品加工增值，加快发展订单直销、连锁配送、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方式，千方百计提高农业附加值，挖掘农业的生态价值、休闲价值、文化价值，发展乡村旅游等现代特色产业，不断拓展农业现代化新领域。

要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格局。关键是要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上取得重大突破。要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引导城市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管理等现代要素向农业农村流动，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从根本上增强农业农村发展能力，以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新要求。

绿色发展，促进农业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坚持绿色发展，保障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农业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促进形成资源利用高效、生态系统稳定、产地环境良好、产品质量安全的现代农业发展格局。

《建议》明确提出，“坚持城乡环境治理并重，加大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力度”，“扩大退耕还林还草，加强草原保护”，“开展退耕还湿、退养还滩”等，都是为了让透支的资源环境逐步休养生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要加强土地、水、森林等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把山水林田湖作为一个生态系统统筹起来进行保护和修复。鼓励开展轮作和间作套作等，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促进种地养地相结合。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农药精准科学施用、农业节水灌溉，推动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农膜等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加快农业环境突出问题治理，实施好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地下水严重超采区综合治理试点和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要下决心通过多方面努力，把超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农业生产退出来，把过量使用的投入品、过多的污染物减下来。

要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大力推进规模化、标准化、绿色化、品牌化生产，加强产地环境保护，实行严格的农业投入品生产使用和监管制度，实现生产源头可控制。建立全程可追溯、互联共享的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信息平台，健全从农田到餐桌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全过程监管体系。加快完善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落实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严惩各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韩长赋：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2015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撰写的《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一文。文章认为，农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基础，是稳民心、安天下的战略产业。“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要把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摆上重要位置，大力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文章共分三部分，本书收录时节选了第二部分。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作出了全面部署。我们要从我国国情农情出发，找准工作着力点，抓紧抓实抓出成效。

更加注重提高粮食产能，挖掘粮食增产新潜力。随着人口总量增加、城镇人口比重上升、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和农产品工业用途拓展，我国农产品需求呈现刚性增长态势。据专家预测，到2020年我国粮食需求大约为14000亿斤，还有2000亿斤左右的缺口。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要把稳步提升粮食产能作为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首要任务。粮食产量可根据市场需求调节，但粮食产能必须确保巩固提升。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守耕地红线，全面划定永久基本农田，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目前，我国中低产田约占2/3，大部分还是靠天吃饭。要大规模推进土地整治、中低产田改造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到2020年建成8亿亩高标准农田。

更加注重优化农业结构，培育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现代农业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实现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促进粮经饲统筹、农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探索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加强粮食等大宗农产品主产区建设，推动主产区建设核心产区，加大对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充分发挥各地比较优势，发展适应性农业，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草则草、宜牧则牧、宜渔则渔，提高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匹配度。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推进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建设，提高农业综合效益，让农民更多分享二三产业的增值收益。

更加注重农产品质量安全，确保“舌尖上的安全”。质量安全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近年来，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稳步提升、总体向好，目前主要农产品监测合格率均保持在96%以上，但在一些地方和领域问题隐患仍较突出。要坚持“产出来”“管出来”两手抓、两手硬。“产出来”，主要是推进农业标准化，建设一大批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打造一大批农产品知名品牌，从源头上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管出来”，主要是健全从农田到餐桌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全过程监管体系，开展质量安全追溯试点，加大综合执法和专项整治力度，抓好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活动。

更加注重科技创新，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根本要靠创新驱动。要加快建立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推进成果转化和技术推广。大力发展现代种业，做大做强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积极推进国家级育种制种基地建设，通过改革调动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加快农业机械化步伐，开展深松整地作业，重点突破水稻机插、油菜机播机收、棉花及甘蔗机收等瓶颈，推进主要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推进农业信息化，开展“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实施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加快农业物联网示范应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打造高素质现代农业生产经营者队伍。

更加注重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是现代农业的基本要求。要大力发展节水农业，推进工程节水、品种节水、农艺节水、管理节水、治污节水，提高农业用水效率。到2020年，力争在农业用水总量不增加的条件下，有效灌溉面积扩大到10亿亩。加大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力度，推动农药、化肥、农膜减量使用，统筹农村饮水安全、改水改厕、污水垃圾处理，推进种养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处理，力争到2020年化肥、农药使用量实现零增长，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农膜基本实现资源化利用。

更加注重经营方式创新，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发挥其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发展现代农业的生力军和引领力量。要构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体系，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积极推广合作式、托管式、订单式等服务形式。“新型经营主体+社会化服务+适度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路径。

更加注重统筹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农业竞争力。根据国内需要适当增加农产品进口，加强农产品进出口调控，把握好农产品进口规模、节奏，积极支持优势农产品出口，实现国内外资源有效配置、国内外市场统筹利用。推进农业对外开放，加强农业对外合作，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战略机遇，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业企业集团。

潘盛洲：新时期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遵循

2015年11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潘盛洲撰写的《新时期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遵循》一文。文章认为，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始终是国家安定和改革发展的基础与依靠。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解决“三农”问题，要自觉把“三农”工作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局中去认识、去谋划、去部署、去推进。文章共分四部分，本书收录时节选了第二、三部分。

农业的出路在现代化

习近平同志强调，农业出路在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进步。这为我国农业发展指明了方向。目前，我国工业化已进入中后期阶段，信息化日新月异，城镇化快速发展，而农业仍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阶段。必须充分发挥工业化的反哺支持作用、城镇化的辐射带动作用和信息化的提升改造作用，依靠科技支撑和创新驱动，努力走出一条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补齐农业现代化这个短板。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习近平同志指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任何时候这根弦都不能松；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应从治国安邦的高度清醒认识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极端重要性和长期性、艰巨性，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既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集中国内资源保重点；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水平。树立大粮食概念，在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基础上统筹抓好其他重要农产品生产。同时，高度重视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加快农业科技进步。习近平同志指出，

要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近些年，我国农业科技水平明显提高，2014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6%、农业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61%。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科技水平仍有较大差距。要以破解地少水缺的资源环境约束为导向，按照增产增效并重、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结合、生产生态协调的原则，组织开展重大农业科技攻关和成果转化，加快发展民族种业，提高农业机械化、信息化水平，促进农业技术集成化、劳动过程机械化、生产经营信息化、安全环保法治化。

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习近平同志指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要不断探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加快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我们要按照这些要求，在工作中既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农村土地有序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又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不搞大跃进，不搞强迫命令，不搞瞎指挥。在坚持农户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的同时，加快培育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建立健全与国情相适应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加大农业投入力度，财政再困难也要优先保证农业支出，开支再压缩也不能减少“三农”投入。近年来，中央财政对“三农”的投入不断加大。但与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的需求相比，“三农”投入总体还显不足，机制有待完善。应尽快建立农业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改进农业补贴办法，完善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提高市场调控水平，推动农村金融创新，提高金融服务“三农”的水平。

推进新农村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

习近平同志指出，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继续推进新农村建设，使之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互惠一体，形成双轮驱动；要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目标是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这些论述不仅阐明了加强新农村建设和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性紧迫性，而且指明了努力方向。

当前，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具备了支撑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物质技术条件。我们要发挥制度优势，加强体制机制建设，把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作为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坚持和完善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努力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大力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保障金融机构在农村吸收的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财政支出进一步向农业农村倾斜，维护农民的生产要素权益。完善规划体制，通盘考虑城乡发展规划编制，切实解决规划上城乡脱节、重城市轻农村的问题，不断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和水平。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机制，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创新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决策、投入、建设、运行管护机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形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体制机制，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人关爱服务体系建设，为农民建设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

李小云：精准扶贫才能精准脱贫

2015年11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撰写的《精准扶贫才能精准脱贫》一文。文章认为，消除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而精准扶贫则是适合我国当前发展阶段新特征的扶贫方式，是实现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重要举措。

消除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同志指出，未来5年，我们将使中国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为了实现全部脱贫的目标，我国从2014年开始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践证明，精准扶贫是适合我国当前发展阶段新特征的扶贫方式，是实现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重要举措。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工作取得巨大成就，大规模减贫成效显著，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赞誉。我国贫困发生率从上世纪80年代的80%以上下降到2014年的7.2%。取得如此巨大成就，原因主要有三方面：第一，农村改革为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减贫提供了重要基础。当时，农民生计来源以种养业为主。农村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第一产业增加值从1978年到1985年以年均7%的速度增长，农民收入迅速提高。第二，非农产业发展为农村减贫提供了强劲动力。在农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劳动力大量向非农产业转移，实现了农民收入的大幅提高。第三，工业化和城镇化成为农村减贫的重要推动力量。随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推进，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向工业和城镇转移，非农产业收入成为农村居民主要收入来源。此外，我国农村改革发展带有明显的普惠性，经济发展的收益能迅速为广大农村人口所共享。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我国贫困人口数量逐渐减少，但减少的速度逐渐趋缓，贫困问题呈现新的特征。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在初始阶段作为农民收入主要来源的种养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逐年下降。第一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已经降至2014年的9.2%，农业对农民收入的贡献也在逐年下降。这意味着依靠种养业的农户很难大幅提高收入，容易陷入低收入或贫困状态。第二，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交通条件好、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群体以及受教育水平高、市场竞争力强的群体更容易获得经济发展的红利。农村困难群众由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市场竞争能力较差，继续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面临较多困难。目前，农村绝对贫困人群主要有三类：一是没有劳动能力的极端贫困户；二是虽有劳动能力，但家庭负担很重、教育和医疗等支出很大的群体；三是虽有劳动能力，但所处客观条件非常不利于改善生计的群体。

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大规模扶贫开发。初期的政策设计建立在资金匮乏、难以进行工资转移支付的基础上，因此主要是通过以贫困县为扶贫单元的区域瞄准，为大量贫困人口参与经济发展创造条件。这个机制取得了很大成效，为我国扶贫开发取得巨大成就作出了突出贡献，但在现阶段已难以做到针对贫困农户的精准扶持。这是后来我国贫困人口数量减少速度趋缓的主要原因。可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贫困人口分布碎片化，如果不直接针对贫困农户进行精准扶贫，消除贫困的目标就很难实现。

中央提出要在2020年实现7000多万贫困人口脱贫、所有贫困县全部摘帽，就是希望通过实施精准扶贫方略帮助贫困群众走出贫困陷阱。精准扶贫意味着将扶贫工作单元从区域瞄准转向农户瞄准，在区域发展格局下更加注重扶持贫困农户发展。同时，精准扶贫方略将社会保障的兜底作用与扶贫开发的增收作用相结合，形成到2020年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基本框架。通过精准扶贫，做到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就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率，满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和发展需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不让一个人掉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