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新政协的召开_国名之争

国名之争

在商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名称的过程中，还曾有一段激烈的争执过程。来自全国各界的代表们在新政协会议期间，就加不加“民主”一词和要不要简称“中华民国”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最终才定夺为目前大家熟知的国名。

1948年，中共中央在发表“五一”口号时，仅仅提出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宣言，并未提出新国名。3个月后，毛泽东电复各民主党派时，提出“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口号。10月10日，毛泽东在他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宣布：“准备在1949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大会，成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此后，在1949年的新年献词中，毛泽东仍旧宣布，“1949年将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在6月15日召开新政协会议筹备会上，毛泽东致词，连呼“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心中内定的国名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在新政协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决定分设六个小组来完成各项新中国的筹备事务。当时，以董必武为组长、黄炎培为副组长的第四小组，主要负责拟定政府方案。全组25人本着民主、和平、团结的原则，就国家的属性、政府组织的原则、民主集中制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唯独在国名的问题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第四组小组成员对“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是否需要简称“中华民国”这两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

7月8日，第四小组召开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会上，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张奚若建议去掉国名中的“民主”二字。他认为，应该去掉“民主”二字，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哪有人民不民主的？再说了，民主（democracy）一词源于希腊语，其原意与“人民”相同。人民是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人民”这个概念已经很好地把“民主”的意思表达清楚了。即便是去掉“民主”，也能很明确地解释为：共和而非专政，民主而非君主。

张奚若的一番话引起了小组成员的热烈讨论。大家的意见分歧很大，讨论过程也很激烈。

雷洁琼说：“如果国名太长，使用时不作全称即须注明简称。”而黄炎培和张志让两人主张用“民主”二字，他们认

为：新中国国名可将原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若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

大多数筹备常委会和各小组成员也认为，“民主”和“人民”并没有并列的必要。只是当时音译的原因而导致的差异，事实上两者的意义完全相同。

鉴于此，第四小组将关于国名的3种意见归纳在一起，递交给政协全体会议。组长董必武在报告中，同意了张奚若教授提出的名称。

9月7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向已到北平的政协会议代表及有关人士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报告。在报告中，周恩来解释道：“民主与共和国有同样的意义，无需重复，而这两个词都包含了民主的意思。在国外，民主与共和是一个词，到了中国却将它界定为两种词语了。作为国家来用，还是‘共和’二字较好。我看就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吧！”

新中国国名的界定告一段落了，可仍旧遗留了一个小“尾巴”。那就是需不需要在国名后面的括号里添加“中华民国”简称的问题。

当时，在提交给政协会议的各项文件中，都在已确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称呼后，附带着一个括号，括号内写着“简称中华民国”六个字。这一简称，容易让人误解为辛亥革命时期建立的“中华民国”。因此，有代表提出取消简称、统一使用国名的提案。

针对这一提案，周恩来于9月26日在六国饭店召开午宴，宴请几十位70岁高龄上下的老者。宴会开始后，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今天请来赴宴的大多是辛亥时期的老者，唯有3人是请来听长者发言的。我国有句老话，叫做‘请教长者’。今天这场宴会的目的就在于此。在讨论文件时，大家对国名后面附带的简称意见不同，说法不一。所以，常委会命我来问问各位老前辈的意见和建议。我知道，大多数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还是有些旧感情的。”

周恩来的话音刚落，中华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就接上话说：“我国老百姓教育还很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必然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所以，我觉得这个简称很有必要。再说了，等政协开个几届后再来换也不迟。”

接着，何香凝也委婉地提出：“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成果，是许多烈士用生命换来的。关于改国号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固然最好，如果大家都反对，我那也就跟随大家的意见。”

清末进士周致祥作为第三个发言人，坚决地说：“我反对用简称。中华民国，是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到了蒋介石

手里，它更是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去掉简称，以此来表明与辛亥革命完全不同的性质。”

听到前面几位发言人的观点后，美洲侨胞领袖司徒美堂激动地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中华民国这4个字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缘，特别是近20多年来，更是被蒋介石集团弄得面目全非。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与辛亥革命是否相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是不是应该摒弃那些不好的东西？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要改就改好，为何要几年之后再改？古语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若坚持用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好似偷偷摸摸的。革命胜利了，我坚决主张正大光明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徒美堂酣畅淋漓的一番言论，博得在场所有人的掌声。中国民主同盟会主席张澜、清末翰林且留学日本的陈叔通、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等人都积极拥护司徒美堂的观点。

作为一名教育学者，车向忱从民众教育的角度分析说：“如果说，民众一时无法接受新国号，仅仅只是一个教育宣传的问题。我相信，循序渐进的教育能够让人民认识到这次革命的性质。还有，是不是老百姓都反对新国号？我看，不见得。”

紧接着，沈钧儒这位法律专家从法律的角度也陈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如果有群众还要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我们也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政协3大文件里加上这个简称，则是法律上的一大漏洞，是不符合法律观点的。遍观世界各国国号，仅有字母上的缩写，而没有记载在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所以，我也不主张用简称。”

最后，南洋华侨首领陈嘉庚说：“我也不同意使用简称。既然大家都对中华民国并无好感，那就不要用了。个别人可能因为习惯问题，沿用一段时间，但过些时候就应该好了。”

通过此次讨论，除了黄炎培主张保留外，其余人都同意去掉简称。宴会结束时，周恩来表示将今天的讨论结果呈送给大会主席团常委进行参考，并将由主席团常委作出最后的决定。

9月27日，政协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第六次大会在怀仁堂召开。大会一致决定，去掉国名后面的括号及“中华民国”的简称。这一天的会议记录是这样被记载的：

简称中华民国一去掉，不等于把中华民国过去革命历史意义一概抹煞。如辛亥革命、国共大合作等都是有它的历史意义的。这一点毛泽东在开幕词中也讲过。同时，中华民国这名称，因为在民间已很习惯，所以在目前，正如现在我们所用的阳历，同样也不禁止人民用阴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