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伟大抉择_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继承性和独特性

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继承性和独特性

（一）中国革命的历史遗产与改革开放道路

改革开放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十月革命所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继承者。十月革命对于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第一次将中华民族的命运置于世界视野下，并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相关联。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及其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众所周知，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作为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大国，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格局中步履维艰，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国家的混乱和分裂成为常态。跳出这一历史宿命，需要中国社会自觉力量的崛起，领导人民首先争得政治独立和民族解放，继而实现经济独立和国家发展，并借此参与国际竞争和实现现代化。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人类历史活动走向自觉的历史背景，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而没有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活动空间。而恰恰是后者，才能形成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核心力量，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历史和理论前提。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工人阶级代替资产阶级的地位，工人阶级政党代替资产阶级政党的地位，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使中国的民主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由此带来阶级关系的新调整，农民革命的大发动，从而第一次在中国使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具有了革命彻底性，使民主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具有了可能性。党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不断加强自身的建设，党的建设成为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之一。历史已经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党”。在此之后，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条件，把和平与发展作为必须面对的时代主题，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和未来发展，才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生长点与创新源泉。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革命成功后的首要问题。在1875年所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提出了过渡时期理论。马克思指出，从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不可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中间需要有一个革命转变的过渡时期。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当时我国还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毛泽东在1953年10月曾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他还为党制定了“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其基本精神就是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七年间，我们党以“两个务必”“进京赶考”的精神状态，通过革命和建设为中国社会发展留下了丰厚的历史遗产。

首先，我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国革命的意义就在于，它使得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有了一个可靠的政治制度前提。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要先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在国体上与苏联不同，我国实行的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制度确保了政权的民主性质和人民在国家中当家作主的地位，有利于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人翁责任感，有利于实现政治民主化；在保证人民专政的同时，能避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歪曲和滥用，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政体上我国没有照搬苏维埃，更没有采纳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而是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反映人民意愿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权力相统一，因而更适合中国国情。在政党制度方面，我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一个崭新的政党制度，既不同于西方的多党制，也不同于苏联的一党制。在民族政策和制度方面，与苏俄1924年实行的联邦制不同，我国放弃了当初孙中山的“民族自决”设想，在统一的共和国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保证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稳定。可以说，四位一体的基本政治制度，是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我国具体实际的结果，既富有远见又具有决定性意义。

其次，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我国建立了国营经济；通过实行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在较短的时间内，我国建立起了包括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国家与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在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被提出后，我国又加快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业方面，与苏联的全盘集体化方式不同，我国更多是按照列宁的合作化思想，采取由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过渡办法，逐步完成农业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手工业方面，则主要通过供销合作小组、供销生产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等形式，将大量分散的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达到由分散到集中、由低级到高级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我国摒弃了苏联暴力剥夺的办法，而是采取和平赎买形式，用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为主的初级形式发展到公私合营的高级形式，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绝大多数民族工商业者在改造中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通过三大改造，我国确立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式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相应构建了与国情相适应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上，我国则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应当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具有历史独创性。不过，改造过程中也存在过急过快，形式简单划一等缺点；而且也有着过于追求纯粹公有制、不允许其他经济成分存在、片面强调计划而忽视市场等问题。

再次，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早在新中国成立前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报告中就提出要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移到城市，“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由于多年战乱，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全国生产，同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了50%，农业生产下降了25%，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政府手里接收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新中国成立初期，外有帝国主义封锁和抗美援朝战争，内有社会动荡，物价暴涨，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通过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到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比

新中国成立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了20%，与此同时国营经济的比重在上升，私营经济的比重在下降，提前两年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从1953年1月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一五”计划顺利完成，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783.9亿元，超过原定计划的21%，比1952年增长128.1%，平均每年增长18%。同年农业生产值达到604亿元，比1952年增长25%，平均每年增长4.5%。总之，“一五”时期我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正如党的文件中所明确指出的那样，由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其一，“我们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其二，“消灭了剥削制度，改造了小生产者的私有制度，全面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初步实行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使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以上的中国人民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其三，“我国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三十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经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奠定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创立了可以依靠的前进阵地”；其四，“我们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文化教育事业进行了必要的改造，发展了为人民服务的科学、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卫生、体育等事业。我们在全国人民中进行了大规模的持久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人民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原子弹、氢弹、导弹的试验成功，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和回收，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集中地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的成就”；其五，“我们战胜了外国侵略势力先后对我国进行的孤立、封锁、干涉和挑衅，巩固了国家的独立。我们的伟大祖国昂首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愈来愈成为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巨大力量”，“现在，全世界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已有一百二十个，我国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贸易关系、文化联系和友好往来正在不断发展”。因此，“三十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看不到这个伟大成就是完全错误的”。总之，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源。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没有这个前提和基础，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将是不可想象的。

（二）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与改革开放之路

从历史发展趋势和经济生活的内在规律看，社会主义制度是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合理、更能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制度。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需要从根本上确立并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1956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的开幕词中说：“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1959年9月，刘少奇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发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文章中总结说：“中国人民十年来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应当说，无论是60多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顺利完成，还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探索乃至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伟大成就，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都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果。

首先，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走向成功的保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揭示了“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三个“代替”是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中国共产党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科学分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在此基础上，正确地解答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找到了一条通过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道路。

“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主要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党正确地解决了工人阶级同农民结成巩固联盟的问题，使工人阶级获得了最广大的同盟军。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正确地解决了统一战线中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党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毛泽东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概括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条总路线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和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原理，又是从中国实际中求得的科学认识和行动纲领，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其次，坚持政权性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的前提。改革开放是在既有的政权下的建设事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所从事的伟大实践。早在1917年，列宁就认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是当时俄国最迫切的理论问题和政治实践问题，他在《国家与革命》中系统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同样，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也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对建立新型国家政权问题进行了探索。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这一“结合”的开端。毛泽东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标志着我们党对“结合”的认识已经通过长期的实践达到了理论上的自觉，形成了关于“结合”的理性认识。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同志提出“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1948年9月召开的党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仅仅是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会议同时阐明了我们的新国家所应实行的政体：“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来代表它的。”“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由于有了这些科学理论的指导，保证了我国新生政权的人民当家作主地位，从而为国家独立统一和发展振兴提供了可靠基础。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了从实践探索到理论自觉再到成功实现的发展环节。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同时包含着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就理论方面而言，“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的发展和形式的创新，就是要在中国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回答时代提出的新课题，总结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通过理论创造指导具体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同时还要结合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使其融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国的大地上扎下根来。就社会实践方面而言，“结合”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即运用它认识中国社会，指导中国实践，把理论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发挥科学理论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能动作用，其成果就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进程，同时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取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理论成果的过程，这二者是不可分的。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作了历史性的概括，他指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内，处于被侵略、受屈辱的状态，是中国人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坚持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使中国的革命取得了胜利。”他强调：“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且把它同自己的实际相结合，所以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如果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或者不把它同自己的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就不会成功。革命是如此，建设同样如此。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伟大胜利，从根本上说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再次，对待历史问题需要辩证地看待。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转入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之前，虽然我国经历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大跃进”和“反右倾”等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但仍取得了很大成就，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为后来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奠定了基础。邓小平指出：“‘**’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尽管遇到困难，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渡过。经济上发生过问题，但总的说还是有发展。”但是，后来发生的“**”，“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不过，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我们党维持了统一，并有决心和有能力纠正自己的错误。

以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党全面纠正了“**”中及其以前的错误，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历史问题作出了科学的总结，是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标志着党和国家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由此才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三）中国的历史文化积淀与改革开放的特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中国化，因而，中国改革开放选择的不是追赶，而是超前式的发展模式。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沉淀了独特的文化基因，这是中国最宝贵的财富、最深厚的生存基础与振兴根基。悠久的历史文明是近代中国发展科学、文化、教育和发挥传统创造力的源泉。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和建设经验表明，其现代化基础的构筑，不能仅仅借鉴西方价值体系，还应该在保持民族文化同一性和文明独立性的前提下，将西方技术、治理文化和东方传统精神文化相综合。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需要根据本国文明的独特性，在改革进程中善于发挥带有自身特点的文化凝聚力。

中国改革开放的独特性在于，我们不轻易照搬、照抄外国的发展模式，而是借鉴性地将外国经验“中国化”，使之演化并适合本民族特点，为我国所用。这一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因此，改革开放是我国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历史新时期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其要义在于，改革开放一方面挖掘了本民族的丰富遗产，另一方面又充分利用了外来经验为国家建设服务。因此，改革开放中我国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丰富的内容，不仅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且还是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目标的现实发展模式。在古老的中国文明中，蕴涵着高度统一、不断自我更新的民族意识，它是中国社会团结一致，最终完成把中国变为现代化、高度发达文明国家任务的可靠保证。需要指出的是，在改革开放中我们党既善于广泛借鉴外国经验，但更注意防范盲目西化的危险。这样，就避免了引进有违中国文化特征、削弱民族凝聚力、破坏国家稳定的所谓外国经验，从而保证了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和本土特征。

注重本国特点并立足中国国情，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独特性的两个重要标志。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具有自身的特点。这种特点所暗含的中国元素构成了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直面了社会主义各国转型特别是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中的五大难题，如商品经济的发展、收入差距的拉大、私营经济的发展、所有制形式的多元化和国际舞台上的竞争等。中国的经验是，认真研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走过的道路，借鉴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的优势长处，学习一切有益的国际经验。在此基础上，中国再通过对照和总结过去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经验，探索和创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成分、经济体制和管理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显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出，表明我国改革开放中从未背离社会主义的大方向，只是在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方式上进行了新探索。而这些与坚持党对改革开放的领导是分不开的，党的领导同样是中国改革开放独特性的体现，是中国特色的充分展示。

历史文化积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撑点。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没有摧毁传统文化，相反还使这一文明得以全面保持、发扬和巩固。在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传统道德与西方市场管理经验、自力更生精神与借鉴国外经验高度结合，极大地调动和挖掘了人民支持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民族心理因素。改革既是中华民族强大的自我修复和自我发展潜力的显示，也是中国维系尊重传统、尊重独立思考等美德的展现。事实证明，中国根深蒂固的文明底蕴，对保持国家的稳定和国际威望的提高起到了特殊的促进作用。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