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中国推动国际关系现代化的方略_六、努力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框架

六、努力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框架

虽然新型国际关系的主体越来越多元，中小国家、非国家行为体不仅成为国际关系不可忽视的主体，而且其地位不断上升，但是，大国的地位仍然是不可替代的，大国还是关键少数，是最重要的主体。因此，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对外战略的关键环节，也是推进新型国际关系的关键环节。

（一）努力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习近平在2013年中美元首庄园会晤中阐述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三个方面相辅相成、互相作用。其中，“不冲突不对抗”是前提，如果失去这一条，大国关系就不可能是新型的；“相互尊重”是基础，没有这一条，大国关系不可能健康发展，要么滑向对抗、冲突，要么走向依附性的同盟关系；“合作共赢”是方向，因为在当今时代，大国之间不可能不交往，只有通过合作实现共赢，才符合各方的根本利益，同时也会弱化双方走向对抗、冲突的动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能否建设好，不仅对中国的外交战略布局具有关键意义，而且对全球范围内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还具有示范作用。这是一项“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事业。

中美这两个被认为必然要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大国，而且又存在着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文明传统、发展阶段的巨大差异，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确实具有巨大挑战性。但是习近平则认为：“事在人为。我对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抱有信心。”他进而阐述了“抱有信心”的理由：“第一，双方都有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政治意愿。第二，40多年双方合作的积累，使两国合作具有良好的基础。第三，双方建立了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等90多个对话沟通机制，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机制保障。第四，双方建立了220多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中国有近19万学生在美国留学，美国有2万多学生在华留学。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深厚民意基础。第五，未来两国有着广泛的合作空间。”

“抱有信心”表明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现实依据。然而，现实依据只是使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备了可能性。要使新型大国关系成为必然，还需要中美双方主观上的努力。习近平指出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实现途径：“中美需要在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发展合作、管控分歧的过程中，不断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

结合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因素，构建中美新型大国需要着重从四个方面努力：加强相互尊重；推进合作共赢；有效管控分歧；创新战略思维。

1．加强相互尊重

冷战结束后的中美关系已经具有一些新型大国关系的要素，可以将之称为准新型大国关系。总结中美准新型大国关系，可以看出，20多年来，中美未走向对抗、冲突，也有合作共赢。然而，两国之间却摩擦不断，在个别领域的对抗、冲突时常发生，从而让人总是担忧准新型大国关系会滑向旧型大国关系。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美国并未以平等的心态来对待中国，对中国没有应有的尊重。因此，要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两国必须加强相互尊重，尤其是美国，要调整霸权心态和强权心态。

首先，美国要尊重中国的社会制度和道路选择。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人民的选择，有历史必然性。美国应放弃“天定命运”的霸权心态和教师爷心态，尊重中国选择道路和制度的权利，承认中国人民有做出正确选择的能力。一种制度是不是好的，关键是看其是否符合本国国情。而是否符合本国国情，本国人民最有发言权。“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

其次，尊重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利益诉求。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有正常主权国家的利益诉求，特别是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和国家统一等核心利益上的诉求。而长期以来，美国在台湾问题、新疆问题、西藏问题上的言行，明显地是干涉中国内政，是对中国核心利益的不尊重。近年来，美国在南海争端、钓鱼岛争端上的言行，也有这种性质。

最后，尊重中国作为一个崛起大国的利益诉求。大国同普通国家的利益诉求会有所不同，崛起大国同一般大国的利益诉求也会有所不同。只要这些利益诉求符合国际法和现行国际行为准则，就应当被尊重。比如设立防空识别区，过去由于各种原因，中国没有将这种诉求纳入议事日程，现在随着形势变化，中国将之公布。这并不违背国际法和现行国际行为准则。但是美国对这件事的反应，显示出其对中国利益诉求的不尊重。

2．推进合作共赢

当今的中美关系，合作与竞争并存。虽然近年来伴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两国竞争的一面上升，但合作的一面并未减弱。加强中美合作，不仅会使双方互利共赢，而且还有利于夯实双边关系的基础。

对中国来说，要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意味着美国在中国外交战略布局中的角色定位：既是合作伙伴也是竞争对手，但主要是合作伙伴，竞争对手是第二位的；肯定不是敌人。这种角色定位，是基于中国总体外部环境的需求。所谓总体外部环境，就是将发展外部环境和安全外部环境统合到一起的外部环境。

从发展外部环境看，美国不仅在经济、科技等物质层面提供了中国所必需的合作，而且还提供了可供中国学习的管理经验、搞市场经济的方式方法。

近些年来，尽管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不断，有时还显得很激烈，但是在经济发展上，美国仍然是中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中美在经贸领域的合作不仅在不断深化，而且合作内容也在拓展。两国已经成为经济上的利益攸关方。如果以主权国家为统计对象，中美已持续多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连续多年是中国最大外资来地之一。

学习、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一直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最重要动力之一。尽管美国在科技合作上一直对中国有诸多限制，但在信息化、全球化时代，技术封锁的效果呈递减趋势，再加企业的逐利本性，中国总是能够在同美国的交往、合作中学到一些东西。虽然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科技实力有了明显的提升，但是，正如习近平所说：“进入21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面对科技创新发展新趋势，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寻找科技创新的突破口，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先机。”然而，“科学技术是世界性的、时代性的，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中共十八大确立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个战略虽然强调自主创新，但是“自主创新不是闭门造车，不是单打独斗，不是排斥学习先进，不是把自己封闭于世界之外”，而是“要更加积极地开展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用好国际国内两种科技资源”。美国作为世界上科技实力最强，同时又极具创新性的国家，自然应当是中国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的重要对象。

正是由于中美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而且两国经济合作对双方都越来越具有战略意义，从2006年始，两国定期开展“战略经济对话”，至2008年年底共举办6轮，对话的领域十分广泛。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将“战略经济对话”改为“战略与经济对话”，每年一轮。仅以2014年在北京举办的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为例，在这个框架下，经济对话在强化经济政策合作、促进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提升全球合作和国际规则、支持金融稳定和改革这四个方面达成共识，并在此基础上在29个项目上做出机制性安排。与此同时，战略对话共取得116项具体成果，内容涉及8个方面，其中5个方面（地方合作、能源与气候变化合作、环保合作、科技与农业合作、双边能源环境科技对话）共73项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在国际关系史上，还没有哪两个非结盟大国之间有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合作，当然也没有过如此的对话与合作机制。

作为重要合作伙伴，美国为中国发展外部环境能提供的不仅是物质层面的产品，还有精神层面的产品，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搞市场经济的方式方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然会有许多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地方，但是共同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目的之一就是学习发达国家搞市场经济的方式方法并吸取其经验教训。

与发展密切相关的是世界总体和平环境。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下，世界总体和平环境能够得以维持，而中美两国在维护世界总体和平以及现行国际秩序方面，不仅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还有卓有成效的合作。如果没有这种合作，很难想象世界和平会遭遇什么挑战。中美合作“可以做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

除了发展外部环境和世界总体和平环境外，在中国国家安全的诸多领域中，比如国土安全、经济安全、资源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核安全领域，美国总体上是合作伙伴。在这些领域，中美虽然也时常有矛盾和摩擦，但总体上是合作的。

虽然近年来中美竞争的一面在上升，但是鉴于中国目前仍然是以发展为第一要务，而且基本安全能够保证，所以，在总体外部环境建设中，美国作为伙伴的角色还是主要方面。

3．有效管控分歧，确保不冲突、不对抗

大国之间存在利益矛盾、分歧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像中美两国这样的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矛盾与分歧肯定会更多，再加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文明文化、发展阶段等方面的差异，矛盾和分歧更非同一般。

建设新型大国关系，首要的是确保不冲突、不对抗。旧型大国关系中，大国之间也有许多共同利益，但是一旦走向对抗、冲突，共同利益全都消失。

确保大国不冲突、不对抗，就需要有效管控分歧，不使利益矛盾和分歧不断激化。要管控分歧，就需要清醒地认知分歧。对中国来说，必须清楚，美国在中国国家安全环境的诸多方面构成严峻挑战。

首先，美国是中国政治安全外部环境的主要挑战力量。美国出于反共主义意识形态，一直对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耿耿于怀。尤其是随着中国模式影响力的扩大，美国更是有一种模式危机感，担心作为其立国之本并一直努力向全球推广的自由主义模式风光不再。于是，美国对华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动力愈加强劲，从而对中国的政治安全带来挑战。尽管作为中国根本安全领域的政治安全，其主要威胁来自内部，外因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但是对美国作为中国政治安全的首要外部挑战力量这种角色定位，中国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其次，美国是中国军事安全的最大潜在威胁源。虽然在和平与发展时代，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可以避免，但是小规模军事冲突甚至局部战争的危险不能排除。随着“重返亚太”，美国更加倾向于将中国

作为最大的潜在军事安全竞争对手。与此同时，中国也感受到，在美国因素作用下周边军事安全环境趋于恶化。如果在美国纵容下，个别国家挑起同中国的军事冲突，就有可能演变成美国直接或间接参与的局部战争，从而威胁中国的军事安全。

最后，在信息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等领域，美国是重要挑战力量。维基解密事件和斯诺登事件表明，美国是中国信息安全的最主要外部威胁源。社会安全与政治安全密切相关，美国实施的影响中国政治安全的战略与措施，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安全。文化安全主要体现在政治文化上。美国搞价值观渗透，无疑会影响中国的政治文化建构与发展，进而影响文化安全。

美国对中国构成的挑战是两国间很多分歧产生的主要根源。中国需要不断同美国进行战略对话，让其了解中方的认知以及由此带来的许多问题上同美国的分歧。

在认知两国间的矛盾与分歧时，两国还需要摆正心态，从现实出发。两国战略家和决策者都需要清楚，在当今的国际现实环境中，大国间存在利益矛盾和各种各样的分歧是正常状态。毕竟主权国家还是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虽然全球化使国家主权受到侵蚀，但是并未改变主权国家的基本状况。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内外政策，以及政权更替、各级官员产生等，都是主权国家的内政，从法理上讲，其他国家无权干涉。国家利益对几乎所有国家来说都是至高无上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都是国家利益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维护包括国家主权在内的国家利益是各国执政者的首要任务之一。这就使得各国之间难免会产生国家利益分歧、冲突。实际上，维护、扩展国家利益，几乎是导致国际冲突和战争的总根源。中美两国都是主权国家，两国政府肯定都要致力于维护本国利益，而作为两个大国，两国利益不可能没有分歧、冲突。实际上，中美两国间出现的所有摩擦、冲突，都可以从两国政府寻求本国利益的动机中找到答案。

国际政治主要行为主体是主权国家这个现实决定了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极端民族主义。在信息、传媒越来越发达的现代社会，公众舆论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公众的意愿和情绪。然而，在许多国家，极端民族主义却大行其道，严重影响着公众的对外言行，进而制约政府的对外政策。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在涉及领土争端问题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对相关国家间关系来说，领土争端同两国经贸、安全等领域的合作相比肯定是次要问题，但是由于在极端民族主义影响之下，相当一部分公众表现出在领土问题上绝对不能有丝毫妥协、让步的情绪，并对政府施压，促使政府在领土争端上采取强硬立场，最终导致两国关系受损。

极端民族主义在中美两国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在美国，就存在着“美国至上主义”（americanism）。所谓美国至上主义，就是这样一种信念：美国的理想、价值观和现实都优于任何其他国家。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1917年1月10日的一封信中写道：“美国至上主义意味着勇敢、自尊、公正、真实、诚恳和耐劳这些美德——使美国得以缔造起来的美德。”一位美国学者认为：“美国至上主义对美国人来说，并不意味着传统和领土，不是对法国人来说的法兰西，对英国人来说的英格兰那种含义，而是一种学说，就象对社会主义者来说的社会主义所含有的意义一样。”二战期间美国人民对日本的仇恨情绪比较深刻地反映了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美国人民对日本如同他们对纳粹德国一样，怀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击沉他们的舰只，轰炸他们的城市，杀死日本鬼子——这就是指挥员们的情绪，普通男人女人的情绪，美国国会的情绪。”正是这种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促使美国用核武器来惩罚袭击了珍珠港的日本。

在中国，一些人有“义和团情结”，即仇视那些曾经欺负过中国的列强。“义和团情结”在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事件和2012年日本“购买钓鱼岛”事件后表现得比较明显。美国的一些战略专家对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非常担心。比如主张“民主和平论”和在世界推进民主的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就不赞成中国过快地实现民主化，他认为，如果中国过早地实现民主化，更不利于世界和平，因为一个民主的民族主义中国更容易走向极端，会更加反美，在台湾问题上会更没有耐心。针对中国一些公众在“购买钓鱼岛”事件后的表现，美国著名战略家约瑟夫·奈批评之为“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

极端民族主义的存在使得国家之间有效管控分歧显得更加重要。如果分歧得不到有效管控，很容易被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利用，从而制约政府做出理性的决策。

4．创新战略思维

中美之间既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也有深刻的矛盾和难解的分歧，要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就需要两国战略家和决策者理性地认知共同利益和矛盾分歧。然而，由于权力政治思维和冷战思维仍然大行其道，一些人“身体已经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 使得理性认知共同利益和矛盾分歧成为相当困难的事情。

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思维在中美两国都有很大影响力。就美国来说，尽管从20世纪初开始就有理想主义同现实主义相抗衡，但现实主义却长期居主导地位。传统现实主义强调大国间的实力较量，认为中美实力较量的最终结局是走向冲突，其中以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所阐述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最有代表性。米氏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外交政策通常受现实主义逻辑支配，虽然其领导者的公开表态可能让人产生相反的想法。”“聪明的观察者应该清楚地注意到，美国是说一套，做一套”。美国人是“在善良的外衣下掩盖他们自私的国家利益的艺术大师”, “这种伪善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思维中的特有怪癖”。米氏的理论虽然有缺欠，在美国也遭遇不少批评，但是对美国外交决策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特别是国防部和军事部门，比较欣赏这个理论。就中国来说，许多战略专家、军事专家也都用现实主义思维来观察世界，特别是美国的对华政策。

冷战虽然已经结束了20多年，但是冷战思维在许多国家仍然有市场，中美两国也不例外。美国精英中相当一部分人在看中国时仍然将之视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崛起、强大后必然向外扩张，输出革命，进而威胁美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安全。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反共主义意识形态仍然发挥着很大作用。“推进民主”、推广“普世价值”就是这种意识形态外交的表现形式。在中国，虽然在执政党和政府的正式文件中都申明，在发展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时要超越意识形态，然而有些学者在看美国时却难以摆脱冷战思维。

要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必须摈弃权力政治思维和冷战思维，同时创新战略思维。要创新战略思维，就必须树立、培育有利于创新战略思维的观念。就目前来看，应当树立、培育如下几种观念：

第一，人类主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在核时代和全球化时代，人类和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面临着诸如核毁灭、气候变化等威胁。如果继续用权力政治思维和冷战思维指导对外战略和政策，不可能有效应对这些威胁。

第二，避免大国政治悲剧重演。如果跳出权力政治思维和冷战思维，人们也许会遵循这样的逻辑：既然以往大国政治都以悲剧告终，那么在经历了数次的悲剧后，大国应该努力寻找跳出现实主义铁律的出路，人类应该拥有找出这种出路的智慧。实际上，在核时代，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已经陷入死胡同：大国冲突的结局是冲突双方乃至整个世界同归于尽，大国政治的悲剧只能上演最后一次，谁愿意充当这个最后悲剧的主角呢？严酷的现实迫使大国的战略家们必须摈弃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思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悲剧不胜枚举，中美两国的战略家和政治家应该认真地吸取历史教训，小心地经营中美关系，不再重蹈大国政治悲剧的覆辙。

第三，宇宙空间论。传统现实主义者对大国关系持悲观态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相信“国际空间有限论”。他们认为：如果一个大国发展起来，就会占据更多的国际空间，其结果是使得其他大国可占据的国际空间减少。于是，大国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

不过，对大国关系持乐观态度者有完全不同的视野，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兰德公司的研究员查尔斯·沃尔夫提出的“宇宙空间论”。沃尔夫认为，正像宇宙空间是不断扩展的一样，在一个全球化了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中，一个国家的“和平崛起”将扩大其他国家可占领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空间。二战后的国际政治现实为沃尔夫的观点提供了大量论据。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再没有为了争夺势力范围而发生战争。更为重要的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独立并没有对发达国家的发展带来太大的影响，发达国家主要是互为市场和投资地。发达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远比它们同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密切。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并没有以其他国家的经济衰退为代价，反倒是为周边国家及其他地区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创造了机遇。依据“宇宙空间论”，沃尔夫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为美国提供更多可占据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空间，同样，美国保持经济繁荣也为中国提供了更多可占据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空间。

第四，科技进步创造无限资源。资源特别是能源短缺是大国政治悲观论的一个重要根据。悲观论者认为，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而各国的发展及对资源的需求是无限的，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这个矛盾最终会导致大国间的冲突甚至战争。有人预言，在不久的将来，大国会为了争夺石油而战。但是，如果看一下世界经济的发展进程，可以发现，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供人类使用的新能源不断被发现，人们不仅正在利用核能，而且还在开发生物燃料、氢燃料等新型能源。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虽然对发达国家经济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发达国家同石油输出国之间的权力格局，石油输出国并未因此而卡住发达国家的经济命脉。美国开发页岩油气，使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度大大降低。此外，科技的进步还会提高现有能源的使用效率。总之，世界各国完全可以通过科技进步来解决资源短缺问题，而不一定非要诉诸于武力争夺或扩张。

第五，创新运用博弈论。一些战略研究者在审视大国关系，特别是崛起大国和霸权国之间的关系时，用博弈论的思想，得出悲观的结论。但是，二战以后的世界已经不是绝对的无政府状态，而是有国际秩序的，世界各国都是国际社会的成员，其行为都受到约束，尽管大小国家所受约束的程度不同；国家特别是大国都很重视国际形象和信誉，也更重视长远利益

；大国之间的信息沟通渠道，只要有足够的战略互信，将会非常畅通。因此，用博弈论的“囚徒困境”来解释当今的大国关系，明显地与现实状况不符合，还是囿于传统的权力政治思维。而以合作主义思维看问题，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景象。两个面临困境的大国完全可以通过合作，实现共赢。

以上五个方面只是树立新的战略思维所必须考量的因素。只要中美两国的战略家们都能够结合这些因素去思考本国对外战略和政策，并用之影响、教育广大公众，那些干扰理性认知共同利益和矛盾分歧的各种因素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抑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就有望不断推进。正如习近平所预言的：“中华民族和美利坚民族都是伟大的民族，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我坚信，只要双方拿出决心和信心，保持耐心和智慧，既大处着眼、登高望远，又小处着手、积微成著，就一定能够完成这项事业。”

（二）进一步提升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在中国外交战略布局中，被普遍认定为大国关系的双边关系，除了中美关系外，还有中俄关系和中欧关系。因此，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和战略，同样适用于中俄关系和中欧关系。

从新型大国关系的角度看，中国领导人已经认可中俄关系为新型大国关系。国务委员杨洁篪称中俄关系是后冷战时代“大国关系典范”。既然被称为典范，就可以被看成是达到了新型大国关系的要求。在习近平主席2013年3月访俄时两国签署的《联合声明》中写到：“双方基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经验和实践”，呼吁“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这表明，在中俄两国领导人看来，两国已经有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经验和实践”，他们是在呼吁其他大国也积极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做贡献。

同中美关系相比，中俄关系和中欧关系都有自己的特点，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侧重点肯定有所不同。对中俄关系来说，两国之间已经有高度战略互信，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不存在滑向对抗、冲突的问题。此外，俄罗斯独立以来，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充分的相互尊重。因此，“不冲突、不对抗”和“相互尊重”肯定不是中俄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侧重点。与之相应，“合作共赢”就应当是中俄新型大国关系的侧重点。对中欧关系来说，双方之间没有走向对抗、冲突的战略动力。双方之间既没有地缘战略利益的矛盾，也不存在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的战略竞争。所以，推进“合作共赢”也应当是中欧新型大国关系的侧重点。此外，同中俄关系相比，中欧之间在相互尊重上尚显不足，尽管同中美关系相比要好许多。所以，加强“相互尊重”是中欧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另一个着力点。而相比之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侧重点则应当是加强“相互尊重”，同时确保“不冲突、不对抗”。

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人更加重视发展中俄关系。习近平任国家主席后的首次出访就将俄罗斯作为对象国，2014年首次出访也是到俄罗斯，足见这一届中共领导集体对发展中俄关系的重视。在2014年访俄期间，习近平高度评价了中俄关系：“我们共同推动两国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把两国关系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合作优势，双方经贸、能源、高技术、地方、人文、国际事务等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促进了两国共同发展繁荣，维护了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我对中俄关系发展取得的成果十分满意。当前中俄关系发展是基础最牢、互信最高、地区和国际影响最大的一个时期。”

俄罗斯不仅是中国的邻国，而且还是当今世界有影响力的大国。有些战略专家将俄罗斯看成是当今世界仅有的三个大国之一。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罗伯特·罗斯（陆伯斌）就认为，未来世界将形成美、中、俄三极格局，因为只有这三个国家具备成为世界级大国的条件。其他所谓力量中心，欧盟不可能发展成一个国家，如此，就不会改变“政治侏儒”的局面；日本没有成为世界级大国的禀赋；印度要实现崛起还需要相当长时间。

对中国来说，发展同俄罗斯的关系具有重要地缘战略利益。首先，同俄罗斯保持良好的关系并建立起战略互信，使中国的东北和西北部边疆免除了遭受军事安全威胁之忧。如此，中国可以节省大量的国防资源。对比当年中苏对抗时期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给中国造成巨大军事压力和威胁，现在中俄友好所带来的和平红利是巨大的。其次，中俄友好还促进一些独联体国家积极发展对华关系。中亚等地区的独联体国家，都同俄罗斯有着密切关系，俄罗斯对这些国家的对外政策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中俄友好有利于中国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关系。试想，如果中俄对抗，这些国家势必要在中俄之间选边站，从而在发展对华关系时会有所顾忌，受到制约。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就体现了中俄友好的外溢效应。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中俄友好有利于促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美国战略界总是有遏制中国的声音，美国决策层也有遏制中国的考量。而俄罗斯则是影响美国对华战略走向的重要因素。只要中俄保持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美国就很难做出截然同中国对抗的战略决策。

除了地缘战略利益外，发展中俄关系对中国来说还有经济、安全、外交、政治等层面的广泛利益。在经济上，中俄有很强的互补性。特别是在能源领域，同俄能源合作有利于中国维护能源安全。中俄合作在维护中亚、东北亚的安全稳定以及打击恐怖主义上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中俄在国际事务中有许多共同的立场，两国又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两国的协调、合作，对抵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新干涉主义等行径，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在美西方的政治标准中，中俄在民主政治发展上都是有问题的，因此都是美西方批评、打压的对象。但是，中俄两国在政治制度问题上都保持相互尊重、理解。无论是俄罗斯的“主权民主”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都是本国人民根据本国国情而做出的选择，也是世界民主政治百花园中的独具特色的花朵。

当然，中俄两国作为主权国家，肯定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因此在发展双边关系时，就难免会出现利益分歧，因此也就会有利益博弈。特别是俄罗斯战略思想界也存在着“中国威胁论”的声音，干扰着俄对华开展经贸、能源、技术合作。这些是需要在中俄关系发展进程中不断磨合、协调、沟通的。

推进中俄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当前的侧重点就是加强合作共赢，继续“把两国关系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合作优势”。通过合作共赢，进一步扩大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拓宽合作领域，夯实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促进相互尊重和战略互信。

（三）深化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欧大国关系实际上分两个层面：一是中国同欧盟的关系，二是中国同西欧大国主要是德法英三国的关系。两者有联系又有区别。作为一个拥有28个成员国的发达国家的集团，欧盟的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而且掌握着较先进的技术、大量知识产权和众多知名品牌，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然而，欧盟又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其决策能力有限，也缺少统一的战略意志，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经常出现分裂。英德法三国过去曾是世界级大国，二战后，在两极格局时期是二流大国。两极格局解体后，在多极化进程中，这三国也很难作为单独的一极与其他大国相抗衡。不过，三国里法英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德国是世界第四经济大国，在国际舞台上都非常活跃且有较大影响力。此外，像意大利、西班牙等也是较有实力的国家，意大利是西方七国和二十国集团成员。

对中国来说，发展对欧关系，既包括同欧盟的关系，也包括同欧盟成员国的关系；发展中欧大国关系，是中国同欧盟关系与中国同德法英等西欧大国关系相统一的。

虽然许多欧盟国家在刚刚过去的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中遭受沉重打击，但是多数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并未受影响；虽然欧洲一体化进程时常遭受挫折，包括英国脱离欧盟，但是却难以逆转，欧洲联合是大势所趋。这两个态势决定，欧洲在未来多极世界中的地位不可小觑。如果多极世界的“极”有四个，就应当有欧洲一个席位。正因为这样，中国非常重视同欧洲的关系，并将之纳入大国关系框架。

发展中欧关系，既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也与时代要求相契合。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时所指出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欧是利益高度交融的命运共同体。”全球化时代的主题就是和平与发展。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当前都需要集中精力谋发展。特别是欧洲，当务之急是尽快恢复经济增长，继而仍然保持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地位，为此就必须集中精力谋发展。谋发展就需要维护世界和平。所以，在和平与发展这两大时代主题上，中欧利益高度交融，已形成命运共同体。

构建中欧新型大国关系，重点是推进合作共赢。习近平主席指出：“推进中欧关系，合作共赢是关键。”这道出了建设中欧新型大国关系的侧重点所在。中欧之间不存在地缘战略竞争以及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矛盾，战略互信度较高。所以，推进中欧合作共赢理所当然地就成了双边关系发展的重点。“双方要牢牢把握中国发展和欧洲经济复苏两大进程带来的合作机遇，围绕落实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把以贸易为主要驱动力的合作，打造为更全面、更强劲、更高端的多引擎合作”。

当然，中欧之间也存在着利益矛盾和各种分歧，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的差异以及经贸摩擦。要想使合作共赢更加顺畅，中欧之间还需要加强相互尊重并在此基础上有效管控分歧。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欧双方要尊重彼此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加强在改革等方面对话交流，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把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理念贯穿中欧合作始终。双方要坚持通过平等对话和友好协商共同管控经贸问题，把贸易摩擦的火花压下去，让繁荣发展的火焰旺起来。希望欧方保持市场开放，慎用贸易救济措施，管控好贸易摩擦。”

欧洲作为当今世界的一支重要战略力量，在推进全球治理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中欧在这方面的合作空间也十分广阔。因此，“双方还要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共同致力于推动制定公正、合理、有效的国际规则”。

总的来说，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框架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重点，以此带动其他大国关系；同时，中国又积极推进中俄、中欧关系发展，以此促进中美关系。通过对大国关系的有效运筹，形成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进而推进“构建健康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