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体青年楷模”——何功伟

“全体青年楷模”

——何功伟

少小曾怀国难忧，长成誓雪万民仇。

汉江怒吼天迟曙，海上流亡志幸酬。

铁马金戈战敌伪，高歌壮语励同囚。

忠贞那惜头颅掷，含笑刑场典范留。

——钱瑛

何功伟（1915~1941），湖北咸宁人，开辟鄂南抗日游击根据地。历任上海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组织部长、湖北省工委农委委员、武昌区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委员、中共鄂南特委书记等职。1941年11月17日，何功伟在恩施方家坝后山五道涧刑场慷慨就义，时年26岁。

由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

1915年11月，何功伟出生在湖北咸宁县柏墩镇中田畈村一个书香人家。父亲何楚瑛，是咸宁有名的绅士，母亲在他6岁那年病逝。

何功伟自幼聪明可爱，8岁时进入私塾读书，后来随父亲到武汉定居，何功伟先后就读于武昌阅马场省立第四小学、湖北省立第二中学及省立武昌高级中学（简称“省高”）。从小学到中学，何功伟一直都勤奋学习，他智力超群，很注意学习方法，数、理、化、文、史各课全面攻读，成绩优良，名列前茅。作文文笔犀利，思想鲜明，爱国之心，跃然纸上，国文老师和同学们赞赏不已。他能言善辩，英语功底扎实，是全面发展的高材生。何功伟常阅读报刊，关心时事。东北沦陷后，他在同学中发起组织读书会，在学校钟楼上，常和几个志趣相投的青年交谈，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共勉，并组织救国宣传活动。读书会受到学校注意后，他们又用“振华”球队的名义来掩护读书活动。

一次，何功伟从一本期刊上读到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给天皇的奏折，《奏折》中明目张胆地提出日本侵略中国大陆的政策：“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何功伟看完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为了让广大群众认清日本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何功伟拿出自己的生活费翻印“田中奏折”，并站在武昌司门口，散发演讲，慷慨激昂，声泪俱下，过路行人无不为之感动。

为了寻求救国真理，何功伟经常阅读进步书刊，反复研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在革命思想的熏陶下，他决心改学政治，投身民族解放斗争。他对同学们说：“当前读书不能救国，科学也不能救国，中国需要政治经济学家和革命家”“学生当务之急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国家亡了，伟大的抱负有什么用？”同学们都夸赞何功伟有远见、有胆识，很快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进步集体。

1935年五六月间，日本侵略者密谋策划，在天津和河北等地制造事端，并以武力相威胁，先后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接受达成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把包括平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日本。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积极策动所谓华北五省“防共自治运动”，策划成立由其直接控制的傀儡政权，全面在华北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侵略，“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激起北平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慨。

1935年的12月9日，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史称“一二?九”运动。12月12日，北平学生举行第5次示威游行，高呼“援助绥远抗战”、“各党派联合起来”等口号，掀起爱国热潮。

声势浩大的“一二?九”爱国抗日怒吼，震撼了古都北平，很快传遍了国内外。消息传到武汉，群情激昂。何功伟首先在省高响应，还到汉口找读书会的骨干，商议声援北平学生运动。他们奔走武汉各校，在华中大学召开了第一次武汉中等以上学校联席会议，决定：“通电全国，制裁汉奸，保卫国土；同时请学校当局扶助学生，共图救亡。”

会议上，何功伟发表讲话：“武汉不能沉默，全国是一体，北平和武汉的学生是一体。”“我们当然要读书，但光读书能救国吗？华北之大，已安不下一张书桌了！我们要收复国土，情愿流血。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牺牲是光荣的。”会议决定成立游行委员会，何功伟担任纠察队总队长。

12月20日凌晨，武汉三镇的学生纷纷拥向街头。武昌有40余所大中学校上万名学生，手执各式小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等口号，来到汉阳门码头准备过江时，发现轮渡没有了，无法过江。原来，国民党省政府指使建设厅采取了“封江”的措施。何功伟立即带领队伍到平阅路湖北省政府请愿，静坐示威。虚伪的省府官员对学生的要求一味敷衍搪塞，不予具体答复，企图消磨学生们的斗志，让队伍自行解散。游行的学生从清晨集合到下午3点多仍没有吃饭，各校学生陆续离去，最后只剩下省高学生。何功伟决定率领省高学生单独作二次游行，于是他带头高呼：“坚决要求渡江游行示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各校学生听到省高学生的呼喊声，受到极大鼓舞，连忙跑出校门，跟着游行。晚上9时左右，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重新集合在黄鹤楼下，武昌城沸腾起来了。

见学生们的爱国情绪高涨，湖北省教育厅的督学、省立各校校长都纷纷赶来，在学生代表中“做思想工作”，企图分化瓦解学生队伍。何功伟见状，一面布置警戒，一面联络各校代表聚会，共商对策。代表们表示一定要过江示威游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周围的居民深深被学生的爱国行动所感动，商店和居民热情送茶水，送干粮，送被褥。当夜，十里长街万人露宿，灯火通明，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驱散了严寒，迎来了黎明。

21日拂晓，何功伟带领武昌万余学生包围了省政府。反动官员们对何功伟等学生代表的要求一味支吾，拖延不复。围在大门外的学生久等不见消息，一致喊着要“冲进去”，他们砸碎了挂在省府大门旁的牌子，拆散了设在门前的岗亭，用亭柱猛撞大门，催促当局赶快答复条件。省代主席卢铸等人见众怒难犯，才被迫向学生代表表示：“轮渡明天恢复。”

何功伟向欢呼的同学们报告：“我们胜利了！明天上午10点钟过江去示威游行。”

22日上午，何功伟率武昌8000余名学生分批渡江，汉口、汉阳学生整队在江边欢迎，三镇学生会合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并有学生冲进日本租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25日，军警开枪射击，酿成“应城惨案”。30日上午，省高等41所院校举行总罢课，每校派出代表两名，在何功伟的带领下到省政府要求去应城调查事件真相，惩办凶手，慰问受伤同学。省政府秘书接见学生，拒不答应学生提出的条件。何功伟等毫不退让，在省政府内静坐示威。应城县县长不得不公开道歉，并在应城县公园里悬挂爱国学生纪念匾，给受伤学生赔偿医药费，对肇事者进行处罚。

这次运动取得了胜利，此时，何功伟还只是一个20岁的非党革命青年。在群众斗争的洗礼中，受到锻炼的何功伟逐渐成熟起来。

由于何功伟积极领导学生救国运动，引起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仇恨，当局发出通缉令，要将其逮捕。何功伟得悉后，设法分别告诉其他学生领袖，在交代学联工作后，暂避汉口亲友家，在同乡帮助下，乘坐日本轮船离汉去上海。他到上海后，改名为何明理，经同乡革命前辈钱亦石介绍，到刚刚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学联工作，担任常委职务。1936年8月，经唐守愚、胡乔木介绍，何功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根据党的指示，何功伟先后进入正风中学、暨南大学和上海法学院学习，和方铭、黄若曦三人组成上海中学联合党支部，他任书记，以学生身份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

“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建立了第二次合作，抗日烽火燃遍全国。不久，上海成立了青年救国服务团。党派何功伟（化名何彬）担任该团的组织部长，主要负责上层的统战工作。这时，他已组织了不少党员骨干在工人区办夜校和学习班，团结了一批爱国青年。

何功伟在上海生活非常十分艰苦。他的住处，除了一张床以外，别无他物。身上常常穿着旧衬衫、旧西裤，经常啃两个烧饼就算一顿饭。但他的精力却总是充沛的，经常跑工厂、码头、学校，与工人、学生打成一片，结合形势，开展宣传组织工作，还经常教人们唱《保卫马德里》等歌曲。

1937年11月，上海战局危急，党决定

把一部分骨干转移到内地，由何功伟负责领导转移，他们经南通、镇江、南京，奔向武汉，沿途演讲、募捐，向广大群众进行抗日宣传。12月底，何功伟被任命为湖北省工委的农委委员，由董必武介绍到“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任秘书，负责组织政治活动和对外联络。

第二年年3月，何功伟调任武昌区委书记。穿着青布对襟短褂的何功伟，时常出入住在“贫民窟”的工人家里。努力改变工人的贫穷状况，为此他曾多次引导工人开展合法的经济斗争，要求提高工人工资，改善生活条件，与欺压工人的恶势力进行斗争。

在何功伟的具体领导和影响下，以学生运动转到工人运动的革命青年，纷纷深入到工人阶级中去，与他们建立感情。随着时间的推移，觉悟的工人人数成倍地增长。

废寝忘食地投身救亡运动的何功伟，经历了从爱国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飞跃，成了一名堪当重任的无产阶级战士。

不辞艰险只为革命

1938年6月，中共湖北省委正式成立，何功伟任省委委员。7月初，抗击日寇的武汉保卫战正在激烈地进行中，省委派何功伟回鄂南，重建党组织和人民武装，开辟鄂南抗日游击根据地。

7月6日，何功伟回到了家乡咸宁柏墩，刚到就遇见了族弟何功国、何功济及好友雷同，他们都是咸宁青年学生读书会“扶摇社”的成员。“扶摇社”是一个不带政治色彩的类似“读书会”的组织。当天，何功伟应邀参加了“扶摇社”的年会。会上，何功伟向青年们介绍了全国抗战的形势，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指出了抗战的光明前途，号召“扶摇社”的青年们行动起来，在自己的家乡动员民众抗日救亡，做开路先锋。在何功伟的领导下，“扶摇社”的青年们积极行动起来了。没几天工夫，柏墩第一个民众阅览室便筹备完毕，这里有各种宣传抗日的进步书刊，附近的许多学生和店员都被吸引来了。

同时，这里也成了“扶摇社”青年学习革命理论的阵地。何功伟时常到阅览室来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深受民众欢迎。在他的帮助教育下，何功国、何功济和雷同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成立了中共柏墩支部。这是何功伟到鄂南后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何功伟在发动民众的同时，还设法同当地坚持地下工作的老共产党员接上了关系，建立了咸宁中心县委。不久，成立了鄂南特委，何功伟任特委书记，特委机关设在咸宁南川仙人墩。

为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团结争取本地绅士，利用各方面关系，联合建立武装，何功伟主动承担了争取他的族叔何寰桢的工作。何寰桢是咸宁县名绅，曾当过民团团长，有势、有枪，何功伟多次登门向他晓以救国大义，何寰桢深为感动地说：“过去我错了，今后我听功伟的！”何寰桢出面号召乡人，筹集粮饷。很快，在柏墩很快组织起一支拥有300人的抗日游击大队，即咸宁县国民自卫队第二大队。

10月29日，咸宁沦陷。何功伟、何寰桢率领这支新组建的抗日游击队登上了柏墩桂榜山。上山之前，何功伟为了给游击队储备粮食，把自己家的谷仓打开运了几十担上山，还把自家的御寒衣服拿出来，管家老人不同意，同何功伟吵了起来，何功伟对老人说：“我父亲将来问你，你就说是我拿去了，叫你找我好了。”游击队上山后，他指挥队员们在密密的丛林里进行军事训练，准备迎击日寇的进犯。

11月，何功伟率领游击队在咸宁桂榜山八卦宕打退了一小分队进犯的日寇。不几天，驻守柏墩的一支日寇小分队向鸣水泉方向袭击，何功伟率领游击队在山道上设伏，打得敌人仓皇逃去。此后，游击队活跃在咸通公路两侧的高山密林中，不断打击敌人，大大鼓舞了抗日斗争中的鄂南人民。

12月，何寰桢被国民党128师师长王劲哉逮捕枪杀，咸宁第二大队被搞垮，何功伟和雷同遭通缉。此时，鄂南特委与湖北省委又失去了联系。遵照省委预先的指示，鄂南的工作由湘鄂赣特委（驻平江县嘉义）领导。何功伟到湖南平江，与湘鄂赣特委接上关系，根据湘鄂赣特委决定，鄂南特委改为通山中心县委，何功伟任书记，并兼任湘鄂特委委员，中心县委机关仍设在南川仙人墩。

正当何功伟在挫折中重整鄂南工作时，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27集团军包围新四军后方平江通讯处，屠杀新四军干部，制造了“平江惨案”。鄂南形势急剧直下，鄂南党组织与上级的联系又告中断。7月，何功伟主持鄂南中心县委在鄂城涂家垴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疏散已经被敌人注意的干部，保存力量，并派人去江北与鄂豫边区党委接关系。

不久，曾一度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方步舟部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武昌湖泗区包围袭击梁湖游击大队，游击大队大部分被打散。鄂南党在抗战初期通过统一战线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遭到严重挫折，党的骨干一部分被捕牺牲，一部分转入隐蔽斗争，一部分撤退到江北，党的工作转入地下。何功伟安排好工作后，离开鄂南去江北找上级党联系。

8月，何功伟到达了重庆红岩村，找到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向组织汇报了鄂南形势。9月，南方局派何功伟到设在湖北宜昌湘鄂西区党委工作，他接受任务踏上新的征程。路过万县时，何功伟顺便看望逃难到万县的父亲。此时父亲没有找到职业，过着难民一般的生活，正打算去投靠亲戚另谋生路，弟弟妹妹们也都很可怜，哭着不让他走。何功伟只得多住一天，第三天，弟弟妹妹们还未醒来，他悄悄地拿起被弟弟妹妹藏起来的行囊毅然离去。

9月11日，在湖北省松滋县刘家场参加了中共湘鄂西区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选举钱瑛任书记，何功伟为宣传部长。

1940年2月，钱瑛调回重庆南方局后，何功伟接任湘鄂西党委书记。他来往于宜昌、巴东、建始一线，检查地方党的工作，传达中央的指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年，何功伟在宜昌与区党委宣传干事许云结为革命夫妻。

6月，日寇出动大批军队，从武汉沿宜路直犯宜昌，南方局指示中国共产党在宜昌的主要工作人员，分批撤往巴东、恩施。何功伟接到指示，夜以继日地安排宜昌失守后党的各项工作，一直战斗到敌机投下燃烧弹，宜昌市内火光冲天的紧急时刻，才乘最后一条英国商船前往巴东。8月，他妥善安排了巴东的工作后，又和怀孕6个月的妻子许云，跟随西逃的难民，花了10天的时间，翻山越岭步行400余里，到达恩施。这时，南方局负责组织工作的钱瑛也来到了恩施。在她的主持下，湘鄂西区党委决定改组为湘鄂西特委，由何功伟任书记，马识途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刘惠馨任妇女部长。会议结束后，钱瑛对何功伟说：“许云已近半年的身孕，留在鄂西活动不方便，组织上决定调她到南方局工作。”不久，许云随钱瑛一起去了重庆。谁知，这一去竟成永诀。

自从宜昌失守后，湖北的国民党军政机关纷纷迁至恩施。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到恩施后，销毁进步书刊，解散抗日群众团体，大造反共舆论，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进行追捕和迫害。

何功伟带领同志到敌特势力较弱的偏僻山乡，或以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的身份，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揭露日寇、汉奸、顽固派的罪行；或以教师的名义，在农村创办夜校、识字班，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斗争。

国民党反动派对恩施出现的革命活动十分气恼，下令在鄂西地区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由于何功伟在武汉工作时就已受到敌人的注意，现在处境十分险恶，上级党决定将他调离。

何功伟坚决要求留下来，组织同意了他的要求，并一再叮嘱要他立即撤到乡下龙凤坝去。何功伟抓紧时间，一方面组织那些已暴露身份的党员转移和疏散，一方面教育那些留下来的党员坚定立场，保持革命气节。除了革命气节教育提纲外，他用“丰烈”的笔名主编了《站在布尔什维克的战线上》，还亲自拟好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农民抗战读本》等等，并复写誊印，秘密分发到各个委。他与同志们谈到如果万一不幸被捕，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时说：“当敌人不了解你的真实情况时，不要承认自己的身份，以保护组织，争取早日出狱为党工作；当敌人确已知道你的身份时，就应该公开斗争。”

谱写壮丽之歌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皖南事变”，是第二次反共**的顶峰。盘踞在鄂西的反动

派更加嚣张起来，进行了疯狂的大搜查、大逮捕。因叛徒出卖，何功伟于1月20日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敌人知道了何功伟的身份，便挖空心思，软硬兼施，妄图迫使何功伟屈服，为他们提供重要的情报。

何功伟被捕的第二天，敌人就迫不及待地进行审讯。国民党特务组织“高干会”的少将参谋刘培初以及阎夏阳、朱若愚一齐出面，妄图一举压服这个鄂西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法庭上，刘培初首先说道：“党国以民族大局为重，与共产党精诚团结，一致抗战，共党却目无党国，抗上作乱，煽风点火，扰乱治安。何先生在此间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你知罪吗？”

何功伟听到敌人对共产党的诬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大声质问道：“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深入发动民众，积极参加抗战，到底何罪之有？”

接着何功伟上前一步，慷慨陈词，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团结民队众舍生忘死英勇抗击日寇的大量事实，痛斥了敌人的论调，最后他义正辞严地说：“我党我军乃中华民族之精英，国家之希望！你们国民党实施‘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把半壁江山拱手让给日本帝国主义；又制造皖南事变，把新四军扼杀在北上抗日的途中，你们是破坏抗日的罪魁祸首，有什么资格侈谈抗战？”

何功伟的话一针见血地刺中了敌人的要害，敌人恼羞成怒，阎夏阳大叫道：“此等死硬分子，不动刑如何肯服！”于是命令军警用刑。特务刘培初急忙阻止，然后转脸对何功伟说道：“何先生是个聪明人，请你好自为之。”何功伟对他的虚情假意报以冷笑。一场兴师动众的审讯草草收场。何劝伟被关入了方家坝管理所的单间牢房。

接下来的几天里，敌人对何功伟进行了多次审讯，何功伟始终对敌人予以义正词严的斥责。这时，刘培初无奈地把审讯情况报告给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陈诚明白，何功伟是有影响的人物，是压服不得的。于是，他变换手法，亲自派遣国民党“要员”进行诱降。

1941年2月，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苗培成、省民政厅长朱怀冰一起来到方家坝管理所，亲自“拜访”何功伟。

一见面，苗培成假作亲热地“夸赞”道：“久闻何先生大名，今日得见，果然气度不凡。”

何功伟平静地答道：“苗大人过奖了。”

苗培成忙说：“在下听说何先生身陷囹圄，急忙往见陈司令长官，现请得恩准：只要何先生交出共党组织名单，省府委员、秘书、全省青年领袖等职任先生挑选。”

何功伟听后大笑说：“苗大人认错人了吧？我何功伟岂是蝇营狗苟之徒？”

朱怀冰急忙插话道：“何先生只是误入歧途，但仍不失为党国的栋梁之才。先生若能悔悟，可真是前途无量啊！”

何功伟坚定地回答：“我没有误入歧途，我一点也不后悔我选择的道路，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你们就死了心吧！我不会同你们这班祸国殃民的官僚政客同流合污的！”

苗培成、朱怀冰听到这里，无言以对，只好告辞了。

诱降计划破产了，陈诚仍不肯罢休，又令特务暗查何功伟的亲友，得知何功伟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咸宁县的一名绅士，便立刻派人将何功伟的父亲送至恩施，想用骨肉亲情来软化何功伟的革命意志。并利用老人盼儿出狱的心理，对老人甜言蜜语，威逼利诱，说“只要何功伟回心转意，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马上就可以出狱，如果何功伟愿意，还可以出国留学。”

4月8日，一位老人走进了阴暗潮湿的牢房，何功伟抬头一看，心中猛然一惊，这不是自己日夜思念的父亲吗？他猛地扑到老人的跟前，两手拉着老人的袍角连连喊道：“您不该来！您不该来啊！”原来，何功伟对父亲要来恩施的消息早有所闻，他料知这是敌人劝降的诡计，连忙去信制止，没想到父亲还是来了。老人看到眼前衣衫破烂的儿子，弯下腰，捧着儿子的脸仔细端详，只见他的脸庞已变得消瘦、苍白，面容憔悴，失去了往日的光泽，顿时两行热泪忍不住夺眶而出，父子俩抱住痛哭了一场。

何功伟哭着跪下来，仰面对父亲说道：“儿子不孝，让您老人家操心！”

老人双手扶起儿子，声音颤抖地说：“你就答应他们吧……”

何功伟望着父亲，忍住悲伤坚定地说：“您老人家也是读过圣贤书的人，懂得生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道理，儿子要为党尽忠，忠孝不能两全了……”

老父亲千里探监是为了营救儿子，当面没有讲通，于是暂住在恩施，给儿子写了一封信。何功伟见信回复道：“……今日跪接慈谕，训诫谆谆，一字一泪，不忍卒读。鸟能反哺，獭知报本，儿独何心，能不断肠？……而儿之所以始终背弃大人养育之恩，断绝妻子之爱，每顾而不悔者，实不愿背弃绝大多数人之永久利益以换取吾一家之幸福也。谁无妻儿？儿安忍出卖大众，牺牲他人，苟全一己之私爱？儿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此志不渝！”

信中声声血泪，字字千钧，显示了一个普通人的难以割舍的亲情和爱情，更显示了一个共产党人远远超出个人私情的对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何功伟的父亲在恩施住了40多天，往管理所跑了10次。最后一次探监时，老人和儿子一起睡在谷仓里，彻夜长谈。他不忍心与爱子永别，老泪纵横地对功伟说：“这是最后一次求你了，只要你肯点一下头，就可以跟我回去！”说着老人竟跪在了儿子面前。功伟心如刀绞，一把扶起父亲，抱住父亲说：“您不要上他们的当！儿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头可断，头不可点！儿的志向已定，您就不要强求了。”老人见何功伟心意已决，只得流着眼泪说：“孩子，你长大了，我不强求你，你安心做你的事吧，为父能带你做点什么吗？”

何功伟见父亲谅解了自己，眼中流下了幸福的泪，他对父亲说：“儿子有一事相求。”边说边从衣襟里取出写给妻子许云和党组织的几封信，“请您老人家为儿子把这几封信带出去。”说罢，父子俩又都洒下热泪。

拒绝诱降的何功伟早已报定了为信仰牺牲的决心。他在狱中依然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狱中，他经常引吭高歌，借以抒发自己的战斗**。起初，特务们听到歌声，慌忙跑来制止，何功伟理直气壮地说：“我有口就要说，就要唱；不让唱歌，除非给我把嘴堵上。一个特务正要冲上来，看守长急忙小声阻止道：“他是陈诚的要犯，还是少惹麻烦的好。”何功伟从此获得了唱歌的自由，《囚徒歌》、《茫茫的西伯利亚》等歌曲，还有何功伟最喜爱唱的歌《延安颂》常从狭小的牢房中传出来。何功伟在狱中还自己创作了《汨罗愿》、《狱中歌声》等一些歌词，借以寄托革命战士的情怀。

在敌人的监狱里，何功伟每每以悲壮的歌声打破死一般的寂静，一曲曲的歌声，载着对敌人的极度蔑视，对旧世界的彻底否定、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对新生活的热烈向往，冲破敌人的牢笼，向着高远的天空飘荡，飘荡。

何功伟的歌声，为难友们增添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也使敌人感到恐惧不安。敌人见何功伟不仅没有为他们的各种手段所屈服，反而通过不屈的歌声，鼓动全狱囚犯起来反抗，长此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便决定对何功伟下毒手了。

1941年11月的一天，阎夏阳提审何功伟，他趾高气扬地说：“我给你一个最后的机会，现在悔悟还不晚。”何功伟意识到将要发生的事情，他淡然一笑，冷冷地说：“我该说的，早就说了，你们不要枉费心机了。”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何功伟在写给妻子许云的遗书中说道：“在临刑前，不能最后见你一面，不能吻一吻我们的小宝宝了！……告诉我所有的朋友，加倍努力吧！把革命的红旗举得更高。好好教育我们的后代，继续完成我的未竟事业！”

11月17日，何功伟含笑和难友告别，大步跨出了牢房，走向荒山“五道涧”的坡地。面对刽子手的枪口，振臂呼喊：“共产党万岁！”……

敌人的枪响了，年仅26岁的何功伟，倒在了血泊中。用他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共产主义的壮丽颂歌。

周恩来、董必武闻讯痛惜，在八路军办事处干部会上宣读何的遗书、遗诗。1942年6月，延安各界为之举行隆重追悼大会，中共中央青委挽联中称他是“全体青年楷模”。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