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官到革命烈士——刘愿庵

从清官到革命烈士

——刘愿庵

此身纯为被压迫者牺牲，非有丝毫个人企图。

——刘愿庵

刘愿庵（1895~1930），陕西咸阳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弃学奔赴南京，拥护孙中山。参加学生军，声讨袁世凯，后一度在川军任职。1925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4月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代书记。同年6月，赴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当选为中共第六届中央候补委员。1929年4月，他发动和领导了万源固军坝起义，在川东地区树起了一面武装斗争的旗帜。同年6月，领导了遂（宁）蓬（溪）起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总指挥部。中共四川省委正式成立后，刘愿庵任省委书记。1930年5月5日，由于叛徒出卖，刘愿庵被捕，5月7日英勇就义，时年35岁。

拨云见日

刘愿庵，1895年出生于陕西咸阳，1908年，随父亲去江西南昌，进入大同中学读书。由于家贫，只上了两年中学，使失去学校教育的机会。但刘愿庵十分热爱读书，离开学校后依然坚持勤奋自学，他长大后能写善言，才华出众，跟这种刻苦自学的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年仅16岁的刘愿庵便去南京参加了学生军。不久，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南京学生军被解散。他回到了四川，在乐山电报局勘测长途电话线，同工人们在一起劳动，也常和沿路的贫苦农民接触，看到工农群众终年劳累异常，仍然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使他深刻认识到社会黑暗，立志予以改造。

不久，时局的变化给刘愿庵带来希望。1916年春，蔡锷领导的护国军打到川南，国民党人熊克武、卢锡卿等也奉孙中山派遣，随护国军入川南，组成四川护国招讨军。川内国民党人也纷纷起义护国讨袁，原在川南一带流窜抢劫的杨春芳部，也接受卢锡卿招安参加护国行列。袁世凯死后，卢锡卿、杨春芳等都升了官。他们打着拥护孙中山，反对北洋军阀的旗号，迷惑了一些关心国运民生的正直青年。于是，刘愿庵再度从军报国。

1919年，刘愿庵经人介绍到移驻万县的卢锡卿部当参谋，随后又到移驻忠县、丰都的杨春芳部做秘书。经过几年的接触观察，他发觉卢锡卿、杨春芳等人虽挂着救国的牌子，而与一般军阀别无二致。刘愿庵同时看到，在他从军的几年中，孙中山捍卫议会制共和国的努力屡遭失败，军阀混战，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家个人，今后向何处去？刘愿庵陷入困惑之中。

正当这时候，“五四”爱国运动思潮传遍全国。这给刘愿庵新的启迪，他决心离开杨部。杨春芳为留住人才为自己效劳，1922年秋季任命刘愿庵为防区内的丰都县县长。

此时，刘愿庵有着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较优裕的物质生活，但他却把穷苦人民放在自己的心上。他一到丰都县，就明察暗访，了解民间疾苦。上任之后一方面对豪绅地主献殷勤、送礼品一概拒绝，一方面利用统治阶级交给他的权力，为穷苦人民办了许多好事。清查了赋税和徭役，废除了许多压榨劳动人民的苛捐杂税，清理了衙内积案，释放了无辜受害的人，惩办了罪行累累的土豪劣绅，伸张了正义。刘愿庵为民除弊的行动，受到群众的拥护，百姓交口称颂他为“刘清官”。可他的正义之举使豪绅地主恨之入骨，纷纷向上方告状，几月之后刘愿庵便被军阀革除了县长的职务。

刘愿庵总结了这段做清官的经历，深深体会到，在黑暗的社会制度下要做清官是不可能的，从此，他下定决心不再做官。1923年春，他离开丰都到成都西南公学当国文教员。此时恽代英正从泸州去成都从事革命活动，并应吴玉章等人之请在高等师范学校和西南公学任教。刘愿庵从恽代英那里受到马克思主义教益，心头出现了光明，立志以谋求个园人民及全世界被压迫者的解放为终身事业。刘愿庵与邹进贤等人一起，组织由恽代英主要负责的《学

行励进会》。1925年“五卅”惨案后不久，刘愿庵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领导遂蓬起义

刘愿庵从参加革命实践中到牺牲，不到十年时间，但他为党作出了卓越贡献。刘愿庵是四川党组织的优秀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从1923年起，他就同恽代英、吴玉章、杨闇公、童庸生等同志一道，在泸州、自贡、成都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党组织的建立，作了许多准备工作。在大革命时期，刘愿庵任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执委兼中共成都特支书记。他发动与领导了成都方面包括川西数县的整个党团组织和党的工作。他在工人、知识分子、军队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在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等成都一些著名大、中学校建立了共青团的支部，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都市委员会。

刘愿庵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同依附军阀、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国家主义派进行尖锐的斗争，并多次同他们的代表者李璜等人直接论战。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全国人民无比愤恨，国家主义派却公然跳出来诬蔑共产党，为帝国主义和段祺瑞政府辩护，成都一些社会团体组织公开的群众性讲演会，同时约请刘愿庵和李璜等人参加。李璜自认为是思想界的权威，抢先发言。刘愿庵衣着朴素，走上讲台，谈笑自若，用有力的证据，犀利的言词，对李璜等人的反共卖国谬论作了一针见血的辩驳，听众纷纷拍手叫好。使得这个国家主义派的头面人物哑口无言。

这场说理斗争的胜利，结国家主义派以有力打击。刘愿庵不仅十分重视在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和农民中的宣传组织工作，而且还重视了争取上层军官参加国民革命的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当时邓锡侯、刘文辉手下的高级将领如陈离、夏仲实、吴景伯等人，经过刘愿庵的争取，倾向国民革命。所以，同中国共产党保持了较好的关系。后来，邓锡侯、刘文辉曾经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陈离等人没有参与，使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力量减少了损失。刘愿庵还重视在川军中发展党员，旷继勋就是1927年下半年在成都入党的，后来起义，直至成为红军的高级将领。

1927年，白色恐怖极为严重。刘愿庵领导的成都特支又与上级失去联系，但他坚定沉着，独立应付局面，不仅保存了成都党组织，还发动群众，抗议军阀向育仁背叛革命，屠杀群众的罪行。

9月，刘愿庵在四川临时省委扩大会上出任省临委宣传部长兼秘书长。1928年2月，在全省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当选省委委员，同时被选为党的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同年3月，四川省委书记傅烈等九位同志英勇牺牲，刘愿庵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代理省委书记。他领导全党艰苦奋斗，使受到严重挫折的党的工作有了较大的起色。同年5月刘愿庵去莫斯科出席“六大”并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同年十月，刘愿庵回国运川，正值代理省委书记张秀熟等人被捕，省委机关又遭破坏之后，刘愿庵积极恢复党的组织，相继担任临时省委书记和省委书记。

刘愿庵传达“六大”精神，从事“争取发动群众，促进革命**早日到来”的各项斗争，领导全党贯彻“六大”决议。又吸取毛泽东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先后组织发动和领导了几次武装起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万源起义和遂蓬起义，分别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川东游击队第一路”及“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扩大了全国正在兴起的苏维埃运动的声势，为以后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创造了有利条件。

斗争到底

1930年春，四川的反动军阀刘湘对风起云涌的革命活动十分不安，他采取恶毒的“自首”政策，利用叛徒充当爪牙对革命活动进行破坏。重庆第二十一军军部专门设立了特务委员会，收买一些叛徒，组织“侦缉队”，抓捕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继续领导四川党和革命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

5月5日，刘愿庵与省委秘书长邹进贤、宣传部长程攸生等人，在重庆浩池街39号楼上开会。一大群便衣特务和军警突然蜂拥上楼，开始搜查起来。这突如其来的搜查，使大家措手不及，但他们很快就镇定下来。刘愿庵一面销毁文件，一面高声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特务吼道：“搜查！”此时，刘愿庵等人见上楼的特务、军警越来越多，便想主动出击，争取脱险。但终因寡不敌众，没能成功，刘愿庵等人不幸被捕。

刘湘早知刘愿庵的才华及他在中国共产党中的地位，因此妄图收买他。刘湘先后派刘愿寇早年的朋友、巴县县长冯均逸和担任某师参谋长的刘愿庵的亲戚等人来劝降，以高官厚禄为诱饵，要刘愿庵脱离革命。刘愿庵严词拒绝了一个个奉命劝降的亲戚朋友。

敌人的诱降失败了，5月6日，刘湘的二十一军军事法庭对刘愿庵开庭“审判”。在法庭上。刘愿庵神态自若，据理驳斥，并在法庭宣传党的主张和共产主义真理。

当敌人的军法官询问刘愿庵的姓名、职业和住址时，刘愿庵昂首挺胸地答道：“我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斗士、中国共产党党员、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

敌人的军法官被刘愿庵的回答惊呆了。迟疑了一会，敌人放缓了语气接着说：“刘先生，你的为人，不但我们敬佩，就是军长也爱惜你。军长认为刘先生是国家的人才，他要我们转告刘先生，希望你能退出共产党的组织……”

刘愿庵坚定地答道：“我信仰马列主义，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经过仔细研究和长期考虑的，这是我的人生观。对于生死之事，我早已置之度外，决没有什么退出共产党可言！”

军法官仍耐着性子说：“刘先生，军长对你非常惋惜……”

未等敌法官说完，刘愿庵冷冷地笑了笑，说道：“真的么？我倒有点替你们军长惋惜。他吃的穿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不把武力用来替劳苦大众办事，反而伤天害理，残害无辜百姓，这倒真值得惋惜。与其惋惜我，不如去惋惜他自己吧！”

军法官见劝降不成，于是迅速换了一副面孔，阴冷地说：“刘先生，军长劝你不要误入歧途，你要三思而后行，考虑后果啊？”

敌人以死亡相威胁的恐吓，激起了刘愿高的极大愤怒。他高声斥责道：“什么歧途？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不可动摇的真理。去把你们军部的政工人员和所谓‘名流学者’都找来，看看他们谁能在我面前说清楚是‘歧途’？除社会主义之外，谁能给中国社会及工农群众找出一条可以彻底解放的道路？我信仰真理，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祖国和人民的解放而战斗，走的是阳关大道，绝不是什么歧途。我看，误入歧途的不是我刘愿庵，不是中国共产党人，而是那些替帝国主义服务、迫害人民的军阀、买办和官僚！”

法庭上的一场有力的痛斥，展现出刘愿庵为信仰无畏牺牲的精神。敌人的军法官见刘愿庵如此大义凛然，毫无办法，只得宣布闭庭。

刘愿庵知道敌人是异常凶狠的，他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于是，他提笔给妻子写了一封饱含深情的遗书，告诉妻子自己被捕前后的经历，希望她化悲痛为力量，在自己死后要坚强，要加倍努力工作，同反动派战斗到底。遗书中说：“望你把死别的痛苦丢开，把全部的精神，全部爱我的精神，灌注在我们的事业上，不要一刻懈怠、消极。”并叮嘱妻子把自己的尸体“送给医院解剖”，“使我最后还能对社会人类有一点贡献”，如遇亲友不解，“你必须如我的志愿与嘱托，坚决主张，千万千万”。信最后写道：“永别了，亲爱的，……不要伤痛，努力工作，我在地下有灵，时刻望着中国革命成功，而你是这中间一个努力工作的战斗员！”

5月7日，刘愿庵与邹进贤、程攸生一起，高呼口号，走向刑场。此时，监狱内外，群情激愤，刘愿用等在刑场上呼喊革命口号，难友们在牢房中呼应，悲壮激昂的口号声久久回荡……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