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庶民的胜利_新、旧文化的碰撞

新、旧文化的碰撞

五四运动，不仅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群众爱国运动，更是一次文化领域的大革命。在五四运动中，反对传统思想文化的人士，推行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推倒贞节牌坊”等口号，进一步促进了反封建思想的发展，与尊重中华文化的复古思潮形成针锋相对的局面。

在这场彻底清算封建文化的思想革命中，革命的锋芒必然指向作为传统道德和迂腐思想的载体，也就是旧文学及文言文。

自从1917年以后，北京大学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以陈独秀、胡适等人为代表人物的新派领袖，在校长蔡元培的信任和支持下，大力提倡白话文和新文学，反对旧礼教和旧道德。虽然起到了引领新时代风气的作用，受到了广大青年学生和有识之士的欢迎，响应者极多，却也遭到辜鸿铭、刘师培等北大旧派人物的抵制，并引起一些对西方近代文化感到失望、对儒家传统仍深怀依恋的新派人士的反思。

1917年2月，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首《蝴蝶》。据说它是我国第一首白话诗，其诗为：“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这首诗意象清新，诗意浅露，在古诗、今诗的交界处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所以，后来胡适干脆把他的白话新诗集命名为《尝试集》，打响了中国白话文运动的“文化解放第一枪”。

随后不久，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措辞强烈的《文学革命论》，从形式到内容对封建旧文学吹响了战斗的号角。

李大钊、胡适、刘半农、钱玄同等人都是提倡白话文的代表人物。李大钊曾经创作了一首白话短诗《山中即景》：“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清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他用明快简洁的语言描绘了家乡的美丽景色，确有一股新诗的清丽与自然之气扑面而来。

鲁迅所创作的《狂人日记》，可称得上是反封建思想和白话文内容结合的代表作品。《狂人日记》的发表，指明了文学革命的成果和前进方向，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开端。

同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轨迹一样，文学革命领域的革命也是在五四运动爆发后才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林纾是中国近代文坛的开山鼻祖和翻译界的泰斗。在五四运动中，思想保守且深爱中国传统文学的林纾，从保守派逐渐发展为反对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

1919年3月间，不满新文化运动的林纾在《公言报》上发表一篇名为《致蔡鹤卿太史书》的文章。蔡鹤卿，即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

林纾在文章中斥责蔡元培所保护下的新文化运动“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是“人头畜鸣”。文章一出，立时激怒了新文学派系的代表们。

随后，蔡元培写了封回敬函，即著名的《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在这封回函中，蔡元培强调北大“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主导思想，以维护新文化运动。回函中还举例提到张勋复辟事件发生后，引起了全国民众的反对。而在北大的教师中，还有人拖着长长的辫子宣扬复辟思想。但是因为这位老师传授的课程是英国文化，与思想和政治并无任何瓜葛，所以学校也任由存在，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进行干涉。

了解内情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蔡元培所提到的“拖着辫子讲复辟”的教师，必定是辜鸿铭。

辜鸿铭是生在马来西亚的华侨。他学贯中西，号称“清末怪杰”，是清朝末年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学兼东方儒学的中国第一人。20世纪初，西方世界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曾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成就非凡；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他精通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等9国语言，获得过13个博士学位。

别看辜鸿铭为人狂放不羁，其实是在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心。他曾经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没文化；他也曾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宣讲孔学；还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有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更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作为一名东方文化的卫道者，辜鸿铭自然而然地站在了新文学运动的对立面上。他本人也毫不掩饰这一点。在北京大学任教时，他梳着小辫走进课堂。面对学生们的哄堂大笑，辜鸿铭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终于理解了这个一直很清高的老师。

1919年5月初，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向北大校方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请求罢免英国文学教师辜鸿铭。

罗家伦是北大学生中热衷新文化运动的代表。在1918年底至1919年初，罗家伦即与傅斯年等发起成立“新潮社”，并创办《新潮》杂志，一时意气风发，声名大著，成为当时文学革命论在青年学生中的大力弘扬者和白话诗文的突出实践者。既然有了这么多思想上的分歧，那么罗家伦对辜鸿铭及其英文课的反感情绪就不足为怪了。这封申请罢免辜鸿铭的信从此拉开了北大内

部，新、旧两派斗争的序幕。

新旧文化派别的斗争主要集中在辜鸿铭和胡适之间展开。对于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的胡适，在五四之前，辜鸿铭也仅仅是在课堂上对其所提出的“文学革命论”加以批评。经过五四学生运动的种种酝酿和刺激后，两人之间终于展开了正面交锋。

1919年7月12日，辜鸿铭应英国《密勒氏评论》报的邀请，对此前胡适在该报发表的“文学革命论”的相关文章，进行探讨批评。辜鸿铭为此撰写了《反对中国文学革命》一文，提出了自己反对新文学的主张。不久，辜鸿铭又于同年8月16日再次发表《归国留学生与文学革命——读写能力与教育》一文，加强了对“文学革命论”的批判力度。

辜鸿铭在这两篇以英文写就的文章中，指责胡适“以音乐般美妙的声音”谈论所谓“活文学”或“重估一切价值”，其实质不过是混淆视听、想蒙蔽大众的耳目罢了，即“套鸟的圈套”而已。辜鸿铭在文章中指出，中国的古文学可与莎士比亚的高雅英文不分高下，绝非“死文学”。况且，读书识字与接受教育也并非一回事，事实上恰恰相反。他嘲笑胡适以粗鄙的“留学生英语”鼓吹的所谓“活文学”，最终的结果只会导致大量“外表漂亮的道德上的矮子”出现。

随后，胡适开始了反击。他分别于1919年8月3日和8月27日，以“天风”署名，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题为《辜鸿铭》的“随感录”，对辜鸿铭展开攻击。

胡适在文章中说辜鸿铭善于“标新立异”，喜欢哗众取宠与潮流唱反调，并提到辜鸿铭年轻时曾经率先剪掉辫子，现在却又坚持留辫子，都只不过是“出风头”的心理在作怪。

巧的是，胡适在发表此“随感录”的当天，还曾在校园里碰见辜鸿铭。当时，辜鸿铭曾指出文章中一些不准确的说法，并当面加以纠正。最后，辜鸿铭还扬言胡适在报上“毁谤”了自己的名誉，要到法庭去控告他。但后来，此事却不了了之。

对于学生举行的爱国游行示威，辜鸿铭一直持反对态度。他曾经在日本人所办的英文报纸《北华正报》上发表文章，大骂学生运动，说游行的这帮学生是暴徒，是野蛮人。不过，很多北大学生依然非常尊敬这位学识渊博的老师。从罗家伦后来所著的《回忆辜鸿铭先生》一书中，始终称其为“辜鸿铭先生”，就足见一斑。

当年的争论都已经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孰对孰错，都已经不再重要。就是因为这些可敬的人的思想碰撞所迸发的火星，才引燃了中国现代文明之光。他们在迷雾中摸索前进，以杰出的作品、繁多的流派以及辉煌的成就，复兴了民族文化，展示了新文学革命时代的勃勃生机。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