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岁月中的那一天_京城总罢课

京城总罢课

赵家楼的一场大火触动了反动军阀敏锐的神经，他们对学生的爱国行动恨之入骨。1919年5月4日晚，国务总理钱能训在家中召开内阁会议，商讨对付学生的办法。与会的官员议论纷纷，有的主张将参加此次游行的学校一律解散，有的建议将各校校长免职查办，还有的人认为应该对闹事的学生进行大搜捕。

与此同时，总统府内也在筹划取缔和镇压学生运动的计划，军警宪特等暴力武装也都蓄势待发。

其实，军阀内部在对待学生运动的处理意见上也存在着很大分歧。手无实权的大总统徐世昌和教育部长傅增湘等人主张怀柔，认为对学生不宜采取过激的手段。而手握重兵的皖系军阀段祺瑞等人则不同，他们极力主张要严厉镇压学生运动，断不可心慈手软。当然，这些分歧也是军阀之间派系纷争的外在表现。在此次事件中惨遭学生“毒打”的曹汝霖及章宗祥等人都是亲日派的代表人物，与段祺瑞的利益息息相关。如今手下的“狗”被打了，作为“主人”的段祺瑞自然要出面讨回“公道”。

那么，如何处理被捕的32名学生呢？军阀们也没能统一意见。北京政府的司法部门和宪警当局也弄不清楚这些学生究竟按什么罪名处置，是送交法院审判还是递解大理院关押？似乎都不合适。

反动军阀的内部矛盾使其在对待被捕学生的问题上，充满了不确定因素。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学生们在关押期间受到了宪警公开的侮辱和迫害。

许德珩等人被捕后，被捆在运猪的手推车上，拉进了位于前门户部街的步兵统领衙门。在这里，学生们被关进站笼里蹲了几个小时，然后被关进了一间小牢房里，说话不能自由且不说，就连便溺也都有人监视着。这间小牢房内只有一铺炕，东西两侧被恶毒的狱警各摆放有一个大尿桶，臭气熏得令人作呕，根本没有办法睡觉。学生们被勒令每半小时必须抬一下头，或者翻一下身，向狱警证明还活着。每人每天只能得到一个窝头，就着白水充饥。但是学生们依旧斗志高昂，在阴暗潮湿的小牢房内守望着民族的黎明……

夜幕沉沉，巨大的黑暗已经笼罩了古老的京城。游行归来的学生们已然没有任何心情庆祝白天的辉煌。同学被捕的消息让大家的心里如同浇灌了铅块一般沉重。学生们没有回到宿舍休息，也无心吃饭。大家不由自主地聚在一起，商讨如何营救被捕的同学以及怎样继续开展接下来的斗争活动。

北大的学生会议依然在法科礼堂举行。校长蔡元培亲自参加了会议。他对学生们的爱国举动表示支持和敬佩，同时要求学生应该立即散会，停止任何过激的活动，明天全校恢复正常上课，以免军阀宪警入校干涉。蔡元培恳切地说：“我谨向大家保证，同学们一日不保释，我一日不放弃营救的责任！”

然而，激愤的学生并没有采纳蔡元培的意见。他们认为应该进一步联合起来，

实行全面的学生罢课，以更为壮大的斗争来逼迫军阀政府做出让步。

当晚，北大成立了学生干事会，担负起学生运动的组织工作。数百名学生争相加入了干事会，分别承担起总务、文书、交际、会计、演讲等各项事务。国民社和新潮社中的很多骨干成员也成了干事会的积极参与者，比如邓中夏及黄日葵等人加入了文书股，负责编辑《五七》小报，担负起对外宣传的责任。

5月5日清晨，北大学生会约同北京各高等学校学生会召开会议，决定自即日起一律罢课。在发往各省的罢课电文中，学生们陈述了两点不得不罢课的理由。其一，北京数千名学生既伤感于政府无能，外交失败，又悲愤于爱国学生的无辜入狱，还有何心情研究学问？其二，山东半岛尚处于日寇铁蹄之下，被捕学生尚在狱中承受非人折磨，学生们为这两件事整日奔波尚无结果，哪里还有时间读书呢？

这天上午，北京各大高等学校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星期一的校园内听不到朗朗的读书声，教室中竟然空无一人。第一次大罢课开始了。

罢课活动开始后，学生代表们就通过各种渠道向北京政府提出了严正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立即致电巴黎和会四国首脑，坚决不承认“二十一条”，直接收回山东半岛的管理权；立即联络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决不得在所谓的合约上签字；立即免除曹汝霖、章宗祥等人的职务，严惩其卖国罪行。

在这份义正词严的要求信函末尾，学生们坚定地表示：“国权一日不复，国贼一日不去，吾辈之初志一日不渝！”

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各校分别推举优秀的学生代表进入学生联合会担任职务。其中，邓中夏被推举为总务干事，瞿秋白也参加了学联的工作。在这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领导下，“五四运动”的浪潮开始有组织地稳步向前推进。

当学生们紧锣密鼓地进行罢课活动的筹备工作时，北京各校的教职员工也于同一天下午在北大召开了会议。蔡元培及北京高等学校14名校长参加了会议。参会者纷纷反对教育部于当日上午下达的“将为首闹事学生一律开除”的命令。校长们认为此事错误的根源在于政府的无能，不应该让少数学生来承担责任。会议通过决议，联名向北京政府提出释放被捕学生的意见，如果政府不采纳此意见，北京各校全体教职人员不惜以辞职相胁。

5月4日的学生游行示威以及接下来的罢课行动，代表了全国人民不甘沦为亡国奴的心声。社会各阶层人士普遍同情并支持爱国学生的正义行动，一致谴责北京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倒行逆施。

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等社会名流，公开表示同情学生，申明爱国无罪。

北大教授李大钊等人四处奔走，联络各学校进步教师同心协力，呼吁释放被捕学生。

蔡元培连同其他14名校长举行

会议，讨论营救方案，往返于学校与政府之间反复交涉，费尽心血。

天津和上海等地的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发出通电，支持北京学生的罢课行动，要求北京政府“速将被捕学生释放”。

事件如滚雪球一般，越闹越大，甚至一些国会议员也向政府发出了质问书。军阀们没想到逮捕了区区几十名学生，会犯了天下人的众怒，一时间也是慌了手脚。密探早就传回消息，北京和全国各地都要在5月7日“国耻日”这一天召开国民大会，届时这些正处于罢课阶段的学生不知会搞出多大的乱子来。思前想后，军阀政府不得不考虑释放在押的学生。

6日，警察总监吴炳湘面见大总统徐世昌，请求务必释放学生。他说道：“若是不释放学生，北京的秩序势必紊乱，属下可负不起此等责任，唯有即刻辞职，请总统另选贤能。”随后，吴炳湘又汇报了学生们的筹划，社会名流的激愤以及政客们的愤愤不平。总之一句话，事态已经到了非释放学生不可的地步了。

此时，大总统徐世昌已顾不得段祺瑞的面子了，当即授意吴炳湘负责释放学生事宜。6日晚间，吴炳湘找到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在实现两个条件的前提下释放被捕学生。其一，约束学生不得参加5月7日的国民大会；其二，北京各校明日起一律复课。蔡元培完全答应了这两个条件。

在蔡元培等校长的劝说下，当天上午，各校学生代表手里拿着写有“尔忘五七乎？”的小旗，相约来到警察厅门前等候。钟鸣过后，13辆载有被捕学生的汽车相继开出。被捕学生顺利返回学校，学生开始复课。至此，第一次全面罢课取得了初步胜利。

各学校都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北大学生聚集在汉花园红楼北面的广场上，蔡元培校长亲自前来迎接许德珩等二十人的归来。学生们拥抱在一起，相对无言却不免热泪盈眶。是啊，此时此刻，语言是苍白的，什么也不能够表达出这群出生入死的热血青年心中翻滚的情感！

同样，在北京高等师范学院，足有七八百名学生和教职员工在学校大门口欢迎着匡互生等人的归来。学生们给匡互生等人戴上了大红花，欢呼着将他们高高举起，抛向空中，尽情释放连日来的担心和压抑。

被捕的学生虽然被释放了，但是5月7日这一天，却难免在平淡中过去了。北京政府严令禁止国民外交协会在这一天召开国民大会。

这一天，天安门一带戒备森严，左右1公里范围内的交通被断绝，中央公园的大门早早就被封闭。2000多名警察、成百上千的马队、步兵布满街头。前来开会的群众被来来回回的马队蛮横地冲散，集合演讲的人群也遭到宪警手中警棍的驱赶。这是一个被反动军阀暴力所覆盖的“国耻日”。

国民大会的失败并没有消散掉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全面罢课的胜利已经证明了团结的力量。青春不息，救亡图存的斗争就不会停止。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