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互联互通的超级版图_第二章 新世界的新地图

第二章

新世界的新地图

从全球化到超全球化

反对全球化就像是反对地心引力。

——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

从过去5000年的人类文明发展来看，人类的未来必然是全球互联文明。全球化其实从公元前3000年就开始了，美索不达米亚王朝的城邦开始管理内部贸易，以及与埃及和波斯之间的贸易。在公元前500年前后，阿契美尼德王朝达到巅峰，波斯国王居鲁士大帝将帝国势力范围从欧洲扩张至中国边境，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商队则沿着欧亚丝绸之路留下了许多连接点。在互联互通的道路上，财富和宗教朝着四周传播。正如社会学家克里斯托弗·蔡司–邓恩（christopher chase-dunn）的研究所表明的，当今世界的文明体系正是曾经孤立的地区和文化体系相互激荡的结果，新技术、资本和地缘政治野心不断驱动并深化世界的联通。无论是公元500年前后的阿拉伯对外征服还是13世纪蒙古地区的崛起，都充分利用了自身有序的流动性来组建庞大的帝国。中世纪后期的十字军东征和商业革命使得海洋贸易得到长足发展，由此将欧洲引入了延续数百年的殖民时代，当今世界的版图许多就是在殖民时代敲定的。

随着帝国不断拓展其互联范围，全球化也在不断升级：15世纪和16世纪的伊比利亚（西班牙和葡萄牙）航海，17世纪的荷兰和18世纪的英国东印度公司都是时代的产物。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后，现代化的工厂需要更多来自远方殖民地的棉花和原材料供应。全球纺织品和农业贸易的发展产生了全球供应链，也催生了奴隶贩卖交易。19世纪后期美国和德国钢铁产量飙升，欧洲殖民地的铁路和码头也在同期建设，这些都使得经济全球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凯恩斯在1919年出版的著作《和平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中对这些繁荣年代是这样描述的：“伦敦居民早上可以一边在**喝茶，一边电话订购世界各地的商品，这些产品质量优异，并且一大早就会被送到顾客的家门口……（他）对这种生活状态习以为常，这样的状态可以不断改善，但任何偏离都会被视为离经叛道，必须阻止。”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和平时期确实是全球化的黄金年代，但这仅仅是对于能享受这种全球化的人而言。在这种重商主义的帝国主义经济秩序下，殖民国家以极低成本甚至零成本从拉美、非洲和亚洲攫取了大量的资源运往欧洲。来自非洲的奴隶和亚洲的苦力被转卖到古巴以及南太平洋诸岛的种植园和煤矿进行劳作。各大洲都依附于这种全球殖民体系，即一个由大国势力范围构成的世界。这种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被证明是很脆弱的：随后“一战”爆发，贸易壁垒、移民限制、金融危机和政治上极端民族主义兴起，这些深刻改变了20世纪30年代的地缘政治版图并最终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然而尽管战争确实是全球化遭遇的最大苦果，但这也仅仅是延缓，而不是阻止全球化的进程。尽管14世纪黑死病流行，20世纪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21世纪早期经历了金融危机，人类无止境的探索欲望、资本主义扩张本能以及科学技术的创新仍在继续推动全球化，这一次规模更大（真正的全球范围）、速度更快（实时交流）、弹性更强（可迅速恢复）。如今全球化的影响范围更加细密，动力十足，参与人数在不断增加，也更加强劲和富有包容性，因此较以往更加稳定。

“全球化”一词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流行开来，那时正好是“冷战”结束的前夜。尽管从那时起，全球互联互通就有了迅猛的发展，但在过去10年，至少有三波怀疑全球化已经终结的浪潮。首先是2001年发生在纽约和华盛顿的“9·11”恐怖袭击，有人认为这次恐怖袭击摧毁了西方世界和阿拉伯世界的信任并导致边境管控加强，后来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更有可能让全球经济陷于停滞。其次是2006年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破裂，当时有人认为，如果没有统一的全球规则，全球贸易就会消减或萎缩。最近一波则发生在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当时各国出口下降、国际信贷收缩，新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备受指责，这些都被某些人拿来作为“去全球化”的证据。现在随着美联储加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廉价能源和技术发展导致的制造业回流和自动化生产，又开始出现第四波认为“全球化终结”的声音。

但我认为，全球化正在进入新的黄金年代。由于各国的战略推动、新型科技、廉价资本和全球移民等因素的发展，全球化几乎在各个领域都呈现出深化和扩大化的趋势。自2002年以来，整体出口（包括货物和服务出口）占全球gdp的比重已经从20%上升到30%，一些分析人士预计该比例可能会在未来若干年达到50%。美国出口占gdp的比重也在提升：美国的硬件、软件、汽车、医药等产业的出口依存度都在提升；目前，标准普尔500指数公司中40%的收入都来源于国际市场。

非洲、阿拉伯、波斯、印度、中国和东南亚文明在古代的贸易路线也重新焕发出生机。如今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货物、服务贸易和金融交易占了全球的1/4，而且其增速要远远超过其他类型的贸易。在过去十年间，中国与非洲、南美与中东、印度与非洲、东南亚与南美之间的贸易都有了500%~1800%的增长（是的，是4位数）。尽管起点不高，但现在中国和非洲之间的贸易额已经超过2500亿美元，差不多是美国与非洲贸易额的两倍，中非之间的贸易额预计会很快追上欧洲与非洲之间的贸易额。

国际航空业的发展以及互联网技术的普及降低了国际旅行的成本，互联互通达到新的高度，这使得南美、非洲和亚洲的大量中小企业可获得产业链服务。现在，无论何时何地，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商业伙伴都可开展交易。

外国投资数量也超过全球gdp的1/3。美国的海外投资继续保持增长势头，并在2013年超过了5万亿美元，当年流入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也达到了3万亿美元。截至2012年，全世界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占了全球总额的一半以上，即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额超过了流入发达国家的投资额。如果参照外汇储备、金融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总和，中国正迅速崛起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海外投资国家，中国的海外资产预计将在2020年达到20万亿美元。剑桥大学学者彼得·诺兰（peter nolan）曾撰文指出，现在依然是“西方投资中国”而非“中国投资世界”，但这样的趋势很快就会扭转。其实现在从中国流出的资本数量已经超过流入中国的资本数量。

全球化就像是海啸，横扫一切水域和低地，汇成势不可当的洪流。中国的金融机构在拉美放贷，支持本国企业的跨太平洋出口；印度拖拉机出口到非洲，帮助把非洲的大宗商品卖到亚洲；欧洲的银行支持本地企业在东南亚扩大机械制造规模，然后将产品卖到中国；美国的软件企业在日本开发针对亚洲市场的程序；另外世界各大洲的任何两个主要城市之间都有往来不断的航班。

如今的多极化和多元文明秩序，规模、深度和强度前所未有，所有地区都很重要，所有地区都在不断加深与其他地区的交往。在西方主导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500年之后，后殖民时代的地区有了机会平等参与世界治理并在国际市场上自主销售本国产品，而不是在炮舰的胁迫下将本国资源拱手相让。拉美和中国在讨论农业合作，非洲和阿拉伯在开展基础设施合作，欧洲和东南亚正在打造自由贸易，美国和非洲在联合修建电厂，中国和欧洲准备合作开发北极——这种互惠互补的合作比比皆是。如果说这也算是“文明的冲突”，那么这样的冲突应该多多益善。

现在可能有人还是认为全球化程度已经到了顶点，但其实自2008年以来全球资本流动中唯一出现明显下降的是跨境银行信贷，主要原因是欧洲金融危机。全球化也不再是美国化。相反，现在美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依赖日渐加深，美国需要外来人才和投资，也需要向国际市场出口商品和服务，并把资金投向亚洲等高增长地区。全球化也不再是华尔街或美联储的天下。随着亚洲市场的发展、管理资产的膨胀和外汇交易的激增，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正崛起成为新的金融中心，撼动纽约和伦敦的地位。其实从任何指标看，无论是国际旅客和移民、跨境企业并购还是跨境数据交换等，全球化都方兴未艾。

在互联的世界里，如果一种流向下降，那么另一种规模更大和更加稳定的流向就会出现。例如，随着美国国内利率的抬升，金融资本投向新兴市场的数量在减少，但随着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美国养老基金对亚洲的投资却在不断增加。美国的能源革命使得美国的原油进口量出现下降，但也吸引了大量来自欧洲和亚洲的资本，这些资本投向美国的高科技水力压裂项目、炼油厂和化学加工厂，由此更加彰显了全球化。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开始放缓，但随着人民币的升值，中国海外投资开始出现暴涨（甚至在2014年一度超过了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明智的国际投资者绝不会孤立看待问题，相反他们总是统揽全局并能预判到后续的发展。

美国希望制造业回流能在其国内新增100万~200万个就业岗位，但这与中国的制造业外迁相比规模很小。预计有差不多1亿个中国制造业岗位流向缅甸、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等低工资和低发展水平国家。到2020年，全球所有新增劳动力差不多都将来自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随着这些前缘市场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制造商可迅速转移生产地，这也会让制造业的竞争越发激烈。世界迟早会有“下一个中国”来承接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中国制鞋企业华坚集团就开始在埃塞俄比亚设厂，将中国的产能转移到非洲。全球各种流向正在发生转换，但毫无疑问，流向的势头还在增长。

贸易学者、金融投资者和高科技公司都把这个时代称为“超全球化”时代。如果把全球化比作气球，那么现在气球才刚刚开始充气，还远远没有充满。西方主流观点往往混淆了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区别，国际化的程度因产业和周期可能产生很大差别，但全球化却是永无止息的不断发展。全球化的丰富程度不能用任何简单的数据来形容。外汇交易、货物吞吐和贸易金额等指标或有变动，要想观察全球化的发展方向，还是要看这个世界体系容纳全球活动的能力。因此讨论全球化的未来其实有些空泛，最好还是看互联互通的程度。

新的衡量标准

十年之前，印度和非洲各国呼吁说“不能忽略十亿人的声音”，言外之意，其庞大的人口规模就决定了其天然重要性，因此印度应该在联合国安理会占据一席之地。但如果这十亿人口深陷贫困且如同一盘散沙，那么即便忽略了这些人的声音，世界也照样运转。只有当十亿非洲人民和十亿印度人民加入全球经济体系，他们的声音才会获得重视。

传统上，一个国家的战略重要性往往用领土面积和军事实力来衡量，但如今一国的实力更要看这个国家通过连接所能发挥的作用。因此一个国家重要性的根本决定因素不是其地理位置或人口规模，而是其互联互通程度，即在地理互联、经济互联、数字互联层面上是否深度参与全球资源、资本、数据、人才和其他有价值的资产流。假设中国和印度的人口都是15亿，但中国占了全球进口额的10%，而印度只占了2.5%。中国是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国（超过美国），但印度仅仅是肯尼亚和尼泊尔的最大贸易伙伴国。按摩根大通的测算，中国gdp增速下降一个百分点，意味着石油价格要下降10%。因此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角度看，即便印度人口规模能超过中国，印度的贸易影响力却无法媲美中国。

中国也是如此。即便中国的gdp超过了美国，美国依然有着全球互联程度最高的金融体系，占了全球3000万亿金融资产的近一半。美元依然是全世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美国的国债市场规模为12万亿美元，也是全球第一，美国的股票市场市值占全球股市总值（近70万亿美元的）一半，此外美国还拥有世界上最有深度的公司债市场（也是欧元公司债发行的主要场所）。世界各地的政府、银行、公司和个人对美国金融市场的投资远远超过对其他国家金融市场的投资。

衡量互联互通程度能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地理规模和国际影响之间并不能画等号。俄罗斯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但其跟世界体系的连接程度却是所有主要经济体中最低的。如果经济主要依靠大宗商品出口，那么随着全球油气供应的增加，俄罗斯在苏联传统势力范围之外的影响势必会日渐减弱。

俄罗斯也是很好的例证，说明一个国家跟全球体系的连接越是薄弱，这个国家就越是容易出现危机和动荡。伊朗、朝鲜、也门以及尼日尔和中非共和国等国家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国内暴力冲突不断，这些国家的互联程度很低，但危险程度都很高。这意味着，我们不应该继续孤立这些国家，而是应该通过更加积极正面的互联形式将这些国家纳入全球体系。例如现在的阿富汗是毒品和恐怖分子的输出地，但如果能建立良好的互联互通关系，阿富汗就有望成为中亚和阿拉伯海沿岸国家以及中国与中东贸易线上的重要节点，成为重要的铜矿和锂矿出口国。

传统上连接程度最高的国家都是西方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在过去数百年形成了殖民地关系、紧密的地区关系（通过欧盟和跨大西洋组织）、良好的资本市场以及科技发展积累。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的用以衡量经济活动中跨境货物、金融、人力和数据流强度的“互联互通指数”，贸易大国德国是跨境流强度（经济互联互通的价值占gdp比重）最高的国家，数值高达110%，这充分显示了与全球经济的连接程度对世界上发展最好的经济体的重要性。（中美两国国内市场庞大，因此跨境流强度稍低，但也相当可观，美国的数值是36%，中国是62%。）

国家与世界相连，会获得尊敬。德国高居麦肯锡“互联互通指数”的榜首，皮尤、globescan两大智库合作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德国也是全世界最受敬仰的国家。

互联互通可以让小国家获得远远超过其国土规模的影响力。新加坡和荷兰的跨境流强度都很高，因为这两个国家比许多大国更依赖于货物、服务、金融、人才和数据的流动。挪威国土面积相对较小，地理位置靠近偏远的北极，但挪威通过开采石油积累的主权财富基金却是世界上最大的主权基金之一，控制着全球股票市值的1%和欧洲股票市值的3%。现在挪威主权财富基金计划将新兴市场投资占比提高到10%，这毫无疑问将提升该基金在上千家大型跨国公司中的话语权。

互联互通程度越高，增长动力和跨境流动就越强。现在全球gdp的40%（以及全球经济增长的25%）都依赖于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跨境流动，而像数据服务这样知识密集型流动的年交易额已经达到13万亿美元（约为全部跨境流总额的一半），并且还在继续迅猛增长，这也提醒我们，在观察全球化时不能将目光停留在制造业上，而应该看得更加全面。在标准的“引力模型”中，贸易与社区的规模成正相关，而与社区间距离成负相关。但随着数字互联时代的到来，现在的供应链已经实现虚拟化：互联网的硬接线完成，网上提供服务的边际成本就无限趋近于零。在数字互联的社会中，唯一的距离就是政治和文化的隔阂。

因此，用来显示超越地理关系的地图软件就成了有用的工具。“世界地图绘制者”（worldmapper）研究团队和潘卡吉·盖马沃特（pankaj ghemawat）的cage项目就联合绘制了世界经济地图，根据各国的经济规模、贸易关系和其他经济指标来描绘世界版图，在地图上强调了全球化的深度、广度和结构。通过这些地图，人们就可看到，尽管非洲大陆土地广袤，在世界经济版图中却非常弱小，当然如果看自然资源禀赋程度，非洲大陆就会占据很重要的位置。在该地图中也可以看到，德国对欧元区的出口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从超过50%下降到不足35%，但德国对亚洲的出口却在飙升。现在一个国家最紧密的经贸伙伴往往不是其地理上的邻国，地理距离和功能贴近可以互换，从具体行业的供应链角度看，印度班加罗尔的软件产业与美国紧密相连。距离当然不是完全没有影响，但影响显然没有以前那样大。

新的地图图例

所有地图的一角都标有图例，显示着各种符号、颜色、箭头、线条、节点以及其他标识的含义，由此来帮助我们看懂地图。为了给供应链世界绘制地图，我们需要制定更加精细的图例。

首先要强调实力和连接，而不是国家和分隔线。我们要在地图上突出最稳定的单元、最牢固的连接以及最强大的影响力来源。在地图上就用五个c来表示，分别是国家（countries）、城市（cities）、国家联盟（commonwealths）、社区（communities）和企业（companies）。

国家

传统地图最大的错误就是将国家视为统一整体，将政治地理和主权权威混为一谈，仿佛存在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就必然能控制其一切。在绘制地图时，我们不是要强调名义上的主权，而是要突出事实上的权威。

某些国家内部的文化和政治版图如此多元，其实只在地理意义上是“一个国家”。例如印度就主要是地理上而不是民主意义上的统一国家：因为印度是半岛，所以只能选择共存。在印控克什米尔和东北部的曼尼普尔邦和纳迦兰邦，分裂主义运动始终不断。有些国家的地理分布如此分散，只是名义上的统一国家。像印尼这样的群岛国家，某些岛屿完全缺乏必要的交通和通信设施来与外界相连，因此虽然印尼版图上有14000多个岛屿，许多岛屿受新加坡或马来西亚的影响更大，而不是雅加达。国家间的自然边界可变成国境线，但国家内部的自然障碍则增加了统一管理的难度。

在物理条件上不统一的国家很难保持政治上的统一性。例如刚果民主共和国是非洲最大的国家，但整个国家却连1000公里的平整道路都没有。无怪乎某些学者尖锐指出，刚果虽然从法理上说是一个国家，但实际上这样的国家“并不存在”。刚果境内的7500万居民还在使用原始的各式驳船，载着商贩、家庭、难民、牲畜、棕榈油罐、汽车和服装在金沙萨到吉桑加尼绵延上千公里的刚果河上穿梭。地形上相互连接的国家容易结成亲密关系，而无法连接的空间则充满变数。

距离也是把双刃剑：虽然广袤国土可让国家有充分的缓冲地带保护核心居住区，但同时也增加了保卫国家所需的投资。1924年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掌握了苏联的大权，当时他最担忧的就是苏联落后的基础设施条件，为此他启动了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包括从西伯利亚的新西伯利亚市到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的铁路线。但就跟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一样，国家内部的复杂族群分布和地区不平等最终导致苏联解体。如今的俄罗斯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但俄罗斯基本上没有再启动大型投资项目来整合国家，因此俄罗斯的边缘地区难免会与经济繁荣和人口稠密的欧洲与中国交流融合。我曾驾车穿行俄罗斯，公路状况往往要比政治地图更能反映现实。

按瓦克拉夫·斯米尔的研究，中国在2010~2013年间的水泥消耗量超过了美国在整个20世纪的水泥消耗总量。但其他一些大型发展中国家则因为缺乏基础设施，其内部的实际割裂程度要远远超过地图上所显示的样子。巴西、印尼、尼日利亚和印度四个国家的人口总数为20亿，但每个国家的整体表现都小于其部分之和，因为这些国家的许多地方都未能有效互联。在这些国家，越是远离重要城市的地带，政府治理就越是困难。

如果只是从地图表面上看，似乎刚果、索马里、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拉克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但实际上这些地方是地缘政治的黑洞。那为什么不将这些国家在地图上的位置慢慢漂白，由此来说明其疲弱呢？某些类似国家的实体，例如库尔德斯坦，并未显示在现有的地图上，但其实这些地方已经具备了国家特征，其地缘政治影响力也已形成。此外还有“国中之国”，例如黎巴嫩的真主党占领区、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塔利班活跃区，这些地方已然不受所在地区国家政府的控制，而是相对独立的区域。“伊斯兰国”的国家身份在国际上未获承认，但“伊斯兰国”正极力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扩张。蒙特雷国际研究院的伊塔玛拉·洛查德（itamara lochard）研究发现，世界上有13000支地方武装，其数量是主权国家的65倍。那么，难道我们不应该去了解这些地方武装的实际控制区域吗？

尽管某些国家政府的权力只能辐射至首都周边的地区，但有些国家的影响力却可远远超越其名义上的国境线。华盛顿、布鲁塞尔和北京在全球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将这些地方看作其本国的首都。如果将跨境基础设施投资绘入地图，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中国正凭借这些深入邻国的落脚点加强自身影响力。

但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大国，在垂直体系和中央权威的表象之下也隐藏着分裂的现实。大国要通过规模化的统治来实现稳定，但美国、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土耳其、尼日利亚、印尼、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这10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除现代日本之外），也是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许多可以从根源上消除不平等的措施，例如全民接受高质量教育和医疗、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严格的劳动保护制度以及获得资金的机会，反而在许多大国中缺失，许多大国居民无法享受到这些好处。太多的国民财富集中在一两个城市，而国家大部分人民难以获益。这些城市所代表的狭窄经济基础往往就是所谓的“国民”经济基础。有时候相邻之地也会有云泥之别。中国和哥伦比亚等新兴市场的特点是加大对基础设施和社会流动性的投资，这与巴西和土耳其依靠低廉消费信贷增长的新兴市场有很大不同。除雅加达之外，印尼其他地区的生产效率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开罗即埃及”这样的话听上去或许浪漫，但却不是国民经济健康的象征。每个国家都面临这种地区不平等的困扰，因此我们需要更加精细的地图来区分国家内部的连接地带和未连接地带。

我们应该用更加详尽的方法来描绘所有国家的经济差异，要按各城市和各省份的财富情况为其标注颜色。分级统计地图（将主题数据标在地图上）能显示出纽约和硅谷的财富和人才集中度，这会更加精确地反映美国经济的现状。分级统计地图对中国也同样适用，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沿海地区的富裕程度已经追上韩国，但某些内陆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却只相当于危地马拉。极端的不平等会损害国家的内部统一。在当今世界，收入中位数要比收入平均数更能说明情况，而美国的收入中位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始终停滞不前。

城市

世界上最贫穷的100多个国家的gdp加在一起只相当于全球gdp的3%，其中大部分是相对贫穷的小国，国土就是围绕着落后城市的或大或小的一片区域。这些国家就像是原子，其原子核（首都）仅在原子（国家）中占很小一部分，但几乎所有的重量（物质）都集中在原子核。在当今世界，互联互通的重要性要超过规模，因此城市在地图上的标注要更加详细，而不能再用千篇一律的黑点来表示。

城市是人类最长久和最稳定的社会组织节点，帝国和民族有兴衰，但许多城市却始终存在。例如，尽管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都已经烟消云散，但其首都君士坦丁堡，即现在的伊斯坦布尔，依然是欧亚商贸和文化交流中心，伊斯坦布尔的影响半径甚至超越了此前帝国的疆界，尽管土耳其的首都不是伊斯坦布尔。城市是超越时光的全球化存在。

21世纪的城市是人类最具深度的基础设施，也是从太空中可以看到的最明显的人类成果。最早的村落变成了城镇，然后又慢慢变成了超级城市和绵延数百公里的城市带。1950年，全世界人口超1000万的超级大城市只有两个：东京和纽约。到2025年，至少有40个城市人口超过千万。墨西哥城的人口规模超过澳大利亚全国，而中国重庆的面积已经超过了奥地利。曾经相隔数百公里的城市现在正连成庞大的城市群落，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落就是日本的东京–名古屋–大阪超级城市带，日本人口中有2/3位于这个城市带。中国的珠三角地区、巴西的大圣保罗区以及印度的孟买–浦那地区也在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变得日益紧密。现在已经出现了至少12处超级城市带。中国正规划建设24个超级城市群，每个城市群的人口规模都将在1亿以上。但到2030年，世界第二大城市（第一大城市是东京）预计不在中国，而是菲律宾的马尼拉。

尽管从人口规模看，美国的城市群略小，但美国正在兴起的城市群也非常重要。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东海岸城市带，从波士顿到纽约，再到华盛顿，这是美国学术、金融和政治的核心地带（现在这个城市带只缺少一条高速铁路）。第二个是从旧金山到圣何塞，在美国280号州际公路和101公路之间的硅谷地区集中了6000多家高科技企业，gdp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如果能在旧金山–洛杉矶–圣迭戈之间建起高速铁路，那么加州太平洋沿岸就可真正成为媲美东北部城市带的西部地区。埃隆·马斯克的特斯拉公司建议在这一路线上建起超级隧道系统）。第三个就是达拉斯–沃斯堡大都会区，这是美国南部最大的城市群，埃克森美孚、美国电信以及美国航空公司等著名企业坐落在此，其经济规模超过南非，而且这个地区正在建设一条号称“跨得州走廊”的铁路（但时速只有120公里），按得克萨斯中央铁路局和动车运营公司日本中部铁路公司在2014年发布的规划，最终这条铁路可能会延伸至石油重镇休斯敦。

随着人口、财富和人才逐渐向全球最重要的城市集中，这些城市也慢慢超越国家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影响力之源。在全球网络中，城市按照其影响力排名，而不是土地面积大小。全球化城市能吸引资金和技术，城市内部多元开放，此外这些城市也可实现与其他重要城市的无缝连接。正如克里斯托弗·蔡司–邓恩所指出的，世界级城市的地位并不取决于人口和面积，而是取决于经济实力、对主要增长区域的贴近性、政治稳定和对外资的吸引力。换言之，互联互通的重要性要超过规模，甚至要超过主权。纽约、迪拜和香港都不是国家首都，但这些城市从物质和资金的吞吐量来看都排名全世界前五。

人口和经济实力会赋予城市更大的决策影响力，也可让城市有更高的自主性，并增加与其他城市之间的交流（我将其形容为“城市外交”）。萨斯基娅·扎森指出，伟大和连接的城市不仅属于本国，更属于全球。城市是文明体系集合中的突出成分，城市越是归属于世界，就越是可按全球模式重新配置基础设施和分配资源。如今，世界上排名前20的富裕城市已经打造出基于资本、人才和服务的超级体系：全世界75%的大企业都位于这些城市，这些大企业反过来会加大对城市的投资并增强城市间的互联程度。确实，世界级的城市已经打造了自身的联盟，从许多角度看就像是f1赛车队伍，这些城市吸引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才，吸引了全球的资金，在同一体系中开展竞争。

新兴市场国家也涌现出一批超级城市，这些城市成为地区财富和人才的集中地，这是全球经济活动焦点转换的最重要推动因素。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表明，从现在开始到2025年，全球1/3的经济增长将来自西方主要城市和新兴市场的超级城市，另有1/3会来自新兴市场的中等规模城市，剩下的1/3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小城镇和农村地区。一般而言，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之后，消费型社会才会形成。但由于中国和印度二三线城市的物价较低，在人均gdp尚未达到80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测算）时，中印两国已经有数亿

居民成为可观的消费群体。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大量的企业会把生产转移到高增长的城市，而投资者也会观察市政债务情况来判断一国的经济健康程度。

当前世界的功能型城市数量要远远超过运作良好的国家数量。实际上在弱小国家，城市往往不受国家管理和秩序的影响，城市从邻国不断攫取，但又对整个国家无动于衷。这就是拉各斯对尼日利亚的态度、卡拉奇对巴基斯坦的态度、孟买对印度的态度：来自首都的干预越少，越好。首都通常都位于地理核心区域，来行使管理全国的职权，例如巴西利亚和阿布贾，但这些城市其实也在无意间使得自己被边缘化，因为世界经济发展总是青睐那些人口稠密和互联设施程度高的沿海城市。

当然要想完全区分城市和国家之间的领地、人口、经济、生态和社会关系是非常困难的。当然这也不是关键。从全世界范围看，城市的领导层和本地的大企业都在建立经济特区，直接吸引投资者参与本地经济，就业和财富积累都发生在本地，而不是向全国铺开。这就是城市所要的全部。目前，全球各地的机场周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区（有时也被称为航空城），这些新区是为了摆脱城区的拥堵，同时能更加便捷地连接全球市场和供应链。从芝加哥奥黑尔机场到华盛顿杜勒斯机场再到韩国仁川国际机场，这些地区正变成高速增长的经济区，这也充分显示了互联互通的内在价值。对于那些搬入机场新区的企业来说，机场就是通往世界市场的大门，而附近的城市，不管其规模多么庞大，也仅仅是销售市场。

国家联盟

城市与本地区的其他主要枢纽相连的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成为有机集合体而不是机械式的构成。如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全球趋势2030》中指出的，超级城市和地区联盟（例如欧盟、北美联盟以及大中华区等）的力量将越来越强，而国家政府和全球多边机构将不得不面对权力的日益消解。地区性的联合体是分享设施和组织共同行动的更加现实的选择，而不是要依靠远在天边的集权式全球机构。这些联盟会帮助较弱的成员发展，例如欧盟每年就投入3000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升级、人力资本投资、数字升级等其他领域，这极大促进了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的发展。一旦成为欧盟成员，就要遵循清晰和可靠的规则，国家的投资等级和对供应链的吸引力就会提升。现在东南亚的东盟经济共同体和泛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也是如此，这些联盟内的经济体自主掌握开放节奏，由此来保护其相对优势和国内就业。如今各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市场融合使得地区联盟，而不是民族国家成为全球秩序的基础。值得指出的是，地处缺乏区域联合地区的国家，例如在近东和中亚地区，一般来说更容易出现衰败。

超大地区联盟并不是单一的地域，而是学者所谓的“综合国度”，是非正式的和互利性的，而不是正式的机构化组织。这些联盟有着名义上的领导机构，但成员依然有着实质的自主权。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都是地域广大、军事强盛和经济繁荣的帝国，但这些帝国内部高度不平等，政治对立，充满碎片式文化。然而即便是最初级的地区主义也是对帝国主义的纠正。如果说战争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国代理人纷争的不确定性（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就是如此），那么防止外部干预的强大的地区联合就有利于维护和平。

这些地区国家联盟比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书中提到的抽象“文明体”要更加庞大、一致和有力。天主教徒以罗马为圣地，东正教徒向往莫斯科，但这些教徒无法联合起来成为地缘政治代理。极端组织越是以伊斯兰之名采取暴力手段，伊斯兰世界的分裂程度就越严重；看看伊斯兰国的行径以及其对逊尼派的攻击就能明白，伊斯兰国的内斗远比其对外杀伐血腥。

以经济为基础组成地区国家联盟也更有说服力。北美联盟跨越了西方和拉美的文化界限，欧盟的版图则覆盖了部分阿拉伯、东正教和土耳其文明，而中国的影响力正不断深入东南亚本地文化，激荡日韩古代文明，并触及东正教和土耳其文化。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其广博的研究中指出，大地中海区域不是被海洋切割的区域，而是围绕海洋联合在一起的区域。任何一位来自贝鲁特的黎巴嫩逊尼派或来自的黎波里的商人身上都会带有明显的腓尼基历史和地中海文明印记，这些印记会超越其伊斯兰的身份标签。文明确有冲突，但更多的是融合。

社区

个人的身份认知和跨地域认同也十分重要。最好的例子就是少数族裔移民社区。移民社区与来源国在历史上就是简单的双向关系：从来源国到移民社区的文化传递，以及移民社区文化传回来源国。2013年全球移民汇款总额高达4300亿美元，这充分说明，即便某些移民已经离开来源国几十年，在改变来源国方面依然是重要的力量。但现在移民社区受到了多方向的资金、通信和政治国际网络影响，移民可能会穿越数十个国家的边境线：华裔、印度裔以及巴西裔等。

为移民网络绘图可以显示出是什么力量决定了这些移民社区的现状。北美、中东、东非和东南亚的印度移民社区是有着自我调节功能的商业王国（我将其称为“宝利斯坦”），这个王国投资于以前大英帝国势力范围内的房地产、学校、工厂和金矿，但从来没有来自印度本国的指令。现在各国政府越来越喜欢利用本国移民社区的联系，为本国发展带来稳定和长期的资金。印度、以色列和菲律宾会将基础设施债券等金融产品卖给移民社区，融到的资金会用于具体的项目并有着透明的运作过程。与此同时，之前几十年，留学生在毕业后都选择留在国外，现在随着来源国生活条件的改善，回到自己祖国的移民数量屡创新高，由此给移民来源国带来了“人才红利”。这些回国人员推动了本国的创新，因为他们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思想，为自己国家的严格社会体系和传统文化构架吹入了新风。实际上，许多回国人员都在自己国家成为政界以及其他各领域的精英。

目前海外华人华侨预计超过5000万，在亚洲各地乃至世界各个角落都可看到华人的身影，海外华人世界反过来又影响了中国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打开国门，让港澳台地区以及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华人实业家建设中国经济特区。如果中国政府愿意对海外4000万华人实行双重国籍政策，或许会有更多的海外华人愿意回到祖国，由此带来优秀人才并缓解中国国内老龄化问题。现在的海外华人更愿意发挥全球中华文明布局中重要节点的作用。

移民社区是世界从垂直型权威向扁平型权威转变的先导，社区统治的不是国土，是人心。在社区中，不存在“民族国家”，但存在“关系国家”。社区最重要的不是地理分布或数量规模，而是其跨越虚拟和真实世界的能力。随着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兴起，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泰尔（manuel castells）对“位置空间”和“流动空间”进行了区分。现在这两个概念已经高度融合。人口和技术的交互流动为facebook和其他云社区的出现提供了可能，这些虚拟社区形成的速度更快、范围更广、规模更大，社区成员往往就某一话题达成高度共识，这迫使我们不得不去思考超越国家的政治概念。通过成员之间的相互鼓励、众筹融资和组织政治行动，社交网络为人们改善福祉提供了新的工具。维基泄密的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就指出，互联网使得联网群体能共同采取符合其个人原则的强大集体行动。现在具有影响力的行动者社区包括恐怖组织网络、黑客组织以及宗教极端主义集团，这些社区是根据其共同“行动”而不是共同“位置”来组建的。

全球互联互通也逐渐削弱了民族国家的根基，一系列的跨国关系和认知慢慢取代了以前的传统民族国家认同。想象一下，或许会有那么一天，世界上的人都是对城市或供应链，而不是对国家保持忠诚，人们会更重视信用卡和数字货币，而不是自己的国籍，人们会在网络上，而不是自己生活的国家寻求结社。美国海军研究生院的未来战争专家约翰·阿奎拉（john arquilla）就曾观察说，现在这些虚拟组织正在消解国家，正如当初民族国家消解帝国。这些社区通过强大的宣传和高科技来打造向心力。一个社交媒体账号不仅仅是沟通媒介，更有可能成为聚合人群的虚拟社区，从而挑战政府权威和国家认同感。

企业

超级跨国公司正成为供应链世界的自主力量。如果说“冷战”时期的跨国公司还深深根植于自己的本国市场，那么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经营都开始超越国境线，由此避免过度依赖于任何单一市场、投资者群体、总部或办事处。在金融危机之后出现了公司救助计划和一系列旨在规制华尔街的金融监管新政。但按金融稳定理事会发布的年度“系统性相关”金融机构名单（根据其规模和风险暴露程度），超过30家银行的平均资产超过了500亿美元，这意味着银行机构的金融实力（也就是全球影响力）要超过世界上2/3的国家。即便这些金融机构的业务出现了收缩，而且面临更加严格的监管，它们依然在通过海外兼并和税制套利来调整自身业务：汇丰银行考虑要将总部从伦敦迁到香港。大宗商品领域的嘉能可、物流业的dhl、专业服务领域的埃森哲以及私人保安领域的academi（前身是黑水公司）都代表着另外一种类型的公司，这些公司尽管在交易所挂牌上市，但却通过世界各地的合资企业组成了全球伙伴网络。在这些公司眼里，主权国家不再是需要臣服的主宰，而是要通过谈判去争取的对象。

互联程度越高，这些公司就越是能把对互联设施的掌控当成自己的竞争优势。现在硅谷的高科技公司也越来越多地将自己的产品甚至资金放在云端。全世界只有5个国家的gdp超过苹果公司的市值，苹果公司手中持有的现金就高达2000亿美元，这意味着苹果公司可轻松买下许多国家的全部产出（减去债务）。现在苹果公司卖了大概20亿台设备给10亿消费者，所获得的人心也应该远远超过许多国家。

供应链上的国家、自我管理的城市、没有边界的社区和拥有的权力超过政府的企业，这些都是迈向全新的多元世界体系的证据。这些属于互联地图的全球权威序列还在不断拉长，也提醒着我们，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地图绘制永无止境。

专栏：从国家外交到城市外交

学者研究全球连接性地图时，会从城市开始。历史学家彼得·斯普福德（peter spufford）曾言，13世纪和14世纪欧洲的城市化推动了商人在国际贸易中信贷和保险的运用，由此推动了资本主义的扩张。欧洲的商业革命也将欧洲的主要城市与康斯坦丁堡和卡利卡特等亚洲贸易中心相连。正是因为全球化削弱了各国边境的重要性，城市才能更加自由地开展国际合作。

城市活动的影响力今非昔比。自1953年纽约率先设立海外办事处以来，超过200个美国州级和市级政府机构在世界各地开设了办事处。马萨诸塞州在1983年首次与中国广东省签订了国际合作协议，目前该州已经通过国际贸易和投资办公室与外国政府签订了30多项合作协议。圣保罗和迪拜等城市虽然不是首都，但也有着大量的国际业务，这些城市与美国、英国和德国等国家签订了正式的双边合作协议。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的经济发展委员会在班加罗尔、首尔和特拉维夫设立了办事处，来吸引更多企业到华盛顿郊区投资。

任何帝国都无法提供直接接入全球体系的好处。中国的城市也在积极寻求国际经济合作，这些合作都是基于比较优势，而很少考虑地缘政治因素。四川省的三大贸易伙伴就是美国、欧洲和东盟，四川与这三个贸易伙伴的交易额大概是每年100亿美元，因此四川希望能保持与这些主要贸易伙伴的密切联系。城市间的商业外交活动代表着一种更加宏大的转变，即以政治为基础的世界将变成以功能为基础的世界。

即便是伦敦这样的首都城市也可发挥类似独立国家的作用。13世纪初，为了保持英格兰的统一，约翰国王签署了《大宪章》，其中就规定占地一平方英里的伦敦城的特殊权利（现在是伦敦城有限公司）。如今伦敦城里的24000家公司会选举管理人员和市长，这位市长像政治家一样每天飞来飞去，从巴西到中国，到处签署金融合作协议，当然他的行动得到了英国外交部和大伦敦区市长的全力支持。尽管英国有些政客正在利用部分民众反欧盟的情绪，获得某些不明真相的选民的选票，但伦敦城的领导层深深意识到，经济要发展，必须要与欧元区开展贸易和投资，而且还要接受美元、日元和人民币等多币种的交易，这样伦敦城才能有未来，英国经济才能有未来。

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领导人都有市政管理经验，这并不是巧合。对于我们所处时代的宏大议题，比如气候变化，现在城市的作为并不比各国政府的作为少。全球最大的40座城市将推行自己的温室气体减排项目（称为c40），因为国际政府间关于气候变化的谈判屡屡陷入僵局。中国一些城市的市长和地方领导频频出访哥本哈根、东京和新加坡等地，学习如何创新城市管理、提高城市宜居性，由此在中国的城市竞争中脱颖而出。（现在中欧外交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重要城市商业团体之间的直接交流以及商业化技术的转让，这些技术可帮助中国提高效率和经济发展可持续性。）如果想观察怎样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城市化，可以去看看新加坡的世界城市高峰论坛或巴塞罗那的智慧城市世界大会，或去网上看看来自全球数百个城市的专家和管理者的说法，总之，不是去联合国大会。现在“联合城市”和“本地政府”等组织已经在践行“城市外交”，类似这样的组织现在全世界有200多个，超过了国际政府间组织数量。由于城市是通过连接性而不是主权来定位，所以不难想象，未来全球社会的形成将更多受城市间关系而不是国际关系的影响。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