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大稿组
mon mar 23 16:36:23 cst 2015
白桃的爱人名叫武仲平，在五岳日报社工作，几个月前刚刚被任命为日报社副总编兼新闻时政部主任。
武仲平是个才子，从上学时起，他就是校内外有名的笔杆子，常常在各大平面媒体上发表评论文章。开始时，每逢作品变成铅字，武仲平便会小心翼翼地将“豆腐块”剪下来制作成剪报册，后来，发表的文章太多，“司空见惯浑闲事”，剪报的事也就逐渐废弛了。从五岳大学新闻系毕业以后，武仲平进入五岳日报社担任记者，先在内参部工作，很快成为社里的骨干。几年以后，时任社新闻时政部副主任的梁效看中了武仲平，将其调到麾下，梁效很欣赏和器重武仲平，自己升任部主任后，第一个人事安排就是将他提拔为自己的副手。
在五岳市的宣传系统中，日报社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尤其是新闻时政部，该部中有一个略带神秘色彩的“重大文稿写作组”，也就是圈内人士常说的“大稿组”，直接由兼任日报社副总编的新闻时政部主任领导。每逢国内外或五岳市内外有重大事件发生，亦或有其它重要宣传任务下达，市委宣传部便会授意“大稿组”负责撰写一篇或一组时评文章，经宣传部领导甚至市领导审阅，转发至所有新闻媒体和相关单位，起到通稿的作用。整个五岳市范围内，无论是领导讲话、官方文件，还是报纸、刊物、电台、电视台、网站，涉及相关内容时都要以“大稿组”的这篇文章为准。
“大稿组”的写作过程通常是这样的：先由责编组织收集相关资料和素材，统一交到新闻时政部主任手中，主任根据写作任务和宣传部的指示精神，写成一个提纲交给责编，责编召集写作力量将提纲充实成一篇完整的文稿，再次交到新闻时政部主任那里，由他最后修改、润色、定稿。从理论上来讲，“大稿组”的写作工作连日报社社长、总编都没有权力过问，接受宣传部垂直领导，稿件写成后，无须请社领导过目，直接送到宣传部办公室，有时启用前还要加密。
因此，新闻时政部主任这个位子，级别虽不是太高，工作压力却很大。这种大，不是体现在工作的数量上，而是体现在工作的性质上，尤其是“重大文稿”的写作，更是字字玑珠，一句话、一个词、一个字、甚至一个标点的差异，都可能会传递出极为重要的政治信号。正因如此，历任日报社新闻时政部主任，没有一个不是如履薄冰，无论对能力、精力，还是心理、精神，都是巨大的考验。
上一任新闻时政部主任，也就是提携武仲平的伯乐梁效，成长经历和武仲平差不多，也是毕业于五岳大学新闻系，算是他的同门大师兄。刚进日报社时，梁效在国际部工作，擅长撰写国际时政、尤其是批判性质的国际时政文章，他文笔犀利，有骂人不带脏字、吃人不吐骨头的本领。1991年“海湾战争”、1996年“台海危机”、1999年中国驻原南联盟使馆被炸、2003年“伊拉克战争”、2004年乌克兰“颜色革命”、2006年“伊核问题”、2010年朝鲜半岛危机、2011年北约空袭利比亚…… 梁效每次都将西方列强及其走狗痛斥得狗血淋头，也因此屡受好评，文章多次获奖，本人也一路升任五岳日报社新闻时政部主任。
梁效文章的最大特点是善于揭露阴谋，即使是强词夺理、断章取义、生拉硬扯，也在所不惜。对于西方国家，人家无论做什么、怎样做，即使是在绝大多数人看来纯属无意或善意的举动，梁效都能通过自己的严密分析、推理，说成是针对中国人民的敌对行为，狼子野心，不可不察。至于别人当下或历史上犯过的错误，那更了不得了，无论错误的程度和性质，在梁效看来都是不可饶恕的，必须世世代代铭记住这些屈辱和仇恨，一旦时机成熟，更要变本加厉地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才好。对于中国人自己的挫折和失败，梁效也会将其归咎于他人，在他看来，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不会犯错的，如果有缺点和错误，不是洋鬼子栽赃，就是洋鬼子害的。反之，西方人的成就和功绩，梁效从来不以为然，认为那都是靠欺骗、迫害中国人得来的，枉寻直尺，不值一提。
梁效主持新闻时政部期间，“大稿组”的文稿如匕首、如投枪，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起初，市委和宣传部领导非常欣赏梁效的文笔。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梁效之手的文稿，观点变得越来越偏激、甚至狭隘，措辞变得越来越严厉、甚至粗野，逻辑变得越来越生硬、甚至牵强，到后来，根本不像时评，更像是檄文，甚至市井泼皮的对骂，罔顾事实，死缠烂打。对此，有关方面多次对梁效提出批评，但他却依然我行我素。
发展到最后，梁效将自己在文章中惯用的思维方式扩展到了现实生活中。一方面，梁效整天沉浸在自己过去曾经取得过的成绩中，将那些证书、奖状、嘉奖令细心地装裱好，挂满办公室的墙壁，每天都要顾影自怜很久。他大言不惭，自命不凡，起初说自己是五岳市头号大笔杆子，不久后变成全省、全国，后来干脆“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另一方面，梁效将领导、同事那些正当、善意的规劝都说成嫉妒和迫害。他感觉身边所有人都在试图加害自己，上下班途中怀疑有人跟踪，家里、办公室里怀疑有人安装了窃听器材。为防泄密，梁效把单位配发的国际品牌电脑、手机都换成了国产的，后来觉得国产大品牌也不保险，又都换成山寨的，再后来干脆一概不用通讯设备，退回口耳相授的时代。此外，他还不停地给省委及中央写信，说五岳市党政军各系统都已经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渗透了，这些人正在密谋夺权、变天，希望上级尽快采取果断措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再三劝导无效，五岳日报社的领导们商议后认为，梁效的精神状态实在是不适合再担任新闻时政部主任职务了，报请宣传部批准，将他送到市精神病院进行检查。经检查，医生们一致认为，梁效属于典型的偏执型人格障碍，社会功能严重受损，必须入院治疗。不久前的“脱管事件”中，混进“岳西宾馆”参加“两会”小组讨论的那两个病人中，其中就有梁效一号。
梁效被送进市精神病院后，他原先的副手武仲平接替了梁效的位置，成为新一任五岳日报社副总编、新闻时政部主任，兼管“大稿组”……
白桃的爱人名叫武仲平，在五岳日报社工作，几个月前刚刚被任命为日报社副总编兼新闻时政部主任。
武仲平是个才子，从上学时起，他就是校内外有名的笔杆子，常常在各大平面媒体上发表评论文章。开始时，每逢作品变成铅字，武仲平便会小心翼翼地将“豆腐块”剪下来制作成剪报册，后来，发表的文章太多，“司空见惯浑闲事”，剪报的事也就逐渐废弛了。从五岳大学新闻系毕业以后，武仲平进入五岳日报社担任记者，先在内参部工作，很快成为社里的骨干。几年以后，时任社新闻时政部副主任的梁效看中了武仲平，将其调到麾下，梁效很欣赏和器重武仲平，自己升任部主任后，第一个人事安排就是将他提拔为自己的副手。
在五岳市的宣传系统中，日报社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尤其是新闻时政部，该部中有一个略带神秘色彩的“重大文稿写作组”，也就是圈内人士常说的“大稿组”，直接由兼任日报社副总编的新闻时政部主任领导。每逢国内外或五岳市内外有重大事件发生，亦或有其它重要宣传任务下达，市委宣传部便会授意“大稿组”负责撰写一篇或一组时评文章，经宣传部领导甚至市领导审阅，转发至所有新闻媒体和相关单位，起到通稿的作用。整个五岳市范围内，无论是领导讲话、官方文件，还是报纸、刊物、电台、电视台、网站，涉及相关内容时都要以“大稿组”的这篇文章为准。
“大稿组”的写作过程通常是这样的：先由责编组织收集相关资料和素材，统一交到新闻时政部主任手中，主任根据写作任务和宣传部的指示精神，写成一个提纲交给责编，责编召集写作力量将提纲充实成一篇完整的文稿，再次交到新闻时政部主任那里，由他最后修改、润色、定稿。从理论上来讲，“大稿组”的写作工作连日报社社长、总编都没有权力过问，接受宣传部垂直领导，稿件写成后，无须请社领导过目，直接送到宣传部办公室，有时启用前还要加密。
因此，新闻时政部主任这个位子，级别虽不是太高，工作压力却很大。这种大，不是体现在工作的数量上，而是体现在工作的性质上，尤其是“重大文稿”的写作，更是字字玑珠，一句话、一个词、一个字、甚至一个标点的差异，都可能会传递出极为重要的政治信号。正因如此，历任日报社新闻时政部主任，没有一个不是如履薄冰，无论对能力、精力，还是心理、精神，都是巨大的考验。
上一任新闻时政部主任，也就是提携武仲平的伯乐梁效，成长经历和武仲平差不多，也是毕业于五岳大学新闻系，算是他的同门大师兄。刚进日报社时，梁效在国际部工作，擅长撰写国际时政、尤其是批判性质的国际时政文章，他文笔犀利，有骂人不带脏字、吃人不吐骨头的本领。1991年“海湾战争”、1996年“台海危机”、1999年中国驻原南联盟使馆被炸、2003年“伊拉克战争”、2004年乌克兰“颜色革命”、2006年“伊核问题”、2010年朝鲜半岛危机、2011年北约空袭利比亚…… 梁效每次都将西方列强及其走狗痛斥得狗血淋头，也因此屡受好评，文章多次获奖，本人也一路升任五岳日报社新闻时政部主任。
梁效文章的最大特点是善于揭露阴谋，即使是强词夺理、断章取义、生拉硬扯，也在所不惜。对于西方国家，人家无论做什么、怎样做，即使是在绝大多数人看来纯属无意或善意的举动，梁效都能通过自己的严密分析、推理，说成是针对中国人民的敌对行为，狼子野心，不可不察。至于别人当下或历史上犯过的错误，那更了不得了，无论错误的程度和性质，在梁效看来都是不可饶恕的，必须世世代代铭记住这些屈辱和仇恨，一旦时机成熟，更要变本加厉地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才好。对于中国人自己的挫折和失败，梁效也会将其归咎于他人，在他看来，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不会犯错的，如果有缺点和错误，不是洋鬼子栽赃，就是洋鬼子害的。反之，西方人的成就和功绩，梁效从来不以为然，认为那都是靠欺骗、迫害中国人得来的，枉寻直尺，不值一提。
梁效主持新闻时政部期间，“大稿组”的文稿如匕首、如投枪，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起初，市委和宣传部领导非常欣赏梁效的文笔。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梁效之手的文稿，观点变得越来越偏激、甚至狭隘，措辞变得越来越严厉、甚至粗野，逻辑变得越来越生硬、甚至牵强，到后来，根本不像时评，更像是檄文，甚至市井泼皮的对骂，罔顾事实，死缠烂打。对此，有关方面多次对梁效提出批评，但他却依然我行我素。
发展到最后，梁效将自己在文章中惯用的思维方式扩展到了现实生活中。一方面，梁效整天沉浸在自己过去曾经取得过的成绩中，将那些证书、奖状、嘉奖令细心地装裱好，挂满办公室的墙壁，每天都要顾影自怜很久。他大言不惭，自命不凡，起初说自己是五岳市头号大笔杆子，不久后变成全省、全国，后来干脆“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另一方面，梁效将领导、同事那些正当、善意的规劝都说成嫉妒和迫害。他感觉身边所有人都在试图加害自己，上下班途中怀疑有人跟踪，家里、办公室里怀疑有人安装了窃听器材。为防泄密，梁效把单位配发的国际品牌电脑、手机都换成了国产的，后来觉得国产大品牌也不保险，又都换成山寨的，再后来干脆一概不用通讯设备，退回口耳相授的时代。此外，他还不停地给省委及中央写信，说五岳市党政军各系统都已经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渗透了，这些人正在密谋夺权、变天，希望上级尽快采取果断措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再三劝导无效，五岳日报社的领导们商议后认为，梁效的精神状态实在是不适合再担任新闻时政部主任职务了，报请宣传部批准，将他送到市精神病院进行检查。经检查，医生们一致认为，梁效属于典型的偏执型人格障碍，社会功能严重受损，必须入院治疗。不久前的“脱管事件”中，混进“岳西宾馆”参加“两会”小组讨论的那两个病人中，其中就有梁效一号。
梁效被送进市精神病院后，他原先的副手武仲平接替了梁效的位置，成为新一任五岳日报社副总编、新闻时政部主任，兼管“大稿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