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四十二章 纪录片
周浩和范默索要前往拍摄的地方，都是在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有些地方并不是飞机加汽车就能到底的。看着一路颠簸但没有抱怨过的范默，心里也对范默有些刮目相看了。
路途漫长崎岖，周豪于是讲起了自己之前的故事。
“因为我大学学的是工科，然后分配到一个研究所，在一个研究所干了四年，然后去媒体，我因为是贵州人。我在贵州日报干了两年，去了新华社，在新华社干了五六年，去了南方周末，在南方周末干了三年。
其实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还不会照相，后来很偶然的机会就学了照相，主要是因为一直觉得我所经历的人生里面遇到最聪明的人就是学工科的人。
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我没有出头的日子，他们的智商非常高。后来回到贵州研究所，我觉得研究室几位师兄的智商都远远在我之上。
后来学了摄影，好不容易挤进了一家报社。我在做摄影师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类别叫做图片故事，我就拍了很多图片故事。
我现在想起来我第一次跟纪录片结缘，是在拍了一个麻风村时候，现在麻风村这个词你可能听得不多，就是一种流行疾病。
当年染上麻风病，被隔离到一个村子里面，这个村子里面的人会结婚生子，这个村子里的孩子也不能去外面上学，麻风村里面的病人学历稍微高一点的就教这群孩子，建了一个非正规的小学。
我当时拍了一个图片故事叫做《麻风村里的小学》，这个片子对当时的我来说，我觉得还是蛮得意的一个小小的成绩，当年的中国青年报是很厉害的，我的片子就在中国青年报上弄了一个整版。
后来我就买了一台索尼的摄影机，是刚出来的一体机，带有话筒，但是话筒声音是不好的，不到2万块钱，我当时还是下了蛮大决心的，买了这么一台机器来尝试拍摄。
我拍的第一部纪录片《厚街》，刚开始拍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就请教在贵州电视台的朋友，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打电话，那个时候机器特别不稳定，我印象特别深刻。
那些素材我现在还保留着，我拍了不到一点素材大概是500兆左右，但是电脑一天会死机几十次，最滑稽的是那时候我拍这个片子有一个识码，识码都一直保留在上面。
我以为识码在后期编辑可以去掉，后面编辑的时候才发现去不掉，怎么办？只能把它裁掉，所以那部片子也是特别不规范。
之后一路有运气、有机遇，才让我走到了今天。我不是自己找钱的导演，能够做下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在纪录片的过程中，每一次都能找到一些新奇的东西，找到别人生活里面一些所谓的“亮点”，这种感觉我觉得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感觉。”
范默略有所思，还在
咀嚼着周豪话中的意思之时，众人就到了达到了此行的第一站，石蒲村。
？？？一个偏远穷苦的小村子，四五十户人家，平时村子里只有老人小孩，青壮年不管男女都出去打工，全国各地，辛苦一年，只有过年前后才会热闹一些。
前两年通上电，整个村子只有一台电视机。对于沿海城市的人来说，也许可以用一些最穷不过要饭不死总能出头来安慰自己。
但这些有志成员当中，很多人等他们真正在这种破落村子呆上个把星期，就知道最穷未必是讨饭，这里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没进过医院，有小病小灾只能硬着头皮扛下。
等扛了几十年后，出了事情，才会被家人或者村里亲戚用担架抬着40多分钟，才有机会坐上拖拉机，再到一个连像样街道都没有的乡镇上，乘坐巴士去县城。
运气好的，花上大半辈子的积蓄，能熬过去，运气不好的大病，往往就是买一些止疼的药，抬回家等死了。唯有下葬的时候，才能风光一回。这里的一切都是滞后的，最大的幸运也许就是还能偷偷摸摸土葬。
富人总有更有钱的，穷人总有更苦的。有钱的最后财富只是一个符号，但命苦的，却是真真切切痛入骨髓，给人活活逼死逼疯，苦到哭不出。
村子里有座两层的破烂泥土房子，一楼被当做学校，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都在这里上学，这座村子的中年人小时候就多少在这里捧过课本。
只有极少数坚持到乡镇上的五年级和县城里的初中，大多读完四年书糊里糊涂会写自己名字后就辍学，然后早早出去打工赚钱养家糊口。
对这个远离繁华的村子来说，大学生是神圣的存在，要是哪家哪户的年轻人能在大城市里找个读大学的媳妇，那就是天大的骄傲了。
村子里的老师半个世纪以来都只有一个，上一个村子里文化最多的李老头在前年生病死后，学校就荒废了将近一年，直到楚老师的到来。
范默一行人来之前，已经和当地的相关部门接触过了。这位姓楚的年轻女老师显然也知道范默这些人此行的目的。做了一个手势，示意众人不要影响到学生的正常上课。
这个班级学生的岁数很明显大小不一，显然是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混为一个班级一起上大课。
这种混合编制的上课方式很让老师上起课来，更为的艰难。不仅要坚固高低年不同接受能力差，也要在有限的时间之间达到预定的教学目的。
范默看着在教室里头来回穿梭的老师，很难和来之前周豪给自己资料页上的那个女孩对应上来。
范默记得，周豪给的资料中，眼前这个看起来柔柔弱弱，但在讲台上神采飞扬的年轻女老师，可是江南省一个大型民企掌门人的独女。
从小生活环境的优越，用集万千宠爱一身一点也不过分夸张。就是这么一个女孩纸，任你怎么联想也无法把她和资料上笑魇如花的少女联想在一起。
——内容来自
（本章完）
路途漫长崎岖，周豪于是讲起了自己之前的故事。
“因为我大学学的是工科，然后分配到一个研究所，在一个研究所干了四年，然后去媒体，我因为是贵州人。我在贵州日报干了两年，去了新华社，在新华社干了五六年，去了南方周末，在南方周末干了三年。
其实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还不会照相，后来很偶然的机会就学了照相，主要是因为一直觉得我所经历的人生里面遇到最聪明的人就是学工科的人。
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我没有出头的日子，他们的智商非常高。后来回到贵州研究所，我觉得研究室几位师兄的智商都远远在我之上。
后来学了摄影，好不容易挤进了一家报社。我在做摄影师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类别叫做图片故事，我就拍了很多图片故事。
我现在想起来我第一次跟纪录片结缘，是在拍了一个麻风村时候，现在麻风村这个词你可能听得不多，就是一种流行疾病。
当年染上麻风病，被隔离到一个村子里面，这个村子里面的人会结婚生子，这个村子里的孩子也不能去外面上学，麻风村里面的病人学历稍微高一点的就教这群孩子，建了一个非正规的小学。
我当时拍了一个图片故事叫做《麻风村里的小学》，这个片子对当时的我来说，我觉得还是蛮得意的一个小小的成绩，当年的中国青年报是很厉害的，我的片子就在中国青年报上弄了一个整版。
后来我就买了一台索尼的摄影机，是刚出来的一体机，带有话筒，但是话筒声音是不好的，不到2万块钱，我当时还是下了蛮大决心的，买了这么一台机器来尝试拍摄。
我拍的第一部纪录片《厚街》，刚开始拍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就请教在贵州电视台的朋友，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打电话，那个时候机器特别不稳定，我印象特别深刻。
那些素材我现在还保留着，我拍了不到一点素材大概是500兆左右，但是电脑一天会死机几十次，最滑稽的是那时候我拍这个片子有一个识码，识码都一直保留在上面。
我以为识码在后期编辑可以去掉，后面编辑的时候才发现去不掉，怎么办？只能把它裁掉，所以那部片子也是特别不规范。
之后一路有运气、有机遇，才让我走到了今天。我不是自己找钱的导演，能够做下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在纪录片的过程中，每一次都能找到一些新奇的东西，找到别人生活里面一些所谓的“亮点”，这种感觉我觉得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感觉。”
范默略有所思，还在
咀嚼着周豪话中的意思之时，众人就到了达到了此行的第一站，石蒲村。
？？？一个偏远穷苦的小村子，四五十户人家，平时村子里只有老人小孩，青壮年不管男女都出去打工，全国各地，辛苦一年，只有过年前后才会热闹一些。
前两年通上电，整个村子只有一台电视机。对于沿海城市的人来说，也许可以用一些最穷不过要饭不死总能出头来安慰自己。
但这些有志成员当中，很多人等他们真正在这种破落村子呆上个把星期，就知道最穷未必是讨饭，这里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没进过医院，有小病小灾只能硬着头皮扛下。
等扛了几十年后，出了事情，才会被家人或者村里亲戚用担架抬着40多分钟，才有机会坐上拖拉机，再到一个连像样街道都没有的乡镇上，乘坐巴士去县城。
运气好的，花上大半辈子的积蓄，能熬过去，运气不好的大病，往往就是买一些止疼的药，抬回家等死了。唯有下葬的时候，才能风光一回。这里的一切都是滞后的，最大的幸运也许就是还能偷偷摸摸土葬。
富人总有更有钱的，穷人总有更苦的。有钱的最后财富只是一个符号，但命苦的，却是真真切切痛入骨髓，给人活活逼死逼疯，苦到哭不出。
村子里有座两层的破烂泥土房子，一楼被当做学校，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都在这里上学，这座村子的中年人小时候就多少在这里捧过课本。
只有极少数坚持到乡镇上的五年级和县城里的初中，大多读完四年书糊里糊涂会写自己名字后就辍学，然后早早出去打工赚钱养家糊口。
对这个远离繁华的村子来说，大学生是神圣的存在，要是哪家哪户的年轻人能在大城市里找个读大学的媳妇，那就是天大的骄傲了。
村子里的老师半个世纪以来都只有一个，上一个村子里文化最多的李老头在前年生病死后，学校就荒废了将近一年，直到楚老师的到来。
范默一行人来之前，已经和当地的相关部门接触过了。这位姓楚的年轻女老师显然也知道范默这些人此行的目的。做了一个手势，示意众人不要影响到学生的正常上课。
这个班级学生的岁数很明显大小不一，显然是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混为一个班级一起上大课。
这种混合编制的上课方式很让老师上起课来，更为的艰难。不仅要坚固高低年不同接受能力差，也要在有限的时间之间达到预定的教学目的。
范默看着在教室里头来回穿梭的老师，很难和来之前周豪给自己资料页上的那个女孩对应上来。
范默记得，周豪给的资料中，眼前这个看起来柔柔弱弱，但在讲台上神采飞扬的年轻女老师，可是江南省一个大型民企掌门人的独女。
从小生活环境的优越，用集万千宠爱一身一点也不过分夸张。就是这么一个女孩纸，任你怎么联想也无法把她和资料上笑魇如花的少女联想在一起。
——内容来自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