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昨天，我们同样奔波在寻找兼职工作旅途中。带我们的中介是一位白白净净、染一头黄发的年轻小伙，他穿白色t恤，亮蓝牛仔裤，黑色帆布鞋踩着穿，他看上去比我年龄还小，他长得倒是挺清秀，有几分韩国人的模样。我们跟着他走，过了马路，自动伸缩门上的车轮滑动，门打开，跟高中时代的校门一模一样。还没进门，里面就传来了隆隆的嘈杂声。
这是一废弃工厂，用来当招聘场地简直是合适得不能再合适。里面到处挤满了要找工作的人，其中找暑假兼职的居多。
我们排着队，看着彼此的后脑勺，听着站在凳子上的人在喊话，除了我们这个队伍，还有其他数不清的队伍，分门类别，应有尽有，而模式却是一样的——凳子上几个喊话的人，底下一群嗷嗷待哺的人，望向台上的眼神像是狼群望着唾手可得的食物。
轮番把各个工作听了个遍，都是些机械式、封闭式的工作。来到这里的人都显得有点丧，无形中仿佛听到他们在说：既然来到这里，那你还瞅个啥，你啥都不是，你只管付出你的劳动力吧，你就这个东西值钱。
“我们没有本领，我们就是廉价。”不知从哪飘来的一句话。。
没有一个能令我们满意的工作，嗳，我们是大学生耶！腹里装着诗书千万斤，怎么可能就甘心单单付出劳动力，来回做着机械式、单调且无意义的工作，像个没有生命力的机器人一样，而于脑袋里的知识全不顾。不，我们不能接受。
其实归根结底到底是钱给得太少，活干得太多，对于我们这些自认为见过一些世面、读过几本书且善于精打细算的大学生来说，这样的工作是万不可能做的。除了这个，我想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暂时不需要那笔钱，那么什么时候需要它呢？在你饿了三天两夜的时候，在你亲生孩子张大嘴巴等着奶粉吃的时候，在你亲人躺在病床上麻木地盯着窗外树梢上百灵鸟眼神呆滞的时候，在你为了房租而发愁的时候，在你连一件为自己心仪女孩买生日礼物的钱都没有的时候。
我们没有很沮丧，只是略微不甘心，我们只好安慰自己。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准备走出大门，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时，遇见刚开始带我们进来的小青年中介先生，我们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询问还有没有别的工作：“我们是大学生懂得东西很多，可以干的工作也很多，而且干得很好。”
“你们那一套，”他说，“在这里不灵。”
他从口袋拿出一包芙蓉王牌香烟，连同火机扔给我们：随便抽。
他叼着根烟，烟气熏到眼睛，半闭不闭的。我们还没开口，他就主动介绍起工作来：“一天工作九小时，管饭管住，勤劳点认真干的话加上加班，一个月四五千没问题，地点在xxx，能接受只干一个月……。”他说得全面极了。那时便想不起来还要问什么，紧接着他又说：“快点考虑清楚，不去的话我好把名额让出来，还有很多人等着去。”
“去就赶紧上车，”他指着前面一辆黄皮小巴车，“对了，你们要交三十块，是路费，想必刚才你们也听说了（站在凳子上的说过同样的话），一会有人上去收，你们交给他就是了。”
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显得那么直接和轻松，他那张清秀的脸蛋给所有的话都加上了诚实这个必选项，而且他表现出来丝毫不怕我们拒绝。临走之前，我记得我当时还想问什么来着，这事好像还挺重要，至少对于我来说。可是我死活想不起来，心不在焉的我就这样随着人流登上了车。直到到了工作地点，我才明白过来我一直想问却又想不起来的到底是什么。
这小黄车外表很华丽，内部却很破烂，另外减震功能近乎丧失。一路上颠颠簸簸，从离开广州市后就没有安稳过，更要命的是坐得硬邦邦的塑料椅。臀部是全身脂肪最多的部位，此刻也仿佛失去了弹性，盆骨刺破皮肤与硬椅硬碰硬，咯得我疼，时不时要起身站一会。这时我还未意识到能坐着也是幸福，有时甚至成为人生中一件奢侈的事情。
车开了很久很久，我不知要开之久，如果知道我是绝对不会上车。
两小时三十五分钟，我们到了。之所以记得如此清楚是因为我一直盯着手表看，从未把视线离开，却在无形中将时间拉得无比漫长，将时间切割成以秒为计量单位。时间一秒一秒过去，树木一点一点倒退。
车子在一所当地小学停住，掀起一阵尘土。这是一所相对拥挤，还未砌起水泥地的小学，几个运动器材已生了锈。一位当地人过来做交接工作，我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
“我不知道中介怎么和你们说的，”排好队时他说，“在我这里，工作一小时十块钱，加班费是九块一小时……”
我在心里默算：一个月四五千，就按最低四千算，一天最起码工作13个小时，而且是一天不歇，才可能赚到。原来那清秀小伙中介口中的勤劳是这样的。
当地人继续说：“你们每个人都是有人身自由的，我不会强留你们，有不愿意做的举个手，我登记一下就可以立马走人。从哪里回哪里去。”
我们三人，没有经过任何交流，却像事先商量好似的立马把手举起来，不带任何犹豫。大学生就这点像，可以轻易拒绝任何事，事后再找可以令自己心安理得的借口，他们比任何人都擅长做这类事，也许是读过几本书、懂一些理论的缘故。
举手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瞬间四十人被分成两个队伍，决定留下那一批被带去离我们几米的宿舍，说是宿舍实则就是教室改造而成。没过多久，只见那宿舍涌出许多人，他们边走边嘀咕：“这哪是人住的宿舍，十人一间，当我们是猪吗？”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我一直想问却又想不起来要问的就是：宿舍几人一间？
那宿舍，我虽然没有亲眼所见，可是从他们的描述中，已经足以令我退避三尺，对于我这种住惯大房子的人来说，这样的宿舍连空气都分不过来吧！
既要钱多又要住得好。我的天真开始凸现。
司机看到我们这么多人要返程都吓到了，着急忙慌地给中介打一个电话，不知道他们之间说了什么。
我们登上车，按照原来的路线--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我们又回到广州市，路过了那个废弃工厂，我看过去，仿佛那些人还站在那里，他们抓耳挠腮、交头接耳、满头大汗、站立不安、左顾右盼，等候着一份“救命”的工作。
到了地方，司机却不允许我们下车，把车紧闭。他扣留着我们所有人的身份证，我们想跳窗而出都不行。他说要把我送到中介手上。多么可笑啊！我们瞬间成犯人，不交代清楚罪状是走不了的。任凭我们怎样地胡闹，怎么地大喊大叫，车门还是紧闭，还有人声称要报警，最后他们也这样做了。十多分钟过去了，我们的身份证移接到了中介的手上，于是我们人也被中介“牵”着走。
三个年轻的中介坐在街边的公共板凳上，活像三个正义凛然审判犯人的法官，他们手上的那一摞身份证就是他们震慑心魂的法槌。他们开始询问是因为什么原因而不干了，大家的理由五花八门，其实总结就是一句话：
“这个苦我们不打算吃。”
中介们软硬皆施。他们说要给我们安排住宿，第二天再帮我们找工作，天上的馅饼掉得令人始料不及，以至于人心惶惶，再加上我们刚刚从山区的“魔爪”里脱离出来，此刻正被一层浓浓的谎言烟雾所笼罩。所以每一个人都想拿上身份证立马走人，远离这几个该死的法官。令我没想到的是，居然有一个女生想要留下来，她是疯了吗？
我往后面看去，她背着缝缝补补的书包，头发有点点凌乱，白得有点发黄皱巴巴的短袖，领口那还留有几滴有些年头污渍；她的五官长得很标致，稍微打理一下就会很好看，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她的皮肤不白且缺少光泽，脸上还长了颗痦子。大家都回头看向他，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一只手的大拇指在挠着另一只手的手掌心。
她看到所有人都要走，她那不知从何而来的勇气也被吹散了。最后她也离开了。我顿时悲观起来：“她应该很难吧！生活得很难吧！”
“要走可以，”正当中那位纹着花臂的中介抛出一句话：“每人交五十块，这是返程路费。”
“为什么是五十而不是三十，”我纳闷，“难道说一样的路线返程消耗的油量更多吗？，没理由啊，回来的人数还变少了呢！”很显然没有人愿意掏这五十块。
突然，一个气急败坏的满脸红得像猴屁股的人说：“不是说全程只需要三十块吗？这是你们说的，怎么现在又多五十，诈骗吗？马后炮吗？我不交，我不会交。”不知为什么，他说完脸色立刻从红到煞白。
比起他，中介就显得稳重许多，他不慌不忙继续说道：“不交钱，身份证就别拿了。”随后往那刚才说话的同志瞪了一眼，那人脸色就变得更加苍白。
报警！报警！底下起哄一片像是在帮助被欺负的同志。
中介们波澜不惊、毫不畏惧带着嘲笑看着其中一人在拿着电话报警。过了十分钟，警官来了。中介们还是很硬气，他们觉得自己是有理的一方。我在一旁侧听，不知那中介说一句什么话，只见两位警官中稍年长的那一位突然脸上的青筋微现，声音极大地呵斥起来：“你们没有权力扣留别人的身份证，这个权力只有警官有。”
我们在一旁觉得大快人心：“不自量力，一个中介也想跟警官斗。”
警官不想多加耽搁，让我们自行商讨，两分钟后如果讨论不出个什么结果，就统统跟我去警官局做笔录。场面一度僵持不下，最后还是我提出个中肯的建议：每人交三十，跟去时一样。当然，这不是最好的处理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就相当于向欺骗行为低头，可是我们实在耗不起，我们的晚饭和住宿还没有着落。我们只好掏钱买时间。有时，钱与时间就这样一个关系，不是拿时间赚钱，就是花钱买时间。
这是一废弃工厂，用来当招聘场地简直是合适得不能再合适。里面到处挤满了要找工作的人，其中找暑假兼职的居多。
我们排着队，看着彼此的后脑勺，听着站在凳子上的人在喊话，除了我们这个队伍，还有其他数不清的队伍，分门类别，应有尽有，而模式却是一样的——凳子上几个喊话的人，底下一群嗷嗷待哺的人，望向台上的眼神像是狼群望着唾手可得的食物。
轮番把各个工作听了个遍，都是些机械式、封闭式的工作。来到这里的人都显得有点丧，无形中仿佛听到他们在说：既然来到这里，那你还瞅个啥，你啥都不是，你只管付出你的劳动力吧，你就这个东西值钱。
“我们没有本领，我们就是廉价。”不知从哪飘来的一句话。。
没有一个能令我们满意的工作，嗳，我们是大学生耶！腹里装着诗书千万斤，怎么可能就甘心单单付出劳动力，来回做着机械式、单调且无意义的工作，像个没有生命力的机器人一样，而于脑袋里的知识全不顾。不，我们不能接受。
其实归根结底到底是钱给得太少，活干得太多，对于我们这些自认为见过一些世面、读过几本书且善于精打细算的大学生来说，这样的工作是万不可能做的。除了这个，我想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暂时不需要那笔钱，那么什么时候需要它呢？在你饿了三天两夜的时候，在你亲生孩子张大嘴巴等着奶粉吃的时候，在你亲人躺在病床上麻木地盯着窗外树梢上百灵鸟眼神呆滞的时候，在你为了房租而发愁的时候，在你连一件为自己心仪女孩买生日礼物的钱都没有的时候。
我们没有很沮丧，只是略微不甘心，我们只好安慰自己。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准备走出大门，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时，遇见刚开始带我们进来的小青年中介先生，我们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询问还有没有别的工作：“我们是大学生懂得东西很多，可以干的工作也很多，而且干得很好。”
“你们那一套，”他说，“在这里不灵。”
他从口袋拿出一包芙蓉王牌香烟，连同火机扔给我们：随便抽。
他叼着根烟，烟气熏到眼睛，半闭不闭的。我们还没开口，他就主动介绍起工作来：“一天工作九小时，管饭管住，勤劳点认真干的话加上加班，一个月四五千没问题，地点在xxx，能接受只干一个月……。”他说得全面极了。那时便想不起来还要问什么，紧接着他又说：“快点考虑清楚，不去的话我好把名额让出来，还有很多人等着去。”
“去就赶紧上车，”他指着前面一辆黄皮小巴车，“对了，你们要交三十块，是路费，想必刚才你们也听说了（站在凳子上的说过同样的话），一会有人上去收，你们交给他就是了。”
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显得那么直接和轻松，他那张清秀的脸蛋给所有的话都加上了诚实这个必选项，而且他表现出来丝毫不怕我们拒绝。临走之前，我记得我当时还想问什么来着，这事好像还挺重要，至少对于我来说。可是我死活想不起来，心不在焉的我就这样随着人流登上了车。直到到了工作地点，我才明白过来我一直想问却又想不起来的到底是什么。
这小黄车外表很华丽，内部却很破烂，另外减震功能近乎丧失。一路上颠颠簸簸，从离开广州市后就没有安稳过，更要命的是坐得硬邦邦的塑料椅。臀部是全身脂肪最多的部位，此刻也仿佛失去了弹性，盆骨刺破皮肤与硬椅硬碰硬，咯得我疼，时不时要起身站一会。这时我还未意识到能坐着也是幸福，有时甚至成为人生中一件奢侈的事情。
车开了很久很久，我不知要开之久，如果知道我是绝对不会上车。
两小时三十五分钟，我们到了。之所以记得如此清楚是因为我一直盯着手表看，从未把视线离开，却在无形中将时间拉得无比漫长，将时间切割成以秒为计量单位。时间一秒一秒过去，树木一点一点倒退。
车子在一所当地小学停住，掀起一阵尘土。这是一所相对拥挤，还未砌起水泥地的小学，几个运动器材已生了锈。一位当地人过来做交接工作，我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
“我不知道中介怎么和你们说的，”排好队时他说，“在我这里，工作一小时十块钱，加班费是九块一小时……”
我在心里默算：一个月四五千，就按最低四千算，一天最起码工作13个小时，而且是一天不歇，才可能赚到。原来那清秀小伙中介口中的勤劳是这样的。
当地人继续说：“你们每个人都是有人身自由的，我不会强留你们，有不愿意做的举个手，我登记一下就可以立马走人。从哪里回哪里去。”
我们三人，没有经过任何交流，却像事先商量好似的立马把手举起来，不带任何犹豫。大学生就这点像，可以轻易拒绝任何事，事后再找可以令自己心安理得的借口，他们比任何人都擅长做这类事，也许是读过几本书、懂一些理论的缘故。
举手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瞬间四十人被分成两个队伍，决定留下那一批被带去离我们几米的宿舍，说是宿舍实则就是教室改造而成。没过多久，只见那宿舍涌出许多人，他们边走边嘀咕：“这哪是人住的宿舍，十人一间，当我们是猪吗？”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我一直想问却又想不起来要问的就是：宿舍几人一间？
那宿舍，我虽然没有亲眼所见，可是从他们的描述中，已经足以令我退避三尺，对于我这种住惯大房子的人来说，这样的宿舍连空气都分不过来吧！
既要钱多又要住得好。我的天真开始凸现。
司机看到我们这么多人要返程都吓到了，着急忙慌地给中介打一个电话，不知道他们之间说了什么。
我们登上车，按照原来的路线--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我们又回到广州市，路过了那个废弃工厂，我看过去，仿佛那些人还站在那里，他们抓耳挠腮、交头接耳、满头大汗、站立不安、左顾右盼，等候着一份“救命”的工作。
到了地方，司机却不允许我们下车，把车紧闭。他扣留着我们所有人的身份证，我们想跳窗而出都不行。他说要把我送到中介手上。多么可笑啊！我们瞬间成犯人，不交代清楚罪状是走不了的。任凭我们怎样地胡闹，怎么地大喊大叫，车门还是紧闭，还有人声称要报警，最后他们也这样做了。十多分钟过去了，我们的身份证移接到了中介的手上，于是我们人也被中介“牵”着走。
三个年轻的中介坐在街边的公共板凳上，活像三个正义凛然审判犯人的法官，他们手上的那一摞身份证就是他们震慑心魂的法槌。他们开始询问是因为什么原因而不干了，大家的理由五花八门，其实总结就是一句话：
“这个苦我们不打算吃。”
中介们软硬皆施。他们说要给我们安排住宿，第二天再帮我们找工作，天上的馅饼掉得令人始料不及，以至于人心惶惶，再加上我们刚刚从山区的“魔爪”里脱离出来，此刻正被一层浓浓的谎言烟雾所笼罩。所以每一个人都想拿上身份证立马走人，远离这几个该死的法官。令我没想到的是，居然有一个女生想要留下来，她是疯了吗？
我往后面看去，她背着缝缝补补的书包，头发有点点凌乱，白得有点发黄皱巴巴的短袖，领口那还留有几滴有些年头污渍；她的五官长得很标致，稍微打理一下就会很好看，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她的皮肤不白且缺少光泽，脸上还长了颗痦子。大家都回头看向他，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一只手的大拇指在挠着另一只手的手掌心。
她看到所有人都要走，她那不知从何而来的勇气也被吹散了。最后她也离开了。我顿时悲观起来：“她应该很难吧！生活得很难吧！”
“要走可以，”正当中那位纹着花臂的中介抛出一句话：“每人交五十块，这是返程路费。”
“为什么是五十而不是三十，”我纳闷，“难道说一样的路线返程消耗的油量更多吗？，没理由啊，回来的人数还变少了呢！”很显然没有人愿意掏这五十块。
突然，一个气急败坏的满脸红得像猴屁股的人说：“不是说全程只需要三十块吗？这是你们说的，怎么现在又多五十，诈骗吗？马后炮吗？我不交，我不会交。”不知为什么，他说完脸色立刻从红到煞白。
比起他，中介就显得稳重许多，他不慌不忙继续说道：“不交钱，身份证就别拿了。”随后往那刚才说话的同志瞪了一眼，那人脸色就变得更加苍白。
报警！报警！底下起哄一片像是在帮助被欺负的同志。
中介们波澜不惊、毫不畏惧带着嘲笑看着其中一人在拿着电话报警。过了十分钟，警官来了。中介们还是很硬气，他们觉得自己是有理的一方。我在一旁侧听，不知那中介说一句什么话，只见两位警官中稍年长的那一位突然脸上的青筋微现，声音极大地呵斥起来：“你们没有权力扣留别人的身份证，这个权力只有警官有。”
我们在一旁觉得大快人心：“不自量力，一个中介也想跟警官斗。”
警官不想多加耽搁，让我们自行商讨，两分钟后如果讨论不出个什么结果，就统统跟我去警官局做笔录。场面一度僵持不下，最后还是我提出个中肯的建议：每人交三十，跟去时一样。当然，这不是最好的处理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就相当于向欺骗行为低头，可是我们实在耗不起，我们的晚饭和住宿还没有着落。我们只好掏钱买时间。有时，钱与时间就这样一个关系，不是拿时间赚钱，就是花钱买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