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〇章 三上北京
如果我的生命能发生某种奇迹，那一定会是在北京。
意识到这一点，是秦大贺在第三次茫无目的地坐上开往北京的火车的时候。在车上，秦大贺突然意识到：在他遇到失败和挫折的时候，他总是选择逃离，而逃往的方向，却总是北京，第一次是他大学毕业两年后，是失恋；第二次是他回到家乡秦省两年后，是失业；而这一次，在秦大贺还有两年就四十岁的时候，他失去了所有。
那一年，香港回归前，秦大贺在挂了给杨一霏的电话以后，在小卖部店主好奇的眼光的注视下，带着满脸止不住的泪水，拎着两个包，向火车站走去。两个月后，由于在北京不知道该干什么，他又拎着这两个包回到南都市，重新找到了工作，在申科集团工作了一年，直至被派回家乡秦省秦市。
又一年，千禧年的第二年，申科集团倒闭，刚结婚半年的秦大贺失业了，他同样拎着这两个包登上了火车。在北京住了两个月，所谓的考察项目，最后回到家乡秦省秦市开了一家书店。
现在，秦大贺三十八岁了，窗户玻璃里的人像和以前已经变化了好多，头发稀疏了，皮肤黯淡了，神情愁苦、疲惫又憔悴，眼睛里已经没有有了年轻时的那种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光泽，显得空空如也，像梵高画中的某个人物。
秦大贺抬起头，看到了那两个包——大贺坐火车有经验，总是以最快的速度跑到车上，抢占一个放行李的位置，他把包放在过道对面行李架上自己在座位上一抬头就能看到的地方，这样可以防备自己的包被别人拿走——虽然他的包里面的东西从来都不值钱。两个包一红一蓝，是那种已经过时的又可以手拎又可以背着的两用包，红色的上面印着英文的“万宝路”，这是秦大贺在毕业前在“改革开放的窗口”南都市实习时用挣到的第一份工资给父亲买的一条香烟的赠品，秦大贺是因为看上这个包才买的烟；蓝色的包是在南都市由于向杨一霏表白了六年的暗恋后，他逃离南都时朋友加同学李堂春送的。秦大贺离开了南都，决定不再回去，所以除了这个包能装点东西，秦大贺把自己其余的家当（最值钱的是一辆自行车）都送给了李堂春，秦大贺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两个月后会重新回南都找工作，也没有想到被申科集团派回秦省。这两个包闲置已久，算起来有八年了，前妻孙丽英几次要把这两个包扔掉，秦大贺总舍不得。“说不定以后还会用上呢！”孙丽英对大贺这句话嗤之以鼻，谁知竟被秦大贺言中了。
书店被拆后，无证办的培训班也被举报遭受查封，秦大贺被记者拍摄，上了电视新闻成了丑角，孙丽英和父母承担了极大压力。这时女儿秦湾出生了，孙丽英生孩子后一直住在娘家，在喂养孩子方面，秦大贺和孙家一言九鼎的丈母娘有着观念上的冲突，秦大贺相信网络，丈母娘相信传统，谁都认为这是要命的大事，双方互不相让，这导致孙丽英在本来就有的轻度产后抑郁症上又患上了乳腺炎，疾病和她对秦大贺的各种堆积起来的失望感使她对他也没有好脸色。秦大贺受到了孙家全体人员的指责，一些旧话和平时隐忍着的话在这时候也从岳母的嘴里吐了出来，她对秦大贺整个人进行了彻底否定，包括他对家庭的责任，他的农村出身和游离的工作状态等。孙丽英在这时候终于相信了母亲，即使父母不在家的时候，孙丽英对秦大贺的态度也没有好转，要么暴躁，要么冷漠。秦大贺见自己不但起不了作用，还闹得鸡飞狗跳，于是他选择了逃避，尽量少去，去了以后也尽量少停留。
创业所受的挫折也使他备受打击。在失去书店和培训班后，秦大贺建过一个网站，想做办公用品配送，但他却没有心劲去推广，网站只是建起来放在了那里。为了给自己点压力，毫无经验的他又投钱开了一家餐馆，餐馆开张两星期后，惨淡的状况就让秦大贺解散了雇来的厨师和服务员，在门上贴了“转让”。这两件与以前毫无关联的投资并没有让他产生压力和动力，他只是为了有事可做，但又怎么都提不起兴致，他头脑麻木，精神涣散，投资只是为了打水漂听个响声。
麻将真是个好东西，象某种药或者酒，它会使你忘掉烦恼，忘掉失败，忘掉郁闷，忘掉心灵或身体上的痛苦，忘掉昨天、现在和未来，忘掉你自己；它让你比螳螂捕蝉更专心，比情人接吻更投入。你码着牌，算计着，紧张着，刺激着，兴奋着，在缭绕的烟雾里超脱着，摸着了“炸弹”，炸开了金库的大门，哆嗦着手一阵忙乱的狂揽；而输钱的人决不会善罢干休，红着眼迫不及待地掷起了骰子。牌桌上，除了转动着眼珠琢磨如何打好一张牌和张着嘴巴期待下一张牌以外，什么都抛到九宵云外去了。
秦大贺打牌有个特点：不看别人的打的牌，只看自己手里的牌。他把自己的牌小心翼翼地排放整齐，紧张地数着牌，并在心里按概率计算着，胡牌的概率应该是很大的，但他胡牌的次数却总比别人少。摸牌的人把牌面向下，然后姆指在牌上，食指或中指在牌下，非常有力度并且吱吱有声地一搓（这一招秦大贺总是学不会），然后吸一口气，象县令举起惊堂木一样把牌高高举起，咬牙切齿在桌上狠劲一砸：“炸弹！”这惊天动地的声音几乎让秦大贺玻璃弹球一样正骨碌着的心脏在桌面上炸裂，同时又差点震破了桌面下秦大贺那负重累累近似透明的膀胱。因此，当大贺摸着“炸弹”时，就会轻轻把牌放在桌子上，小声说：“不好意思，摸了个炸弹。”这令牌友们更加愤怒。
两年了，这是孩子出生后的两年，也是秦大贺真正无所事事的两年，秦大贺的麻将生涯终于被自己和孙丽英结束了，秦大贺解脱了。
转让餐馆的钱输完了，以前开书店时积累的十余万也完了，秦大贺突然发现输光了的时候的这一天晚上，也知道一切都完了。这一天，秦大贺回到家，突然发现孙丽英一个人也从娘家回来了。晚上，两人分床而睡，夜里，孙丽英的手机短信声响了几次，大贺意识到了什么。后半夜，当秦大贺在地板上爬向孙丽英的床头柜上去偷孙丽英的手机时，孙丽英突然从梦中惊醒，她吓得一声尖叫……
后来的事情秦大贺麻木地配合着，结婚证终于换成了离婚证。虽然孙丽英不承认她有外遇，说那个人只是对她表示关心的一个大学同学。“我就是和别人好又怎么啦？！你看看你这些年都做了些什么？你挣钱了吗？你对孩子怎么样？你对我怎么样？你对我爸我妈怎么样？我爸我妈为了你女儿都快累死了！你口口声声说你爱孩子，可你对孩子做了什么？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两年在干什么吗？你还说我给你的只有压力没有动力，可是你想想，这些年是谁在支撑这个家？是谁在拉扯你的孩子？你给家里做了什么贡献？你的脾气还越来越大！你都快把我折磨死了你知道吗？”
为什么总是逃往北京呢？
秦大贺在车上想到，那是在天都市上大学期间，在二年级的一个暑假里，大贺到北京去找在北京上大学的高中同学张春风玩，张春风介绍他一起推销一本叫《劳动法指南》的书，每卖出一本，可以挣一百元钱。几个星期里，张春风已经卖了七八本书，而大贺背着一本样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溜来溜去，却一个单位的大门也不敢进，直到马上就要开学了，大贺该回天都的前一天，终于硬着头皮进了一家看起来不起眼的单位。那个国营大型企业的人事部门负责人对着大贺胡侃了一通，而秦大贺只是恭恭敬敬地听着。整个推销过程大贺说了不到十句，比如我是人民大学的学生，我们学校出了一本权威的指导性的对劳动法解读的书，打八折，发票可以开全价等；而那个处长可能说了有一千句，内容有时政热点，有民生百态，有精辟见解，有艺术狂想等等。最终，处长一看表说：噢下班了，那你明天就送四十本《劳动法指南》来吧，给全国的分公司用。那一个暑假，大贺体会到了北京的钱是多么好挣，所以，虽然毕业后大贺去了南方，但大贺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下意识地向北京跑。北京也许会有好运气的，这是北京给大贺烙下的印。
和以前不一样的是，这一次逃往北京大贺已经没有了退路。
丁香一样的惆怅，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雨巷，油布伞，哀怨的姑娘。为什么惆怅？为什么芬芳？无人的雨巷，惹人心疼的姑娘，她是谁？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想哭，哭什么？十五岁的少年，村子里妈妈的叫骂声，傻笑的姑娘？没有姑娘，没有丁香。杨一霏，不爱说话的杨一霏，不屑一顾的杨一霏，公务员杨一霏，更上一层楼的杨一霏……“秦大贺，你真好玩”，“秦大贺，你太犹豫了”，“秦大贺，你太让人失望了”，“你谁呀？”。
生存，生存？南都的出租屋，北京的出租屋，蟑螂，大蟑螂，小蟑螂，大大小小的蟑螂，一天到晚游来游去的鱼，一天到晚飞快地爬来爬去的蟑螂，一条一条的鱼，成群成群的蟑螂，臭鱼味，炒河粉，打工妹，炒鱿鱼，老板的情妇，奔驰车，淋病，梅毒，尖锐湿疣，招聘，招聘，招聘，出租，出租，出租，金融危机，明天的早餐，房租，房东，“下个月涨房钱了啊”。
鱼泡眼牌友，大背头牌友，胡子哥牌友，瘦猴牌友，大肚子牌友，同学牌友，诈胡，偷牌，串通，心理战，三缺一，钓鱼，点炮，假钞，烟雾缭绕，口干舌燥，哗哗哗，哗哗哗，不行不行，再来一圈，柜员机取一千，又取两千，又取四千，又取五千，三万，七万，八九万了吧，唉！超过十万了。
宝贝，奶嘴，奶粉，妈妈，爸爸，姥姥，姥爷，别人什么生活，我什么生活？嘿嘿嘿，嘿嘿嘿，滚蛋！你什么东西！我眼睛瞎了我！妈妈！妈妈！宝宝别哭！呜呜呜，呜呜呜，滚滚滚！滚滚滚！你配吗？你配吗？去死吧！去死吧！去死吧！
开住北京的火车继续往前急驰，秦大贺扭了扭身子，以便坐得稍微舒服一点。旁边的乘客张着嘴打着呼噜一直往秦大贺身上靠，大贺看他五大三粗，肮脏的头发和络腮胡连成一片，两个黑洞洞的鼻孔里探出的鼻毛像海底生物一样翕动着，就只是动了动，没有把他推醒。
窗外的山腰上，一些火光星星点点，秦大贺知道那是在土法炼油。再往远处，黑黢黢的夜里还能依稀看见山的轮廓的暗影。
意识到这一点，是秦大贺在第三次茫无目的地坐上开往北京的火车的时候。在车上，秦大贺突然意识到：在他遇到失败和挫折的时候，他总是选择逃离，而逃往的方向，却总是北京，第一次是他大学毕业两年后，是失恋；第二次是他回到家乡秦省两年后，是失业；而这一次，在秦大贺还有两年就四十岁的时候，他失去了所有。
那一年，香港回归前，秦大贺在挂了给杨一霏的电话以后，在小卖部店主好奇的眼光的注视下，带着满脸止不住的泪水，拎着两个包，向火车站走去。两个月后，由于在北京不知道该干什么，他又拎着这两个包回到南都市，重新找到了工作，在申科集团工作了一年，直至被派回家乡秦省秦市。
又一年，千禧年的第二年，申科集团倒闭，刚结婚半年的秦大贺失业了，他同样拎着这两个包登上了火车。在北京住了两个月，所谓的考察项目，最后回到家乡秦省秦市开了一家书店。
现在，秦大贺三十八岁了，窗户玻璃里的人像和以前已经变化了好多，头发稀疏了，皮肤黯淡了，神情愁苦、疲惫又憔悴，眼睛里已经没有有了年轻时的那种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光泽，显得空空如也，像梵高画中的某个人物。
秦大贺抬起头，看到了那两个包——大贺坐火车有经验，总是以最快的速度跑到车上，抢占一个放行李的位置，他把包放在过道对面行李架上自己在座位上一抬头就能看到的地方，这样可以防备自己的包被别人拿走——虽然他的包里面的东西从来都不值钱。两个包一红一蓝，是那种已经过时的又可以手拎又可以背着的两用包，红色的上面印着英文的“万宝路”，这是秦大贺在毕业前在“改革开放的窗口”南都市实习时用挣到的第一份工资给父亲买的一条香烟的赠品，秦大贺是因为看上这个包才买的烟；蓝色的包是在南都市由于向杨一霏表白了六年的暗恋后，他逃离南都时朋友加同学李堂春送的。秦大贺离开了南都，决定不再回去，所以除了这个包能装点东西，秦大贺把自己其余的家当（最值钱的是一辆自行车）都送给了李堂春，秦大贺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两个月后会重新回南都找工作，也没有想到被申科集团派回秦省。这两个包闲置已久，算起来有八年了，前妻孙丽英几次要把这两个包扔掉，秦大贺总舍不得。“说不定以后还会用上呢！”孙丽英对大贺这句话嗤之以鼻，谁知竟被秦大贺言中了。
书店被拆后，无证办的培训班也被举报遭受查封，秦大贺被记者拍摄，上了电视新闻成了丑角，孙丽英和父母承担了极大压力。这时女儿秦湾出生了，孙丽英生孩子后一直住在娘家，在喂养孩子方面，秦大贺和孙家一言九鼎的丈母娘有着观念上的冲突，秦大贺相信网络，丈母娘相信传统，谁都认为这是要命的大事，双方互不相让，这导致孙丽英在本来就有的轻度产后抑郁症上又患上了乳腺炎，疾病和她对秦大贺的各种堆积起来的失望感使她对他也没有好脸色。秦大贺受到了孙家全体人员的指责，一些旧话和平时隐忍着的话在这时候也从岳母的嘴里吐了出来，她对秦大贺整个人进行了彻底否定，包括他对家庭的责任，他的农村出身和游离的工作状态等。孙丽英在这时候终于相信了母亲，即使父母不在家的时候，孙丽英对秦大贺的态度也没有好转，要么暴躁，要么冷漠。秦大贺见自己不但起不了作用，还闹得鸡飞狗跳，于是他选择了逃避，尽量少去，去了以后也尽量少停留。
创业所受的挫折也使他备受打击。在失去书店和培训班后，秦大贺建过一个网站，想做办公用品配送，但他却没有心劲去推广，网站只是建起来放在了那里。为了给自己点压力，毫无经验的他又投钱开了一家餐馆，餐馆开张两星期后，惨淡的状况就让秦大贺解散了雇来的厨师和服务员，在门上贴了“转让”。这两件与以前毫无关联的投资并没有让他产生压力和动力，他只是为了有事可做，但又怎么都提不起兴致，他头脑麻木，精神涣散，投资只是为了打水漂听个响声。
麻将真是个好东西，象某种药或者酒，它会使你忘掉烦恼，忘掉失败，忘掉郁闷，忘掉心灵或身体上的痛苦，忘掉昨天、现在和未来，忘掉你自己；它让你比螳螂捕蝉更专心，比情人接吻更投入。你码着牌，算计着，紧张着，刺激着，兴奋着，在缭绕的烟雾里超脱着，摸着了“炸弹”，炸开了金库的大门，哆嗦着手一阵忙乱的狂揽；而输钱的人决不会善罢干休，红着眼迫不及待地掷起了骰子。牌桌上，除了转动着眼珠琢磨如何打好一张牌和张着嘴巴期待下一张牌以外，什么都抛到九宵云外去了。
秦大贺打牌有个特点：不看别人的打的牌，只看自己手里的牌。他把自己的牌小心翼翼地排放整齐，紧张地数着牌，并在心里按概率计算着，胡牌的概率应该是很大的，但他胡牌的次数却总比别人少。摸牌的人把牌面向下，然后姆指在牌上，食指或中指在牌下，非常有力度并且吱吱有声地一搓（这一招秦大贺总是学不会），然后吸一口气，象县令举起惊堂木一样把牌高高举起，咬牙切齿在桌上狠劲一砸：“炸弹！”这惊天动地的声音几乎让秦大贺玻璃弹球一样正骨碌着的心脏在桌面上炸裂，同时又差点震破了桌面下秦大贺那负重累累近似透明的膀胱。因此，当大贺摸着“炸弹”时，就会轻轻把牌放在桌子上，小声说：“不好意思，摸了个炸弹。”这令牌友们更加愤怒。
两年了，这是孩子出生后的两年，也是秦大贺真正无所事事的两年，秦大贺的麻将生涯终于被自己和孙丽英结束了，秦大贺解脱了。
转让餐馆的钱输完了，以前开书店时积累的十余万也完了，秦大贺突然发现输光了的时候的这一天晚上，也知道一切都完了。这一天，秦大贺回到家，突然发现孙丽英一个人也从娘家回来了。晚上，两人分床而睡，夜里，孙丽英的手机短信声响了几次，大贺意识到了什么。后半夜，当秦大贺在地板上爬向孙丽英的床头柜上去偷孙丽英的手机时，孙丽英突然从梦中惊醒，她吓得一声尖叫……
后来的事情秦大贺麻木地配合着，结婚证终于换成了离婚证。虽然孙丽英不承认她有外遇，说那个人只是对她表示关心的一个大学同学。“我就是和别人好又怎么啦？！你看看你这些年都做了些什么？你挣钱了吗？你对孩子怎么样？你对我怎么样？你对我爸我妈怎么样？我爸我妈为了你女儿都快累死了！你口口声声说你爱孩子，可你对孩子做了什么？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两年在干什么吗？你还说我给你的只有压力没有动力，可是你想想，这些年是谁在支撑这个家？是谁在拉扯你的孩子？你给家里做了什么贡献？你的脾气还越来越大！你都快把我折磨死了你知道吗？”
为什么总是逃往北京呢？
秦大贺在车上想到，那是在天都市上大学期间，在二年级的一个暑假里，大贺到北京去找在北京上大学的高中同学张春风玩，张春风介绍他一起推销一本叫《劳动法指南》的书，每卖出一本，可以挣一百元钱。几个星期里，张春风已经卖了七八本书，而大贺背着一本样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溜来溜去，却一个单位的大门也不敢进，直到马上就要开学了，大贺该回天都的前一天，终于硬着头皮进了一家看起来不起眼的单位。那个国营大型企业的人事部门负责人对着大贺胡侃了一通，而秦大贺只是恭恭敬敬地听着。整个推销过程大贺说了不到十句，比如我是人民大学的学生，我们学校出了一本权威的指导性的对劳动法解读的书，打八折，发票可以开全价等；而那个处长可能说了有一千句，内容有时政热点，有民生百态，有精辟见解，有艺术狂想等等。最终，处长一看表说：噢下班了，那你明天就送四十本《劳动法指南》来吧，给全国的分公司用。那一个暑假，大贺体会到了北京的钱是多么好挣，所以，虽然毕业后大贺去了南方，但大贺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下意识地向北京跑。北京也许会有好运气的，这是北京给大贺烙下的印。
和以前不一样的是，这一次逃往北京大贺已经没有了退路。
丁香一样的惆怅，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雨巷，油布伞，哀怨的姑娘。为什么惆怅？为什么芬芳？无人的雨巷，惹人心疼的姑娘，她是谁？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想哭，哭什么？十五岁的少年，村子里妈妈的叫骂声，傻笑的姑娘？没有姑娘，没有丁香。杨一霏，不爱说话的杨一霏，不屑一顾的杨一霏，公务员杨一霏，更上一层楼的杨一霏……“秦大贺，你真好玩”，“秦大贺，你太犹豫了”，“秦大贺，你太让人失望了”，“你谁呀？”。
生存，生存？南都的出租屋，北京的出租屋，蟑螂，大蟑螂，小蟑螂，大大小小的蟑螂，一天到晚游来游去的鱼，一天到晚飞快地爬来爬去的蟑螂，一条一条的鱼，成群成群的蟑螂，臭鱼味，炒河粉，打工妹，炒鱿鱼，老板的情妇，奔驰车，淋病，梅毒，尖锐湿疣，招聘，招聘，招聘，出租，出租，出租，金融危机，明天的早餐，房租，房东，“下个月涨房钱了啊”。
鱼泡眼牌友，大背头牌友，胡子哥牌友，瘦猴牌友，大肚子牌友，同学牌友，诈胡，偷牌，串通，心理战，三缺一，钓鱼，点炮，假钞，烟雾缭绕，口干舌燥，哗哗哗，哗哗哗，不行不行，再来一圈，柜员机取一千，又取两千，又取四千，又取五千，三万，七万，八九万了吧，唉！超过十万了。
宝贝，奶嘴，奶粉，妈妈，爸爸，姥姥，姥爷，别人什么生活，我什么生活？嘿嘿嘿，嘿嘿嘿，滚蛋！你什么东西！我眼睛瞎了我！妈妈！妈妈！宝宝别哭！呜呜呜，呜呜呜，滚滚滚！滚滚滚！你配吗？你配吗？去死吧！去死吧！去死吧！
开住北京的火车继续往前急驰，秦大贺扭了扭身子，以便坐得稍微舒服一点。旁边的乘客张着嘴打着呼噜一直往秦大贺身上靠，大贺看他五大三粗，肮脏的头发和络腮胡连成一片，两个黑洞洞的鼻孔里探出的鼻毛像海底生物一样翕动着，就只是动了动，没有把他推醒。
窗外的山腰上，一些火光星星点点，秦大贺知道那是在土法炼油。再往远处，黑黢黢的夜里还能依稀看见山的轮廓的暗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