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新政 第五十三章 朋党
纵观两人履历，鄂尔泰和张廷玉都是文人出身，都是能干之臣，，可是因为这种原因，两人从雍正末年开始就一点点离隙，从最开始的互相瞧不顺眼，到后来的争论拌嘴，矛盾一点点升级。
鄂尔泰与张廷玉不和始于雍正十一年以后，因为那时在外任职的鄂尔泰刚刚调回京城，俩人才有了面对面的交集。
那时俩人堪称雍正的左膀右臂，而论地位张廷玉明显高于鄂尔泰，张廷玉那时是军机处的领班，堪称宰相。
可鄂尔泰的功劳也是不小，虽然被削去了爵位，可在雍正眼里鄂尔泰仍旧是劳苦功高之人，特别是鄂尔泰刚刚回来的那时，雍正视之如亲兄弟，这待遇只有十三爷和年羹尧有过，这让一向高傲的张廷玉也是心生妒忌。
特别是在雍正十年鄂尔泰刚一回京，雍正马上把他招进军机处，竟然把鄂尔泰排名排在了张廷玉之前，这让一手创建军机处的张廷玉很是气愤，看鄂尔泰就开始不爽了。
鄂尔泰性格豪爽，做事不拘小节，而张廷玉性情高冷，做事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这也是俩人矛盾的重要一点。
性格不合，就难以为友，以至于慢慢发展成敌人了，俩人虽然同在军机处班房坐班，可平常基本没有交流，就算打了照面也是冷脸相对。
俩人这样对立，自然身边围绕的人就有分别了，他俩是满汉的代表人物，也是最大官职的官员，所以朝廷内外官员纷纷站队。
虽然最开始满臣多依服鄂尔泰，汉臣多依服张廷玉，可后来却是依服鄂尔泰的多于依服张廷玉的，这与俩人的性格有关。
鄂尔泰性格豪爽，喜欢结交朋友，特别是很看重人才，他在云贵多年，跟随他的很多将领都被他举荐升了官职，所以他在军队中威信很高。
鄂尔泰经常被皇上委任为乡试和会考的主持官员，很多初入官场的士子都把他当做老师看待，而他也是不分贫穷贵贱，都积极帮助，这也让他在广大知识分子中口碑越来越好。
而张廷玉就跟鄂尔泰不同，他性情高冷，文化高深，所以一般人入不了他的眼，除非是有大才艺者才能得他青睐，一般文人都不得近身。
俩人风格完全不同，鄂尔泰就像开了个夜总会，只要好欢乐者都能进入把酒言欢，而张廷玉开的却是高端俱乐部，只有有了建树的人才能入会，而且实行的是严格的会员制，以茶会友。
两方人马也是经常互相诋毁，鄂尔泰方骂张廷玉方是老古板老迂腐，张廷玉方骂鄂尔泰方为乌合之众往来多白丁，一时间很是热闹。
其实，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是最忌讳官员结党的，因为朋党是以控制中央和地方政权，垄断仕途，独占各项经济权益为宗旨，以党同伐异为特征，而以残害政敌为其实现目标的手段，简单点说就是在中央政权内部，形成的不同的政治派别或利益集团。
“朋党”极具破坏性，造成统治集团分裂，直接危及一代王朝的稳定，更为严重的是导致社会动乱，东汉末年，外戚和宦官掌权，控制朝政，朝政大乱，唐末“南衙北司”之争、“牛李党争”等，各党派拉帮结伙，互相攻讦，以致藩镇割据，天下大乱。
特别是明代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和东林党的党争最为严重，阉党利用厂卫等特务机构镇压异己势力，把持朝政，陷害忠义之士，无恶不作，终致明朝灭亡。
总结朋党之祸，正所谓“国无党祸而不亡”，朋党的恶性膨胀造成了朝政的紊乱和一代王朝的毁灭。
这引起清朝统治者对朋党之祸的警惕，力图吸取前朝教训，防止朋党的滋生，一旦发现“朋党”，即予以严厉打击。
清朝顺治年间，为防止宦官结党专权，避免重蹈明末覆辙，顺治帝裁撤厂卫制度，将宦官事务一律归属内务府管理，并从人数、品级等方面对宦官进行了全方位的限制，剥夺了宦官权力，为防止文人结党，讽议朝政，从思想上巩固清朝统治，禁止文人学士以诗会友，聚会议政。
顺治十七年，顺治帝严厉申
饬：“请敕部严饬学臣实心奉行，约束士子，不得妄立社名，纠众盟会，其投剌往来，亦不许用同社同盟字样，违者治罪。倘奉行不力，纠参处治，则朋党之根立破矣。”同时，还实行官吏选拔的回避制度等，以期全面且彻底地斩断朋党滋生的土壤。
康熙帝曾经明确地说过：“明末朋党纷争，在廷诸臣置封疆社稷于度外，惟以门户胜负为念，不待智者知其必亡”。
这可是康熙帝经过血的教训总结出来的，因为康熙初年，四大辅臣之一的鳌拜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乃至滥杀政敌，其权势之盛，凌驾于皇帝之上，致使政治紊乱。
此后，又出现了索额图、明珠等满洲贵族结党，徐乾学、高士奇等为代表的汉人结党，他们私相勾结斗争，贪污腐败。
康熙末年，九子夺嫡，各皇子为争夺皇权自立门户，拉帮结派，政局一度混乱，可见当时朋党问题的严重性，康熙帝对其严厉打击，才稳定了政局。
雍正年间朋党也很厉害，八爷党在胤禛已经登基，大势已去了的形势下，仍旧死性不改，妄图死灰复燃，再加上后来的年羹尧的结党乱政，这些着实给雍正以沉重的打击，也给朝廷带来了很大损失。
雍正帝深受党派斗争的危害后，作《御制朋党论》 ：“今之好为朋党者，不过冀其攀援扶植缓急可恃，而不知其无益也，徒自逆天悖义，以陷于诛绝之罪，亦甚可悯矣。朕愿满汉文武大小诸臣合为一心，共竭忠悃，与君同其好恶之公，恪遵《大易》《论语》之明训，而尽去其朋比党援之积习。”
他把这篇《御制朋党论》张贴在乾清门，让每个进宫的大臣每天都看一遍，以示警示，可见雍正对朋党的深恶痛绝。
虽然各朝个代都深受朋党之争的危害，也都采取了很多严厉的措施，可却难逃“割韭菜定律”，打倒一批，没几年就又兴起一批，真正的层出不穷。
这也可以理解，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官的地方就有朋党，这是社会规律。
（本章完）
鄂尔泰与张廷玉不和始于雍正十一年以后，因为那时在外任职的鄂尔泰刚刚调回京城，俩人才有了面对面的交集。
那时俩人堪称雍正的左膀右臂，而论地位张廷玉明显高于鄂尔泰，张廷玉那时是军机处的领班，堪称宰相。
可鄂尔泰的功劳也是不小，虽然被削去了爵位，可在雍正眼里鄂尔泰仍旧是劳苦功高之人，特别是鄂尔泰刚刚回来的那时，雍正视之如亲兄弟，这待遇只有十三爷和年羹尧有过，这让一向高傲的张廷玉也是心生妒忌。
特别是在雍正十年鄂尔泰刚一回京，雍正马上把他招进军机处，竟然把鄂尔泰排名排在了张廷玉之前，这让一手创建军机处的张廷玉很是气愤，看鄂尔泰就开始不爽了。
鄂尔泰性格豪爽，做事不拘小节，而张廷玉性情高冷，做事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这也是俩人矛盾的重要一点。
性格不合，就难以为友，以至于慢慢发展成敌人了，俩人虽然同在军机处班房坐班，可平常基本没有交流，就算打了照面也是冷脸相对。
俩人这样对立，自然身边围绕的人就有分别了，他俩是满汉的代表人物，也是最大官职的官员，所以朝廷内外官员纷纷站队。
虽然最开始满臣多依服鄂尔泰，汉臣多依服张廷玉，可后来却是依服鄂尔泰的多于依服张廷玉的，这与俩人的性格有关。
鄂尔泰性格豪爽，喜欢结交朋友，特别是很看重人才，他在云贵多年，跟随他的很多将领都被他举荐升了官职，所以他在军队中威信很高。
鄂尔泰经常被皇上委任为乡试和会考的主持官员，很多初入官场的士子都把他当做老师看待，而他也是不分贫穷贵贱，都积极帮助，这也让他在广大知识分子中口碑越来越好。
而张廷玉就跟鄂尔泰不同，他性情高冷，文化高深，所以一般人入不了他的眼，除非是有大才艺者才能得他青睐，一般文人都不得近身。
俩人风格完全不同，鄂尔泰就像开了个夜总会，只要好欢乐者都能进入把酒言欢，而张廷玉开的却是高端俱乐部，只有有了建树的人才能入会，而且实行的是严格的会员制，以茶会友。
两方人马也是经常互相诋毁，鄂尔泰方骂张廷玉方是老古板老迂腐，张廷玉方骂鄂尔泰方为乌合之众往来多白丁，一时间很是热闹。
其实，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是最忌讳官员结党的，因为朋党是以控制中央和地方政权，垄断仕途，独占各项经济权益为宗旨，以党同伐异为特征，而以残害政敌为其实现目标的手段，简单点说就是在中央政权内部，形成的不同的政治派别或利益集团。
“朋党”极具破坏性，造成统治集团分裂，直接危及一代王朝的稳定，更为严重的是导致社会动乱，东汉末年，外戚和宦官掌权，控制朝政，朝政大乱，唐末“南衙北司”之争、“牛李党争”等，各党派拉帮结伙，互相攻讦，以致藩镇割据，天下大乱。
特别是明代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和东林党的党争最为严重，阉党利用厂卫等特务机构镇压异己势力，把持朝政，陷害忠义之士，无恶不作，终致明朝灭亡。
总结朋党之祸，正所谓“国无党祸而不亡”，朋党的恶性膨胀造成了朝政的紊乱和一代王朝的毁灭。
这引起清朝统治者对朋党之祸的警惕，力图吸取前朝教训，防止朋党的滋生，一旦发现“朋党”，即予以严厉打击。
清朝顺治年间，为防止宦官结党专权，避免重蹈明末覆辙，顺治帝裁撤厂卫制度，将宦官事务一律归属内务府管理，并从人数、品级等方面对宦官进行了全方位的限制，剥夺了宦官权力，为防止文人结党，讽议朝政，从思想上巩固清朝统治，禁止文人学士以诗会友，聚会议政。
顺治十七年，顺治帝严厉申
饬：“请敕部严饬学臣实心奉行，约束士子，不得妄立社名，纠众盟会，其投剌往来，亦不许用同社同盟字样，违者治罪。倘奉行不力，纠参处治，则朋党之根立破矣。”同时，还实行官吏选拔的回避制度等，以期全面且彻底地斩断朋党滋生的土壤。
康熙帝曾经明确地说过：“明末朋党纷争，在廷诸臣置封疆社稷于度外，惟以门户胜负为念，不待智者知其必亡”。
这可是康熙帝经过血的教训总结出来的，因为康熙初年，四大辅臣之一的鳌拜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乃至滥杀政敌，其权势之盛，凌驾于皇帝之上，致使政治紊乱。
此后，又出现了索额图、明珠等满洲贵族结党，徐乾学、高士奇等为代表的汉人结党，他们私相勾结斗争，贪污腐败。
康熙末年，九子夺嫡，各皇子为争夺皇权自立门户，拉帮结派，政局一度混乱，可见当时朋党问题的严重性，康熙帝对其严厉打击，才稳定了政局。
雍正年间朋党也很厉害，八爷党在胤禛已经登基，大势已去了的形势下，仍旧死性不改，妄图死灰复燃，再加上后来的年羹尧的结党乱政，这些着实给雍正以沉重的打击，也给朝廷带来了很大损失。
雍正帝深受党派斗争的危害后，作《御制朋党论》 ：“今之好为朋党者，不过冀其攀援扶植缓急可恃，而不知其无益也，徒自逆天悖义，以陷于诛绝之罪，亦甚可悯矣。朕愿满汉文武大小诸臣合为一心，共竭忠悃，与君同其好恶之公，恪遵《大易》《论语》之明训，而尽去其朋比党援之积习。”
他把这篇《御制朋党论》张贴在乾清门，让每个进宫的大臣每天都看一遍，以示警示，可见雍正对朋党的深恶痛绝。
虽然各朝个代都深受朋党之争的危害，也都采取了很多严厉的措施，可却难逃“割韭菜定律”，打倒一批，没几年就又兴起一批，真正的层出不穷。
这也可以理解，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官的地方就有朋党，这是社会规律。
（本章完）